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城贞吉与《时务报》“东文报译”
第二章 古城贞吉与《时务报》“东文报译” [1]
20世纪的头十年，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十年。当进入第二个十年时，中国持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帝王统治宣告结束，一个新纪元开始了。从旧到新，在这个被称为“过渡时代”的时期里，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汉语这一古老的语言也不例外。促成这些变化的是新知识的获得，而日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史学界用“西学东渐”来描述16世纪以后新知识的流向。对于日本，中国曾是西方知识的中转站，来华传教士们的中文著述译书是向日本传送新知识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是，随着日本明治维新成果的显现，传教士们开始热衷于向中国介绍日本的新变化，他们希望中国也能从中学到有益的东西，而中国朝野认真看待日本则是在甲午战败（1895）之后。在亡国亡种的危机意识下，统治阶层和知识界把目光转向了日本，试图通过日本在短时期内输入西方的新知识，振兴图强。首先，康有为编纂《日本书目志》，鼓吹翻译日本书；继而张之洞著《劝学篇》，掀起留学日本的热潮。在这些得风气之先的人的推动下，中日之间的知识流向发生了逆转，“蕞尔岛国”的日本成为中国师法的榜样。笔者在本书“语言接触编”中将这一近代知识获取的新渠道称为“日本途径”。
所谓“日本途径”，在人员交往 [2] 、数字传媒均欠发达的当时，主要指纸质媒体，即翻译成汉语的日本书籍。而要通过日本吸收新知识就必须掌握日语知识，译书更是以一大批中日双语人才为前提的。那么，日语教育和翻译人才的培养进行得如何？中国人何时开始具有日语能力，又是何时开始读日本书，并着手翻译日本书的？日语不是商业的语言，也不被当作文化的语言；加之对日语的错误认识，中国开始日语教育远远落后于其他外语。 [3] 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中收入了日本各种图书7000余种，但是《日本书目志》所根据的是日本书肆的图书目录，康有为实际购入并阅读过的日本书数量不多。尽管先觉者已经认识到日文图书的价值，但是由于图书购买困难和日语人才不足等原因，拟议中的翻译计划迟迟无法实现。可以说，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4～5年），中国还不具备通过日语汲取新知识的能力。然而，时代已经把“东文”紧紧地与近代新知识、与“文明”联系在一起了。“学习日语”被赋予远远超出单纯的外语学习的社会意义。1896年3月总理衙门遴选了13名青年去日本。当然，此时还只是为了培养外交活动所需的人才，并没有明确的向日本学习的愿望。另外，1897年3月京师同文馆设东文馆，正式开始日语教育； [4] 续之1898年2月农学会开设东文学社，延日人教授日语，是为第一所民办日语学校。同文馆的日语学习效果不得而知，农学会东文学社的学员樊炳清则于1899年译出《东洋史要》， [5] 同为东文学社学员的王国维亦开始在《农学报》上发表译文，东文学社的日语教育可以说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百日维新失败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向万木草堂的同学罗普学日语，罗普传授的“秘诀”被整理成《和文汉读法》，在当时的日语学习者中广为流传。从这个小册子中可以看出，在1899年罗普对日文已有了极深入的了解。 [6] 同样是在1899年，首批留学生中的唐宝锷、戢翼翚编写出版了有别于《东语入门》（1895）等前近代日语教材的《东语正规》。该书的上卷详细介绍了日语的语法体系，甚至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语法研究的水准。进入20世纪，日语学习书大量出版，以刊载日文中译为主的杂志、译自日语的其他各种书也大量发行，中国人的日语水平达到了实用的程度。短短数年，中国有一大批人掌握了日语，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翻译群体。借途日本学习西方的主张遂成为可能。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人获得日语知识之前，有过一个日本汉学家“越俎代庖”的短暂时期。 [7] 如冈本监辅用汉文撰写的《万国史记》（1880）向中国的读者提供了关于世界历史的知识。 [8] 《时务报》的古城贞吉、《农学报》的藤田丰八、《译书公会报》的安藤虎雄等都是在中国的日语翻译人才出现之前解燃眉之急的人物。尤其是古城贞吉，其负责翻译的《时务报》“东文报译”是大规模日文中译的开始。
一 日本媒体与《时务报》
中国的近代报刊始于西人，在南洋和广州刊行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使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magazine这一西方的传媒形式；鸦片战争以后，《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西闻见录》《万国公报》等在中国本土公开发行，强烈影响了中国的舆论界。日本人进入中国开展商业活动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晚西人几十年；受日本控制的报刊也是在甲午之后才开始出现，19世纪内计有以下数种。 [9]
·《佛门日报》：1894年1月创刊，被称为日本人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
·《汉报》：1896年2月12日创刊，报社经理是日本肥后宇地藩人宗方小太郎，主笔之一为肥后平户人冈幸七郎，自学汉文。该报于1900年9月30日转让给张之洞。
·《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在天津创刊，1899年4月29日转让给日本外务省，京都伏见人西村博出任报社经理。
·《上海新报》（第二期）：1897年创刊，旋即停刊。
·《同文沪报》：1900年2月3日创刊，主笔井手三郎，日本熊本县人，曾在温故斋、济济黉学汉文，1887年来华。
·《闽报》：1897年12月在福州创刊，周刊，后改为3日刊。
·《东亚时报》：1898年6月25日创刊，主笔为山根虎之助（立庵），1900年4月28日停刊。
这些杂志的出版时间短暂，阅读范围亦似乎有限，作为后来者，时代留给日本媒体的空间并不多。同时由于侵华战争等方面的原因，中国读者对日感情恶化，日本媒体始终未能在中国全面展开，其对中国社会、知识界的影响，以及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存在感，远远无法与西方媒体相比。 [10]
中国近代定期出版物的日本报道可以追溯到《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日本近事”，这时的日本被当作一个潜在的传教地。《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的日本信息在量和质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罗森的《日本日记》（连载于《遐迩贯珍》）以及由英语译成汉语的《日美亲善条约》《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等都使读者对日本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巨变更加促进了媒体对日本的关注，试图推动中国变革的《万国公报》等对日本进行了即时、详细的报道。 [11]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媒体中日本报道的“信息源”是日本的西文报刊，而不是日语的媒体。
二 《时务报》及其“东文报译”
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日本以迅猛的态势进入中国朝野的视野。这一时期创办的《时务报》《知新报》《农学报》《译书公会报》等刊物试图利用日本的信息推动中国的改革。
《时务报》是1896年8月9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在上海创刊的旬刊。发起人有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足迹的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创刊后，汪康年、梁启超还作为主笔写了大量的文章。《时务报》与《申报》（日刊）、《万国公报》（周刊）等当时的媒体不同，是由中国人主持的，在经济上、报道内容上独立于国内外的各种势力；其读者层是遍及全国各地的“官吏、士子、乡绅”等被称为统治阶层或候补统治阶层的人。《时务报》鼓吹维新改革，在戊戌维新期间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创刊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风靡全国，发行量突破了一万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1889年复刊的《万国公报》发行量为3000份， [12] 可知读者数量之多。百日维新期间，清政府命汪康年等交出刊物，改组为官报，汪不服，将《时务报》改名为《昌言报》。《时务报》遂于1898年8月8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第69册停刊，前后共发行两年整。
