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官话》）与其译词
严复说：“字典者，群书之总汇，而亦治语言文字者之权舆也。” [1] 外语学习离不开汉外辞典。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为此做过可贵的努力， [2] 如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即一种音韵工具书，但是汉外辞典没能正式刊行。西人在中国编纂出版汉外辞典可以说始自马礼逊的一系列辞典，其后近百年的时间里各种汉外辞典大量出版。汉外辞典的发行量以及对中国的外语教育，乃至汉语本体研究的影响，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进入20世纪以后为了满足国人英语学习的需要，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着手编纂英汉辞典。谢洪赉编纂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相继问世。这标志着中国人开始自主编纂汉外辞典并取得了成功。 [3] 在这种情况下，1916年任职中国海关的德国人赫美玲出版了一本英华辞典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官话）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ion，including Scientific，Technical，Modern，and Documentary Terms （详见图1）。从书名可知这是一本为翻译工作者准备的术语手册。
赫美玲之后，除了R. H. Mathews（1877～1970）的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1931）较有影响外，西人的外语辞典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官话》可以说是西人汉外辞典编纂一个世纪努力的尾声，这本辞典反映了汉语近代词汇尤其是以学术用语为中心的抽象词汇的形成进程，具有重要的研究及资料价值。本章对《官话》的一些基本情况进行考察，特别着眼于严复的术语厘定以及汉语从日语输入词汇等若干问题。
图1 《官话》书影
一 《官话》的概况：版本和编者
《官话》1916年由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Shanghai印刷出版，24.8cm×16cm，扉页背面印有“Copyrighted 1917”的字样，可知正式版权的取得是在1917年。该辞典的构成为：序言4页、说明2页、正文1726页（含卷后附录65页）。编纂人赫美玲，德国人，1898年进中国海关，先后在汕头、南京、汉口、上海等地任帮办、副税务司、税务司；1905年任盛宣怀秘书。 [4] 除了该辞典以外，赫美玲还编有《南京官话》（The Nanking Kuan Hua ，1903）等。《官话》的印数不明，现在古旧书店偶尔仍能购得，似应有一定的发行量。1973年该辞典作为Dictionaries of the World，Reprint and Micropublication Series的一种由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Freeport，New York出版了影印本。
下面让我们通过辞典卷头的长篇序言来看一下《官话》编纂的具体情况。赫美玲在英文序言中首先交代了辞典的概况和编纂目的，他说：
如书名所示，这本辞典基本上是标准汉语口语或官话的辞典，但是同时也包含新词和术语。这些术语用于所有的科学领域：工业技术、陆军、海军、基督教传教、宗教、商业、政治、法律、政府公文、书籍、报纸等；本辞典还收录了翻译人员需要的其他术语和短语等。这本辞典的主要目的是提供正确、实用的译词，以满足阅读商业的和科学书籍时的需要，初学者和程度较好的学者、政府人员、商人、科技人员、传教士及教师均可受益。尽管编纂方针主要着眼于外国人将英语译成汉语时的需要，但也可以为阅读英文书的中国人提供帮助。
接着赫氏写道：
这本辞典的编纂花费了编者在中国海关任上5年以上的时间，10名中国学者（他们来自南北各官话地区）参加了编辑工作，并对每一个词做了检证。
为了进一步帮助读者，辞典为汉字加注了罗马拼音。拼音采用了威妥玛系统、G.C.M.G系统和K.C.B的系统。这些拼音系统为驻华的若干外国政府机构所采用；也为中国海关、邮政、盐业当局所采用，是最标准的标音体系。由于方言等方面的原因，辞典正文中的汉字注音省略了声调。
在序言中赫美玲用了较大篇幅介绍了译词的形成和借鉴问题。他指出：
《官话》参考了Webster’s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和Fowler’s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
辞典所收入的全部工业技术、科学、专门领域等的术语，都由相关领域的中外专家提供或经过他们验证。极个别的情况下，汉语没有与英语对应的译词，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科技领域，这时需要进行定义或说明。新的译词等如果不自然将会被更好的译词所取代。
关于译词的借鉴传承问题，辞典的扉页上标明：Based on the Dictionary of the late G. C. Stent，published 1905 by the Maritime Customs。司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1833-1884），英国人，1869年来华，在英国驻华使馆任卫队队员。后来进入中国海关，在烟台、上海、温州、汕头等口岸任职，1883年任台南代理税务司，旋去世。司登得对汉语特别是北京口语有较深的研究，著有《汉英合璧相连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Pekinese Dialect ，1871）、《英汉袖珍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 ，1874）及《中国的宦官：起源、特性、习惯、职责及手术准备》（Chinesische Eunuchen：Oder，Der Ursprung，Charakter，Habitus，Obliegenheiten und Zurichtung der Hammlinge Chinas ，1879？）。 [5] 《官话》所参照的即司氏的《汉英合璧相连字典》。赫美玲在序言中还说明，司登得的辞典经他改订、增补后曾于1905年在上海出版。 [6]
除了司登得的辞典以外，《官话》的参考书目录上列有辞典等19种，其中15种为此前由来华传教士编纂出版的辞典，另外3种的编者则为中国学者（第7种《康熙字典》除外）。
