三 理论指向
如果陈梁书的意义直接体现在它对近代以来中西思想交融促成中国专门思想-学术史的整理之传统的继承的话，那么它更为深沉的意义则从该书的理论指向上体现出来。今天的中国学者聚集起来研究政治理论，自然不是为了在智性上的自我娱乐。之所以政治学者们要紧张地处理“西方的”政治理论与“中国的”政治理论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他们对于中国“现代”变迁及其“西方”前导经验要紧张地加以分疏，之所以他们要将政治理论的思考与政治实践的关联紧紧地挂起钩来，就是因为中国（内地、台湾以及香港）的当代政治生活，对于政治理论的急迫需要。内地改革开放的进程，早已经走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边沿。但是，政治理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的理论支持，显得严重不足。台湾民主的进程在遭遇“统独”、族群问题的时候，究竟应当如何应对，也需要政治理论来加以解释和指引。而香港在回归之后如何可以在政治上有更为健全的发展，也愈益引人注目。对于今天的大中华地区而言，政治理论需要的急迫性，甚至可以说超过了以往历史的任何时刻。积聚操汉语的政治理论学者的智力资源，聚集中国政治理论建构的组织力量，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与作用。就此而言，陈梁书的出版，也就恰当其时了。而陈梁书中所收的所有论文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实践关注，也就值得我们予以高度的关注。或许，在这种持续的努力中，“中国的政治理论”的诞生，就是可以指望的了。
诚如编者指出的，现时内地与港台学者“致力融通东西方政治思想以求发展出一套本土政治理论。本土政治理论之所以是‘本土’是由于它必须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社会及文化结构中，然而，这并不代表本土政治理论就必须要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基础，无论是儒家、墨家、道家、法家或佛家，都只是发展本土政治理论中的一部分思想元素。在战后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的政治理论的发展中，以John Rawls及Ronald Dworkin为首的自由左派、以Federick A.Hayek及Robert Nozick为代表的新右派、以G.A.Cohen及Jon Elster为主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及由John Roemer及David Miller为骨干的市场社会主义学派可以说是鼎足而立，对西方及解体后的前苏联及东欧国家都具有十分大的影响力。西方的政治理论发展，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非常蓬勃。其在知识世界的影响力，也非常大。若未能吸收这些理论的精华，及检讨其限制和不足，是几乎不可能为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出一套坚实的、现代的和能面对国际社会的理论”。 [26] 这一论述，表明中国政治理论研究在方法处境和理论建构上的两个重要关系，已然构成相应研究具有创获的前提：一是本土与外来的政治理论磨合，二是传统与现代的政治学说关联。只有在本土政治理论资源得到富有理论力度的整理，同时对西方现当代风云际会的政治理论争辩加以创造转化的基础上，中国的政治理论研究才能获得国际学术界承认的理论尊严。这样的理论设定，就与前此指出的大中华地区现实政治发展对政治理论的需求，构成了推动这一地区加强政治理论研究的双重的、强劲的动力。
唯有有效回应大中华地区政治发展需要，同时创造性整合中西政治思想资源，才有可能创制中国的政治理论。而试图建构起“中国的政治理论”，意味着在大中华这个地域范围内从事政治理论研究的人们必须实现几个理论目标，才有资格谈论这一命题。首先，能够将源自西学的政治理论融入中国的传统学术体系之中，提出相应的概念、判断与推理，从而摆脱中国作为纯粹的西方政治理论消费者的角色困扰。自近代以来，中西政治理论主要分割在不同的学术研究群体中，相互隔离地进行着探究。 [27] 这是一种必须打破的研究定势。在政治理论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研究者只能研究西方政治思想，或者只能研究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者分工方式，对整合政治理论的研究资源极其有害。围绕政治活动的中心问题，自由而富有研究规则地利用中西政治思想资源，创造性地阐释政治理论问题，是中国政治学界能够产生富有创建的政治理论的观念前提。相应地，一个研究者如果只能就“西学”言说“西学”，就“中学”言说“中学”，他是不足以达到探究一般政治理论问题的层次的。
其次，需要中国政治学者贴近中国现实的同时超越中国现实，从而提出为国际政治学界愿意讨论的、具有中国经验背景的政治理论命题。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理论始终处在一个悖谬的状态：如果贴近中国现实论说政治问题，常常流于助长某些权势人物胡作非为的荒诞；如果超越中国政治现实，又将政治学理论的论说变成了严重脱离现实的挂空玄谈。结果两种所谓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尝试，都未能有效提升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品质。中国政治学理论之贴近而又超越中国政治现实，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含义：一是指政治学理论必须正面应对中国政治转型提出的严肃理论问题，而不做任何回护和逃避，并由此给出解决现实中国政治问题的答案；二是指政治学理论必须脱离现实政治力量尤其是国家权力的支配，仅仅服从政治学的理论逻辑，从而给出解决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超越党派、超越利益、超越群体的纯粹知识答案；三是指政治学理论必须具有因应中国政治现实需要，却有效融汇了中西古今政治智慧，以之给出真正具有政治学公度性的答案， [28] 而不是提出一种小团体孤芳自赏的封闭性意见，既无法让国际政治学界产生讨论的兴趣，也无法为中国政治的现代转型提供理论动力。