《时务报》的内容包括：论说、谕旨恭录、奏折录要、西文报译、路透电音、东文报译、翻译连载等。尤其在国外报刊的翻译、国际新闻的报道方面着力较大。总经理汪康年1896年春筹备期间就明确规定编辑方针是积极地传递世界最新消息，打破中国的闭塞现状。为了使国人“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旬至夜郎自大，坐井以议天地”，汪康年认为“非广译东西文各报，无以通彼己之邮”；“广译五洲近事”成为《时务报》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广译东西文各报”的办报方针下，日本报刊的信息被提高到与西方各报等同的重要地位。其实日本信息的重要性到甲午前后已被广为认知，只是苦于没有日语人才，无法利用。《时务报》从第1册就开始刊登译自日本英文报纸的文章，两年间译自日本英文报纸的文章达80篇之多。
《时务报》的“东文报译”是通过翻译日本报刊向中国社会提供信息的开始。《时务报》从第3册（1896年8月29日）起开辟“东文报译”专栏，第57册（1898年4月11日）起改称“东文译编”，至1898年8月8日第69册停刊为止，共刊载了56次。其中第51、52、55、56、59、61、63、65、67、68、69册没有登载。每一册为8～10页，按每页32字×15行=480字计算，约4000字，译者两年间的总翻译量超过40万字，向中国社会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13]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东文报译”的译者一直由古城贞吉担任，没有变动。
关于《时务报》及其相关人员，史学界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如闾小波的《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廖梅的《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等。但是，《时务报》与日本的关系、所受的影响等方面的考察仍嫌不足。例如闾小波的著作共260页，谈到日本的内容仅两三页。甲午之后，中国对西洋文明的容受已经不再直接从西方直接获取知识，而是经过日本，考虑到这一点，廓清《时务报》与日本的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
从中日文化交流的视角对《时务报》“东文报译”进行考察的意义在于：第一，定期刊出的“东文报译”无论在信息的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使日本信息获得了与西方信息平等的地位；第二，为中国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资源，梁启超的一系列言论如果没有来自日本的思想资源是不可想象的；第三，“东文报译”在文体、所使用的词语上与中国传统的《京报》和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都不相同，其给予汉语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三 翻译者的选任
如前所述，翻译国外媒体的报道文章加以刊载是《时务报》的既定方针，“东文报译”在筹备阶段就开始寻找翻译者了。《时务报》共有翻译9名，其中英语5名，法语2名，俄语、日语各1名。任职时间最长的是英语翻译张坤德和日语翻译古城贞吉。闾小波指出这两人都是黄遵宪通过朋友物色的， [14] 但是就古城贞吉而论，似乎不完全如此。在《时务报》的筹备阶段汪即委托姻亲、驻日公使馆馆员查双绥在日本物色日文翻译人员，经人推荐，最后选定日本熊本人汉学家古城贞吉（字坦堂）担当译事。这一情况可以从查双绥给汪康年的回信中了解到。有关内容如下：
嘱代物色翻译一节，我国通中西文者，尚不乏人（上海一区，不难物色），通中东文者，实不易觅（署内东文翻译已不敷用）。刻下略通东文诸君，或在总署，或办交涉事宜，在中国者无论矣。此间能通东语者尚夥，精者亦不过四五人，而能通东文者无人焉（东文较西文既难，若翻译法律诸则尤难）。搜访再四，只有一日本人通中文者，如请其翻译史部及政法各书，颇可以胜此任。但此人不肯外出，只能在此译妥，遥寄我国……
此人中、东文之兼精，决不致有舛误，弟可一力担保也。日本新出政治书甚夥，容略暇当详为探问，并史书各种价目，一齐开单奉览……四月四日 [15]
从查双绥的信中我们可以知道，第一，汪康年亲自要求查双绥在日本代为物色翻译人员。第二，不仅中国国内，即使在日本的中国公使馆所了解的范围内，精通日语的人也非常有限。公使馆一直为日语人才的短缺所困扰。 [16] 英法两语的人才很早就开始培养了，北京的同文馆、上海的广方言馆即这种翻译人员的培养机构，而东文馆即日文馆的设置，北京和上海均在甲午之后。第三，查双绥根据本人的亲身经历指出口语翻译人员翻译处理日语书面语的能力较弱。他特别强调了日本法律书的难认、难懂。这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所说的短时间内可以掌握日语（主要指文章语）是完全相反的意见。第四，在这种情况下，可供选择的办法只有寻找那些精通汉文的日本人。经多方查找，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从事后的发展情况看，查双绥提到的这个日本人就是熊本出身的古城贞吉。第五，查双绥对该人的能力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是他拒绝去中国，只能在日本翻译，然后将译稿寄至上海。
四 关于古城贞吉
关于古城贞吉，其门生平田武彦所著的《坦堂古城贞吉先生》是现在唯一的一种古城贞吉传记。 [17] 根据该书卷末附录的“先生年谱”， [18] 古城贞吉及其与中国有关的事项可以简略整理如下。
古城贞吉，姓古城，名贞吉，号坦堂（见图1）。
1865（庆应元年） 5月10日，熊本县士族古城贞的三男，生于熊本市京町一丁目一六三番地，母亲是熊本县饱托郡川尻町桥本家之女千鹤。
1871（明治四年） 6岁 开始在寺原濑户坂竹添井井（进一郎）先生的私塾学习汉学。
1881 16岁 入佐佐木克堂先生的同心学舍（即后来的济济黉）学习，后毕业于熊本高等中学校（即后来的第五高等学校，当时成绩优秀者经过考试可以跳级编入相应的学年）。
1883 18岁 不经父母允许私自去东京，后被找回。
1884 19岁 经父母允许再次去东京，进入第一高等学校学习。
1885 20岁 因故从第一高等学校退学，11月从济济黉毕业，以后自学中国文学及经学。
1897 32岁 与熊本县士族盐津信义次女竹结婚，5月著《支那文学史》，12月去中国上海游学。
1900 35岁 游学中遭遇义和团事件，作为日报社（即后来的东京日日新闻社）的从军记者，与狩野直喜、服部宇之吉等在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坚守二月余。熊本老家长女富士子诞生。
1901 36岁 结束在中国的游学，回国。辞去日报社的职务，任东洋协会殖民专门学校（后来的拓殖大学）讲师。
1906 41岁 哲学馆大学改称东洋大学，转任该大学教授。
1907 42岁 第二次去中国游学，短期。
1929（大正4年） 64岁 再度访问中国，不足一年即回国。
1949（昭和24年） 84岁 2月15日清晨，于东京都文京区关口台町二十六号的家中去世。
图1 日本汉学家古城贞吉小像
1986年初的《东方学》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讲述先学古城贞吉先生》， [19] 这是缅怀先学的系列座谈会的笔录，参加者有古城的四女儿古贺经子、女婿古贺玄二郎、外孙古城启郎（过继给古城做嗣子，故改姓为古城）、东洋大学的晚辈同事佐久间兼次郎、门生平田武彦及夫人英子，主持人为宇野精一（日本汉学家，曾受教于古城）。文章后面附录的“古城贞吉先生年谱”基本上与平田的“先生年谱”相同，只1897年条改为：
与熊本县士族盐津信义次女竹结婚，5月著《支那文学史》，12月入大阪每日新闻社，游学中国上海。
宇野还在《亚洲历史百科》（『アジア歴史事典』，平凡社）、《日本人名事典》上撰写了古城贞吉的条目，内容大致相同。但是关于1897年的内容均与事实有出入，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种材料谈及古城与《时务报》的关系，也没有人提到古城翻译“东文报译”！作为汉学家的古城贞吉在近代学术史研究上似乎并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例如，若干种明治、大正人名辞典中多没有关于他的条目。但是，1996年古城贞吉的一部未刊稿被整理出版，即《古城贞吉稿井上毅先生传》（木铎社），也可以说，由于传主的原因古城贞吉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该书的解题（梧阴文库研究会，木野主计执笔）对古城贞吉成为东洋大学教授以后的情况以及一生的学术成果做了介绍。据此可知，昭和8年（1933），古城为东方文化学院研究所的成立做了很多工作，并成为该研究所的评议员，指导年轻学者。古城与研究所的所员一起读中国的古籍，他自己在该研究所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楚辞》。昭和13年10月25日，东洋大学16位著名教授不满校长大仓邦彦的人事决定方式，集体辞职。同时离开大学的还有岛津久基、宇野哲人、藤村作等。到这时为止，古城在东洋大学任汉文教授达30余年之久。