《官话》所参考的辞典及其概要如下。
（1）English-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 ，Commercial Press.似乎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出版的《英华大辞典》，编者颜惠庆。该辞典是继《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之后的又一本大型英汉辞典，对当时人的英语学习有较大的影响。该辞典明确地写明利用了日本的英和辞典。
（2）An English-Chinese Lexicon of Medical Terms ，1908，Philip B. Cousland，即高似兰的医学辞典。来华医学传教士的组织“博医会”一直在进行医学术语的遴选审订工作，该辞典可以说是博医会术语工作的集大成者。
（3）Deutsch-Chinesisches Handworterbuch ，1906，Jentschoufu，未见。
（4）English-Chinese Handbook of Business Expressions ，L. de Gieter，未见。
（5）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H. A. Giles ，即翟理斯的《华英字典》。初版为1892年，1912年再版。该辞典是数千页的大型工具书，是名副其实的鸿篇巨制，是近代外国人编纂汉英辞典的最高峰。
（6）English-Chinese Pocket Dictionary of Peking Colloquial ，1910，《袖珍英汉辞典》，编者Sir Walter Hillier，中文名禧在明（1849～1927）。这是一本小型的北京口语词典。
（7）K’anghsi Dictionary ，即《康熙字典》。
（8）English-German-Japanese Vocabulary of Mineralogical Terms ，B. Koto，该辞典即日本出版的《矿物字汇》（1890，小藤文次郎等编）。《官话》中地质、年代名称等地质学词汇多取自该辞典。
（9）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ical Terms ，D. MacGillivray，该辞典出版于1913年，是根据日本的《哲学大辞书》编纂的。编者中文名季理斐，是著名汉学家，曾改订司登得的辞典。
（10）New Terms for New Ideas：A Study of the Chinese Newspaper ，A. H. Mateer. 赫美玲没有给出出版日期，但所参照的应为1913年的初版。编者为著名传教士狄考文的夫人。
（11）Chinese New Terms and Expression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Evan Morgan. 赫美玲同样没有标明出版日期，但所参照的也应为1913年的初版。编者中文名莫安仁（1860～1941）。
（12）Manuel de la Langue Mandarine，with English Text ，A. T. Piry and C. H. Oliver，未见。
（13）Recueil de Nouvelles Expressions Chinoises ，Zikawei，未见。
（14）English and Chinese Names of Locomotive and Car Parts ，Tientsin，W. A. S.，出版日期不明，出版地为天津，未见。
（15）English-Chinese Technical Terms ，Geo. A. Stuart，师图尔（1859～1911）。该辞典应该是狄考文1904年的《术语辞典》的增订本，出版于1910年。
（16）German-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echnical Terms ，Richard Wilhelm，即《德英华文科学字典》，编者中文名卫礼贤（1877～1950）。该辞典于1911年出版，576页，是一本较重要的术语辞典。收录汉语词1万余条，主要是学术用语。
（17）Dictionary of 3000 Common and Customs Expressions ，C. A. S. Williams，即《海关语言必须》，编者文林士，该辞典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出版。
（18）Translations of Dixon’s Dictionary of Idiomatic English Phrases ，Dr. W. W. Yen and Chan Chi Lan. Dr. W. W. Yen即颜惠庆，Chan Chi Lan是陈芷兰。 [7] 该书即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汉成语辞林》，原书是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的James Main Dixon为日本人编写的辞典，由陈芷兰等译成中文。主要收习语、惯用语，例句较多，出版后很受欢迎，多次再版。
（19）《辞源》。1915年出版的《辞源》是第一本近代意义上的国语辞典，对汉语现代词汇的形成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出版时间上看，实质性的借鉴可能不多。
上述辞典中《英华大辞典》、《英汉成语辞林》和《辞源》出自中国学者之手。除此以外，鸣谢名单上还有张煜全、赵锡龄、赵世忠、韩学琦、冯世勋、谢福荫等中国学者的名字，但详细情况均不明。
赫美玲为这本辞典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他也认识到该辞典还有很多缺点。他说这主要是因为汉外辞典编纂工作（辞典学等）还处于襁褓阶段；汉语正处在一个发展的过渡时期，编纂工作不得不由一个外国人单独承担。赫美玲谦虚地说，如果编辑汉外辞典还为时尚早，他希望《官话》能成为向理想的汉外辞典编纂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最后赫美玲告诉读者，对于初学者来说，不能期待这本辞典中的每一个官话词语都可以为所有方言地区的人或受任何程度教育的人所理解。同时也不能轻信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能够理解大量的新词、术语等具有的真正意义。因为理解这些词需要对西方的思维方式、现代科学有较多的知识储备。必须认识到，能够正确理解词义的中国人还不多，而这种知识对于所有科学著作的阅读是必不可少的。
二 《官话》译词概况
