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五：关于山东派兵的政府声明

（山東派兵に関する政府声明）

[文书名]关于山东派兵的政府声明

[場所]

[年月日] 1927年5月28日

[出典]日本外交年表以及主要文书下卷，外务省，第96页

[備考]

[全文]

最近发生在中国的动乱，特别是南京、汉口以及其他地方的事件的情况，展现出了军事混乱之际，中国政府没能充分尽到保护的责任，所以才导致了居留在当地的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重大的损害。这是对帝国的名誉造成损害的暴行，所以现在中国北方的动乱严重的情况下，难以断定没有再次出现这种事情的危险性。现在，前述战乱波及到济南地区的话，关于居留该地的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难以放下危机意识。居住于该地的帝国臣民有一千多人；同时，该地是距离海岸很远的内陆，所以靠长江沿岸各地的海军力量来进行保护终究是不可能的。因此，帝国政府为了防止恶性事件的再次发生，到了不得不派出陆军士兵来保护当地国民的生命财产的地步。然而，为了进行前述保护性的派兵需要很长时间来进行准备，而战局却时刻发生变化。考虑到这一点，帝国政府决定姑且先采取应急措施，从在满部队中抽调约两千士兵派往青岛。通过这样的陆军力量来进行保护的行为只是为了保障当地国民的安全而已，完全是出于自我防卫考虑的不得已的紧急措施，不仅对中国及其国民不抱有任何不友好的意图，而且也不会对南北双方军队的作战进行干预或是妨碍其军事行动。

帝国政府声明，如今是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进行派兵。不过，帝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永久驻扎在当地的意图。到了当地的国民不再有遭受战乱的威胁的可能性之后，帝国政府将立刻全部撤回派遣军。

1 越飞遗书《致里昂·大卫度维奇·布隆施泰因》

2 世界革命的支持者有理由认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违反了列宁主义，只不过反映了无产者内部堕落分子的诉求，方便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追求享受。马克思和列宁认为，热月政变的领袖就是法国革命阵营内部贪图享受的堕落分子。托派不久就宣称，斯大林分子就是俄国革命的热月党人。

3 参见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

4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文件集第2卷，1926-1927》第一册.莫斯科，1996，第257页

5 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1895-1944），德国人，192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他在上海为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工作时，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合作关系。

6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532页

7 虞洽卿（1867-1945），浙江慈溪人，1920年合伙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长。1923年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他是东正教徒，上海东正教徒活动关系网的中心。安利烈·帕夫洛维奇·虞是他的教名。康生曾在他手上做事，被捕后由他保释出来。

8 唐纯良著《李立三全传》：“有一次，一个开澡堂的青帮小头目常玉清的徒弟绑架了李立三，有几个上海大学的学生看见了，就跑去报告党中央，中央赶快设法营救他。但是，李立三很快就回来了。他向中央报告说，常玉清是一个小头头，联系他有利于工运，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行动。从此，他同青帮徒弟和下层头头就有了比较好的关系。”青帮头目王汉良也在五卅运动中保护过李立三。

9 1925年12月，斯大林指出，应该实行旨在“日本和英美之间打入楔子的方针”，在中国北方要容忍日本，革命工作不能过左，在南方不能刺激英国，要集中于内部的巩固，不容许北伐。次年3月，陈独秀要求国民革命军立即远征吴佩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特别使团团长布勃诺夫表示强烈反对。中山舰事件爆发后，布勃诺夫转而支持北伐。6月，斯大林又派维经斯基来中国制止北伐。7月，迫于北伐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远东局不得不做出应对，而他们采取的紧急措施中限制性的规定比支持的措施多。北伐军进军江西时，远东局还提出应停止继续北进，与张作霖召开和平会议，缓和武装干涉的危险。参看《北伐问题争论的演变与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实质》，马连儒，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1期

10 作为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运动长期发展的自然产物，英国工党一开始就把改良主义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传统接受下来，与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英国共产党自1920年成立以后，提出集体加入工党的申请，但工党年会以绝对多数否决了这项提议，此后坚持排斥共产党。