古城贞吉在故乡熊本县，与狩野直喜、野田宽、宇野哲人等一样被当作汉学界的权威。为此，熊本县教育委员会于昭和53年第31届“文化功劳者表彰”中将古城贞吉作为汉学部的功劳者加以表彰。
古城贞吉首先在故里竹添进一郎主持的私塾学程朱之学，程朱学是熊本藩的官学所崇尚的正统的学问；其后毕业于紫溟会设立的同心学舍，即后来的济济黉。这是熊本藩实学党领袖人物克堂佐佐友房开办的学校，所以在熊本有名的两大学派学校党和实学党中，古城应该属于实学党。但是古城又与熊本藩正统学阀，学校党的重要人物竹添进一郎、井上毅等关系密切。
古城在后来提交给东洋大学的简历中说，甲午战争以后，曾向中国人吴清秋学程朱学，并在上海、北京学习中国的考据学。令古城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是他在东京京桥的经济杂志社出版的《支那文学史》。古城自明治24年（1891）开始写作，经过5年的刻苦研究，于明治30年5月出版了这本长达734页的巨著。 [20] 当时按照近代西方文学理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还没有问世，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盐谷温的《支那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都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著作。
位于小石川关口台町的古城宅中，有细川家族（古城家乡九州岛的豪族，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即该家族后裔）出资援建的20坪（66平方米）的书库。6个大书架分两排设置，架上有四部丛刊、正续《皇清经解》、《太平御览》、《汉魏丛书》、明版《十三经注疏》以及《十三经索引》等引得类、国学基本丛书等洋装类书，共5万余册。藏书上盖有“古城文库”的藏书印。古城的藏书在其去世后被收入细川家族的永青文库，现置于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的斯道文库中。据说古城曾致力于收集明治维新后逸散民间的熊本藩藩校时习馆的藏书。
身为东洋大学教授的古城贞吉，除了大部头的《支那文学史》以外，还与武藤严男等一同编纂了“肥后文献丛书”。论文有《李太白集版本源流考》（收入《支那哲文学一》）、《书谚解校注古文〈西厢记〉后》（收入《支那哲文学二》）、《说〈新尔雅〉释丘、京义》（收入《支那哲文学三》）等。此外还有《细川公事略》（细川家家政所，昭和9年）、《肥后江户时代之文教》（《斯文》25编9号，昭和18年；26编5号，昭和19年）等。《肥后先哲伟绩》正续合卷中有《耕读余记》一篇，这是大村庄助的小传。古城还和东京、京都的汉文爱好者安井小太郎、牧野谦次郎、松平康国等一起创办了文集《回澜集》，每期都有文章登载。
在长泽规矩也的随笔集《昔之先生今之先生》中，他写道：
年轻时就撰写了《支那文学史》著作的东洋大学古城贞吉先生，中年以后不再有著述。请求他出文学史的改订版，他也推说还不成熟，不肯答应。但是他学识深厚，我常去听他的课，有很多在东大听不到的内容。声音洪亮、年轻。研究方法近乎考据学，获益极多。只是嘴较尖刻。 [21]
五 “东文报译”的翻译地
如前所述，《时务报》从第3册开始登载“东文报译”栏，至1898年8月8日第69册止，共刊登56回，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从目前的情况看，“东文报译”栏均为古城所译。
那么，古城是在哪里翻译的“东文报译”呢？关于这段历史，迄今为止较一般的说法是：时务报馆为古城订购了数种报纸，古城在东京从这些报纸中选择合适的报道文章译成汉语。翻译稿通过定期的邮轮寄至上海，登载于《时务报》。就是说“东文报译”的翻译地是日本的东京。例如，闾小波指出：“译报大多由报馆所雇的译员从订阅的外报上译出，其中日文部分由古城贞吉译好寄来。” [22]
研究者或采用此说，或对“东文报译”的翻译地点未加特别注意。但是从文化交流、语言翻译的角度看，在何地翻译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问题。因为，若是在上海翻译，《时务报》方面可以对翻译内容、使用词语等提出具体的、及时的要求。翻译地关乎译文的选择取舍、译词的选定等问题，因此是必须搞清楚的。
日本方面现存的资料几乎没有提及古城贞吉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没有任何关于古城与《时务报》交往的记录。非但如此，在《时务报》刊行的1896～1898年这段时间里，古城的行踪完全是一个谜，让人感到古城是在有意识地加以隐瞒。例如，在这期间他何时、一共去了几次中国或上海，他都讳莫如深；提交给东洋大学的简历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但是我们能从《支那文学史》卷头古城贞吉自己写的“凡例”（1896年6月）、井上哲次郎为其写的“序文”（1896年9月11日），以及订正再版的“再版例言”（1902年9月）中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在《支那文学史》的“凡例”中，古城贞吉写道：
余本无学，此书于明治二十四年秋起稿，尔来荏苒，岁月易流，贫病交加，无法专心此业。客岁征清师出，又追边警，试浪迹大陆，废业年余，今稿始成。
凡例的落款时间是明治29年6月，即1896年6月。可知《支那文学史》于1891年秋开始动笔，其间1895年逐边警浪迹大陆中断了一年有余。所谓“浪迹大陆”，根据井上哲次郎为古城写的序文，可知地点为朝鲜的京城（汉城）和中国的辽东半岛。但是，“试浪迹大陆”，有一个“试”字，故是否真正成行仍有不确定的因素。即使真的“浪迹”了，也存在着短时期即结束的可能性。例如古城本人在自己后来的简历中就只字不提这段颇可引为自豪的朝鲜、中国经历。不管怎样，由“废业年余”可知，1895～1896年这段时间古城没有专心写作。但是从《支那文学史》完成于1896年6月这一点推断，古城前往朝鲜之前应该已经完成了这本超过700页著作的大部分。关于古城大陆浪迹和《支那文学史》的出版，井上哲次郎在该书卷头的序文中写道：
熊本人古城贞吉君夙欲著《支那文学史》，屡屡就其方法等相商与余，其后经数年，携部分草稿来示余，余颇赞其举，并劝其他日完成之。日清战争起，君挥袂蹶起，赴朝鲜之京城，书寄友人某曰，今乃男儿作为之时，请寄日本刀，将随军赴辽东。后音信暂绝，不知君之情况如何。顷间偶从上海寄书予余，曰草稿将成，今欲付印，请为作序。旋几君之友人某携其草稿至……
序文的落款时间为1896年9月11日。从序文可知古城在执笔当初就不断向井上请教。但中日开战，古城便“挥袂蹶起，赴朝鲜之京城……将从军赴辽东”，跳出了书斋。不过正如井上本人在序文中所说，“音信暂绝，不知君之情况如何”，井上也无法确认古城是否真的随军去了辽东。但是“顷间偶从上海寄书予余，曰草稿将成，今欲付印，请为作序。旋几君之友人某携其草稿至”则是井上的亲身经历，不会有错。可以断定，井上为古城作序的1896年9月11日之前的一段时期，古城贞吉在中国上海居留。其时《支那文学史》刚刚脱稿，而《时务报》则刚刚创刊。那么，古城是什么时候去上海的呢？
如前文所述，积极筹备《时务报》的汪康年委托驻日公使馆的查双绥介绍日语翻译人员是在1896年春季。查双绥在1896年5月16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回信向汪康年介绍了古城贞吉，认为古城“颇可以胜此任”，问题是古城拒绝前往上海，“只能在此译妥，遥寄我国”。由此可知：古城在5月还没有去中国的打算。可以想象的理由之一应该是正在撰写的《支那文学史》尚未完成。然而，古城最终同意前往上海了。是否由于汪康年再三邀请打动了古城不得而知，《时务报》的报酬（50元）对他也是有吸引力的。更重要的是《支那文学史》已经于6月杀青，古城有了进行新的尝试的可能。笔者推测古城前往上海的时期大约在7月中下旬。 [23] 《时务报》于1896年8月9日创刊，8月19日出版了第2册。对汪康年来说，毫无疑问希望从创刊号就开始刊登“东文报译”，然而由于翻译上的问题未能如愿。至第3册“东文报译”才与读者见面。译文4篇：《美国共和党宣论新政》（译自东京经济杂志） [24] 、《日相伊藤论台湾》（译自东京日日新闻）、《日本领事论驻在外国渔民》（译自日本新报）、《来往欧亚两洲轮船情形》（译自东京日日新闻），字数超过5000字，署名为“日本东京古城贞吉”。《时务报》在第3册卷末首次刊登“本馆办事诸君名氏”，日文翻译及拟议中的工作内容为：
日本东京古城贞吉［日本近习西法，译西书甚多，以东文译华文较为简捷。今除译报外，兼译各种章程并书籍］
就是说，除了新闻报道以外，各种法律条文、书籍的翻译也将成为古城工作的一部分。到达上海的古城给井上哲次郎写信，请他为自己即将完成的著作写序，同时委托友人即鸟居素川将《支那文学史》的书稿带给了井上。
汪康年请求古城来华或是有着面试、品评人物的意图，而古城贞吉也需要亲自了解一下工作内容和生活环境，最初他可能并没有长期居留的打算。但是古城贞吉和汪康年两人似乎意气相投，《时务报》也取得了远远超过预期的反响和成功。古城贞吉一直在上海待到该年年底，元旦前后才决定回日本处理一些个人事情，然后返回上海安下心来做“东文报译”的翻译工作。在上海逗留的三四月间，古城与汪康年及其周围的人交游结下了友情。从下面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汪氏的友人等向古城请教关于日本的情况，请他帮助购买日本的书籍等。