《官话》译词的最大特点是将译词分为四类，即俗、文、新、部定，并在辞典中译词的右上角加以标注（并非全部标出。赫美玲说“所有未特殊标注的译词都可以用来同受过教育的人交流”）。赫美玲在序言中对四类词做了如下说明。
A.俗语或俚语的词用“俗”标出。
B.书籍、公文及报刊使用的词语，不用于口语，用“文”标出。
C.现代词语（modern terms）主要来自古典汉语和日语，用“新”标出。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新词的大部分现在被普遍用于一般的口语。
D.标准科技术语（standard scientific terms），这些词被选作中国大学和学者们使用的词。这些词使用“部定”标明，涵盖了代数、解剖、建筑、哲学、心理学等51个学科。
“俗”“文”是传统词语在文体上的区别，《官话》收录的“俗”“文”两类词例词如下：
【俗】 冷孤丁的、发呆、弄合式、颏啦膆……
【文】 经始、伊始、自暴自弃、放恣、致仕、归隐……
“俗”类词较少，前20页仅上举4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辞典收录的口语词少，大量的口语词没有用“俗”标出。可以断定口语词的主要来源是司登得的辞典。与“俗”类词相比，“文”类词的数量要大得多，经抽样统计，总数在6000～8000条。编纂者明确认识到“文”类词不用于口头语言。文俗之别对于注重口头宣讲的传教士来说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而言文一致的实现只有在词汇层面做好准备后才有可能。
“新”是当时刚刚出现的尚未定型的词，“部定”是教育部名词委员会选定的标准科技术语。关于新词的数量，编纂者并没有交代，而关于部定词序言中则说严复等审定了“约30000条”。但是据笔者统计，《官话》中两类词实际收录数量如下。
新词 部定词 总词数
12059 16041 28100
新词、部定词是最能反映19、20世纪之交汉语词汇激烈变化的部分。《辞源》的“无出典词”总数在10000条左右，由此可知《官话》的新词、部定词所占比例之大。在以下的章节里，我们将对新词和部定词进行详细考察。
三 关于“新词”
新词是表达新概念的词语，作为语体上的特征这些词既可以用于报刊、书籍等书面语，也可以用于口头表达。以下是A词条下部分新词举例（标有*者为借自日语的词条）：
珠算 宰牲厂 屠兽场 男修道院 约分 简字 略号 肚部 光行差 共犯
安然受判断 顺受后果 夺格 非正式* 奇式 医使小产 胎死不坠 游学
留学* 君权无限的政体 脱脂棉* 吸收 电食 理论的* 虚想的*
理论的化学* 抽象的意思* 抽象思索* 科学会* 实业学堂 大青科
棘鳍科 偮腺虫 疥虫 重音号 卫生队* 附属品* 产科士 接生妇
记簿 第四变格 止词 无色差 强水 酸表 酸质本 最高点 病极点
声学 尽义务 化学线* 白刃战* 常备军* 现役军官 联管 演说*
腺炎* 势字 形容字 静字 指实字 暂延国会 认可* 许可* 入场券*
议决* 进击* 跃进* 降临节 疏状字 状字 顾问 顾问官 状师 辩护士*
辩护 鼓吹* 飞行盘 双叶飞行盘 单叶飞行盘 艳丽学 美术学*
牵合力 亲合力 爱力 养老金* 反对* 否决某议案* 表决反对某议案
上古黄金时代 竞争时代* 用石器的时代 主动力* 议事日表
非现象不认之学派 间遏热* 目的* 新鲜空气 国乐 警报机 营养料*
联邦* 体学士 解剖士
新词以复合词为主（单汉字词极少），也有一定数量的短语。
《官话》的新词来自何处？赫美玲说“主要来自古典汉语和日语”，从造词的角度看，主要贡献者应该是来华传教士和日本人。传教士在翻译过程中大量利用了古典汉语词，也新造了很多译词；同样的造词活动在日本也大规模地展开，这些词在19、20世纪之交大量传入汉语。关于“新”类词当然不能排除赫美玲独自收集、积累的可能性，但是更直接的来源应该是上述（2）、（15）、（16）、（17）和（1）、（8）、（9）、（10）、（11）各辞典。前4种（高似兰、师图尔、卫礼贤、文林士）主要反映了来华传教士的译词、新词创造的成果；后5种（颜惠庆、小藤文次郎、季理斐、狄考文夫人、莫安仁）则更多地受到了日语的影响，或接受了日本的译词。从学科分类上看，宗教、军事、政治、经济、法律、医学、天文、数学、化学、机械制造等的术语为大宗，还有大量的一般人文科学词语。
从造词者的角度看，宗教、机械制造、医学、数学、化学、天文等的术语主要出自传教士之手，而军事、政治经济、一般人文科学的术语则更多来自日语。这些日语来源的词甚至可以在所有的学科领域中找到，而且大部分作为现代汉语词保留了下来。以下是新词中当时日语意识较强的词：
演说 入场券 辩护士 目的 否决 表决 议案 会社 武士道 武士气质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俱乐部 支点 组合 取缔 贷方 借方 动产 不动产
取替 株式取引所 引渡 手续 茶话会 法人 支配 觉书 看护妇 积极
邮便 抽象 常备军 现役 兵站 动员
传教士系统的词在造词法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新造字词或使用已经废弃的古僻字（尤其是医学术语中有利用部首“疒”“肉”“血”“骨”等创造的大量新字词），或使用从《康熙字典》等字书中收集来的古僻字、异体字（由于印刷上的原因我们在这里不便具体举例）。这些“千奇百怪”的字严重影响了传教士系统译词的普及和定型。与之相比，日本系统的译词更多地利用已有的语言成分造词，因此能逐渐为中国社会所接受，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一员。在一些词条下传教士的造词和日语词同时并举，反映了当时术语不统一的情况。
四 严复与学部编订名词馆
《官话》译词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部定词。关于部定词赫美玲在序言中做了如下的说明：
（d ）标准科学术语（约3万条）是中国教育部的一个委员会在1912年为中国的大学制定的。这个委员会由著名的英语学者严复博士领导，所制定的术语在本辞典中用“部定”标出。这些术语涵盖了以下的学科：算数、代数、几何、三角法、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经济学、国内法、国际法、宪法、历史学、动物学、植物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生理学、动植物生理学、地质学、物理学（力学、光学、声学、电学、磁力学、热学）、卫生学、医学。所标出的学科术语只是所制定术语的一小部分，因为全部收录这些术语将超过本辞典的范围。这些部定术语由于其中政治、经济上的困难，在收入本辞典之前没有由政府正式公布。
图2 《官话》书影，赫美玲的说明
赫美玲在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后面加上了中文名“教育部”，但是笔者认为所说的是清学部设立的编订名词馆。在具体讨论部定词之前，我们先对严复及学部内设立的编订名词馆的一些情况进行梳理。