11 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委员联席会议（1926年10月28日）

12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

13 苏智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上海帮会的动向》

14 同前注。

15 栗月静《上海工人运动背后的帮会》，《文史博览》2011年第11期

16 同前注。

17 同前注。

18 指一度拜在他门下的汪寿华等人绑票勒索，破坏江湖规矩。

19 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

20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6-20页、第71页；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

21 同前注。

22 《阿布拉莫夫给诺莫夫的电报》（1927年9月6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七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6页

23 徐焰：《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第16页

24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387页

25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2月），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16页

26 《皮亚特尼茨基写给斯大林的信》（1928年6月1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483-485页

2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9号（特字第28号）纪录（摘录）（1928年6月11日），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七卷，第492-293页

28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续）》，第17-18页、24页

29 周恩来当时领导组织科和特务科，特务科包括：保卫股、情报股、特务股和匪运股，参见刘育钢：《顾顺章：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以及李春远：《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共的秘密社会工作》，《二十一世纪（扩增版）》第二期（2002年5月31日）。

30 王建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香港中文图书供应社，1974-1975，第163页

31 立宪政友会，1900年由伊藤博文创立。先后组织第四届伊藤博文内阁（1900-1901），第一、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1906-1908，1911-1912），原敬内阁（1918-1921），高桥是清内阁（1921-1922），田中义一内阁（1921-1929）和犬养毅内阁（1931-1932）。1940年解散。政友会的成员包括一半藩阀、一半民党，是为了消除旧有的藩阀和民党对立、进一步完善议会体制而产生的。其后，藩阀政治逐渐式微，而政党政治因此而得以完善。

32 立宪民政党通称“民政党”。1927年6月1日，由宪政会和政友本党合并成立。组织滨口内阁、第2次若槻内阁，和立宪政友会（政友会）共同实现两党制。1940年8月15日解散，和立宪政友会合流为大政翼赞会。民政党与三菱财阀关系密切，主要代表城市资产阶级利益。与政友会相比，稍带自由主义色彩。

33 他把外交留给币原，等于回到了竞选时发誓要改变的旧路上，放弃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跟建制派妥协，背叛了竞选时吸引群众的承诺。

34 関静雄编著：《近代日本外交思想史入门》，ミネルヴァ書房1999年版，第133页

35 日本国防政治学会：《太平洋戦争への道•1》，朝日新聞社1963年版，第458页

36 《輸入及輸出の禁止及制限の撤廢の爲の國際條約》见附录4

37 周鲠生（1889-1971），国际法学家，曾任武汉大学校长。1927年，他写下《革命的外交》一书，主张：“中国今日所需的不是绅士式外交，正是流氓式的外交”，“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都要一概打破”，要“利用民众势力”，要“主动的、攻势的”“遇事生风、小题大做”。1949年后他曾任中共政府外交部顾问、人大代表，1956年加入中共，文革时被抄家。

38 陈源（1896-1970），散文家，西滢是他的笔名。三一八事件发生后，他认为学生“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被鲁迅痛骂。

39 Emerald submission, No.7006, dated 29th March 1927, Nanjing Incident(March 1927)), ADM.1/8711/149, FO228/3576/27, NA. London.

40 《森冈领事关于南京事件为共产党煽动应对南军暴行予以制裁之意见书》，收于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I第一部第一卷》，1989，第528页

41 同前注，第527页

42 京师警察厅编译会，《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收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四十一辑（文海出版社，1988），第60页。

43 1927年3月24日，进入南京的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实际负责人）兼政治部主任为李富春，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为林伯渠）劫掠英美日领事署及外人商店、住宅、学校、医院。英领事H. Giles受伤，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美国人）及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等遇害。日本驻南京领事森冈正平报告外务省：“昨日（即24日）自上午7时至11时30分，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军所属中国士兵约150人在准备了驴车、马车等搬运工具的情况下，身着军服，携带步枪，络绎不绝地闯入领事馆，随即开始了武装抢劫。……现场有士兵高呼：‘中苏一家，日英是帝国主义，赶走日本人，他们的财产自然就是我们中国的啦！’”

44 同前注，第242-250页

45 同前注，第32-34页

46 同前注，第90页

47 同前注，第70-85页

48 同前注，第62－65页

49 同前注，第257－258页

50 小谷豪冶郎：《币原外交第一遣外舰队----关于南京事件与汉口事件》，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第272-275页