并拟欲取各处章程加以斟酌。东洋学堂今日最盛，并拟求古城氏开示大学、小学章程，以资采用……九月二十八日 [25]
闻日本厂屋制俭价省，友人沈敬夫训导、高立卿上舍、刘一山理问往沪探考，不知贵馆古城贞吉君能言其大略否？十月廿日 [26]
《汪康年师友书札》中收有古城给汪康年的信函16通，古城信函的投寄，或汪康年收到的时间如下所示：
通过分析古城贞吉给汪康年的信函内容，我们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1896年末到1899年之间古城的行踪。
古城贞吉函一
辱芳书，拜展三复，感厚意，万谢万谢。弟沪上分袖后，布帆安稳抵长崎埠。一入故乡熊本，居两日欲上东京，途至神户客舍，获寒热，淹留者数日矣。会有京友来访者，乃托办事而复旋故乡……数日后必启行上途，意者贵历元日抵沪上也。若不能，然则八日必抵沪也。代购各种书籍亦携至，若不能悉携，则应为邮送至沪之计，伏请勿费神。敝国近时有丧，皇太后朝望颇静肃，东京政情亦为此无可观焉。弟所以欲抵京而不遂抵，盖亦为此也，不啻为获疾也。书余万端，言短意长，伏惟严寒珍重。弟贞吉顿首。日历一月廿四日 [27]
发信的日期只写“日历一月廿四日”，但日本的英照太皇后去世是在1897年1月11日，由此可知，这封信是1897年写的，是对汪康年来信的回复。 [28] 从信的内容可知古城刚刚从上海返回长崎，便接到了汪康年催他尽快回上海的信。回到故里的古城，席不暇暖，便前往东京。但是途中古城在神户病倒了，友人来他养病的住处看望他，并告诉他东京由于英照太皇后的葬礼，政治活动都处于停顿状态。 [29] 古城将事情托付给友人，自己回到了熊本。他在信中告诉了汪康年，下一班船，即中国的春节初一（1898年2月2日）返回上海；或者“八日”一定抵达。古城返回上海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即担当《时务报》“东文报译”的翻译。古城还在信中说将把已经购买的各种书籍也一同带去。古城如约携带购买的书籍回到了上海，这一事实可以从叶瀚给汪康年的信中了解到：
闻古城带到农学书甚多，乞示细目，想是农学会所置译者，此盛业也。正月十七日 [30]
1897年初再次来到上海的古城，在上海逗留了多长时间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汪康年和古城之间的信函往来，1897年1月24日至1898年2月上旬是一个空白。作为常识，古城本人在上海就没有必要给汪康年写信，所以这段时间古城应该都在上海。古城提交给东洋大学的履历材料上写明“日清战争后，在上海师从清国人吴清秋学习汉学”；而更可靠的证据是古城亲笔撰写的《沪上销夏录》（详后），这些资料都证明1897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古城是在上海度过的。古城的履历材料中又有中国游学至12月止的内容，结婚也是在1897年。但是其他材料里则有“1897年12月入大阪每日新闻社，游学上海”的记录。 [31] 笔者认为1897年一年里古城有可能数次往返于日本与中国上海之间，而最后回到日本的时间应该是在1898年1月底或2月初（见古城函十五）。例如，吴德潇曾给汪康年去信，委托汪把图书寄给古城，信中有“祈寄”的字样，也许这前后古城不在上海。
藤阴两上本，交棨带上，祈寄古城。古城惠复及食物领到，并代致谢。廿日 [32]
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古城贞吉1897年的工作内容。《时务报》每10天出一期，“东文报译”一般5个对开页，4000字左右。1897年一年，“东文报译”均按期刊出，没有延误的现象。同时，古城为时务报馆另外翻译了《中国工商业考》、《日本学校章程三种》［其中的二种，见第51册（1898年2月21日）的时务报馆印售书报价目］；除了《时务报》的工作以外，古城还为《农学报》《蒙学报》翻译了文章。这样古城平均每月的翻译量就在两万字以上。尽管他有很深的汉学修养，但用非母语从事翻译工作仍然是一件极艰难的事。尤其是当时的汉语在文体、词汇上都还刚刚向现代汉语进化。从翻译的量上我们也可以断定，考虑到当时的通信、交通情况，译者如不在出版地上海，很难按时完成这些翻译工作。而这一猜测不幸为1898年以后“东文报译”的翻译文稿脱期的事实所证明。古城贞吉在担当翻译工作的同时还为那些立志改革的人士提供相关的知识，协助购买图书。黄遵宪、叶瀚、吴德潇等人在给汪康年的信函中记录了这些事实。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896～1897年的《时务报》“东文报译”主要由古城在上海译出。 [33] 然而，古城贞吉于1898年初踏上了归途。《时务报》第50册（1898年1月3日）卷末刊登了如下的一则通知：
本馆告白 本馆之东文译编，今年系请古城坦堂贞吉在家译寄。此次因译稿未寄到，故暂行停印。其俄文译编，系承上海李兰舟先生家鏊，由海参崴寄来，故即列入报内，合并声明。
但实际上，“东文报译”第一次脱期不是第50册，而是第51册（李兰舟的“俄文报译”也是从第51册开始脱期的）；接着第52册也没有刊载“东文报译”。第50册的“东文报译”篇幅为6个对开页，比以前的其他各期都多，可见古城是为离开上海做了准备的。上述告白中的“本馆之东文译编，今年系请古城坦堂贞吉在家译寄”一句里的“今年”（1898），笔者认为具有与“去年”（1897）相比较的语气，可知古城已经没有再回上海的打算了。在第53册（3月3日）再次刊登“东文报译”之后，第55（3月22日）、56（4月12日）、59（5月1日）、61（5月20日）、63（6月9日）、65（6月29日）、67～69册（7月19日、29日，8月8日）等都没有刊登“东文报译”，而这时《时务报》似乎也走到了尽头。如上所述，在上海居留了一年多的古城于1898年初回到了日本，1898年2月分处两地的古城和汪康年又开始了信函往来。
古城贞吉函二
农、蒙两馆各位先生万福，请传语两馆，译稿之件，亦必不遗忘也。为事多，故迟迟至今，顷日俗事稍就简，当专心于译著，次期轮船开行之便，必奉上数页无误也。仲阁先生大人阁下。弟贞吉又白。（元月廿七到）
这是汪康年于1898年2月17日收到的古城的信。古城回日本后因“事多”，为《农学报》《蒙学报》的译稿都有迟延。不过古城向汪康年保证，不久杂务琐事就会减少，那时一定专心从事翻译，译稿将由下一班船寄去。然而古城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时务报》的“东文报译”脱期情况已如上所述，《农学报》上的译文连载也开始中断，从第21号（1898年2月）起均无译稿，直到第45号（1898年10月）才重新刊载。
古城贞吉函三
辱赐华书，敬读数次，鸟居素川译书薪水，确接拜手，素川来信详言此事，前便弟送上素川字据，想今已到贵地。此次译章较寡，然轮船开行已有期逼，乃送上数千字，如闻贵馆顷别聘日人，则弟不须送寄译报稿，亦为可乎？请问可否？唯译书仍旧续送，亦或可也。弊国顷多弊事，百不忍言，志士本多慷慨，可痛息也。临风寄呈，此颂大安。日历四月九日，弟贞吉顿首。（三月廿三到。三月廿九复）
这是汪康年1898年4月13日收到的信，汪的回信于6天后的4月19日发出。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古城的翻译速度减慢，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寄上几千字。当时日本正在进行第五次众议院选举，古城似难于安下心来从事翻译。古城在信中询问汪康年，听说《时务报》开始物色其他日本人担任翻译，如此是否还需要自己继续翻译。此时为了保证日文译稿来源，汪康年开始寻找新的翻译人员。这一事实可以从查双绥以下的信中得到确认：
呈询东文翻译一节，昨由宫岛栗香诚一郎（乃郎为宫岛大八，曾与冈鹿门同学于武昌张濂亭先生）推荐片山浩然敏彦者，与古城同乡，人极正派，中语汉文皆为宫岛所深许，向在海军署译中报，月给薪水五十番，若请其到华，则少微加增，多则百番，少则八十番，亦无不可。鄙意以为寄件至东翻译，往返似觉不便，不若径聘其到馆，诸事皆可就近商办，但未识古城仍否蝉联，现在是否须添请翻译？弟莫悉底蕴，只向前途略说大概，渠甚愿往（如古城仍联，伊必可到馆，伊与古城皆熊本人，其意盖恐得罪同乡也）。至前谓可寄翻之东人为郑君永宁，曾在使馆东文学堂充教习，伊自永邦，前到中国充领事官。郑君汉文极好，但前与商酌寄翻，亦须束脩八十圆左右，则不如请片山（此人甚靠得住）到华之为得也。 [34]
从查双绥的信中可以知道，对于汪康年寻找其他译员的委托，查氏回复有一人可用，并对有关情况做了详细的介绍。查在信中说，以前信中提到过的郑永宁曾在中国驻日公使馆内担当日语教习，但他只答应在日本翻译好后寄到上海，且报酬要80元，所以又寻找了其他人。这个人叫片山敏彦（浩然），是海军署的翻译官，和古城一样也是熊本人。人物出色，汉语水平亦高。此人在海军的工资是每月50元，如肯答应去中国可以给80～100元。查说由于不知汪氏的具体要求和意图，还没有和片山敏彦谈细节问题，但是已经确认了他愿意去中国的心情。查分析道，古城是否继续担当翻译情况不明，如果古城继续做，片山肯定会去上海的时务报馆任职，因为片山怕得罪同乡前辈古城，不可能像做第二职业那样在日本翻译报纸拿高额稿费。从这封信上可以知道，汪康年对于是否要更换古城还有一些举棋不定。当时正值百日维新的前夜，《时务报》销路极好，想继续扩大杂志影响的汪康年首先要做的就是加强翻译阵容，保证稳定的译稿来源。
经过数次交涉，片山敏彦遂于夏天前往上海接受汪康年的面试。回日本后，片山给汪康年写信，表示感谢：
