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是红色的

刘晓波曾一再鼓动我“与亡灵共舞”，我“共舞”过了，但舞得非常悲伤，非常孤独，甚至非常绝望。 每块泥巴都是红色的，在阳光下闪耀，浸透了鲜血。 我这么写道。这是二〇〇四年秋天，因为又一次家破人亡，我走投无路，从四川来到云南。 出了乌云密布的盆地，好像锅盖被揭开。我这只川耗子，抖抖浑身的灰毛，敞开肚皮晒完几十天太阳。接着重操旧业，在社会底层厮混，卖艺、访谈和写作。白天是阳光，夜晚是散发着酒气的血泪。某个凌晨我醉得摇摇晃晃，竟失脚从纳西族的二楼滚下一楼，脸和肩都摔得稀烂，可脑子还依稀记得，又一段哀伤的故事，就这样水一般流失了。 上帝派来的基督徒

孙医生 也许我是醉鬼，和其他醉鬼没啥两样；也许我是野狗，和所有野狗没啥区别。我会吹箫及歌吟，所以时而讨人喜；我会乘酒兴装疯卖傻，所以时而讨人嫌。只有上帝晓得，我的神经还是敏感的，对历史及现状的记录还大致准确，且符合人性。 我随波逐流地活着，离北京和成都，离我的知识分子朋友们越来越远，如果不是需要投稿，需要挣稿费，不定哪天我连互联网也告别了。我自然而然地同打工仔、上访者、流浪人、瘾君子、老乞丐、街头流氓、妓女、骗子打交道，也同跟踪监视我的便衣交朋友。只要泡在酒里，按中国民间的规矩，就全是朋友。我对云南警察的感觉，比对其他省的警察要好，因为他们多多少少混杂了边陲各小型民族的血统，从不推酒，要喝就真喝醉。当他们也口齿含混地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如何重要，我就哈哈一笑，再碰一杯。

而其他省的警察，喜欢把别人灌醉，自己在旁边盯着，耐心等待你突然喷出几句反动话，或更加过火的“危害国家”的内心机密。 时候终于到了，上帝老人家不忍我继续沉沦，就派来一位基督徒孙医生。他没有任何传教的行话，直接就说，我在山沟里行医十来年，我晓得太多的惨痛故事，

老威，你是个作家，你感兴趣么？我当然感兴趣。我大半生的经历和激情都消耗在里面。于是就相约上路。 从云南丽江转回昆明，经富民县和禄劝县，再沿着山高水低的乡间公路，朝更深处而去。来到撒营盘镇，骡马羊狗猪当街奔驰，扬起阵阵烟尘，我凝望土坎那边，一九四〇年代的西南神学院遗址，我问到此为止？

孙医生摇头。于是我们继续深入。 于是长期在山路上跋涉。客车、货车、面包车和手扶式拖拉机都乘过。山穷水尽了，就只得走路。翻山越岭几个小时，汗流浃背钻进一半山腰的土屋，意想不到的故事就源源不绝。贫瘠，愚昧，创伤，压得人喘不过气。一个妇女被怀疑得了麻疯病，于是大家一致通过架柴火烧死她；一个男人突然病倒，于是大家抬起他翻半天的山才抵达公路，在路边拦车去县城中途就颠簸死了；还有一个孩子的父亲被枪杀，他却被几只长枪指着背起自己父亲的头颅，奔走几天几夜。山路是红色的，孩子被父亲的血染透了。云南被称为红土高原。可太阳和泥土更红呢，还是血更红？苦难如此深重而辽阔，人们能够抓住的，也只有耶稣了。 信仰在地下苦苦挣扎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我们抵达彝族的则黑乡，造访了当地德高望众的张应荣长老。老人快失明了，可眼眸透出的那种慈祥的光泽，让我瞬间想起已去天国的父亲。他挺平静地叙述着往昔的苦难，每次熬过九死一生，都不忘说一声“感谢主”。

