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长老张应荣
采访缘起
2005年12月30日上午8点过钟，我和已习惯走村串乡的孙医生在垃圾四溢的滇北小镇团街登上了从禄劝县至则黑乡的长途中巴。薄雾渐渐散尽，窗外葱葱郁郁，令人的精神为之一爽。车内还有一小半的座位空着，我和孙医生由于坐得宽敞，所以都袖着手，笑嘻嘻地聊了一会天。腹内饥焰熊熊，我们就分享了好几块准备捐献给山区的软糖，觉得味道很美。我不禁联想到昨天饭桌上的生剁猪肝，感到还是该尝尝鲜，理由是既然曾生吃过鱼和牛羊，那猪也不在话下，况且那猪肝里还拌了杀菌的姜蒜与酒。
孙医生闻言，笑脸顿时沉下来。说你们这些作家啊，如此缺乏基本的卫生常识，搞不好那天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去死掉都不知道。我说路倒路埋很惬意嘛。他说人不能这么对自己不负责任。我在彝族地区跑了几年，发现寄生虫引起的发病率极高，并且很难治。乡下猪圈臭烘烘的，猪们吃喝拉撒都全在里面，这样长出来的所谓生态肉肯定也含有多种寄生虫，人一旦生吃，寄生虫就找到了扩大繁殖的温床。有的彝族，经常头疼，明明是脑子里已爬满寄生虫了，还自以为是喝酒喝的。 我理屈词穷，只得点头称是。
孙医生又说，在乡下最好吃素，荤以牛羊鱼肉为佳；可遗憾的是，彝汉民族都以养猪为主，所以他不得已用餐沾肉后，都要啃个生萝卜化解。我立即检讨道，我就是吃猪肉长大的，一天不吃就无精打采，这都是小时候饿饭，或一个月只配给半斤肉的毛时代造成的后遗症，今后一定痛改前非，从少吃不吃到改吃其它肉。
孙医生笑了，连说没这么严重。如此说说笑笑，路和风景就被抛在后面了。不过我还是注意到基督教堂在这儿分布很密，大约都是乡下人自筹自办，所以外观看上去比较简陋，只是把土墙刷了一层白。可是那醒目的大红十字却不断耸立在所有的屋顶之上，青山绿水之中，给人一种已改朝换代的错觉。9点41分车抵撒营盘镇，便减速拐弯入客运站内停靠。司机宣布休息半小时，于是多数旅客下车上站内的收费厕所，然后站在院坝里东张西望。我和
孙医生小便罢，逃跑似的窜到大街边透气，不料又迎头撞上一辆客车；避闪之间，但见三架马拉砖车狂奔而至，车夫敞胸露怀，挺立车头啪啪舞鞭，激起阵阵烟尘──回想一下，我可能十几年没见过如此蔑视交通法规的马戏表演了。 在昏日头下，小镇像个浑身打满补丁的邋遢婆娘，街道短而阔，两旁的房屋矮而挤，污泥浊水四处明目张胆，纸片及塑料袋随风起落。
孙医生说，撒营盘是老区了，旧社会就管撒老乌、则黑等好多个乡。 我们在车站大门旁的小吃店要了两碗猪肉臊子米线，孙医生先头拒绝，后来经不住诱惑，还是连汤带水都下肚了。因为前后左右都没啥看头，我们10点过就回到车里，公厕的臭味时浓时淡，我一看到时间了，就叫为啥还不开车？售票员置若罔闻。拖至10点20分，车里又涌进一拨彝族农民，满了，又有人吼道。司机趾高气扬地从靠背上回头望一望，才不紧不慢地缩回去，发动机卡卡响了。 出了撒营盘没多远，就碰上修路，车速顿减。我原本在打盹，却突然被抛起，脑袋撞顶，又咚的反弹回来。我哎哟一下张目，见满车旅客都在前倾后仰，犹如置身激流之上的气垫船。
孙医生在旁边摇摆着下巴说，老威你好福气啊，这种路上也睡得着。
我嗯了一声，探头出窗──一边峭壁一边悬崖，之间才是肚肠一般的曲折山路。一堆筑路民工正各持器械，把横七竖八的条石撬到边儿上，给我们腾出前面的道。我吐了吐舌头，满腹疑惑地对