前日到申，多多领教，并承欢饮，惠谢奚如，旋即回苏。每当月明星夜，独酌举杯，思故之诚，胡然而释，乃忆自秋凉以后，会许共话吴江，不禁计日以待……弟片山敏彦顿首。九月三日（七月廿六到） [35]
从这封信可以知道片山敏彦于是年夏秋与汪在上海见面。汪注明的“七月廿六到”是接到片山信的日期，根据这个日期我们知道这封信是1898年的9月3日发出的。因为1897年的农历七月二十六日是公历的8月7日，接到信的日期比发信的时间还早是不合理的。而1898年由于是闰三月，比常年晚一个月，所以公历9月3日的信才有可能在阴历七月二十六日（公历9月11日）到达。但是《时务报》已于8月8日停刊，9月21日又发生了戊戌政变，光绪皇帝的改革宣告失败。片山敏彦“不禁计日以待”的上海之行也因此作罢。
古城贞吉函四
即接受手书，捧读如亲接声容，译章之件，敬知大示，愚意固非出于厌微劳之故，如贵馆另聘人干其事，则恐涉重复，故请问情事耳，当源源寄送如教也。近时古巴之事决裂，美西交争亦为西洋之局变也。思干戈已动，阻碍贸易通商之利，必非鲜少。法、英之视此争，当不坐视焉，高见以为如何？大函云国民报馆报赀已届满期，思上年夏送银，故当届期更送银为妙尔。余日报、月报、七日报等数种，亦当届满期，续送赀银为妙，打算数目并报赀及邮费约日币二十六元多，便时送交弟处为好，弟当更送交各馆，均一署弟名。又国民馆所送到之报，请送到弟处，恐该馆所送到弟处之报，与所送到贵馆之报重复同一报，故欲查其真也。又别作一函送上，请签贵馆印章，附之于邮政局，而送到国民报馆，然则日后该馆无或误差之是也。译章于两三天后托邮局送上，下次礼拜三必届贵处也。此颂台安。弟贞吉顿首。日历四月念七（又月十三到）
这是汪康年于1898年5月3日收到的古城贞吉的信，发出的日期是1898年4月27日。信中古城答应汪康年的请求，继续翻译“东文报译”，同时请汪汇来报刊续订的款项。但是这以后的第61、63、65、67～69册的“东文报译”均告脱期，古城没有按时寄来稿子，这正应了查双绥“鄙意以为寄件至东翻译，往返似觉不便，不若径聘其到馆，诸事皆可就近商办”的担心。片山去上海接受面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古城贞吉函五
蒹葭苍茫，遥望天一方，晨夕不已。报赀之件，录写另单奉上，或为报馆诛求于弟，故既付赀，又或前年订购约之后，止送银一次，前交银，后交银，其例不一，又弟将己赀购报二三种，犹译出好章奉上，唯在此种则不须要交银，即如东邦学会录《早稻田学报》之类是也。别单所录写并系敝国弊目，即不以墨银算也。请垂察焉。前数日送寄译章数页，思既收到，今日属礼拜一，迨礼拜四又奉送数页，源源寄送，必如教示。弟近时稍多事，未能多译政书，及月底应奉送数十页也。敝国近时稍见新雕好撰著，待政书译完，拟译外交书、国会书等。素川鸟居顷卧病，现在须摩病院，《新政史》续稿亦未完，思译成数页，则当作终结，书余意长言短，此颂大安。弟贞吉顿首。日历五月十六日（四月初六到。已复）
古城仍旧杂事繁多，政治书的翻译全无进展，但是对于“东文报译”古城答应将按照汪的要求及时寄上。另外古城告诉汪，最近日本出版了数种好书，在完成政治书的翻译以后，还准备翻译一些有关外交、国会的书。古城还说，友人鸟居赫雄（素川）正在翻译《新政史》，只是因病住院尚未完成。
古城贞吉函六
穰卿先生所录写扇面大作敬收到。穰卿蒿目于时事，蹇蹇之情，横溢于楮墨之外，真可敬服也。敬致拜谢。又先生所寄送报赀亦确到，敢报告之于左右，译稿数页，赖便奉送，亦源源送上，临作函千里多怀，不能尽所欲言，此颂大安。日本古城贞吉顿首。东历六月四日（四月晦到）
在第六封信中，古城感谢汪康年为其书写扇面，并报告收到了报刊订阅费，但是“东文报译”只译了数页。
古城贞吉函七
《欧美政书》续译稿三十余页，此奉寄，请查收。自此后每月一二次，必源源寄送，亟完译也（要原书既译完）。鸟居《日本政史》，渠亦将起《欧洲政史》之译稿也。弟尝在报馆时译史学丛书，第一卷既为《万国通商史》。此书亦当续译乎？敢请问大意，该书第二卷以下为欧洲古史，即非尼西亚、犹太及所既亡之古史要概也。伏望指示大意，此颂大安。弟贞吉顿首。日历六月廿七日（六月十四到）
第七函中古城说寄去《欧美政书》的翻译稿30余页，并保证以后每月寄一二次，一切尽快完成，但是在《时务报》的新书广告中找不到有关的消息。古城还向汪康年报告，鸟居已经译完了《日本政史》，不久将着手翻译《欧洲政史》。古城自己在时务报馆时已经开始翻译史学丛书，第一卷为《万国通商史》，请示汪康年，其后各卷是否继续翻译下去。《时务报》的出版图书目录中没有史学丛书的信息，而《日本政史》《欧洲政史》分别以《日本新政史》《泰西新政史》的书名出现在《时务报》第51册的已译未成各书的栏目中。这个目录里还有《万国通商史》《美国政书》《英国律义》《法国律义》等，后三种可能即为《欧美政书》。这封信是从东京寄出的。
古城贞吉函八
辱惠手书，如亲接高姿，不堪神往。译报源源送上，思于手数发申之后，译报亦既届到贵处也。译书亦源源送寄，每月一二次，必致此也。交银之件，弟尝在申之时具面议，今不复更变也，即弟使代办者，携持贵馆所交弟之账记，以到贵馆，即以为信勿疑。弟虽现在敝国，犹驻在贵国，如闻贵国国家派有为先生为报馆督办，果有此事耶？且夫苟如此，则贵馆已变为国家官报乎？阁下及诸同人列位去馆或更创一馆乎？抑为国家所设之报馆中之人乎？此里消息定如何？弟于阁下及诸同人列位有旧，视犹如己事，又与有为先生尝相知，故不存芥蒂于胸臆间。此奉此函，敬请问情形，如见教则幸甚。时方盛暑，此颂台安。弟古城贞吉顿首。敝历八月十五日
在第八函中，古城再次向汪康年表示要按时交送译稿，并询问汪，有传闻说《时务报》将变成官办新闻，汪等已经开始筹办新的报纸，消息是否确实。百日维新中各种信息、情报错综复杂。对于古城来说官办报纸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事情，他感到很困惑、沮丧。这封信写于1898年8月15日，《时务报》已更名为《昌言报》，古城这一时期的翻译稿最终刊登在《昌言报》上。以后古城致汪康年的信函还有8通，但已无催促译稿的内容了。
汪康年于1898年8月25日收到古城第9函，信中古城询问法国在宁波挑起事端的详情。古城的第10函写于10月2日，对戊戌变法失败深感失望，将中国与明治初年的日本相比，发出了“真志士苦心焦虑之秋矣”的感叹。古城对汪康年的处境极为担心，在第12函中劝汪躲避日本。由于没有得到汪的回信，古城托人从熊本寄出第13函，落款时间为12月12日。信中古城向汪康年询问《昌言报》停刊的消息是否准确，同时再次提议汪暂时东渡避难。汪于年后的1月18日回信，指示古城停止继续为《昌言报》翻译“东文报译”。古城在1月24日发出的第14函中告诉汪康年，政治书的第6次译稿已经寄出，请汪决定是否还要继续翻译；并通知汪康年2月中旬以后将去东京小住。此后，两人的联系中断了半年，1899年夏，古城作为东京日日新闻报社的记者赴北京，在北京给汪去信致意。第15函全文如下：
沪上一别，已经年有半，而时事之变，如急潮疾雨，莫甚于此间。每忆旧游，杳似隔世。弟以今夏初来此观光，所笔登在《东京日日报》，固不过是伧父游大都，观名剧一样耳。阁下清闲之日赐教，则为幸甚。沪上近情有何奇，如闻刚中堂所到之处，有雷过风行之城矣，果真乎？抑不真乎？此地无他奇，唯近时有意国要索之事，以商务起见，其目为四条，未知贵国政府能准否？临风寄此，敬请问近安。弟贞吉顿首。阳历八月念一日（己七月廿三收）
颂谷先生现在贵馆乎？或向钱塘已回去乎？伏冀传语颂大安。
古城信中的“沪上一别，已经年有半”一句，如果所言无误，那么古城离开上海是在1898年1月底2月初。作为记者来到北京的古城将自己的见闻登载在《东京日日新闻》上，信中古城向汪询问上海的情况。当时，刚毅在江南、广州以筹饷练兵、清理财政的名目，为清廷大肆搜刮，并散布“宁赠友邦，毋与家奴”的卖国论调。 [36] 古城向汪康年了解传闻是否确实，还表达了对当时报馆同人的思念之情。
第16函是现存古城贞吉给汪康年的最后一封信，落款时间为1899年12月9日，汪于12月17收到。全文如下：
接奉教函，如亲謦咳，回思昔年聚首欢娱，宛如昨日，溯洄之下，不禁神驰。承问《万国通商史》一书，书原系所摘译《经济杂志》（报名也，明治三十年九、十月之交所刊）而成。《日本新政史》系鸟居素川所译，底本《明治政史》，闻素川纂译他书二三种以成此书，至详细之事，请问之素川必得确实也。京地无他新闻，惟李中堂查办各埠口之事，出于盛京卿奏议，云闻京卿所条陈者凡九，而朝廷仅采用二条，于时盛京卿与袁侍郎之声名籍甚，荣中堂虽综揽大政，而每寡断，往往为守旧者所阻，弟所闻于人者如是耳。时渐寒冷，此颂大安。弟贞吉顿首。十二月初九日（己冬月十五到）
古城回答汪的提问说，所译《万国通商史》摘译自《东京经济杂志》，《日本新政史》则是鸟居据《明治政史》及其他数种图书译出。古城还在信中向汪介绍了李鸿章、盛宣怀、袁世凯、荣禄等人的动静。
以上16通信函反映了古城贞吉、汪康年两人从《时务报》“东文报译”以来交往的某些侧面，为我们了解古城贞吉在上海等地的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通过对这些信函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东文报译”的翻译地1896～1897年是在上海，1898年以后在日本熊本。关于《时务报》的翻译，汪康年的弟弟汪诒年编的《汪穰卿先生传记》中可见：
英文报译为桐乡张少堂坤德……此外则尝延宛平郭秋坪君家骥任法文报译事，大兴刘荔生君崇惠、上海李兰舟君家鏊任俄文报译事，三君皆为馆外译员，不能常有译稿，最后乃延上海潘士裘君彦专任译法文报焉。东文译事，则自始即延日本古城坦堂君贞吉专任。盖馆中诸人，始终其事者，特古城一人而已。 [37]
即称郭家骥等翻译人员为“馆外人”，称古城贞吉为“馆中人”。这种称呼上的区别或有意而为之。
六 古城贞吉的《沪上销夏录》
通过对古城与汪康年的信函往来以及汪康年与其他人的信函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1896～1897年的“东文报译”是在上海翻译的。然而，这些信或许只是间接的证据，有没有能够证明古城滞留上海的直接材料呢？