科学术语一方面需要严格定义，另一方面需要对不同译者创制的译名加以统一。卢公明编纂的《英华萃林韵府》是传教士试图统一译名的一种努力。但实际上直至19世纪末，无论是术语的制定还是译名的统一，都极大地落后于科学书籍翻译的需要。关于清末以传教士为中心的术语统一问题，王树槐、王扬宗的研究廓清了主要事实， [8] 但清政府这一部分还有不少谜团。1905年，清政府设置学部（即民国以后的教育部），其工作之一就是着手解决传教士没有做到的术语创制与统一的问题。1909年初，学部奏设编订名词馆，拟派严复为总纂。据严复之子严璩的《侯官严先生年谱》：
戊申（1908）学部新设，荣尚书庆聘府君为审定名词馆总纂。（系在1909年—原编者注）。自此供职三年，直至国体改革，始不视事。遗稿甚多，尚存教育部。 [9]
“供职三年”是著者的笔误，严复在名词馆实际供职时间只有两年。关于编订名词馆的详细情况，如人员、组织和具体工作成果等，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清末设学部，学部下设五司：总务司、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会计司；总务司下设审定科，“掌审查教科图书，凡编译局之已经编辑者，详加审核颁行”；同时“拟设编译图书局，即以学务处原设之编书局改办。其局长由学部奏派，其局员均由局长酌量聘用，无庸别设实官。并于局中附设研究所，专研究编纂各种课本”。 [10] 编订名词馆是编译图书局的下属机构。
1909年6月28日的《申报》上首次登出了“名词馆”的消息：
严几道近曾在学部上一条陈，请设审定名词馆。其办法拟设总纂一员、副纂一员、分纂五六员、汇辑一员、司务一员，取定名词，分翻音、译义两科，并闻有调英国留学生伍君光建充当总纂之请。
两天以后的《申报》报道后续消息：“学部奏派缪荃孙办图书局，严复办审定学科名词馆。”而严复在先前写给夫人朱明丽的信中则说：
学部又央我审定各科名词，此乃极大工程之事，因来意勤恳，不可推辞，刻已许之。但我近来精力不及从前甚远，若做不好，岂不为笑？学部叫我自寻帮手，而我又想不出谁来，欲调之人，又恐调不动也。 [11]
这是严复第一次提及审定名词事，建馆尚在拟议中。应该是学部游说严复，在得到严复允诺后，以严复名义上奏朝廷的。 [12] 严复在另一封信中告诉朱明丽：
学部设立正辞馆，已定九月十六日出奏，该馆即在学部街考棚内，离我们京寓却甚近。 [13]
这个奏折即《学部开办编订名馆折》，该折半个月后由《申报》刊出：
学部奏云，本年闰二月二十八日（4月18日—引者注，下同），臣部具奏分年筹备事宜单开，编订各种学科中外名词对照表，择要先编以后，按年接续。又五月初六日（6月23日），臣部奏请以候选道严复在臣部丞参上行走，令其编订学科名词、各种辞典。均经奉旨允准，自应钦遵办理。查各种名词不外文实两科，大致可区六门。一曰算学，凡笔算、几何、代数、三角、割锥、微积、簿记之属从之；二曰博物，凡草木、鸟兽、虫鱼、生理、卫生之属从之；三曰理化，凡物理、化学、地文、地质、气候之属从之；四曰舆史，凡历史、舆地、转音、译义之属从之；五曰教育，凡论辩、伦理、心灵、教育之属从之；六曰法政，凡宪政、法律、理财之属从之。惟各种名词繁赜，或辨义而识其指归，或因音而通其假借。将欲统一文典，昭示来兹，自应设立专局，遴选通才，以期集事。拟暂借臣部东偏考院作为办公之地，名曰编订名词馆。即派严复为该馆总纂，并添派分纂各员分任其事，由该总纂督率，分门编辑，按日程功。其一切名词将来奏定颁行之后，所有教科及参考各书，无论官编民辑，其中所用名词有与所颁对照表歧异者，均应一律遵改，以昭画一。九月十六日奉旨：知道了。
又片奏云，再，编订名词分纂需人，查有准补江苏六合县知县孙筠，文章雅赡，邃于西学，堪以调充分纂。如蒙俞允，即由臣部咨行江苏巡抚，饬令该员迅速到差。同日奉旨：知道了。 [14]
可知编订名词馆的主要目的是术语的制定和统一。其实，此前《申报》已经报道了申请设立编订名词馆获批的消息， [15] 并引起了议论。有人在“清谈栏”发文批评编订名词馆可能会耗资“太巨”：
编订名词馆之价值 学部近奉添设编订名词馆之旨，从学部愿问官某道之请也。某道固长于订名词者，数日定一字，数月译一文，其技固不恶劣也。抑知一馆之设，有重译，有审定，有提调，有总裁，不知又容许多之官吏，容许多之官吏，不知又将费许多之银钱，而每年不知能得几何划一之名词。今当财政困穷之际，而特设此编订名词馆，将以助长教育也。但恐所订名词少而所委人员多，则此种名词之价值，不免太巨耳。 [16]
教科书所用术语的“审定”“划一”是张之洞以来的既定方针。数日后，《申报》再次介绍了编订名词馆成立的背景：
学部开办审定名词馆 张文襄管学部时，曾拟将学堂教科书内中外名词详加审定，以归划一。现张相已经逝世，该部荣尚书拟继文襄未竟之志，实行办理。现于新筑考棚内开办名词馆一处，遴派司员分任审定，并派严复、常福元二员总理一切，其分纂人员闻已调刘大猷、王国维、王用舟、周述咸、曾宗巩诸人。 [17]
严复继续给夫人写信告知编订名词馆开始运作：
学部编订名词馆，已于廿开办，月薪馆中及丞参堂两处共京足三百两，略够京中敷衍耳……本日所以作此信者，因明日起便须常日到馆督率编辑，每日须有六点钟左右，恐怕没有工夫作信。 [18]
月薪似乎不及严复的期望，而且须每日到馆工作6小时，严复抱怨恐怕连写信的时间都不能保证。1909年11月初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事，严复统辖编订名词馆近两年，那么编订的具体成果如何？ [19]
严复等在编订名词馆审定的术语没有公之于众，不为人知。但是后来有人提到了这批术语。王栻在《严复传》中写道：
1908年（光绪34年），清政府新添设学部（教育部），学部尚书荣庆聘严复为审定名词馆总纂。自此以至辛亥革命发生，三年时间，严复一直在此供职。 [20] 但他对这项工作仅是应付而已。据章士钊说：“（民国）七年（1918年），愚任北大教授，蔡校长（元培）曾将先生（严复）名词馆遗稿之一部，交愚董理，其草率敷衍，亦弥可惊，计先生借馆觅食，未抛心力为之也。” [21]
即亲自看过“名词馆遗稿”的章士钊认为，严复在编订名词馆审定科学名词不过是“借馆觅食”，“草率敷衍”，“未抛心力为之也”。 [22] 从多次给当道权贵写信寻觅官职， [23] 可推测严复那时需要更多的钱维持一家的生活。 [24] 章士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严复审定名词的。对于章士钊的责难，汪晖在表示赞同的同时还从科技教育体制上着眼，指出：“晚清审定名词馆的设定无疑是和西学的传入和教育体制的改革有关，但是，由于没有专门的科学家群体的工作，这项工作仍然具有深刻的官僚和文人性质，严复担任这项工作的上述状况，大致说明了这一点。” [25]