《（编号420）关于缓和南京事件要求条件以避免共产派推动蒋介石下台一事币原外务大臣致驻中国公使芳泽电（1927年3月30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I，第一部第一卷》，第529-530页

Doc.29, F4648/1530/10, Sir. E. Howard to Sir. Austen Chamberlain, BDFA, Volume 32

51 《（编号411）参谋本部第二部关于南京事件对蒋介石总司令及武汉政府之方针（1927年3月28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I，第一部第一卷》，第519页

52 1928年5月1日，国民政府北伐军进入济南后打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还捣毁了日本人办的经销《满洲日报》的济南日报社。据北伐军第六十五团团长李默庵回忆，“进入日本使馆区时，第六十四团的士兵看到使馆区悬挂着日本国旗，便上去给扯了下来……5月2日，进城部队还未有组织收拢，仨一群俩一伙地在街上活动，不断有到日本大使馆去的，放两枪就又走了。”5月3日，十余名日本侨民也在济南城中被中国军民以“鸦片贩子”的罪名处死。双方摩擦愈演愈烈，引发强烈对抗。据日本方面的调查，此事件中中国市民的死亡人数为3600人，伤者1400人，日军死亡26人，伤157人。济南事件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指示各地党部“切实指导各种民众团体，如商会、商民协会、学生会、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及与日商有交易往来之各行商，联合组织抵制仇货委员会，主持关于对日经济绝交之一切事宜。”

53 关于济南事件，《山東派兵に関する政府声明》见附录5

54 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第517页

55 田中义一：“南京政府值得列强信赖。” From Tokyo to H. M. Minister, 13th May, 1927. FO228/3587.

56 田中义一：“日本对于贵国的内乱固然可以一概不予干涉，但共产主义如果在贵国得势，便断难袖手旁观……日本绝对没有支持张作霖，不用说物质，就是替张说话都没有过。日本的希望只在于满洲的治安得到维持，便已安心了。”李华译：《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纪录》，《近代史资料》总第45号（1981年8月），第218-224页

蒋介石：“（田中义一）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中国之统一。”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二卷，第111页

57 《殷汝耕阳酉电（1928年5月7日》，《黄郛档案》第二盒，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微卷

58 傅启学编著：《中国外交史（下）》，台湾商务印书馆，第462页

59 蒋介石命李济深试探“英国取何态度？有何法补救？籍察英日对此事是否协调。”《蒋介石致李济深电》（1928年5月9日），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三卷，第299-301页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告诉李济深：“中日若决裂，英必守中立。美领意见略同，初战美必不参加。宜宣布日兵横暴证据，以博世界舆论之同情，最为上策。”《李济深致蒋介石电》（1928年5月14日），《黄郛档案》第二盒，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微卷

蒋介石命黄郛恳请美国出面斡旋：“将福田条件及今日报告抄交美领，从中调停如何？”《黄郛致蒋介石电》（1928年5月13日），《黄郛档案》第二盒，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微卷

5月23日，美国国务院表示：“日本和其他各国都有义务遵守《九国公约》。”《纽约李锦纶参事来电》（1928年5月24日），《黄郛档案》第二盒，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微卷

60 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提出：美国为了反对殖民主义，在苏伊士危机中绥靖纳赛尔，导致欧洲盟国丧失了维护海外利益的兴趣，结果在越南战争时期，无法阻止欧洲盟国绥靖胡志明。

61 赵瑞：《阎锡山通敌叛国罪行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158页

62 《阎锡山日记》，1931年10月6日

63 孔繁芝，尤晋鸣：《阎锡山与亚洲民族大同盟》，《山西档案》，2009年第6期

64 同前注。

65 珠海市政协、暨南大学历史系著：《唐绍仪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89，第317、318、325、347页

66 博克多格根（1869-1924），又称博克达汗，外蒙古的藏传佛教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名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1911年12月宣布外蒙古从清朝独立，自称“大蒙古国皇帝”，1915年因大部分王公不支持独立，改为自治。

67 满洲青年联盟刊行委员会：《满洲青年联盟史》，密歇根大学，2006

68 图兰民族指的是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所有族群，甚至包括朝鲜和日本，这个概念在1870年代由土耳其帝国知识分子在德国发明出来，最有名的代表是齐亚•乔加勒夫，他认为土耳其版图应由阿尔泰山至博斯普鲁斯海峡。