古城生前收集了中国典籍5万余册，去世后，这些藏图书收入了细川家的永青文库，现在，寄存于庆应大学的斯道文库内。该文库内有一件名为《沪上销夏录》的手稿， [38] 记录了古城贞吉在上海的生活情况，是极其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沪上销夏录》的图书卡上有“写〈明治〉自笔”，即明治时期亲笔稿本的意思。索书号为292-20-1，实测尺寸12.7cm×22.8cm，浅黄色封面，封面题签为“泥桥对秋漫录/沪上销夏录”（/为改行）。内页为对折薄道林纸，印有粉色方格，9行×25格，共40页，其中第21页为空页。中缝下端印有“陈一鹗”3字。
古城手稿的第一页第一行书“沪上销夏录”，改行退两字是介绍《沪上销夏录》写作的原因：
余到沪之明年，与人分僦屋于虹口北端，暑热如炖，想昨夏初来之时，犹似未及焉。况俗气满目，无好友与谈心，又不见有佳山水足探幽，俯仰一室之间，一片耿耿之气。不可抑遏焉，乃呼笔信手书所欲言，一时兴到之言，固不足存，然情触景乃发，意真于言外，则犹优与俗客对谈俗事，万万矣，作沪上销夏录。
图2 《沪上销夏录》第1页上
这份手稿无署名，也没有日期。从“余到沪之明年”“昨夏初来”等文字，我们知道古城是连续两年在上海过夏天。这在时间上只有1896年、1897年才有可能。因为1895年古城自述在朝鲜及中国的辽东半岛“浪迹”，而1898年夏秋发生了戊戌政变，其时古城在日本，并来信询问汪康年的安危。另外，井上哲次郎证实1896年夏天古城从上海来信，请他为古城的著作《支那文学史》作序，可见1896年的夏天古城是在上海了。而稿中一些叙述也旁证了《沪上销夏录》的“夏”是1897年之夏。例如，古城哀叹“吴铁樵相见后数旬去世”。吴铁樵即吴樵，1897年“应湘抚陈宝箴招，赴湖南协办矿务，至武昌时染瘟疫，遽卒”。 [39] 两人相见是1897年的事。
在《沪上销夏录》中，古城还记录了与文廷式的交往：
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归故山，途出沪上，余相见于酒间，笔谈如山，赠以所撰文学史，廷式有诗云：“沧海横流剩此身，头衔私喜署天民。岂知零落栖迟地，忽遇嵚崎磊砢人。定论文章千古在，放怀世界一花新。停云自此长相忆，何处桃源欲问秦。”其人磊砢不与时令，颇有不可一世之气，故姑及此。
文氏路过上海是1897年，回乡之后给汪康年来信说：“沪上淹留至五十日，为平生三十一次到沪最久之一次……别有寄古城坦堂诗笺一，示乞转交为盼。” [40] 古城把这首诗放在订正版的《支那文学史》卷首，并在“再版例言”中写道：“卷首七律系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所赠。溢美之词实不敢当，为永记其厚谊，故录于卷首。”这也是古城贞吉1897年夏在上海的证据。
《沪上销夏录》的内容，如古城本人所说，“乃呼笔信手书所欲言，一时兴到之言”，行文消沉，不时做激愤之语。他还在《沪上销夏录》中用了很多笔墨追悼在朝鲜半岛阵亡的挚友有次满象和胞弟古城佑之。古城也提到了与黄遵宪、蒋伯斧、吴德潇、吴铁樵、罗叔温等中国官员和士子的交往，只是记录极为简单。而下面一段则没有涉及个人交往的情景。
郑苏龛孝胥，尝为驻日本领事，名声籍甚。张让三英翊，亦尝出洋，熟舆地。叶浩吾翰，叶清漪，皆熟西学书，又有志办事。张经甫焕纶、何梅孙（？）气并名士也，此等为在此地之名士也。
李一琴维格在《时务报》干事，英文译章，徐勤字君勉，为《知新报》主笔，马良相伯尝为领事在神户，并在此地。
许静山常州无锡之人，前在美英二国数年，其人儒雅老实，亦此土名士矣。
这些人都是汪周围或与《时务报》关系较深的人。手稿中还有一些对中国书画文物的品评。但是古城对他在炎热的上海居留的目的只字不谈。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对《时务报》的工作、报馆的同人几不置一词， [41] 具体原因不得而知。《沪上销夏录》中有一段文字或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北京矢野公使发电音至上海领事馆，使弟月赀薪水若干，领事唯唯传命于余。甚哉，人无理也。古者问禄于士，士所耻焉，今也问者优势，使人不得不答，噫亦甚矣。
矢野公使即矢野龙溪，政治家、小说家，汉学造诣极深。1897年3月11日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同年6月12日到北京，1899年10月11日离任。矢野指示上海领事馆给古城每月送薪水若干。《时务报》方面的报酬为每月不应低于100元，远远高出日本当时的工资收入，应该说是不错的。 [42] 所以，矢野的“月赀薪水”不是单纯救济性质的钱，而是对古城工作的报酬。无功不受禄，古城或者负有某种使命。这也许是古城对上海一段经历三缄其口的真正原因。
从他自述的文字看，古城在上海的生活较寂寞、孤单。古城多次提到与某人“笔谈如山”，可见他还不能进行口语交流。
《沪上销夏录》之后，是《对秋漫录》。卷头题名为“泥桥对秋漫录”。可以看作《沪上销夏录》的续篇。仅两页余，主要是就书法作品与中国文人的笔谈。
七 “东文报译”的译稿源与内容
《时务报》的报道文章中有一部分译自日本的报刊，这些报刊可以分为西文（即英文）和日文两种。译自日本西文报刊的文章情况如表1。
表1 《时务报》“东文报译”日本西文报刊译出一览
西文的翻译主要由张坤德（少塘）担任。张曾在日本使馆任西文翻译，对日本较为了解，对日本西文报刊的关注应该与他的这段经历有关，同时也说明了《时务报》对日本信息的关注以及日本信息的重要性。 [43] 另外，关于成为“东文报译”翻译来源的日本报刊情况如表2。
表2 《时务报》“东文报译”日本报刊信息来源
从表2可知，《东京日日新闻》以下数种是《时务报》译文的主要来源。这些报纸杂志由古城在东京订阅，邮寄至上海，选择适当文章译出。古城1898年初回日本后还向汪康年汇报报刊订阅及付款的情况，报刊的订阅一直持续到该年年底。日本报刊上的消息、文章译成汉语登在《时务报》上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其最短的时间为17天，平均为三至四周。
《时务报》的“英文报译”将报道文章按内容分为“中国时务”（即国内新闻）、“外国时务”（即国际新闻）、“杂录”三类，而“东文报译”则不分类。但是在1991年中华书局的影印版卷末“编目分类索引”中，“东文报译”也被仿照“英文报译”分为“中国时务”“外国时务”“杂录”三类。从数量上看，“东文报译”总计572篇（连载计为1篇），“中国时务”122篇，“外国时务”426篇，“杂录”24篇，而“杂录”中的文章从内容上看有很多可以编入“外国时务”。
“中国时务”的文章译自日本的23种报刊。按数量多少排列分别为《东京日日新闻》27篇，《国民新报》20篇，《日本新报》17篇，《大阪朝日新闻》12篇，《国民新闻》9篇，《读卖新闻》7篇。另外，还从《时事新报》《东邦协会会报》《国家学会杂志》《太阳杂志》《文明日本新闻》《世界杂志》等报刊翻译了文章。报道内容以中国的经济贸易、中外关系（特别是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辽东半岛形势、华侨等为主；而关于中国内政、社会形势的内容较少。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媒体对中国的关注点。在中国经济贸易的报道文章中，进出口商品相关的内容占了绝大部分，特别是关于蚕丝业的报道较多。蚕丝是中国传统的重要出口商品，但是19世纪末日本蚕丝业迅速发展，形成中日竞争的局面。《时务报》翻译刊登了日本领事关于蚕丝业的报告书和业内人员的中国视察报告。
在中外关系方面，台湾和中俄关系的文章较多。甲午战败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割让后的台湾形势、日本对台湾统治方面的报道较多，而中俄关系文章数量的突出，反映了在甲午之后的国际格局中，俄国的南下战略引起了各国的警惕。《时务报》的有关人员中很多对俄国有很强烈的反感和警觉。黄遵宪还特别雇用俄语翻译，“专译东西毗连界内事及俄国东方政略”。古城在翻译素材的选择上，可以说忠实地反映了这种意图。
值得一提的是“东文报译”专门报道了孙文被绑架的事件。在伦敦逗留的孙文被扣留在中国驻英公使馆中，此事成为中英之间的外交问题，最后孙文被解救出来。这一事件首先由康德黎（James Cantlie）写成英文报道登在英国的报刊上，日本的《国家学会杂志》将该文译成日文刊载，古城又从日文转译成中文。“东文报译”不仅报道了事件的经过，还介绍了孙文的政治主张。 [44]
“外国时务”的文章是从日本30余种报刊中选择的。按照篇数多少排序为《东京日日新闻》95篇，《国民新报》56篇，《大阪朝日新闻》52篇，《日本新报》45篇，《国民新闻》38篇，《时事新报》25篇，《读卖新闻》16篇，《东京经济杂志》11篇。文章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1）国际关系上的重大事件；（2）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贸易、外交、教育等情况的介绍。前者主要有西方各国的外交活动、国际争端等。关于俄国动向的报道和评论数量最多。列强势力范围的争夺及殖民地统治方面的新闻也有计划地译出。具体说有美国合并夏威夷、古巴的独立战争、菲律宾的独立战争以及关于土耳其的争端。在第2类报道中，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产业、军事等方面的情况都有详细的介绍。1896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东文报译”的第一篇即为《美国共和党的新政策》（第3册）。在这以后继续对共和党的选举纲领、该党总统候选人“威而麦根地”（今译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的货币改革的主张进行介绍。“威而麦根地”当选之后，又刊登了他的传记、新政府成员情况的介绍、总统就职演说的译文等。关于教育，报道了日本大学的增设、欧洲大学图书馆藏书数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时务报》“东文报译”率先将新的政治理论和关于国家体制、政治制度、共产主义运动的知识介绍给中国。