然而，在接触了大量新发现的关于严复的第一手资料后，王栻在《严复传》1976年改订版中说：“关于严复的生活，自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以后，因为保留了较多的朋友书札及家书，并且保留了一部分清末民初的日记，我们所知较多。” [26] 正是根据这些资料，王栻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将初版中“但他对这项工作仅是应付而已”一句删去，并对章士钊的“借馆觅食”“未抛心力为之”的说法加以反驳：“据严复晚年的日记及家书，严复对于馆中某些工作，并不‘草率敷衍’。”（第96页）但是在那本小册子里限于篇幅，王栻说“此处不能细述”（第97页）。
在这里让我们沿着王栻的提示，通过翻检严复给亲友的书信和1908～1912年的日记等， [27] 来了解一下他在编订名词馆审定术语的情况。除了前引3封信以外，严复提到编订名词馆的信还有以下数通，兹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馆事极繁重，刻须日日到部到馆，即受责任，不能不认真做去耳。（与夫人朱明丽书三十一） [28]
吾于年假甚想回申一行，但不知学部公事走得开否？名词编订，堂官甚盼早日成功也。（与夫人朱明丽书三十二） [29]
吾体气尚佳，但部中事忙，日日须行到馆，所好住宅离部不远，中午一点钟可以回寓吃饭，饭后乃再去也。（与夫人朱明丽书三十三） [30]
我实在气苦，今日晨起头痛发烧，自家暗想，真天下第一可怜人也。馆中公事又急，故不能不勉强到部，此信即在名词馆所写。（与夫人朱明丽书四十一） [31]
私信中“若做不好，岂不为笑”“即受责任，不能不认真做去”等语都表明了严复对审定名词一事的态度。除了夫人朱明丽以外，严复在给其他亲属的信中也多次提到编订名词馆：
吾自到京之后，身力尚可支撑。编订名词，业已开馆；分纂有八九人，伯琦、幼固皆在内，周庶咸仍充庶务，事体颇称顺手。现年内欲令对照表先成，不知做得到否。（与侄严伯鋆书二） [32]
名词馆开办后，尚为得手，分纂调聘亦无滥竽；惟部中诸老颇欲早观成效，不得不日夜催趱耳。（与甥女何纫兰书十九） [33]
舅在京，身体尚健朗，但部中公事极忙，不仅编订名词一宗而已。（与甥女何纫兰书二十） [34]
信到。舅原拟本月廿二日由京汉铁路回申，乃因事为学部挽留，嗣又病颈风，痛楚异常，夜不合眼，经请英使馆医生诊治，但至今尚未大愈……部事极琐碎，但既来开局，成效未见，故不愿告退；至于升官，吾视若浮云久矣。严范孙侍郎与舅甚要好，近请修墓假，恐未必再来。京中事阴阳怪气，中国人办事，随汝如何，不过如是，似是而非，外方人那里知道。（与甥女何纫兰书二十一） [35]
从严复的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知道，学部请求严复负责术语的审定工作，而且高层“甚盼早日成功”。尽管严复健康情况并不理想，但是“来意勤恳”，便当即答应了下来；既然答应了就要认真做好。所幸名词馆距离严复在北京的寓所不远，中午可以回家吃饭。从事术语审定工作的人员主要由严复自己物色，名词审定的工作工程极大，严复须每天到馆，工作6小时以上，哪怕生病、身体不适，也“不得不勉强到部”。在严复及馆内同人的努力下，编订名词馆的工作进展顺利，1910年内有可能完成一部分术语对照表。
另外，严复日记中最早出现编订名词馆的记载是1909年10月13日：“在京师，具正辞馆节略与学部。” [36] 接着，在11月2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开馆的消息。
由此至1910年2月9日的两个多月里，严复日记中有“到馆”记录的，达55次之多。可见严复的“日日到馆”并非虚言。宣统二年的日记逸失，无法了解严复的行踪。宣统三年的87天日记中，“到馆”记录仅有4次。其中一次，闰六月十八日（8月12日）写道：“到名词馆。见赫美玲。”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严复“到馆”的最后一次记载是10月21日：“到名词馆。”严复于11月9日由京赴津避难，以后日记中也再无编订名词馆的记录。严复在1911年8月12日在编订名词馆与赫美玲见面的目的不得而知，从工作性质上看两人并没有共同点，如果说有，就是正在编纂《官话》的赫美玲对严复主持审定的术语发生了兴趣，或眼见无望公开审定成果的严复想借助于赫美玲将编订名词馆审定的术语公之于众。
从书信和日记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建馆前严复制订计划、聘请馆员，建馆后几乎每天到馆，事无巨细，亲自过问， [37] 对术语审定工作是极其认真负责的。1911年以后，严复到馆的记录减少，其原因可能是审定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加之政情不稳，人心惶惶，审定完毕的术语无法公布，严复只好将草稿交给赫美玲，由他自便了。
从1909年10月13日编订名词馆正式开馆到1911年8月12日赫美玲来访，在不到两年的这段时间里，严复组织人完成了约30000条术语的审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作成果。严复曾就译词创制的问题多次发表自己的意见。《原富》出版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介绍严复的新译，同时希望严复能“将所译之各名词，列一华英对照表，使读者可因以参照原书，而后之踵译者，亦得按图索骥，率而遵之，免参差以混耳目也”。严复在给梁启超的回信中说：“台教所见要之两事，其本书对照表，友人嘉兴张氏既任其劳。” [38] 他已经认识到译词的统一、普及与创制一样重要。1903年严复为京师大学堂译书局草拟章程，对译词（意译词、音译词）的厘定、统一提出了更具体的设想：
（局章）九、所有翻译名义，应分译、不译两种：译者谓译其义，不译者则但传其音；然二者均须一律。法于开译一书时，分译之人另具一册，将一切专名按西国字母次序开列，先行自拟译名，或沿用前人已译名目［国名、地名凡外务部文书及《瀛寰志略》所旧用者从之］，俟呈总译裁定后，列入《新学名义表》及《人地专名表》等书，备他日汇总呈请奏准颁行，以期划一。 [39]
（章程条说）一、译书遇有专名要义，无论译传其意，如议院、航路、金准等语，抑但写其音，如伯理玺天德、哀的美敦等语，既设译局，理宜订定一律，以免纷纭。法于所译各书之后附对照表，以备学者检阅，庶新学风行之后沿用同文，不生歧异。 [40]
严复1906年著《政治讲义》，其中也多次谈到术语与科学的关系：
诸公应知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遣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 [41]
既云科学，则其中所用字义，必须界线分明，不准丝毫含混。 [42]
科学之一名词，只涵一义，若其二义，则当问此二者果相合否……然此正是科学要紧事业，不如此者，无科学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43]
编订名词馆成立前后，严复邀请伍光建参与术语审定，被伍婉拒。严复致书伍光建力陈术语审定的重要性，其言殷殷，可以看出严复对术语问题的真实心情：