69 土耳其民族行动党与阿塞拜疆的灰狼党是坚定的图兰主义者；狼是突厥族传统图腾。

70 小林元：《回回》中国回族古籍丛书编委会·中国回族古籍丛书，宁夏人民出版社，银川，1992，第102页

71 工部局（上海市议会）当时已经近乎绝望，宁愿通过杜月笙和汪寿华的斡旋，以解除鸦片贸易的禁例为饵，换取远东局对外人生命财产的保护。总董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等人甚至认为四一二清党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且谓欧美各国均有共党，其人数虽不多，其声势则甚大”，二十四小时解决上海共党的“呓语”不值一驳。参见布莱恩·马丁《上海青帮》和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72 孙莹、丁惠希著：《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第219页

73 Merlo J. Pusey, Charles Evans Hughes (New York: Macmillan, 1951, 2 vol). 517.

74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三章“动荡年代”，第四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

75 Akira Iriye,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New York: Longman Inc., 1987, P.5. 转引自王立新著：《美国的国际秩序观与远东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东南亚研究》第四-五期（2003年5月）。

76 参见涅任斯基，《俄国与黑海海峡》。苏联在洛桑会议期间，企图唆使凯末尔拒绝跟协约国和解，发动工农群众，向列强挑战，收回黑海海峡。凯末尔明智地预见到，这样会使土耳其完全依赖苏联。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海峡和土耳其本身都会落入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者手中。他决定接受列强的要求，把海峡交给国际委员会，从而结束了土耳其革命时期的土苏联盟，排除了土耳其和英法结盟的障碍，随即大举镇压国内的共产党。换句话说，他暂时放弃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革命斗争。蒋介石在同样的情况（远东局的1927年上海滩密谋）下，发动了四一二清党。国民政府有意识地自比凯末尔，参见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77 黄志高：《凯末尔革命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共产国际、苏联的对华政策》

78 见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79 指戴季陶的理论试图将国民党说成既是中华道统的继承者，又是新时代的革命者，如同将土耳其苏丹和青年土耳其党领袖混为一体。

80 蒋介石1929年讲话。

81 蒋中正、陶希圣：《中国之命运》，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和发展》

82 史全生：“江浙财团与蒋介石政权的建立”，《江海学刊》1984年第4期

83 指蒋介石将中央势力伸向西部各省，直至新疆归顺。

84 穆煜《“四·一二”前后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学术月刊》1964年第4期

85 Report of the Hon. Richard Feetham: to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Shanghai: North-China Dailg News & Herald, 1931—1932. 转引自王敏：“上海何去何从?—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 第105-117页

Richard Feetham是南非法官，他在上海的调查从某种意义上讲，预示了李顿调查团在满洲的下场。

86 王敏：“上海何去何从?—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第105-117页

87 同前注。

88 “Possibility of a ‘Free City of Shanghai’, ” Robert L. Jarman, Shanghai Reports, Vol.16, pp.17—18，出处同前注。

89 “Sir Austen Chamberlain to Sir M. Lampson(Peking),” Robert L. Jarman, Shanghai Reports, Vol. 16, pp. 331-332, 出处同前注。

90 “Memorandum on Shanghai by Sir F. Whyte,” Robert L. Jarman, Shanghai Reports, Vol. 16, pp. 289-290，出处同前注。

91 “Sir M. Lampson to Sir Austen Chamberlain,” Robert L. Jarman, Shanghai Reports, Vol. 16, p. 359 以及Memorandum Respecting the Problem of Shanghai,” Robert L. Jarman, Shanghai Reports, Vol. 16, pp. 388-390，出处同前注。

92 “Sir M. Lampson to Sir Austen Chamberlain,” Robert L. Jarman, Shanghai Reports, Vol. 16, p. 352，出处同前注。

93 王敏，《上海何去何从？——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

94 《兵工厂整理计划草案及建设新兵工厂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2212

95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年版，第27页；第50-51页

96 马振犊：〈抗战爆发前德国军火输华述评》，《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1996年8月）