孙医生说，怎么这路修得跟水渠似的？后者回答，避免翻车嘛。这条路出过不少车祸，前不久才有一辆中巴，拐急弯没刹住，就直接冲下悬崖，连岩石也没挡得住。那车打了几十个滚儿，落到两千米以下的河沟里，完全扁成一只烂饺子了。我问死人数量，孙医生说有近20人。 我联想起饺子馅儿一般糊涂的人肉酱，肚内一阵翻江倒海，可有什么办法，人类还是要继续前进。这不，刚过去这一段，又连续三四个急弯，我们像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风中芦苇，大起大落，大摇大摆。兀地从山嘴又冒出一辆货车，我方只得在三四米外站住，而后轰轰撤退约20米，方擦着靠崖的堡坎停下来，让对方鸣笛而过。 地势越来越高，峰峦犹如一伙患了牛皮癣的秃头巨人，在忽明忽暗的云层中沉浮着；太阳偶尔露一面，但很矮，几乎就与人的眉毛平行。此时，我看见了顶端平展的轿子雪山，它在深不可测的天幕的拂动下，微微起伏；随着车的绕行，它也像一块来自天国的白围巾，在人脖子之外远远地绕行。 隐隐约约，我还在轿子山脉的某一处皱褶里，发现了一颗米粒大的红点。
孙医生说，那红点是基督教堂的十字架。我叹息道，连那么高那么缺氧的地方也信主了。
孙医生却说，那不是轿子雪山，而是旁边的凳子山，从我们这个角度看过去，两座山就重叠了。当然，那里的彝族村都信主。也都经历过土改。 下坡了，由于条石长堤在两边无限延伸，所以我觉得中间的狭路似水流淌，似光阴流逝。下午2点21分，车抵达则黑，这是一个与撒营盘类似的山区小镇，区别只是比前者更小更旧，街两旁低矮房屋的颜色更暗淡。旅客们瞬间就作鸟兽散，我也跟随提着两包行李的孙医生走在空荡荡的街中心。
除了停息在街边的几辆货车与拖拉机，再没什么现代化气息。马和骡子三五成群地拴在街上，沿途都是畜粪，居民们从屋檐下打量着两个外来人。空气寂静，一旦驻脚，恐怕能听到苍蝇的嗡嗡或骡子尾巴的煽动。 从正街拐往一个斜坡，再一直爬到底，就是则黑乡最高的建筑物──5层楼的白色的基督教堂了──那蓝天下的大红十字架比稍远一些的政府部门的五星红旗醒目许多。 基督教堂底层有两三间铺面，孙医生拾阶而上，进了其中一家“康民药店”。接待者是个中年汉子，他为我们泡茶，并说昨天就接到孙医生的电话，教会的张长老已做了安排。客随主便，我们先去街上寻了两碗羊肉米线吃了，再回来等候。
孙医生在背阴的药店里喝茶，我却提一只小凳，蹲坐在“三春饲料经营处”的短墙外晒太阳。脚底是一溜斜坡，两边的污水沟蜿蜒着，顺坡而下，将房屋的石头基脚侵蚀得墨黑。我极目望远，见山丘朦胧，成片的瓦顶光斑闪烁，可塑料垃圾仍然颤动着，飘飞着，成为中国所有乡村风景中不可缺少的点缀。
孙医生又进饲料经营处打了电话，转瞬间，一个黑脸汉子骑着摩托，威风凛凛而至。我们由他带路，贴着土墙，从斜刺里穿过去，在拐弯后又上了一个坡，就来到上村。 依着地势，如飘带蔓延的则黑乡由上中下3个村组成，中村为机关与店铺集中的商业活动区，上下村则镶嵌在田野之中。我们在红土裸露的上村走了几分钟，路过若干农家院落和一堵年代久远的斑驳红墙，上面有“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标语，据说还是红军时代的。 过完红墙，我们进了一个敞开的院落，然后上了又高又陡的石阶，一对慈眉善目的老人自门里露面，他们就是我此行的拜访对象之一，则黑乡基督教会最德高望重的长老张应荣牧师及老伴李桂芝。我随孙医生上前握手，彼此寒暄，并应邀进屋在冷却的火塘旁坐下。爪子一般毛绒绒的阳光探入门槛，我环视了一下半明半暗的房间，掏出录音机，谈话于2005年12月30日下午3点30分正式开始了。
老威：随着时光的流逝，老的基督徒越来越少„„比如90多岁的袁相忱牧师，前年我在北京拜访他时，其身体和头脑的反应都很敏捷，可今年我听说，他就已经不在了。
张应荣：我也84岁了。