前者议以名词馆一席相辱，台端谦抑，未即惠然。弟愚见以为，名词一宗虽费心力，然究与译著差殊；况阁下所认诸科，大抵皆所前译，及今编订，事与综录相同，何至惮烦若此？方今欧说东渐，上自政法，下逮虫鱼，言教育者皆以必用国文为不刊之宗旨。而用国文矣，则统一名词最亟，此必然之数也。向者学部以此事相諈诿，使复计难易而较丰啬，则辇毂之下何事不可问津？而必以此席自累，质以云乎？夫亦有所牺牲而已。获通门下日久，余人即不我知，岂执事而不信此说耶？至于贤者受事必计始终，此说固也；然而量而后入者，亦云力所能为已耳……如今人所谓消极主义者，未始非其人之病也。为此，敬再劝驾。 [44]
在翻译的实践中严复认识到“今夫名词者，译事之权舆也，而亦为之归宿”， [45] 没有译名就没有译事。如此对于译词创制既有自己的理论，又有自己的方法，很难想象有机会实现自己主张的严复会“草率敷衍”。事实上，严复对自己创造的译词非常认真。通过下一节中对部定词的分析，可知在部定词制定过程中，严复坚持了自己的译词原则，把自己的译词悉数收入。我们可以说，严复绝非“草率敷衍”；而汪晖的“没有专门的科学家群体的工作”似乎也不准确。如严复自己所说“分纂调聘亦无滥竽”。例如曾留学英国的王莪孙在名词馆任分纂，对哲学、逻辑学等人文科学造诣深厚的王国维亦在编订名词馆任协修。
五 关于“部定词”
如上所述，赫美玲最终从严复那里得到了约3万条审定词，但是《官话》只标注了16041条。排除标注上的遗漏，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赫美玲的删减。赫氏所说的“所标出的学科术语只是所制定术语的一小部分，因为全部收录这些术语将超过本辞典的范围”，应该是事实。
与“新”类词相比，部定词专业术语的色彩更浓，更具有统一的厘定标准。因为，“新”类词的来源是不同的报刊、辞典；而部定词则是在一定的原则下审定—尽管我们对审定原则一无所知—最后还要经过包括严复在内的编订名词馆决策层的认可，随意性相对减少。部定词可以说是把编纂各科专业辞典的素材汇于一处的结果。部定词中最多的是化学术语，其他数量较大的领域有：数学、几何、植物学、经济学、医学、物理学、逻辑学等。部定词的来源有三，即（1）传教士系统的译词；（2）严复的译词；（3）日本译词。下面分别在A词条下举例若干。
（1）传教士系统译词
亚西炭尼利 醋酸一碳完基 醋酸 淡醋酸 冰醋酸 班蟊醋 吐根醋 海葱醋
醋酸基 醋酸基化氯 亚羸质 二碳亚羸质 酸荀 灭色的 针形叶酸
仙蔻那酸浸水 玫瑰花酸浸水 酸根 酸性反应 一碱性酸 二碱性酸
多碱酸 有机酸 安息酸 硼酸 溴酸 酪酸 氯酸 亚氯酸 铬酸 枸椽酸
拧酸 脂肪酸 蚁酸 没石子酸 锗酸 甘胆酸 氢氯酸 淡氢氯酸
次亚溴酸 乳酸 苹果酸 色差 圆面收光差 并生叶托 偶生 翕收 无茎
磨损 纬距 平加速动 加紧速率 锐三角形 按值 按值税 等加定理
粘合力 不传力线 咨议委员会 入气穴 小气胞 蛋白质
（2）严复的译词
后事 先事 悬（ ）想的 悬（ ）念 悬（ ）数 不名数 独立之名
悬（ ）名 关于读法之怨辞 承受 以举动承受 视待承受 无意之承受
无效之承受 心受 酌易承受 承受者 完全承受 寓 寓德之转对怨辞
原定之不变 臆定之不变 灵动活字 力行动字 完足 完足之知识 自动觉力
自动意识 自动想像
（3）日本译词
领土之弃让 外传神经 能力 购物能力 异常国际法 心之非常态 绝对值
绝对温度 专制 专制政体 附属契约 不测保险 承认 音学 默认
领土之取得 行为 陆军制 恶感之行为 第三方行为 动作 原动 脂肪
行政机关 行政法 海事裁判所 广告 航空学 美情 美学上之想像 感受
家属爱情 内传神经 物质爱力 后像 记忆后像 消极后像 积极后像
代理 商业理事人 外交官 地质力 还元剂 阿烈细曲线 同意 协约
殖产契约 符合法 空气 气流 营养 有机碱类
从上面的例词中可知，传教士的造词活动主要集中在化学、医学、制造等领域。部定词中数量最多的是化学术语，这一点与前述《辞源》的情况大致相同。化学是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译书的主要内容，以化学元素名为主的术语创制开展得早，积累丰富。很多在今天来说非常专业的化学术语通过部定词被收入《官话》中。
严复的译词主要是逻辑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领域的术语。部定词是严复负责审定的，他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创造的译词收录了进去。例如逻辑学的术语，可以说是严复的专长，他所使用的术语，如“内籀”“外籀”“连珠”“辨学”“眢辞”以及大量的复合词都作为部定词被收入《官话》。主要使用日本译词，且对严译颇有微词的王国维作为协修也参与了术语的审定工作。但是逻辑学，甚至包括哲学的术语方面几乎找不到明显的日语痕迹。这一方面反映了严复对自己译词的自信和执着，另一方面证明，他对于部定词的审定并没有放任自流。
日本的译词是部定词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尽管部定词里的日语借词要远远少于“新”类词里所收的日语借词，但是在编订名词馆审定术语的1909～1911年，很多日语词已经成为报刊上常用的词或者谈论某一话题时不可缺少的关键词了。部定词中收录了以下的日语词：赤外线、动产、主观、客观、义务、时效、前提、取消、常备军、淀粉、括号、括弧、表决、引合、洗剂、赤小豆、特派员、辩护士、电子、预算、伦理学、邮便等。
下面让我们通过医学术语的例子来看一下传教士译词、严复译词、日本译词之间的冲突。
众所周知，医学术语的创制是传教士开始最早、付出努力最大的工作，《官话》的新词部分收录了大量传教士创制的医学术语。传教士系统医学术语的一个特征是新造字（包括利用已经废弃的古僻字）。但是严复主持审定的部定词中并没有收录这些新造字的医学术语。唯一的例外是lymph的译词，其实际情况如图3所示，即作为“新词”采用了“濜”或“ ”作lymph的译词。这种译法最早出现于传教士编的术语集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edical Terminology Appointed by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Terms in Anatomy，Histology，Physiology，Pharmacology，Pharmacy ，时间是1901年。编纂者是博医会的名词委员会。编纂者对这条译词做了如下的说明：
Lymph.-The character Chin was taken from Kang Hsi and adopted because of its seeming appropriateness in its make up. The meaning is so indefinite it was thought it would not be hard to fix it to mean in our medical books the lymph.