再次，需要中国政治学者建立起围绕上述话题进行论证的学术共同体。这是中国政治学者封闭的探究、自负的期许所实现不了的目标。大中华地区没有承诺现代政治学理论逻辑的学术共同体。中国内地分裂性的左右之争，早就将基本的政治共识遗忘脑后；而内地、港、台的政治学者之间，既缺乏沟通，又缺乏联动的研究机制，更缺乏彼此看重的研究成果。因此相互之间的研究需要，与内地、港、台的政治需要不同相扣合，造成一种即使对话，也是自说自话的尴尬状态。大中华地区甚或说汉语地区（除港、台、内地以外，包括新加坡等地）的政治学理论研究，都处在一种有形或无形的隔绝状态。这当然与大中华地区的政治处境差异紧密相关，但也与这一地区缺乏互动的学术机制有关。加强大中华地区的政治学理论研究资源的整合，促使这一地区政治学理论研究者的积极互动，是建立有效整合政治学理论研究资源的前提条件之一。对此，这一地区的政治学理论研究者应当有一种危机意识，否则不足以走出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散装状态，也不足以走出缺乏理论创获的窘境。恰如陈梁书编者所言，“对于大中华地区来说，它目前面对最大的挑战是政治、法律及经济前景的不明朗，政府缺乏一长远、有系统的远见以引导发展的方向。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大中华地区亦缺乏足够的理论资源以助这一远象的产生”。 [29] 政治发展的欠明晰，与政治学理论的发展欠成效，是相互写照的两种现实。这无疑促使大中华地区的政治学理论研究者团结起来，以整合有限的政治学理论研究资源，借此为这一地区的政治发展解困，同时促成政治学理论研究的资源凝练。好在陈梁书可以看做一个象征：合作已然开始，关键是如何持续。
最后，中国研究政治理论的学者必须脱离严重依赖政治权力的知识习性，从而形成能够影响、约束甚至是控制国家权力的政治学争论的理论规则，并以自身对国家权力的规范，赢得相应的理论尊严。对于大中华地区来讲，政治发展之作为政治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动力，在中国内地地区处在一个相对港台而言的落后水平。长期政治权力的强势控制，导致身在大陆或人在境外海外但心在大陆的一些政治学学者，患上了尚不自知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他们身上，自然或不自然地表现出来一种对权力的膜拜或畏惧心理。因此，他们总是习惯于从非国家权力机制上追究中国内地政治发展迟滞的原因，总是将发展迟滞的结果归咎于资本或大众，结果以貌似高超的思辨或看似严谨的政治科学论证，得出放纵国家权力的不当结论：譬如，有政治学者总是让人们警惕大众的权力，从而提倡一种颇具迷惑性的强力精英论说； [30] 再如，有政治学者总是让人们警惕国际资本的侵入，却绝口不提国际资本大肆侵入中国，并损害中国人权益的国家权力之必须负上的决定性责任。 [31] 这都是偏离现代政治学理论主流的论说，但因为论说者的纵横捭阖、“科学论证”，常常让人们轻易信从。其间存在的放纵国家权力的危险，却不为人们警觉。须知现代政治学理论是以规范权力、保护权利为职志的，一旦放弃了这个最基本的政治学理论责任，那么这样的理论最多具有一种为权力提供便利出路的“价值”，除此之外则无法发挥更为重要的引导现实健康走向的作用。自然，这些物议，也无助于汉语政治学理论进入国际政治学主流，只能流于一种边缘的批判或诋毁。显然，围绕国家权力的规范化论题来建构大中华地区的政治学理论，应当成为这一地区政治学理论获得国际尊重的实在理由，也是这一地区政治学理论获得理论尊严的最重要标志。
当然需要进一步提问的是，究竟是建立“中国的政治理论”是一个最值得追求的目标呢？或者是对一般政治理论做出知识推进意义上的贡献更为重要呢？就前者来看，涉及恢复近代以来中国受到西方思想学术的全面冲击之后丧失自信的信心重建问题。就后者而论，关系到中国人对现代知识体系的推进性贡献问题。前者自然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而后者可能才是大中华地区政治学理论研究者所应当努力实现的目标。一个仅仅局限在“中国的政治理论”范围中建立起来的自信心，是不足以保证操汉语的政治学理论研究者进入国际政治学界的。因此总的来说，这样建立起来的自信心，还是自我保障而非国际政治学界保证的自信心。中国政治学者必须进入国际政治学界的通常话语场，以中国现实政治与传统资源，融会西学政治学资源，来深入探究政治学理论问题。这似乎也是一种“政治理论在中国”的形式。但这已经是两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形式了：在迈入近代门槛的时候，初级阶段的“政治学理论在中国”，体现的是一种中国政治学者以西方政治学理论整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资源的状态，这是一种低阶位的状态；而这里的政治学理论在中国，表现的则是中国政治学者融入国际政治学界，探究共同的理论话题，提出共同的命题，展开富有个性的理论探索，做出国际政治学界承认的独创性贡献的状态，这是一种高阶位的状态。后者当然更值得期望。
自然，陈梁书还做不到这一点。该书所收的文章，虽然都有所见，但亮出主张或表明意见的意义，还明显强于旨在提供寻求国际政治学界承认的政治学成果的意义。编者自谓，这本书具有一定象征作用，内地、港、台学者“致力融合东西方政治思想以求发展出一套本土政治理论，我们深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现在才是起步的阶段，亦因为如此，两岸三地的学者更感到当中的逼切性及重要性，这本论文集正是对这阶段的一个记录”。 [32] 此言甚是。要真正提出高阶位的“政治理论在中国”的成果，不是态度就可以奏效的，而是艰苦的、长期的理论探究的结果。
[1] 本跋语原为《政治理论在中国》一书编辑约请而撰写的书评，刊登于《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冬季卷（总第24期），收入本书时有较大增改。
[2] 陈祖为、粱文韬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牛津大学（香港）出版社，2001。
[3] 参见陈弘毅《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载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第12～25页。
[4] 参见陈祖为《道德自主、公民自由与儒家思想》，载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第65～93页。
[5] 参见蔡英文《人权之议题——人之主体权利、国家之政治权力与文化差异性》，载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第113～139页。
[6] 参见陈强立《人权理论与儒家思想之整合——一个后设理论问题》，载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第94～112页。
