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基督教徒袁福生
采访缘起
我具体了解中国有家庭教会比较晚，那是在1998年7月份，我应邀往北京主编《沉论的圣殿》。有一天，我上徐文立在白广路2条4号大杂院内简陋的家，老徐向我介绍在座一位寡言而敏捷的中年人：“徐永海，神经科大夫。” 我们彼此点头，进而彼此产生好感。两位徐先生像弟兄俩，都瘦弱如弓，脸型狭窄而苍白。他们把头抵在一块，大约正在商讨打印什么违禁材料，眼神也不自觉地环顾左右，给人一种地下工作的紧张感。 徐文立已经谢顶，徐永海正在谢，我是秃瓢，早就谢无可谢。正是由于这种相类似的人物标识，徐永海在谈完正事后，转而把头与我抵一块，耳语道：“小心，这屋里有窃听器。” 我在头皮发麻中接着听他讲信仰，讲基督教里的拯世。他当时入没入教我不知道，只记得我曾经回答：“我不进教堂。” “我也不进，”徐大夫会心地一笑，“现在的教堂都是来自爱国会的。”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偶尔有电话，徐文立“民主党”案发前夕，我曾经托他把放在徐家的《证词》原稿转移出来。再接着，他的旧电话不通了，我从网上得知，徐大夫不仅已入教，而且是北京地区家庭教会中的一位活跃传道人。 再接着，他家住了几十年的老屋被强行拆除，徐大夫求告无门，一度想以死相抗——是废墟上十几位兄弟的祷告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
神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几代蒙难的基督教徒都曾这么说。
2004年初，徐大夫与主内弟兄刘凤刚在浙江萧山地区传教时被捕，从此音讯全无。他的妻子，曾经是神经科护士的李珊娜在网上说，她将继续为丈夫祷告。 同走路、睡觉一样，祷告是人的一种本能。我曾见过佛教、回教、天主教，甚至无神论者的无助祷告。哪怕动物，哪怕凶残的狼，也有在月夜里奔上最高的悬崖，仰天哀号的时候。所以徐大夫妻子的祷告虽然是具体的，却从几千年，或上万年的混沌里延伸下来，并且还将贯穿一代又一代的灵魂，延伸下去。
一个制度，一个政府，可以为了统治的需要，尽全力去剿灭这种生生不息的祷告，但一百个制度，一百个政府灭亡了以后，祷告还将无休止地回荡。 因此，我从我的朋友余杰和刘敏那儿，看到了远志明先生的记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知道在官方许可的教堂之外，参加家庭聚会的基督徒已达七千多万。我想起了徐大夫和他的妻子，目睹了自上世纪初，特别是1949年以来有许多人殉难的“神的道路”，我的内心也开始祈祷。 我希望能做一个老基督徒的访问。 我托家庭聚会的传道人刘敏打探相关的消息，2004年2月25日，星期六的下午，我在阳光明媚中接到刘敏的回音，她向我提供了一个电话，并告之电话的主人正是《十字架》里记录过的，在中国北方最为人敬重的袁相忱夫妇。
我随即拨通电话，与86岁的梁太太取得联系。那端的声音清晰而和气，于是我们约定，在2月28日，星期二的下午登门拜访。梁太太在告之袁牧师的作息时间的同时，还详尽地叙述了去彼处的地铁和公共汽车的线路，我一一记下。
想到这对高寿基督徒的种种不平凡，我不敢怠慢，遂约会了台湾籍的记录片拍摄者温××，商讨了几样现场访问的方案。温××是个娇小的颇有爱心的姑娘，在台湾拍过多部社会题材的片子，而我是她在大陆的第一个跟踪对象。 刘敏自告奋勇。
于是在28日下午，一男两女携着摄像机和录音器材，满面春光地出发。将近两点从宣武门上地铁,天气晴转阴,一阵阵冷风从灰蒙蒙的高楼间刮过来,令人不由自主地缩头。眼尖的刘敏率先望见路口旁的天主教堂，云缝里透出的阳光给高耸的十字架染上了几颗金，我们进大门参观了一番，而刘敏乘隙做了祷告。
