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决断时刻

东亚各族群和居民没有为冷战的突然结束做好准备，正如他们以前没有为一战和二战的突然结束做好准备。他们仍然远离世界秩序的中心和冲击波的发源地，被动和勉强地陷入了梁启超青年时代的同样处境，在三种不同的共同体路径之间无所适从。一百多年来，泛华夏主义和大中华主义的想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破坏了凯末尔式小民族主义的生长机会，延长和加重了大清内亚秩序和列强条约体系瓦解的混乱，加速和方便了列宁主义的入侵。三十年代的国民党企图纳赛尔诸夏，正如六十年代的纳赛尔和萨达姆企图蒋介石阿拉伯。前者的失败为黄雀在后的共产国际扫清道路，播种和滋养了不育的冬虫夏草人民共和国。后者的失败为黄雀在后的伊斯兰主义扫清道路，将世界文明的摇篮留给德黑兰和拉卡的圣战斗士。

中国的挑战性最强，危险性最大。她身为共产国际的嫡系继承者，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建立在所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非法性之上。她在自身有效统治范围内，没有或不愿找到替代列宁主义的行为模式。在她的认知图景和历史经验中，成功源于弱者-挑战者的巧妙策略：弱者-挑战者依靠欺骗性合作，利用强者-统治者的资源，建立强者不能控制的平行体系，最后制造反戈一击的机会，实现弱者和强者的角色互换。这种行为模式非但不是背叛，反倒是弱者伸张正义的不二法门和政治成熟的主要标志。弱者如果没有充分理解任何规则和承诺都是某一方或各方压迫和欺骗其他各方的阶段性工具，就不可能不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背叛其历史使命：运用一切必要手段，建立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在她的认知图景中，历史包括公开和秘传两种。公开的历史只是宣传材料，无需认真对待和尊重，用于操纵外围群众，包括有待改造的国内和国外各种势力。自我和他者的认知边界不在中国和外国之间，而在列宁主义者团体和国内外异己势力之间。西方在宗教战争时代曾经相当熟悉这种模式，在主权国家时代却失去理解和判断这种模式的良好感觉。秘传的历史是一种汉尼拔教育，用于训练核心干部和假定接班人，包括以下的内容：

现有国际体系与其说是各主权国家实体的平等博弈，不如说是长期历史演化形成的几种政治体系的不对等博弈。由于历史演化路径的差异，不同体系形成了不同的宪制结构和认知结构。因此，这些体系对同样的局势形成了不同的认知模式和反应模式。由此形成的结构性冲突不同于共同演化体系内部各行为主体的利益性冲突，增加了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和冲突的危险性。在共同的演化体系内部，不同行为主体的关系能够大致化约为利益交换和利益冲突。纯粹利益冲突的协调不需要改变当事各方的宪制结构和认知结构，因此危机管的难度较低。结构性冲突的行为主体如果修改宪制结构和认知结构，就可能逾越自身演化路径形成的约束条件，从而导致自身的崩溃和自身所在政治生态位的重组。结构性冲突的行为主体如果不能足够有效地调整自己的宪制结构和认知结构，协调失败而导致国际体系破裂的可能性就会大大超过单纯的利益性冲突。目前中国发展给世界体系带来的挑战以结构性冲突为主，而双方的危机管控手段以利益协调机制为主。因此基于利益分析的现实主义外交在不断解决众多具体问题的同时，未能阻止中国-世界结构性冲突的升级。

我们现在所知的国际体系，是西欧封建体系长期演化的结果，源于没有主权国家概念和国内国际区别的多层次政治网络，在多层次主体的博弈驱动下，演化形成了威斯特法利亚式主权国家体系，经过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霍布斯式斗争，产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威尔逊主义集体安全体系，威尔逊主义经过二战和冷战的考验，深刻地塑造了当今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结构。现存大多数行为主体之间的纠纷局限于利益冲突范畴，不致妨碍威尔逊式集体安全机制的运作和扩展。只有俄罗斯、中国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能够引发危险的结构性冲突，现有的各种协调机制都难以有效地管控危机，原因都牵涉到以上三种行为主体的历史演化和认知结构。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中国对世界体系的冲击最具挑战性。俄罗斯虽然在军事上比中国更强大，但其认知结构和历史路径融入国际体系的广泛和深刻程度非中国所能比拟。俄罗斯虽然坚持一战前的霍布斯式博弈模式，不肯完全接受威尔逊主义的约束，但其觊觎范围和冲突风险局限于本国周边地带，没有在全世界范围扩展势力的迹象，更没有颠覆国际主流价值观的能力和期望。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渗透虽然遍及全世界，但其挑战仍然很难达到主权国家的层次，除非被更有力的挑战者利用，不大可能造成危及整个国际体系的局面。