9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7), Vol. 2, p. 49

98 同前注，Vol. 2, p. 60

99 同前注，Vol. 2, p. 355

100 同前注，Vol. 2, p. 211

101 内政部调查局编印「共匪的特务工作与保密工作」九、十一页，一九五一年十一月

102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军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231-232页

103 郭华伦：《中共史论》，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印，中华民国五十八年九月，第238页

104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台北中文图书供应社，1974，第154-158页

105 岩谷将：《蒋介石、共产军、日本军----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国民党情报组织的成立和展开》，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第二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102年，第8页

106 参见徐恩曾在《暗斗》一书中的回忆。

107 王彬彬：《国共关系的一段往事》，《同舟共进》，2012年12期

108 刘存厚（1885-1960），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职于云南武备学堂，参与光复云南。护国战争中响应蔡锷。1917年任四川督军，后逐渐失势，但仍能控制绥定一带。1933年因剿匪战败被蒋免职。1949年在老同学阎锡山帮助下去台湾。

109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

110 力群：《一个值得查证的重要史实———初期推动陈济棠同红军谈判的中共使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资料》第66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

111 黄道炫：《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471页

112 同前注，第473-477页

113 土城之战，毛泽东称为一渡赤水。《康泽电蒋中正刘湘往军官团演说称中央军口头宣称进兵却迟迟未到》（1935年2月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民国二十四年（八）》，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206-035，第2页

114 李明瑞（1896－1931），原为桂系将领，因未能得到军长职位而勾结中共反蒋反桂，由邓小平等介绍入党，曾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红七军军长，在肃反中被以“企图率队逃跑”罪名杀掉。

115 “在宁都，调动80余人去前线在20天内全部开小差回来。某支部的党员竟听到要十分之一的党员，就把家属带到山上去躲藏。1933年‘11月15日集中到区的是1663人，到补充师的只有728人，路上跑了935人。’在万泰，‘东缝区报告140余人而实际加入红军只有7人，古坪区扩大100余人而到老营磐全部开了小差。’‘会昌三月份动员三百人参战，没有到前方就中途折回。’甚至瑞金‘九堡模范营全连开小差，团部不准他回，与团部对立起来，还敢登山打枪，结果开小差走了70余人。’在于都，开小差的可编一个师。” 何友良 等：《苏区研究论文精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139-140页

116 “会昌的某区少共区委，召开群众大会，把前后门关起，一个简单的号召以后，就要到会的一致加入，公开宣告。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在这一方式之下，少数的人起来报名了。主席就叫报名的另坐一边，夸奖他们勇于加入红军一番之后，便要已报名的向未报名的作斗争。而在瑞金，要么是封不当红军的人的屋子，要么是在不当红军人家的门口贴上耻辱牌。” 潘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与今后四个月的动员计划》，《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117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江西军区总指挥部联合通令----关于联合赤少队开小差问题（1933年4月16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印，1992，第107页

118 同前注，第144页

119 黄道炫：《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87页

120 同前注，第321页

121 《目前各級財政部的中心工作》，《红色中华》第33期，1932年9月13日

122 《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77页

12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广东琼崖地区》[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第45页

124 同前注，第55页

125 同前注，第81, 110, 46, 65页

126 “于都城某些党和苏维埃机关绝大部分工作人员，特别是负责人互相竞争贩卖谷盐进出口，因为这种生意是最赚钱的。谷子出口可换现洋，再贩盐进口……这方面的案例有县委书记刘洪清、县苏维埃主席熊仙壁、县财政部长罗凤林等。”朱钦胜：《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史》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第154页

127 “地主应编入永久的劳役队，富农则应编入临时的劳役队。在直接作战的区域，在军事必要时，即在直接作战区域的近后方，地主富农可以编入同一劳役队内。在基本地区，则仍应有这种区别。在所有战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地主富农应就地处决外，地主的家产全部没收，地主家属一律驱逐出境或移往别处，但对富农则只实行征发其粮食与现金，富农家属一般仍可留在原地。征发的程度可由当时战争的环境和战争的需要来决定，但不得少于基本地区的征发量。在所有基本地区，对于地主家产仍然是全部没收，富农亦应开始征发其粮食。暂时决定每人五斗谷子。富农捐款的百分比应相应增加。除对于商店、停业、逃跑、操纵居奇，造成经济恐慌，以相应敌人进攻的商人与资本家的财产应全部没收外，目前应开始在主要市镇向商人资本家募集捐款，帮助革命战争的经费。”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1934年5月20日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中字第3号），《关于地主富农编制劳役队与没收征发问题》，《红色中华》第129期，1934年5月23日