图3 传教士编纂术语集中lymph的译词
由此可知，编纂者认为《康熙字典》里“濜”（或其异体字“ ”，字义为“津液”）可以用来表示西医中lymph的概念。其后，lymph=“濜”或“ ”被收入高似兰的医学术语辞典，成为传教士系统的正式译词。
严复的部定词将“津”简化为“聿”，另外加“血”字旁，构成了新字“ ”。这是《官话》中部定词使用的唯一新造字。可见严复对新造字是有所保留的，但是他也没有使用日本已经存在的音译词“淋巴”。部定词的医学术语中有很多传统的中医术语，如“胰”“胰管”“胰液”，也有一些来自日语的术语，如“腺”以及包括“腺”的复合词30余条、“神经”以及包括“神经”的复合词25条。李善兰创制但是在中国未能普及的“细胞”及其复合词也收录了几十条。 [46] 此外“内耳”“乳靡”“结膜”“结膜炎”“盲肠”“十二指肠”等日本的医学术语亦被收入。
六 “新”译词与“部定”译词的命运
如上所示，作为英语的译词，赫美玲提供了新词和部定词这两种选择。经过了那个“优胜劣败、物竞天择”的时代，两套译词留下了什么结果？如上所述，严复将自己的译词悉数收入了部定词，但是这些词几乎“全军覆没”，并没有保留下来。那么，是否可以说“新词”战胜了“部定词”？先请看表1。
表1 “新词”“部定词”比较举例
表1 “新词”“部定词”比较举例-续表
表1中所收的都是19、20世纪之交转型时代有代表性的关键词。表中的词可以分为三种情况。（1）既没有标“新词”，也没有标“部定词”，如野蛮、文明、文化、历史、哲学等。可以说这些词作为译词已经相当稳定了。（2）标为“新词”的译词，如常识、经济学、质学等。在《官话》出版的1916年，这些词还有较强的新词意识。（3）标为“部定词”的译词，如概念、理想、个人等。部定词反映了严复的取舍倾向。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那些同一原词条下新词、部定词不一致的情况。如botany有部定词“植物学”，新词“草物学”；science有部定词“学”，新词“科学”；等等。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不同来源的词语之间的冲撞。作为现代汉语词汇演变、定型的结果，我们知道不能简单地根据“新词”或“部定词”的分类来推断一个译词的命运，有时是新词消亡，有时是部定词被淘汰。但是我们可以说，那些保留至今的词大部分是中日同形词。这里暗含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词语的形成是中日词汇交流、互动的结果。
以外国人学汉语为目的编纂的《官话》记录了19、20世纪之交汉语词汇激烈变化的真实情况。《官话》的译词保留下来了吗？对于传教士系统的译词和严复的译词来说，结论常常是否定的；而相当大一部分日语借词—不管是被收入了“新词”还是“部定词”—现在仍然在使用。在谈到名词馆术语审定工作时，罗志田指出：
1909年秋，清学部设立编定名词馆，严复为总纂，而王国维任协修。王任此职大约多恃罗振玉的援引，固非因此文之作，然其与严复同在馆中如何“编定”名词，当必有趣。其实若从新名词的社会使用看，到名词馆成立时，严总纂所代表的“造语”取向已基本大败于王协修所倾向的模仿日本派了。名词馆没能留下多少实际的成绩，亦良有以也。 [47]
名词馆仅维持了两年，审定了约30000条术语，其中16000余条被赫美玲收入《官话》。借助于此，我们可以追思严复的苦心孤诣。当然，大败于日本的不仅仅是严复，还包括传教士们。新词创造—从马礼逊到严复，《官话》为我们展示了一条失败之路的终结。
[1] 《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序》。
[2] 相关研究请参见马西尼「早期の宣教師による言語政策：17世紀までの外国人の漢語学習における概況―音声、語彙、文法」內田慶市、沈国威（編）『19世紀中国語の諸相：周縁資料（欧米·日本·琉球·朝鮮）からのアプローチ』17～30頁；姚小平《早期的汉外字典—梵蒂冈馆藏西士语文手稿十四种略述》，《当代语言学》2007年第2期。
[3] 中国人编纂的英汉辞典可以追溯到邝其照的《字典集成》；19世纪末冯镜如等又分别在横滨和香港出版了英汉辞典。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第201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第456页。
[6] 《汉英合璧相连字典》1871年出版后，1877年出了改订版；司氏去世后传教士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1862-1931）对该辞典再次做了增订，于1905年出版（季理斐的增订版之后再版了多次。1911年的第3版卷末附有一个Modern Literary and other Combinations，收录了第1版以后流行的新词700余条）。就是说这本辞典在1905年后曾被不同的传教士同时改订出版，可见司氏以及他的辞典对当时汉学界的影响。参见那須雅之「G. C. Stentとその著書について」『中国語学』240期、1993年。
[7] 陈阴明，号芷兰，曾与颜惠庆一同编写《英华大辞典》，名列编辑人员名单第一位，供职于香港皇仁书院。
[8] 王树槐：《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1969年；王扬宗：《清末益智书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述评》，《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第2期。
[9]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550页。
[10] 《学部奏酌拟学部官制并归并国子监事宜改定额缺折》（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日），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第280页。
[11] 《严复集》第3册，第747页。该信写于1909年6月2日。
[12] 《申报》（1910年3月21日）传递北京的消息《严几道已允充名词馆总纂》：“学部设立名词馆，业已草创开办，所调外务部各员，亦经陆续到馆，按照各国文字分纂一门。惟总纂一席，不易得人，客岁曾经各堂公举严君几道充任此职，未经允诺，盖严君以大著作家自命，其所担任教育上之责成，较诸他人独重，故无暇担任此职。但各堂屡次磋商，意中竟无他人，近日荣相复又面恳再四，嘱托以为吾国审订名词一事，洵为信今传后之举，若非严君总其大成，势难尽美尽善。严君得此赞美勉励之词，无可再辞，已当面认可矣。该馆自开办后所有应用缮写人员，拟于举贡生监或有中学程度……”“以大著作家自命”应是坊间传闻，但学部大臣荣庆“面恳再四”与严复信中的“来意勤恳”可互参。亦可知伍光建终于没有答应出任总纂。