列宁主义团体和全世界异己势力的关系，相当于科学家和实验原材料的关系。前者的高尚动机和伟大计划，不是后者所能理解的，只能通过欺骗和劫持才能实现。团体首先伪装成国民党的忠诚支持者，在国民党的许可和资助下，在国民党不甚珍惜的边缘地带建立平行体系，最后诱使国民党和日本开战，利用苏联的力量取代了国民党；第二步伪装成苏联的忠诚支持者，在苏联不太重视的边缘地带（例如坦桑尼亚或高棉）建立（北京中心取代莫斯科中心的）平行体系，最后诱使苏联和美国冲突，利用美国的力量消灭了苏联，升级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力量；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在冷战结束后伪装成美国的忠实合作者，利用美国的默许在更多边缘地区扩展势力，用重建明清朝贡体系的希望引诱团体外的国内势力，最后诱使俄罗斯和伊斯兰势力和美国冲突，在最近几年公开了冷战后国际体系的愿景。最后的角色互换一旦成功，不仅意味着资产阶级世界的结束，而且意味着国内外所有统战对象的鸟尽弓藏和渐次消灭，一如失去国民党和开明士绅和失去苏联老大哥的革命老干部。在团体的认知图景中，美国的让步和默许无异于国民党和苏联的类似举措。如果历史规律注定你失败，你就会像以前的失败者一样愚蠢。这种愚蠢的反复重演，最有力地证明了团体信奉的历史规律确实是宇宙真理。因此团体在下一阶段更有必要遵循历史规律的要求，重演反戈一击的举措。历史经验和认知结构不同的其他行为主体面临类似的形势，就不会表现出这种行为模式。类似拥抱熊猫的政策用于其他对象，成功的先例甚多。国民党怀柔地方军阀和中国共产党，对前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苏联培养亚非拉小国的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对前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美国援助全世界不发达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对前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拥抱熊猫政策的失败原因在于：认知图景的形成锁定于特定的历史路径，因此具有相当顽固的不可逆性。普通的老虎可以驯化，部分原因在于她的记忆库没有存储食人的经验策略。同样的技术用在吃过人的老虎身上，就很可能增加自己被吃的机会。

这种解释体系存在根本性的因果错置，足以导致团体面临自我毁灭的风险。然而团体如果没有获得其他可行的替代路径，就很难放弃经过历史验证的有效成功策略。团体如果贸然接受其他解释体系，就会将自己降格为改过自新的犯罪集团。这种前景比自我毁灭还要糟糕，相反的可能性更大。如果团体最终重塑世界体系，就有希望修改全人类的认知图景。这种实验已经在中国国内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未必不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团体即使因此失败和毁灭，至少还能将自己的命运解释为帝国主义的邪恶和历史的暂时曲折，无需留在资产阶级世界扮演反面角色。北京不能摆脱这种认知图景的可能性甚大，因此有极大的机会在今后五到十年转向以下政策：利用过去三十年赢得的红利，试探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底线，尽可能在亚太地区取代美国，至少争取事实上的中美共治局面。这种策略如果成功，远东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可能性就会消失。一战前的霍布斯式博弈如果重现，所有各方都会损失惨重。北京很可能是损失最大的一方，然而认知结构的缺陷很可能妨碍她充分评估这种可能性。若非如此，她在2012年以后的举措就会难以解释。美国如果释放可以解释为默许的错误信号，亚太各小国就会面临选择的压力。部分小国可能变成北京的附庸，从而增加后者进一步挑战的可能性。拒绝臣服的各国势必结成类似奥格斯堡同盟的体系，其中肯定会包括日本。日本在解除美国保护和约束的假定条件下，就会轻易恢复东亚英格兰的自然地位，相对于大陆强国享有巨大的优势。这种极其危险的可能性是否成为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有关各方认识和探讨其他可能性的努力。