大约一百五十多年前，在英国伦敦成立的中国内地会，派遣十多位牧师，首次登陆中国上海，自此西方传教士就源源不绝地抵达，并深入穷乡僻壤，播种福音。不少人死了，遗骨永不还乡。信仰就这样扎下根来，代代相传。而张应荣的父亲，则是传教士最早的土著追随者之一，紧接着这个张氏家庭全部信主，年轻的张应荣还入学四十年代初创办的中国西南神学院。可正当他从传教士手中接过衣钵，成为一个合格的神职人员时改朝换代了。 无神论和毛泽东降临，乡村的宁静秩序被打破，两百至四百多万受过教育的乡村知识分子被杀、被改造、被投进监狱，其中也包括信仰上帝的人们。在我访问过的云南山区，一个村落、一个家族、往往从祖父，甚至从曾祖父那代，就跟西方传教士服侍主了。这中间，历经独裁政权的地狱熬炼，如西方的中世纪，信仰只能在地下挣扎。 张应荣夫妇背负血十字，强忍浑身伤痛，爬行在泥泞里。直到风烛残年，直到油尽灯灭，唱着《赞美诗》归西。他们膝下几代，子子孙孙几十口，全都受洗归主──这在云南山区，是极普遍的家族发展史，而信仰的源头，却无一例外地要追溯到某个西方传教士那儿。他来自英国、德国或法国？美国或加拿大？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对云南乡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他，万里迢迢的福音抵达这儿，并且演化为一部部中国人的家族信仰史。 而今不愿与无神论中共妥协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这儿依然违法。但十字架已经在地面发光，信主的中国人，据说已超过七千万。

八十多岁的张应荣长老，九十多岁的袁相忱牧师，都在接受我的拜访之后不久，去了天国。还有早就在天国的张润恩牧师，张刚毅神父，王志明牧师（作为二十世纪全球十大殉道者之一，他的塑像屹立在英国威斯敏斯特皇家大教堂正门上方）。在我写过的三百多个底层人物中，已经有不少去了天国。生命和历史在流逝中，可星星点点的记录却经过我的手留存下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曾一再鼓动我“与亡灵共舞”，我“共舞”过了，但舞得非常悲伤，非常孤独，甚至非常绝望。唯有这些宗教前辈的永恒灵光，让我偶尔翻涌的底层酒徒的自杀冲动得以缓解。 对蒙难的冤魂表达敬意 十字架能让人平静吗？它与佛教、道教一样，能让人逆来顺受吗？许多城市基督徒都引用《圣经》中“驯服掌权者”的掌故，来为自己面对强权的懦弱或恐惧开解。“该不该为刽子手祷告”的论争，也在国内知识分子群体中此起彼伏。我曾顺便请教至今健在的百岁修女

张印仙，老人家气得喊叫：为他们祷告么？绝对不！我问为啥不？老人跳起脚来：他们霸占了我们的教产，在旧社会，这天主堂围墙外面，包括大理中学、包括人民路的半条街，全是属于天主教的，可他们直到今天也不还！我早该闭眼了，可我就是不闭眼！教产不全部归还，我就是不闭眼！！ 愤怒支撑着这个修女，愤怒也使人长寿，这真是对传统养生之道的反讽。当文革结束，中共的宗教政策刚刚恢复时，已过古稀之年的张修女，竟背着奄奄一息的九旬前辈李修女去政府大门口“讨说法”，禁食请愿达二十八天，引起社会轰动，终于索回有八十多年历史的天主堂。 这本书是个活生生的切入口，是我，一个不太规矩的底层作家，对上帝，对因信仰而蒙难的冤魂们，表达敬意的方式。我承认自己经常犯错误，我承认自己害怕犯的错误太多，而得不到上帝的宽恕。所以我希望能够超越些、客观些；所以我希望信仰内外的读者们，不必因为我的种种人生错误而拒绝“历史的心跳”。 崎岖山路中的上帝是红色的。在高寒的云南。在人们醉酒之后。在大难不死的狂喜之后。在阳光如金色的山羊，蹦跳在山巅之后。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九日于四川成都郊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