128 黄道炫：《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84页

129 俞兆鹏、张美琴：《中央苏区货币流通的经验与教训》，《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3年3月

130 同前注。

131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6卷，第262页

132 “豪绅地主和大富农都被赶出去了，同时又因为抗债的关系，农民无处借贷，粮食也不能出售，所以赤区农民感到革命后更痛苦，虽然是没有地主豪绅及高利贷者的压迫和剥削了。” 子修：《赣北工作工作综合报告（1930年7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第264页

133 “苏维埃初期，在苏区内乃至赤白边境地区打土豪，既是红军的政治任务，也为中共解决财政问题提供了便捷渠道。红军常有‘筹款部队专门负筹款责任’……1932年2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提到中共情况时说：‘工作将会进行得更快些，因为现在有钱。中央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价值约十万墨西哥元的黄金，从贺龙那里得到了一万五千墨西哥元的黄金。’1932年1月，赣东北苏区在自身财政已遇到困难时，仍响应中共中央‘各苏区要将筹款帮助中央作为目前主要战斗任务之一’的指示，先后给中共中央送去纯金条三百五十两。”同前注，第281页

134 “毛泽东1933年底在兴国长岗乡和福建才溪乡的调查，也证实了当时苏区兵源穷尽的现实。兴国长岗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45岁）407人，其中外出当红军、做工作的302人，占百分之七十九。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外出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百分之七十七……更具普遍意义的数据显示：1934年年中，中央苏区“红军家属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在兴国、瑞金、太雷、杨殷、上杭等有些区乡已达三分之二。”……宁都“固村、梅江发生不去运输的打他的鸡子，竹窄塖、丸塘乡用捆绑的办法，东山坝、特别是洛口，不去运输的罚苦工、禁闭”……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运粮食、抬担架基本上是妇女。’”同前注，第251页

135 同前注，第289页

136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供词：‘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美元，（相当）中国五六万元。实际国际的款都是俄国共党供给的。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掌握在周恩来手里……’”王建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香港中文图书供应社，1974-1975，第163页

137 同前注。

138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48、64、147页

139 《书记处致王明、康生电》（1936年6月16日）、《张闻天致王明、陈云电》（1936年11月20日）、《张闻天致王明、陈云电》（1936年12月5日）。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续）》，第17-18页、24页

140 托洛茨基的意思是：革命者如果不组成官僚机构，就会停留在业余爱好者的水平；如果组成官僚机构，自己就会变成官僚。老雅各宾党经过热月政变，变成了拿破仑帝国的行政官。

141 纳粹的掌权并不是对此前统治集团进行全面清洗的结果，德国仍留存有大量旧式贵族和职业官僚，尤以军队、外交和法院系统为甚。

142 张闻天：《无情地去对付我们的阶级敌人》，《斗争》，49（1934）：6

14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144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

145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146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六）》，东方出版中心，第243页

147 国民党后悔第一次联俄容共，发动四一二清党；为了对付日本，又第二次联俄容共。他们每一次都宣传，共产国际坑害了他们。问题在于共产国际的目标是公开的，行为是一贯的，就算第一次该怪别人，第二次难道不该怪自己么。

148 参见辽宁省党史研究所：《阎宝航自传》；关东厅警务局高等警察课：《国民外交协会排日运动大要》；尾形洋一：《沈阳的国权回收运动—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札记》。

149 王美平：《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东北问题——中、日学会的交锋》，《近代史研究》，2008年2月

150 “《赵凌勋给张学良等的呈文》1931年7月13日称‘东京蔡智堪密报若椒内阁藉万宝山事件以示威于北满，一举而欲造成其新势力于长春近郊，以便坚固其所得之长春路利权。’”辽宁省档案馆编：《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沈阳，1991，第101-103页。

蔡智堪的报告内容如下：“万宝山事件系乃若槻内阁对北满施威之试金石，恳我政府必须以强硬的与之对抗，虽须牺牲亦不可以辞。”辽宁省档案馆编：《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沈阳，1991，第104-105页。这种口吻与其身份极不相称，仿佛他已经习惯参加蒋介石-张学良政府的决策。