1999年以后的世界就其时空坐标而言，已经不具备另起炉灶的机会窗口。任何潜在的挑战者都必须面临比德国、日本、苏联更加不利的条件，甚至事与愿违地扫清世界秩序的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既缺乏承受刚性冲突和恶性军备竞赛的能力和意志，又不能忍受既成事实或接受某种实质上等同于体面失败的斡旋。她只能重演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的策略，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割处理，一面整军经武、一面发展经济，采取默许但不让步、拖延但不放弃的外交路线，将残酷的决断留给未来。她只能希望：依靠国内的励精图治和国际形势的自然演变，有朝一日会出现比今日更为有利的局势。如果未来并非如此，她其实无计可施。她能够反对美国的地区仲裁权，却无法反对美国的世界体系。世界体系限制了她的路径和层次；但若没有世界体系的保护和支持，她的处境就不会比1930年代的中华民国更安全。政治外交的失败和经济外交的成功能够为她争取最长久的缓冲时间，但不一定能达到她需要或希望的程度。无论经济外交是否成功，政治外交的成功都会引起重铸东亚体系和中国自身结构的大风暴；但单独改造世界体系本身的可能性甚微，对她自身也并不有利。从长期历史的角度看，列宁主义无非就是帝国解体和民族建构中间过渡期的插曲。通俗口号意义上的民主只是国民共同体建构过程的一个侧面。国民共同体不存在，国民主权者自然不可能存在。主权者缺位，自然会吸引入侵者。近代化意味着民族-民主建构的最终完成，等价于列宁主义从长征到灭亡的宿命。两大列宁主义党派合流，预示1848年原则即将浮出水面。民进党吃掉国民党，第三势力吃掉民进党，实际上就是浅绿和深绿的对立取代蓝绿对立，台湾共同体的国族认同功德圆满。随着香港政治改革的纠纷日益升级，类似的进程正在香港展开。任何熟悉台湾解严初期社会气氛的人都能看出，今天的香港和二十年前的台湾多么相似。

2016年以后的东亚格局酷似1972年以后的世界，只是层次和数量级相应地降低了。北京接替了莫斯科的角色，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陷入日益狭窄的境地。铤而走险意味着迅速的毁灭，避重就轻意味着缓慢的衰竭。河内继承了北京在1972年的生态位，反戈一击的报酬足以保障一段类似北京八十年代的蜜月，但她自身的列宁主义团体早晚会构成最后转型的障碍，背叛只能保障将决断推迟到北方巨人的威胁解除以后。平壤已经关闭了所有的回头路，无法逃避残酷和血腥的结局，除了收拾残局的困难以外，不会留下太多的悬念。只有北京统治的东亚／内亚广大土地，仍然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背后没有波兰或韩国，只有一片完全不符合近代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模型的内亚丛林。战国－秦汉延续了诸夏的有机共同体，尚可称为邦国（state）。后来的列朝和列国非但不具备邦国的性质，甚至不具备共同体的性质，也就是说她们不是所在社会的自发秩序，而是漂浮在社会之上的冒险家集团。即使郡县制都失去了绝对主义的涵义，变成冒险家集团针对资源的外在开发。北朝隋唐体系和辽金元清体系都是内亚秩序的延伸，秩序生产力来自中原郡县编户齐民区域以外，在内亚组织资源的输入渠道衰弱或中断后，就越来越无法继续维持中原的秩序。编户齐民在内亚体系中不占重要地位，接近于罗马帝国的埃及和大英帝国的印度。印度知识分子对德里副王朝廷的看法，仅仅代表大英帝国极不重要的侧面。儒生对天下的道德统治／和平主义理念，实际上反映了降虏社会处在组织资源输入区或依附地位。内亚部族共同体或部落联盟的宪法结构才是天下体系的核心，相当于大英帝国的日耳曼习惯法。

吏治国家的宪法结构比部落联盟、千篇一律的原子顺民比参差不齐的武士团体更容易统治。所谓汉化其实就是组织资源的衰竭，跟王朝大一统切断或损害了多国体系时代畅通的内亚组织／科技输液管关系甚大，无一例外地构成王朝退化和灭亡的先声。大清天下体系早在西方殖民主义来临以前，已经走上了同样的道路。穆斯林的火炮和坚船正在马六甲和棉兰老攻城略地，进犯广州只是时间问题。日本武士在明末来得太早，中亚部落在清初又来得太早。大清如果没有殖民主义的规训和保护，恐怕早已亡在这些秩序输出者手中。二十世纪初叶的内亚／东亚社会开始效法欧洲和日本，试图建立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她们最初的成就并不比拉美各国更差，只是缺少美国这样善意和强大的保护人。列宁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二十世纪初叶开始的共同体构建，当时草创的几种模式无一足以胜任如此复杂的使命。苏联共产主义体系利用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阴差阳错，击败了日本泛亚主义体系和国民党大中华主义体系，向大清遗留的内亚／东亚输出自己的秩序。毛泽东利用冷战和反殖的阴差阳错，切断了苏联的输液管，导致了六十年代的秩序崩溃。北京输出革命的失败，本身就反映了解放军和特工组织的退化。梁山化其实是“去苏联化”的必然结果，相当于大唐大清的汉化（去内亚化）和衰落。二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地下组织就人力和金钱而言都不及六七十年代，然而渗透颠覆能力比后者强大得多，不是因为伍豪和赵容老了，而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组织资源。六七十年代的苏联特工机构在亚非拉全线征服了梁山的输出，从另一个角度映证了前述的组织资源落差。随着苏联体系的崩溃，内亚／东亚的列宁主义庶子沦为孤儿。美国主导的威尔逊主义秩序如日中天，伊斯兰极端主义构成主要挑战者。孤儿陷入陌生的新世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内亚帝国体系和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矛盾／列宁主义收割机和市民社会的矛盾／陆权和海权的矛盾都处在延迟释放的状态。瓶塞一旦打开就会相互牵动，将一百多年积累的历史运动压缩到短暂的时间窗口内。未来不得不从当初中断的地方重新起步，秩序真空可能引起新的入侵和溃败，然而开放的路径本身就具备无穷的魅力，因为决断时刻的毫厘之差都会留下长久和深刻的印记。