老威：所以我想听听你无所顾忌地讲讲自己的经历，同时留下一个见证。
张应荣：嘿嘿。我嘛，1922年生，具体的生日晓不得。因为我5岁死了妈妈，爸爸作为中国内地会的长老，全副身心侍奉主，忘了自己儿子是哪一天生。我读过3年小学，从小就跟父母信主，但是懵懂的；一直到16岁那年，有两个外国牧师来到禄劝县撒老乌传道，我参加了一个礼拜的圣经会，又和许多人一起参加了三个礼拜的圣经班，才受了感动，在圣灵前承认自己的过失并决定将此生奉献。接着，由撒老乌教会推荐，我去武定县滔谷乡入六族灵会（即由黑彝、白彝、干彝、黎族、傣族、汉族信徒聚合而成的初级圣经班），苦学了3个年头。
老威：来则黑的途中，我们曾路过撒老乌。隔着一大片沟壑，我们望见山脚下的两块白色屋顶，在周围土屋构成的村落中显得格外醒目。
孙医生指着窗外说，那就是由两个西方人创办的西南神学院，大半个世纪前，他们病死并埋骨于此，至今还留有残碑。
张应荣：他们是夫妇，一个是澳大利亚人，那时50多岁，中文名字叫张尔昌；师母是加拿大人，我已记不住名字了。西南神学院的创办人还有英国的郑开元牧师，他原来在四川那边办学，抗日战争开始，就来到云南这边的禄丰，联合筹办了西南神学院。半学期后，校址由禄丰迁到撒老乌。自六族灵会毕业不久，我又成为神学院的首期学生，在此修完了3年正规学业，假期中还跟传道人四处跑，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为出校门后就任专职传道人打下了基础。
老威：当时坐汽车吗？
张应荣：这儿是各个民族杂居之地，在全中国范围内都算偏远落后，修公路搞开发也就近些年的事。当时的交通工具是马、骡子，还有人腿，驮着东西，从昆明走拢则黑要一二十天，再往里去，过一条金沙江，就是四川的大小凉山了。 本来经过祷告，我已决定自己的奉献方向就在云南境内，可在我即将毕业之际，神学院接到一位传教士从四川昭觉县发来的求援信。对方是医生，来自英国伦敦，正在当地筹办医院。由于大凉山是彝族腹地，语言和风俗又不同于汉族，因此仅仅懂一点汉话的西方人所遭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于是神学院派我和另一名黑彝族毕业生去昭觉，在医院服务10个月，当翻译，还教英国医生彝语。完成任务回到云南这边时，已经是1950年圣诞节了。
老威：此时全国已解放，你还能继续传福音？
张应荣：1949年圣诞节前后，云南就全境解放了，可四川大小凉山直到1950年春天还在国民党手中。我是基督徒，不管天下由谁统治，福音肯定要传的。1951年开头，共产党忙着更换基层政权，还没功夫操心宗教的事；接着是清匪反霸，再接着是土地改革，我也满30岁了。
老威：还没成家？
张应荣：我30岁才定亲、结婚，跟着，家里就被划为地主。
老威：你家在当地算大户？
张应荣：我家5哥弟，两姐妹，我是老二。我的大哥当过乡长，但家里的财产和土地却很少。我本人更穷了，在土地改革以前，都一直在神学院住着。
老威：那么划你地主的依据是什么？
张应荣：第一，本地信主的人很少，而我们又是子承父业的基督教家庭；第二，1949年云南都解放了，我还被神学院派到国民党统治的四川彝区，除了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到底还干了什么？历史不清；第三，我大哥当过伪乡长，株连了整个家庭。
老威：请讲一下你所经历的土改。
张应荣：清匪反霸期间我还住在西南神学院，阶级成分定了，我就被弄回则黑，和几十个乡里的地富分子一起，集中关押在则黑小学内。群众大会开了若干回，重点是没收土地财产，以及罚款。在没有对地主和富农动武之前，一些人还在夜半三更偷偷埋点吃的穿的，打算避过风头再挖出来。可没想到运动越来越激烈，群众的眼睛也雪亮，藏得再深，也会被搜到，哪就罪加一等了。信主的人，讲究个诚实，罚款，没钱；财产，没有。他们搜来搜去，掘地三尺，仍榨不出几滴油水，一怒之下，把我丢在神学院的行李都拿去了。