[13] 《严复集》第3册，第749页。该信写于1909年10月27日，此时严复还没有使用正式的名称。
[14] 《申报》1909年11月13日。笔者认为这个奏折是由严复执笔的。
[15] 《申报》1909年11月2日传北京专电：“学部奏设编订名词馆。奉旨知道。”
[16] 《申报》1909年11月3日。
[17] 《申报》1909年11月11日。
[18] 《严复集》第3册，第750页。该信写于1909年11月4日。
[19] 关晓红说：“编译图书局专门设置编订名词馆，至1910年已编成几何、代数、笔算、生物、物理、化学、地理、心理、宪法等项，并编辑公布了各学科的中外名词对照表。”（《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379页）但事实似乎有一些出入。《学部奏陈第二年下届筹办预备立宪成绩折》说：“编订名词馆，自上年奏设以来，于算学一门，已编笔算及几何、代数三项；博物一门，已编生理及草木等项；理化、史学、地学、教育、法政各门，已编物理、化学、历史、舆地及心理、宪法等项。凡已编者，预计本年四月可成；未编者，仍当挨次续办。”（《教育杂志》第2年第5期，1910年，“章程文牍”，第31～32页）这只是“预计本年四月可成”，“编辑”姑且不论，实际上并没有“公布了各学科的中外名词对照表”。有案可查的成果仅有《物理学语汇》（学部审定科编，1908）和《辩学名词对照表 附心理学及论理学名词对照表》（编订名词馆，1909？）。前者公开发行，后者只是印出来而已。参见沈国威《中国近代的科技术语辞典（1858～1949）》，『或問』13号、2007年。
[20] 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65页的脚注说，严复实际在名词馆供职仅两年。
[21] 王栻：《严复传》，第65页。
[22] 但是王栻并没有说明这段引文出自何处。应该是首见于《青鹤》杂志第4卷第12期上的《孤桐杂记》（第4页）。王遽常《严几道年谱》中见：“据严谱。案积稿今尚存教育部。《现代中国文学史》云其后章士钊董理其稿，草率敷衍，亦弥可叹。复借馆觅食，未抛心力为之也。”（第79页）另据《东方杂志》，1918年北大开始设立各种研究所以推动研究。研究所简章第十一条为：教育部移交之名词馆稿，依学科性质，分送各研究所，为研究之一部。章士钊为论理学（即逻辑学）研究所主任教员，他在《逻辑指要》“定名章”中写道：“侯官严氏译《穆勒名学》，谓名字所函，奥衍精博，与逻辑差相若……前清教育部设名词馆，王静安氏国维欲定逻辑为辩学。时严氏已不自缚奥衍精博之说，谓：‘此科所包至广，吾国先秦所有，虽不足以抵其全，然实此科之首事；若云广狭不称，则辩与论理俱不称也。’（此数语，吾从名辞馆草稿得之，今不知藏何处）……”（三联书店，1961，第2页）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学部编订名词馆编《中外名词对照表》的《辨学中英名词对照表》中并没有这段话。对于Logic的译名，严复写道：“旧译辨学，新译名学。考此字源与此学实际似译“名学”为尤合。但奏定学堂章程沿用旧译，相仍已久，今从之。”对一个译名加了几十个字的评语，也可见严复绝非草率。
[23] 《与毓朗书》中有“前在京，南北洋皆有津贴，略足敷衍，比者因计部裁减一切经费，皆已坐撤，仅剩学部月三百金，一家三十余口，遂有纳屦决踵之忧”之句，《与那桐书》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严复集》第3册，第596～598页）。严复为了维持一家三十余口的生活，希望得到外务部游美留学公所的差事。这两封信写于1910年秋冬，此时严复在编订名词馆工作已经一年多了，但生活仍很拮据。
[24] 但王栻指出：“严复当时任译局总办、名词馆总纂、资政院议员，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他的生活已逐渐在相当大的一部分上依靠他的稿费，但基本上还是依靠清政府及其达官巨吏们的‘借重’与豢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97页）
[25]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二部下卷《科学话语共同体》，三联书店，2004，第1135页脚注48。
[26] 王栻：《严复传》（1976年版），第97页。
[27] 严复1908～1912年日记，《严复集》第5册，第1477～1513页。但是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至1911年1月29日）的日记逸失。
[28] 《严复集》第3册，第755页。该信写于1909年12月9日。
[29] 《严复集》第3册，第755页。该信写于1909年12月15日。
[30] 《严复集》第3册，第756页。该信写于1909年12月22日。
[31] 《严复集》第3册，第762页。该信写于1910年5月11日。
[32] 《严复集》第3册，第827页。该信写于1909年12月13日至1910年1月10日之间。
[33] 《严复集》第3册，第841页。该信写于1909年11月29日。
[34] 《严复集》第3册，第841页。该信写于1910年1月12日。
[35] 《严复集》第3册，第841～842页。该信写于1910年2月3日。
[36] 对此，王栻注释：“正辞馆，即审定名词馆，为学部下属机关。严复受聘为总纂，进行筹备工作，提出报告书。”《严复集》第5册，第1494页。
[37] “我这几日部事极忙，总而言之，凡他人不能做之事，皆须我做。”（《严复集》第3册，第757页）所谓“借馆觅食”也不确，严复说“我学部编订名词馆，仅二百金，仅敷寓用”（《严复集》第3册，第752页），可见条件并不是很优越。
[38] 《严复集》第3册，第517页。
[39] 《严复集》第1册，第128页。
[40] 《严复集》第1册，第131页。
[41] 《严复集》第5册，第1247页。
[42] 《严复集》第5册，第1280页。
[43] 《严复集》第5册，第1285页。
[44] 《严复集》第3册，第586页。该信写于宣统元年腊月十四日（1910年1月24日）。
[45] 《〈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序》（1911），《严复集》第2册，第277页。
[46] 笔者曾对“细胞”由日本回流中国以后逐渐普及的过程进行过考证。沈国威『植学啓原と植物学の語彙：近代日中植物学用語の形成と交流：研究論文·影印翻訳資料·総語彙索引』、68～77頁。
[47]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166页脚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