鉴于蔡智堪同时又是《田中折奏》的情报源，势必引发更多的猜疑。邹有恒的《<田中奏折>真伪论》（《外国问题研究》1940年第10期）说：“1929年，当时的外务省亚洲局长有田八郎认为，从文件的幼稚程度上看，凡是有点常识的人，一见之下便可识破其并非真物。”

秦郁彦在《追踪昭和历史的秘密》一书中，更是详细地罗列了奏折中的史实错误：第一，奏折称田中义一在欧美旅行的归途中在上海遭到刺客袭击，而事实上田中义一上海遭刺是在马尼拉的归途中。对于这样受过皮肉之苦的事件，当事人在上奏文中写错应该是可能性极小的。第二，奏折中称大正天皇与山县有朋等人商谈九国公约的执行问题，而事实上在9国条约签字前山县已经去世。第三，关于中国政府铺设吉海铁道问题。事实上吉海铁道的开设是在昭和4年5月，上奏的时期是昭和2年，也就是说，奏折是预知了2年后发生的事情。

1999年9月7日，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托洛茨基在被暗杀前的1940年，曾经向《第四国际》这本杂志投稿，称《田中奏折》是苏联特工1925年伪造的。

1928年以前，国民党无疑是有意识地执行共产国际外交路线的。1928年以后的国民政府在什么情况下是有意执行参照苏联、利用苏联但不同于苏联的新三民主义革命外交，在什么情况下是因为内部遭到渗透而无意中沦为斯大林的人肉盾牌，尚有一定的模糊空间。冷战时期的国民党为了攀附西方，明显夸大了后一种因素。共产党为了宣传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反动性，明显淡化了前一种因素。下面的材料暗示：在《田中奏折》问题上，前一种因素更有可能占主导地位。

国民党党史会曾在1953年6月以‘史北字第一一四号函’向1928年担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查证蔡智堪取得《田中奏折》事。王正廷于6月26日函复党史会。信函主要内容如下……‘当时东北尚有局部外交’，‘大致系各据所闻随时具报者居多’，‘谓所抄取之奏折……于折内字句行数之间，稍为变易。’……‘所费之款，记为万余至二万元之谱，系由部中秘密款项支出。’……‘我国之国际情报，确有真实而又灵敏之价值，田中奏折不可不视为噶矢。’”《王正廷致国民党党史会函》1953年6月26日，全文见程玉凤《台湾志士蔡智堪传》，台北，1981，第158-160页

151 周勇、耿密：《利益依归：九一八事变后英国远东政策演变（1931—1933）——以英国内阁文件为中心的分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1月

152 罗杰·路易《1919-1939年英国远东战略》（Roger Louis, 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牛津，1971年，第200页

153 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制：西方、国联与1931-1933年远东危机》（C.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West, 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伦敦，1972年，第200页

154 罗汉·布特勒《1919-1939年英国外交文件集》（Rohan Butler, Documents on Britain Foreign Policy, 1919-1939）伦敦，1960年，第2卷，第8册，第739号，538号，694号附件

155 《国际联盟委员会关于日华纠纷的报告》（李顿调查团报告）

156 王芸生：《中国国民党外交之回顾》（1931年12月23日），见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102年，第367页

157 1929年7月，在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氛围中，张学良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17日，苏联政府宣布从中国召回所有官方代表，要求中国外交官迅速撤离，断绝外交关系。9月至11月，“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进攻中国东北边防军，东北军战败。12月22日，东北地方当局代表蔡运升受张学良委派，与苏联代表谈判，达成《伯力协定》。在本次事件中，东北地方当局虽损兵折将，实力大为削弱，暴露出虚弱性。

158 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228-230页

159 家近亮子：《1935年蒋介石的分析----四川省建设与抗日战争的准备》，收于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102年，第185页

160 《蒋中正电请孔祥熙速照第一案公布发行四川公债七千万元以定川局》（1935年6月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统一时期（一四一）》，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10200-00141-005，第1-3页

161 家近亮子：《1935年蒋介石的分析----四川省建设与抗日战争的准备》，第187-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