#全书完#

1 毛泽东和基辛格策划围堵苏联，以土耳其、伊朗和中国为前线国家。中国是东亚的反苏前线，正如土耳其是西亚的反苏前线。中国作为反苏的前线国家，可以获得美日大后方的援助，正如它原先作为反美的前线国家，获得了苏联大后方的援助。随着安全保障的增加，军队和计划经济的重要性相应地降低。参见基辛格回忆录。

2 孙德刚：《论1979年、1980年美台“准联盟”关系的形成》

3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第478-479页

4 1945年12月29日，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正如蒋介石企图在美苏之间耍手腕一样，蒋经国作为昔日的联共（布）党员，也想在蒋介石和我国之间耍手腕，他会把自己装扮成苏联的无私朋友……蒋介石的亲信并不喜欢蒋经国，不仅因为后者以前是左派，而且因为他是蒋介石政治遗产的觊觎者。事实上蒋经国是一个平凡的人，因此丝毫不能和宋子文那样的生意人和政客相比。”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98页

5 周恩来负责的特务工作处下辖四股：保卫股／情报股／特务股／匪运股，办公地点在汉口余积里12号。刘育钢：《顾顺章：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第二章第二部分；李春远：《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共的秘密社会工作》，《二十一世纪》，总第58期

6 1960年代“中苏大论战”开始后，中共对外政策日趋激进，1963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又称《二十五条》），重新树立了“世界革命”的旗帜，提出要坚决支持亚非拉反帝革命斗争。文革结束后，华国锋仍然继续这一立场。比如，《人民日报》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发表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继续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文说：“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根据毛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科学分析，做好对外工作，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7 越南共产党吞并南越以后，刚刚完成类似苏联和中国的土地改革和公私合营，苏联就解体了，不得不改革开放。西方舆论对共产主义的宽容在三十年代以后不断下降，到越南共产党胜利的七十年代已经所剩无几。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也不像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那样激进，因此越南社会的破坏比苏联和中国时间段程度轻。

8 中国和南斯拉夫背叛苏联，牟取西方的支援，前提是苏联仍然是共产主义国家。一旦苏联共产党瓦解，即使威权主义的俄罗斯，也不失为西方的表兄弟，比共产主义的中国和南斯拉夫更值得西方支援，同样的背叛策略就不再有统战价值了。

9 参见张在虎：《苏联苏共二战后初期中苏关于中国俄侨问题的交涉与斗争》，《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1期；汪之成《上海俄侨史》／费成康《中国租界史》和《米特罗欣档案》

10 邓小平打越南，包含向美国交投名状的意义。越南打高棉，包含向苏联交投名状的意义。冷战一结束，北京和河内都停手了。

11 市场经济是多中心的调节体系，企业家分散决策。他要负责预测需要多少工人，生产多少产品，能够向消费者卖出多少。预测错误的企业家破产，让位给预测正确的企业家。计划经济只有国家计委一个决策中心，企业经理只是执行人员。国家计委必须算准全国需要多少工人，生产多少产品，消费者消费多少产品。人民公社必须实行，因为非如此不能控制农产品的销售和工农产品的交换。如果生育决策权继续分散在各家庭，计划当局就无法保证全国劳动力供应符合生产计划和销售计划。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就是说自由生育和资本主义是配套的，计划生育和社会主义也是配套的。毛泽东虽然打击他，但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其实比毛泽东高。

12 外围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培养的干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培养的干部。匪谍派和毛派的罪行和错误跟他们没有直接关系，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所得利益跟经济发展成就挂钩。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接近于李鸿章对清兵入关的态度，为了给经济发展营造稳定的环境，他们需要和平与秩序。他们为了避免“折腾”，希望把共产党改造或伪装成正常国家，但这样可能弄假成真，使核心党丧失权力。

13 日本外务省编：《外交青书》，1998年，第320页

14 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第156页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台湾问题重要文献资料汇编1978.12-1996.12》，红旗出版社，1997，第1277-1278页

16 本节的4~7小节的发表时间约为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