老威：你的行李很值钱吧？
张应荣：就一床铺盖，连被面也没有。他们气坏了，连骂我不老实，天下哪有这么穷的地主？开过斗争会，叫我跪在地上，三天三夜不准起身，民兵捏着大棍子在旁边盯着，瞌睡了要挨打，伸懒腰要挨打，就是动一动膝盖也挨打。
老威：在牢房里吗？ 张应荣：在露天。膝下铺着敲碎的砖头、瓦片，天像漏了似的，一直下雨，夜里还一个接一个的闷雷，震得房梁与瓦片嘎嘎的抖。雨浇在身上，开始还冷，过后就麻木了，因为水已经淹没了我的大腿根。膝盖和头上、腰上的血淌得多了，把水凼凼都染透了。我嘴里反复念叨着：神啊，神啊„„
老威：你能熬过来，也算神迹了。
张应荣：当时，雨里跪了一大片，几十个地富分子，喊爹叫娘的，被贫下中农逼着，各交代各的问题。我的问题主要是1949至1950年在四川境内，受神学院指派，与外国人接触过，与解放军接触过，与国民党军队也接触过，到底出于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后来这些国民党军官，有的被捕了，劳改了；有的从昭觉县去了西昌，去了台湾──自土改到1979年邓小平出山，政府来人宣布为我揭地主帽子以前，我写了几百份《坦白书》，反省那些越反省越不清的“历史问题”。
李桂芝插话：他叫抓去好多天，我在撒老乌的家里，把眼睛都哭穿了。有人悄悄带信来，说你家那个人可能不行了。我一急，就往则黑赶。天不见亮，一路稀泥巴，我披一件蓑衣，怀里揣了一包煮熟的洋芋，紧赶慢赶，不知摔了多少筋斗，才在天黑透时到了则黑。看见他跪在雨里面，样子像个鬼，我蹲在眼前，他也认不出，不是认不出，是魂还没回到肉壳内。我喊了他几声，他总算嗯了一声，我摸出洋芋喂他，民兵就吆喝着，一棒敲过来。洋芋掉进水里。可怜啊，他被整了三天三夜，啥东西都不准吃。
老威：撒老乌离则黑有多远？
李桂芝：90里，我连夜打来回，要走180里。
老威：我们从撒营盘坐车过来，好像走了三、四个小时。 李桂芝：眼下在修路嘛。当时我们都抄小路，要近得多。我去那地狱里探了一趟，啥忙也帮不上，只好边哭边往回赶。拢家时，脚都走瘸了。房子周围有贫下中农监视着，我一天到晚躲在屋里，再不敢出门。
老威：后来呢？
李桂芝：运动快完了，他就回家了。
老威：被民兵送回来的？
李桂芝：一点一点爬回家的。那次我整夜没睡着，鸡叫最后一遍了，天也蒙蒙亮了，我恍惚感觉到房外有哎哟哎哟的呻唤，就起身去看。一打开门，却见脚下有个浑身磨得稀烂的东西在伸手扯我的裤腿。我赶紧弯腰相认，可怜啊，蒙神的照看，一个快被整散架的仆人才能爬90里山路回家。他已经动弹不了，最后连呻唤的劲儿也没有了。我把他抱进屋，在他身子下垫了一张羊皮，羊皮下又垫了一堆草。就这样缓了一会儿，民兵又来押他去开则黑全乡的土改大会。他动不了，人家就用木板子抬他去，再骂装死狗也没用，他就躺在台子下面挨斗，还不准闭眼睛。 张应荣：四周有三四千人，围得跟铁桶似的；我的身体却如一块生铁，哪个部位都不能动，扭脖子也要出一头虚汗。那天被公审的有十几个人，除了我，全部五花大绑，插黑牌子。我大哥就立在我旁边，弯腰90度，还有两个民兵将他的手臂朝上抬，文革中把这叫“坐喷气式飞机”。 我躺在地下往上看，下了很久的雨终于停了，耳边还能隐约感觉到小河的水淌。太阳从渐渐散开的乌云中露出脸，天太蓝了，怎么会有这么蓝的天呢？而在太阳和蓝天之下，人们彼此仇恨，被划为贫下中农的大多数人要把另一些地富分子踩在脚底。难道这就是“解放”？难道在“解放”以前，人们没有在同一个太阳下，同一个村子里，蒙上帝的恩宠，和谐地生存了许多年？ “阶级敌人”已经被打变形，每张人脸都是肿的，脑袋被石块、棍棒揍得坑坑洼洼，口水和粪便在上面干了，起壳了。但是还不够，还要判刑，枪毙人。就在这次会上，撒营盘和则黑的区长、乡长、大住基（彝语，意为大地主）都叫枪毙了；他们的儿子也判了十几二十年的刑，有的疯了，有的出狱没几天就死了。我与政治没啥关系，也说不上“剥削”了谁，因此苟活了下来。可从此落下了风湿病根，终身残疾。