除了以上内容外，“东文报译”还对工业生产、科学技术发明等做了适当的介绍。如第7册的《磁石变动与地震有关》、第12册的《德创风船》、第26册的《论黑死病症》、第60册的《奥国大学教官查出胎孕新法》等。其中特别对意大利青年马可尼（Gugliemo Marconi）发明的无线电报做了即时的介绍，称赞其为“近百年特出之艺术”（即技术—引者注）。
在翻译文章的选择上，汪康年等时务报馆人士发挥了多大的影响，“东文报译”给当时中国社会带来了多大的影响等问题，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细致考察。
八 古城贞吉的翻译环境与实践：译词与译文
直至19世纪末，清政府控制的翻译机关或传教士所进行的所谓西学引介主要被限定在“西艺”这一以工业制造业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范围内，关于人文科学的知识可以说完全不存在。在《时务报》创刊时，知名的公共媒体有《万国公报》《申报》《中西教会报》《西国近事汇编》等。与其他为外国人所控制或受其影响的报纸，如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等不同，《时务报》把对“西政”的引介作为重点，意义极为重大。新的知识体系的导入需要新的话语。古汉语无论是文体还是语词都无法成为传达新知识的载体。不难想象《时务报》的撰稿人和翻译在文体和语词上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时务报》的文体新颖，被称为“时务文体”，可见对当时人们的影响之大。 [45] “时务文体”的鼓吹者和最主要的执行者是梁启超，人们对梁启超《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的文章评论说“不避日本输入的新名词”。《时务报》时期，梁启超直接受日语的影响还不显著，但“东文报译”则不同，一方面古城在翻译时直接使用了日语的新词、译词，一方面将这些词语提供给中国社会，并构成了“时务文体”这一崭新的文章体裁的基础。“东文报译”的新闻来源是日本的各种报刊，译者是日本的汉学家，翻译地点是中国的上海，这三点在新名词的导入和使用上可以说起到了一种开拓性的作用。“东文报译”中不仅有日本的新词、译词，还有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词和本族人新造的词。从中可以看到两种词汇的冲撞、融合。某些中国传统词本来已经失去了活力，经过“东文报译”的使用再次被激活，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一员。
那么，“东文报译”具体使用了哪些新词、译词？1896年8月至1898年8月的两年间，是中国社会准备变法图强的时期，在社会进步、国家体制变革、殖民地化的危机以及军事、经济等方面社会上议论百出。“东文报译”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为了新概念的表述，引入了一批或者说是一套新词语（如下）。这些词语从语源上看并不都是日制词，但广泛用于当时日本的学术著作中。而在中国的其他媒体上，如西方传教士把持的报刊，使用的是另一套术语。
（1）社会进步发展相关词语
进化 退化 进步 社会 社会主义 保守 保守党 革新 革命 革命党
革命党员 虚无主义 虚无党 虚无党人 急进 急激党 义务 权利 权力
权益 治外法权 人权 文明 文化 开化 开发 野蛮 卫生 参政 参政权
公理 公例 宗教 宪法 立宪 自由 平等 演说 哲学 伦理 心理
（2）国家体制、殖民政策相关词语
殖民 殖民地 殖民政策 移民 归化 特权 霸权 国家 国会 国旗
国语 国民 国际 国土 世纪 帝国 警察 民主国 共和 共和国 民权
民族 关系 议案 议员 议院 议会 议决 议席 主权
（3）军事、经济相关词语
陆军 海军 常备兵 军备 基地 演习 舰队 经济 理财 资本 财政
预算 决算 银行 市场 保险
几乎在同一时期，严复翻译《天演论》，使用了如“自由”“平等”“进化”“天演”等术语。此时严复是否受到日本术语影响，还需要做细致的分析，但有一点是可以断言的：在进化论、经济学、逻辑学的引介上，日文译书的实际作用远远大于一系列“严译名著”。
而实际的翻译情况如何？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一例，见表3。
表3 《时务报》“东文报译”《论社会》与原文对比
表3 《时务报》“东文报译”《论社会》与原文对比-续表1
表3 《时务报》“东文报译”《论社会》与原文对比-续表2
如表3所示，这是一篇提倡社会宽容性的文章。日本社会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步，这种进步是社会进化的反映，应该受到欢迎。但是日本社会还存在着极大的封闭性，不同阶层的交流还不畅通。文章作者呼吁去除狭隘的心胸，融于全世界之中。古城选择这篇文章的动机不得而知，他对译文做了较大的删节，即使是今天的读者也难从译文中体会原文的主旨。通过原文译文的对比，可知要想传达原文的意思，除了读者的背景知识、新的表达方式以外，更重要的是古城必须解决的译词的问题。例如在译文中，古城几乎原样照搬了日语词，如“社会”“进化”“退化”“历史”“美术”“宪法”等。对于这些第一次出现在汉语语境中的词语，古城有时加以注释，如“文艺美术”，而更多的情况没有加以解释。这些词被正确理解的可能性是一个未知数。对于“东文报译”新语词的理解与容受，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以上我们对《时务报》“东文报译”的译者和译词进行了初步的考察。所谓“初步”是因为我们深深感到问题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很多疑点需要解明。
以梁启超戊戌变法期间的东学背景为例，郑匡民指出其来源有三：其一来自他的老师康有为；其二来自他的朋友黄遵宪和其他日本朋友；其三则靠自己的努力自修而成。 [46] 梁启超于1896年12月5日（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朔）作《〈日本国志〉后序》；于1897年11月15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作《读〈日本书目志〉后》。其受教于黄、康的时期、内容均可厘清；而更正确、更具有即时性的古城贞吉的影响如何？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三日（1897年4月4日）就物色日语翻译人员事给康有为的信中说：
日本维新三十年中，读中国书者几绝……其有一二，皆守旧之徒，视新学如仇敌，必不肯翻我欲翻之书。此是古城所述情形，如此则觅之日本亦不易也。 [47]
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西学》中“杉田玄白”作“杉田元白”，梁启超则在《变法通议·论学校·译书》中订正为“杉田翼”； [48] 《变法通议》中还有其他关于日本的信息，这些都显示了梁启超有直接获取日本知识的可能。古城贞吉应该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还有一些问题，都应该查清。尤其是古城翻译的实际情况及其影响，如（1）古城贞吉在上海活动的具体情况，除《时务报》以外，与其他组织、人物的关系，如罗振玉、农学会、蒙学会等；古城翻译的影响及其在翻译过程中本人所受的影响等。这种影响应该包括政治社会的和词汇的两个方面。（2）《时务报》具体受到了何种来自日本媒体的影响。（3）“东文报译”的译文和原文的对比研究。（4）“东文报译”的词语和其他文章词语的比较，两者的互相影响关系等。总之，日本知识第一次占据重要地位的《时务报》对1896～1898年新知识的传播以及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冲击，都将成为今后研究的内容。
[1] 本章根据提交给社团法人松下国际财团研究赞助成果报告书『欧化国家を目指せ：情報発信基地としての19世紀日本—日本新聞の中国語訳を通して見る近代日中語彙交流』（1998，笔者执笔部分）改写，并吸收了研究小组其他成员的部分研究成果。研究小组成员为：沈国威、内田庆市、熊月之、王扬宗。改写过程中，得到了关西大学松浦章教授、陶德民教授，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多方指教，谨致谢忱。日本永青文库、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为笔者的资料调查提供方便，并允许刊载相关资料书影，在此一并致谢。
[2] “人员”是指留学生和日本教习，日本教习大量来华和留学生回国开始发挥作用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这里毫无疑问存在着“口授”的方式，但是与书面语所造成的影响仍无法相比。