[7] 参见石元康《天命与正当性——从韦伯的分类看儒家的政道》，载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第26～64页。
[8] 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第5页。
[9] 参见李强《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中国自由改革下国家建设的挑战》，载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第141～168页。
[10] 参见钱永祥《自由主义为什么关切平等——当代的一个看法》，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第169～187页。
[11] 参见江宜桦《台湾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与困境》，载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第188～217页。
[12] 参见甘阳《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第218～232页。
[13] 参见粱文韬《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载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第233～256页。
[14] 参见王晓莹《中国的改革——没有资产阶级主体的资本主义革命》，载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第257～282页。
[15] 李翰林：《唯物史观、民主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载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第283～311页。
[16] 参见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治理的意义》，载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第312～341页。
[17] 顾忠华：《公民社会在台湾的成形经验》，载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第342～369页。
[18] 吕大乐等：《在家庭与政治社会之间：香港公民社会的构成》，载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第370～396页。
[19] 参见本书第十七章“政治思潮的西学东渐”。
[20] 参见本书第十六章“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对同一问题的讨论。
[2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3页。
[22]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附录“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新星出版社，2005，第589页。
[23] 〔美〕威廉·邓宁：《政治学说史》，谢义伟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第3页。
[24]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邓正来译，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2页。
[25] 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第1页。
[26] 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第2页。
[27] 只要看看今天中国学术界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几乎完全隔绝的研究群体及其学术活动，就可以明了来自苏联的那种“教研组”大学制度造成的学术伤害。政治思想的研究者不是针对问题展开运思，而是就教研组的教学、研究活动范围展开相应的群体思考，注定了这样的研究群体难以获得任何学术创获。至于表面上强势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教研组教研机制，在实际运行时几乎总是以个体化的方式进行着，就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就更无谓消耗了本来就不丰富的政治学研究资源。参见任剑涛《自我规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载《东岳论丛》2012年第11期，第5～13页。
[28] 一般而言，人们认为现代政治价值问题的表达，不具有公度性。但是，在知识上是可以具有超越价值分歧的公度性的。参见本书第6章“‘不为激情所扭曲’：政治信仰与凡人历史——纪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
[29] 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第2页。
[30] 如刘小枫对大众的轻蔑、对哲学王的推崇，就引导着一种神秘主义的精英政治思潮。加上他对中国宪政与政治领袖关系的断言，可以很好理解他主张的“中国的施特劳斯主义”内涵的现实政治指向。至于他的主张对中国社会政治论说的影响，可参见徐戬选编《古今之争与文明自觉——中国语境中的施特劳斯》所收有关文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1] 如王绍光近期撰写的论文《大豆的故事——资本如何危机人类安全》，就只字不提国家权力对国际资本作为的影响乃至制约，只是一个劲地谴责国际资本生产的转基因大豆如何往中国狂泻。作者引用的数据颇多、列表翔实、批判有力。但如果引入国家权力对国际资本作用这个变量，恐怕其分析大多不能成立。是文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第87～104页。
[32] 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