老威：你没判刑吧？
张应荣：当时没判刑，只是作为四类分子，交群众监督改造，更不准传福音。但是到了1958年，形势一紧张，我就去劳改了。
老威：是正式投入劳改吗？
张应荣：1958年秋天，公社在撒老乌修水坝，我们3个地富分子被押去挖泥巴，跟着又编入四类分子学习队，在禄劝县的角家营和胶山一带烧了10个月的碳。
老威：学习队有多少人？
张应荣：二百五、六十人，才劳动了1个多月，就有50多人病倒。
老威：劳动强度太大了？
张应荣：主要是大跃进之后，生活开始紧张，吃不饱。一天才三两米的定量，熬成稀米汤大家喝，如此，肚子虽然鼓鼓，可一干重活人就全瘪。我的身体本来就弱，脚上还长了个大疮，开头还硬撑着，可有一天出公差，从早晨走到下午，实在挪不动了，就停下来想歇脚，却被押解的民兵抽了一棍子。脚上的浓疮哗地绽开了，我痛得虚脱，就倒在地上，无论怎样挣扎都起不来。我感觉要死在这路上了，就在心里祷告：主啊，我不行了，只能这样去见您了。不料过了一会儿，他们居然扶我起来，还命令其他人替我背行李。晚上，也破例没开我的斗争会。第二天休息，第三天递给我一把斧头，仍叫我上山砍柴去。 那是1959年的夏天，已开始大面积地饿死人了。在胶山真金万的时候，同我住一起的四类分子就饿死了3个。啥都吃光了，树皮、树叶、草，畜生能咽的东西人也咽，畜生不咽的东西人也咽，所以不少人中毒而死。我看见的3具尸体都是光溜溜的，衣裳和裤子扒掉了，嘴皮萎缩，牙齿如锄头伸出来，好像随时准备着去阴间挖吃食。他们都吆喝了半夜，后来就不吭气了，大家还以为睡过去了，第二天吹哨子也不起，一揭铺盖，人已是硬的。 民兵监督我们把坑挖深些，免得饿疯了的人再去掏。光溜溜地去吧，反正那年头，大家都看惯了。
李桂芝插话：他被弄走不久，我们3个月大的女儿腰就塌掉了，整日啼哭，拖到1岁零17天就死了。还没缓过气，我的堂兄又悄悄带信回来，你家里那人也快饿死了。这怎么得了，他万一死掉，我也活不成。哭了一晚上，天不见亮就去守在队长家门口，等到人家起床了，才进门跪在地上。恳求半饷，队长终于答应借给我10斤燕麦、5斤粮票和3元车钱。因为听说学习队不准单独开伙，我就将燕麦炒熟，磨成面，然后搭车去撒营盘，再转车。 拢了学习队，见那儿已饿死不少人，遍山遍野都是新坟包包。那些坟包起得很浅，可能是人们已没力气往上压石头。树也砍得差不多了，但是碳窑还开着，几个活着的刚才还站在窑门口，可一眨眼，他们就坐下了，再一眨眼，就横着竖着躺倒了。 房子里找不着他，我就抓一小把燕麦面给一个人，让他带我去寻。沿着山沟绕了一会儿，看见他蜷在一堆烂草里，进出只有半口气了。我蹲下去喊了几声，他才抬一下眼皮，那眼神又聚了半天，才认出我，两颗泪珠子啪地掉出来。 他吞完2两燕麦面，人就有力气站直了。跟着，趁没人时，他把救命粮和粮票都藏了，答应我一定度过难关，平安回家来。感谢主，59年秋天学习队解散了，他到底还是回家了，虽然已是个瘫子。
老威：他瘫到什么程度了？
李桂芝：他的风湿病一阵阵发作，两三个月之后就躺着动不了。既然动不了，不出工，粮食定量就要减半，别人一天1斤2两，他就只有6两。
老威：这时公共食堂还在办吗？