[3] 驻东京公使馆附设的东文学堂在日语人才培养方面似乎并不成功。另外个别在日本居留的人，如写作《策鳌杂摭》的叶庆颐、《东语入门》的陈天麒等具有一定的日语能力，应无疑问。
[4] 刘建云『中国人の日本語学習史—清末の東文学堂』学术出版、2005；许海华：《近代中国日语教育之发端—同文馆东文馆》，《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年第1期。
[5]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16页。
[6] 沈国威：《黄遵宪的日语、梁启超的日语》，『或問』11号、2006年。
[7] 所谓“短暂”是与西方传教士的翻译活动相比，两者有着极大的差异。除了宗教热情以外，后者对实际使用的口语好像兴趣也不大。
[8] 日本政府派往北京留学的中田敬义也用中文翻译了伊索寓言《北京官话 伊苏普喻言》（无尽藏书房，1878），但其目的是向日本国内学习汉语的人提供教材。
[9] 中下正治『新聞に見る日中関係史』研文出版、1996、左起2～1頁。据中下正治的统计，至辛亥革命的1911年为止，在中国国内发行的日资报刊共有19种。
[10] 周佳荣：《近代日人在华报业活动》，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但是，如果将编者为留日学生、出版地为日本、杂志内容源于日本的书刊等与日本有关的因素统统考虑进去，日本影响则是不容忽视的。进入20世纪以后，初步掌握了日语的留学生们以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启蒙热情迫不及待地向国内读者介绍在日本获得的新知识。杂志这一媒体形式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因为与图书的出版相比，杂志出版速度快，内容丰富多彩，可以满足更广泛读者层的需要。事实上，很多重要的日本新书都是先在杂志上连载之后再出单行本的。
[11] 郑翔贵：《晚清传媒视野中的日本》，第173～208页。
[12] 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上海三联书店，1995，第16页。
[13] 古城贞吉另在《农学报》《昌言报》登有译文数十篇。
[14] 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第52、60～61页。
[15]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277页。
[16] 甲午前夜访问日本的黄庆澄对驻日公使馆的日语人才的现状等做了如下的记述：“初，中国与日本立约时，以中东本同文之国，使署中无须另立译官。嗣以彼此文字往来仍多隔阂，因设东文学堂，旋废之，前李伯星使来始复兴焉。内有监督官一人，中、东教习各一人，学徒五六人。”（黄庆澄：《东游日记》，第345页）
[17] 平田武彦『坦堂古城貞吉先生』西海時論社、1954。
[18] 这个年谱是根据古城贞吉提交给东洋大学的简历编纂的，并得到了古城的四女儿古贺经子（夫姓）的帮助。
[19] 「先学を語る—古城貞吉先生」『東方学』71辑、1986年。
[20] 该书于1902年由劝学会出版了改订版。
[21] 長沢規矩也『昔の先生今の先生』愛育出版、1979、78頁。
[22] 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第68页。
[23] 《支那文学史》的再版例言中说，稿成后不及再读，即托付给友人鸟居素川，自己赴上海。书稿经鸟居通读、整理以后被带给了井上，时间是在9月11日之前（即井上序文的落款日期）。另，鸟居小传如下。鸟居赫雄，字素川，日本熊本县人，1867年生，1926年卒。德国专门学校毕业，早年任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甲午战争时充日本随军记者。后入大阪朝日新闻社，任编辑。参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4135页。古城入大阪每日新闻社亦为鸟居引荐。
[24] 这篇文章原题为「米国大統領の改選」，刊载于1896年7月25日的《东京经济杂志》第835号，可知古城的翻译工作始于7月25日以后。
[25]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342页。
[26]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03页。
[27] 古城贞吉致汪康年的16通信函收在《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306～3315页，以下不一一注出。
[28] 关于本函的年份，村田雄二郎在其论文的脚注19中指出：“根据1897年1月24日古城贞吉发给汪康年的信，当时暂时回日本的古城为《时务报》馆购买了各种书籍，订购了报刊。”但是在脚注17中，村田却又说：“1897年进入日报社（后来的东京日新闻社），12月到上海赴任。在该地得到了《时务报》汪康年的知遇，因此担任该报的‘东文报译’栏翻译，顺便去了北京，不过，偶然遇到义和团事件，与服部宇之吉和狩野直喜等在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被困坚守。1901年回国。”参见村田雄二郎「康有為と『東学』—『日本書目誌』をめぐって」『外国語科研究纪要』40巻5号、1992年。
[29] 古城去东京的目的不得而知，因为购买书籍、报刊并不需要专门前往。从以后古城给汪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似乎对政治活动很感兴趣。
[3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2587页。
[31] 「先学を語る—古城貞吉先生」『東方学』71辑、1986年。
[32]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443页。
[33] 第3册到第14册（1896年12月15日）的“东文报译”署名为“日本东京古城贞吉”，第15册（1896年12月25日）以后署名中删除了“东京”，仅为“日本古城贞吉”。
[34]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280页。
[35]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305页。
[36] 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第209页。
[37] 《近代稗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208～209页。
[38] 关于《沪上销夏录》的存在，蒙同人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赐教，谨致谢意。
[39]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4043页。
[4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20页。
[41] 古城子女提供的传记资料中都没有关于《时务报》的记载。古城本人提交给大学的简历中只说曾于甲午战争后在上海从吴清秋学汉学。吴清秋传不详，疑是在上海过从甚密的吴德潇（字季清）。
[42] 如上所述，《沪上销夏录》中古城称之为好友的片山敏彦（字浩然），当时在日本海军任翻译官，月薪50元。
[43] 关于张坤德，梁启超说：“其后聘请英文翻译张少塘，系公度托郑瀚生司马代请者。”［《创办〈时务报〉源委》（1898年8月11日），《知新报》第66册］但是查双绥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则说：“此间西翻译有张其姓名坤德，号少塘者，行为卑鄙，荒谬已极，今番撤差回国，如有人为其汲引，万不可用。至要至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278页］但是，汪康年并没有为其姻亲的谗言所左右，任用张为英文翻译。从后来的情况看，张坤德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44] 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第165页。
[45] 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第106页。
[46]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13页。
[47]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8页。
[48] 《时务报》第27册，1897年5月22日。“翼”是杉田的名，“玄白”是通称。梁的原文是：“日本自杉田翼等，始以和文译荷兰书。洎尼虚曼孑身逃美，归而大畅斯旨。至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岂非其明效大验耶？”“尼虚曼”即新岛襄（Joseph Hardy Neesima，1843-1890），1864年偷渡去美国，1875年作为传教士回到日本，创建同志社大学。但“始以和文译荷兰书”，不确。兰学书主要用“汉文”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