李桂芝：大跃进之后，公共食堂办了两三年，不过，我们地富分子不能进去，打饭在外面，通过贫下中农的手，6两就变成5两了。他的病眼看一天比一天重，身上的疮烂得也快，最后打来的饭都吃不下了。我很着急，又去恳求队长，再借一点大麦面救救人命吧？队长犹豫了一会儿，因为大麦是细粮，他做不了主，就去与队上其他干部商量。结果还是从仓库里称了10斤大麦面给我。 我每天熬一小碗加了野菜的大麦糊糊，一口一口喂他；接着，我又找队长借了8斤荞麦面。这时，四川那边来了个草医，仔细察看了他的病情，就开出一幅药方，让我抓齐草药后，用药炖鸡给他吃。我发了两夜的呆，在队里想不到办法，只好走几十里路回娘家，费尽力气弄了一只小鸡娃。回来马上炖了，连汤带药带渣都叫他咽了，第二天就有了些起色。 草医说的，人没有一点油荤，药也起不了作用。可那个年月，公共食堂都好久不冒烟了，我的身上也有些浮肿，因为要在每天的口粮中扣一半，还从队上借的细粮，我几年都没吃过一顿饱饭。可他是我的精神支柱，死活绑在一块了，抹下脸皮，我到处去讨。有一个人在食品公司工作，心肠比较好，听了我的哭诉，就给了我5斤粮票。当时凭着这食品公司的粮票，能买到每碗带两小片猪肉的饭。这太贵重了，如果现在碰见这个恩人，我把房子给他都愿意。 我把这肉片让他吃了，他又有点起色。这时，村里有个懂医的汉族老大爹出了个主意，叫我在屋后挖一个半人深一人长的坑，第一天，在坑里填满桑叶，然后用树干将他架在上面，点燃了，以暗火冲出的桑烟熏烤身体，从太阳露头直到太阳落山，湿毒才透出表皮；第二天，又换松针填坑，再依法炮制。这个土办法还真见效，不久，他的手脚就能慢慢活动，也能下床了。不过还是体虚，最多站分把钟，汗水就牵着线从鼻尖往下淌。 感谢主，又有好心人送了一瓶那年头十分稀罕的云南白药，他服了头一次，汗就止住了；全部服完后，虽然还是干不了重活，可命总算保住了。
张应荣：这次从鬼门关回来，我看开了许多事。反正都是政治运动员，就随喊随到，斗争会上也不用你来按脑袋，我先就埋下去了。四清、社教，一般的政治运动还以文斗为主，风头一过就罢了，可怕的是文化大革命，你看看我的嘴，只有一颗牙齿，这不是自然脱落，而是被造反派打掉的。一次斗争会打去两三颗，开四五次会，嘴里就空荡荡了。
老威：文革结束后呢？
张应荣：四人帮粉碎时，依然不准信宗教；稍后，民间经历了基督教的自然复苏时期，但在1982年以前，谁也不敢公开信主。私下聚会被群众检举，队上就要开大会批斗我们，拳打脚踢。前两年，这儿又经历了十字架发光运动，一个村一个乡，成片地信主；而几十年前那么多人信的共产党，现在已没人信了；甚至那些党里的人，也来教堂做礼拜，忏悔自己的罪，还捐款修教堂。
老威：请从头至尾，讲更详细一些。
张应荣：被关被打被吊的次数多了，记忆就有点模糊了。总之，1952年土地改革，我才30岁，就因为信主，被划成地主，跟着受了几十年难以想象的逼迫。每一次陷入绝境，我都以为不行了，却在暗中得到神的保守，居然多活了50几年。这好比《圣经》上写的：“神因西西加的苦难而增添他15年的寿数。”
老威：感谢主给了你一个好妻子。 张应荣：她嫁给我时，才17岁，人漂亮，又出生贫农，按条件，很多好的男人可以任她挑拣。当时我和哥哥去她们乡里传福音，有人来说媒，我就曾推托过。但她主意已定，并且说得到了神的允许。果然，主经过她的手，将大爱赐于我，她却因我受了几十年的拖累。而现在，我的身子骨还算硬朗，她却生了7年的病，风湿加上妇科，手臂一抬就疼，好像已没有痊愈的希望了。
她的思想很苦闷。我就说，不必苦闷，这是神的旨意，对于我们，神是知肉知灵的神，在我们没有抵达人生的终点，得见他的真面之前，他要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熬炼清楚。否则，我们如何能赎清原罪，做到纯洁坦然呢？
老威：讲得很好啊。 张应荣：虽然我太渺小，不能减轻她的痛苦，她却从神的大爱中得到了安慰。 我的一生翻过4次生死的大坎。第一次是8岁，我在半山腰放羊，不知不觉睡着了。那是秋天，阳光非常温暖，可一觉醒来，却起了风，一大团乌云将太阳吃了，羊也走散了。我害怕父亲责怪我，就呜呜哭起来，还用手背横着擦眼泪。我不晓得两头狼就蹲在背后，等着猎物回头，好咬断我的脖子。太险了，后来有人发现，那狼嘴几乎抵着我的颈子了，可我还在越哭越伤心，弄得狼们也一头雾水，迟迟疑疑，不敢轻易来扑。
老威：这有点神话色彩了。
张应荣：狼很凶残，疑心也很重。我哭了那么长时间，显然超出了它们的理解能力。我父亲终于赶来了，老远望见他儿子的背上耸着两头狼，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他懂得狼的习性，就停步，把双手圈成喇叭筒，拖着长声吆喝，跟着，牧羊狗也狂叫起来。狼立马起身，还不甘心地与父亲对视了半分钟，才转身逃跑。父亲气喘吁吁地冲上坡，一把将我抱在怀里，连说好险好险。我却一点感觉也没有。 羊也一只不拉地跑回家了。大家都说，没有神的照看，这娃娃不可能毫毛无伤地坐在这儿。所以这事儿传开后，不少人信了主。
第二次是我17岁的当口，一家人都出痧子（天花），那年头，这弄不好要死人。我不晓得厉害，仍跑到外乡去。直到在返回的路上，突然觉得浑身发闷，好像许多豆芽从毛孔往外窜，刹那间，天旋地转，脸憋得通红，刚巧不远处有条沟，我就挣扎着爬过去，把嘴直接戳进水里喝，后来，又在兜里翻了些砂糖，一捧一捧兑着喝。麻痘痘就像虫虫这一堆那一堆，我一会儿昏一会儿醒，从太阳当空折腾到太阳快落山，才被一条狗发现，一叫，才唤来几个人，把我抬到附近村子一个草医家。又过一晚上，好歹捡了一条命。 如果没有神的保守，狗就不会来，我也就呛死在沟里了。第二天，我父亲赶来，将我接回家去。后来他说，我儿子大难不死，是神挑拣他，将以使命赋予他。 第三次就是土改，我跪在水凼凼里三天三夜，风湿都侵进心肺了，还被抬去开大会，陪杀场；第四次则是1958年被抓进学习队，又饿又累，风湿大发作。没有她我早就死了，而目前，她的病越来越严重，我也风烛残年，不能分担她的痛──这可能是翻人生最后一道坎了。
【补记】
残阳如血，3个多小时的访问结束了。由于被张长老的经历和气节所感召，还没有信主的我，也在出门前与这个四世同堂的基督教家庭一道，虔心作了祷告。接着，教会的卫生员李世珍赶来，接张长老和客人去下面吃晚饭。我们伴着老人慢慢地走，沿途赶牛和赶骡马的村民都语气崇敬地招呼老人，并纷纷让路；在斑驳红墙边，老人说，这就是则黑首户杨心林的院子，从旧社会一直留到现在，可他的后代却早不住在里面了。 边说边走，我在一片渐渐变暗的火烧云下，望见了一座老教堂，本想爬上去看看，但天色已晚，只好拍了两张照片。掩映在树伞中的繁体门匾有些模糊，但有一种无言的苍凉。老人说，那是我小时候天天去的地方，现在教堂已新修，过去的就用不着了。 我们陪老人在教堂旁边的一户人家用餐，夜色降临，神的光芒却继续照耀。我们祷告着，语言和食物都温暖而清淡。告别时，老人扶着门框，半盲的眼里星光闪烁，“孩子，再见嘛，以后又来嘛，”他说。那微弱的口气令我想起3年前去世的父亲。
我是个不习惯告别的人，可此时突然感到酸楚而遗憾，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在出远门的时候，对尘世与天国的亲人说过“再见，以后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