接着，我们乘车至洋桥，打了电话，开始在几座大楼间转悠。我们先进了洋桥医院，打听了几个人，然后没有结果地退出大门，绕着极漫长的围墙由街面朝里深入。风贴着巷道吹，两位姑娘的头发凌乱地飘着，而我的双臂却紧抱着自己，把寻觅的重任交给擅外交的刘敏。 大约又进过两三座大楼，我们抵拢了目标。由于沿途的波折，刘敏扬了扬她出众的额头，向封锁楼门的一位保安再次核实：“这是正阳家园1门吗？有一位90岁的袁伯伯住在这儿吗？” “你们是谁？”保安没有回答，却警觉地盘问道。 刘敏也没回答，却直接按了二层二病室的电铃，刚好有本楼住户进门，我们就乘机跟进去。不知深浅的温××出于职业习惯，从提包里剥出机器拍摄起来。
通过电梯和楼道，我们终于进入袁家。这是一个普通而和睦的基督教家庭，四壁有十字架和圣经里的箴言，宽敞的客厅内有十几位家族成员，而迎门的沙发上方是二三十人组成的四世同堂的全家福照片——寿星袁氏夫妇位居正中——可现实中的袁氏夫妇却一直冲我们微笑。知书达礼的刘敏介绍了来意，就靠着目光清澈的梁太太坐下，那种水乳交融，令人瞬间就升华到神的国；我的身边却坐着袁牧师，由于激动，我说话有点结巴，而袁牧师耳背，总是抬起右手，扩音器一般搭在耳轮上；于是梁太太和刘敏争相贴过去充任翻译。四周发出善意的笑声，采访的气氛顿时就有了。
我拿出笔记本和录音机，而温××挺默契地在茶案的另一端架好摄像机，我与她相视一笑，并竖了一下手指。 在这中间，袁牧师送了我一些书和资料，彼此商量怎么开头；而刘敏却坐在靠中的椅子上，向大家介绍她的夫君余杰等一批信基督教的知识分子，以及她主持的家庭聚会的情况。我吐了口气，正庆幸着出乎意外的顺利，门却笃笃响了。 空气顿时凝结了，象一张松弛的弓，突然被拽成满月，聚成一圈的人眨眼就分散了。如同变魔术，摄像机、录音机、包，甚至纸条都失踪了。
袁家的一个儿子闪到门旁，俯耳又听了两三遍门响，才咳嗽一声，放慢节奏问：“谁？” 门外答：“我们是派出所的民警。” 又问：“什么事？” 又答：“我们接到群众的反映，说有不明身份的人上您家采访。” “没人采访。” “我们是执行公务，开门吧。”
犹如一个拍电影的剧组，待每个人都各就各位，准备就绪，门才开了。大家都把目光的镜头冲着进来的一男一女，男的着警服，是管这儿的片警；女的着便装，据说是刚上任的居委会主任。中间的椅子早腾出来，他们一坐下去，片警就盘问道：“谁在这儿采访？是你们吗？” 梁太太答：“没人采访，是几个慕道友。” “谁是慕道友？”
刘敏的脸色惨白了一会儿，这时已镇定如初了：“我是基督徒，听说袁伯伯病，特地来探望；他们是我领过来的慕道友。” 我附和道：“我想了解一下基督教，就跟来了。” 片警转而问温××：“你呢？” 温××板着一张胀红的脸,抬手指了指喉部。 片警道：“什么意思？” 温××哑巴似地张了张嘴，镜片后的目光闪烁不定。 刘敏道：“她声带发炎，说不出话来。” 片警道：“哪我倒想听你说说。”
于是刘敏从上帝造人开始，滔滔不绝地侃下去。她的口才是天生的，况且传道又是本行，所以把个片警弄得晕头转向。时间不知不觉过去，刘敏讲累了，就让片警提问题，可怜的警察文化底子薄，提不出什么问题。倒是年轻的居委会主任问信仰有什么好处，大家都笑了，主任显得不好意思。
片警的手机响了两次，他每次出门接听，大伙都不禁暗地紧张。待他第三次出去，身后却跟进一位年长的警察，直接与袁牧师打招呼。原来是本辖区的派出所副所长兼特警队长，他二话不说，就要依法检查我们的证件，我和温××不敢出示身份证，因此我辩称，大白天出门，没有必要带证明，如今又不是文革时期。刘敏见状，生怕露了马脚，就接过话头，坦承自己是某外企公司的职员，大概是产生了美女效应，警察沉吟一番，放弃了带我们回派出所核实身份的打算。
遵照指令，我们把姓名、电话、地址写纸上，供公安查验。我和温××自然是假的，而刘敏的名字太大众，写写也不妨。接着，三个公差稳如泰山一般耗上了，刘敏只好继续传道。其间，警长还提了一连串的问题，比如警察这种职业与基督教有冲突吗？等等。刘敏的回答是，一个忠于职守，服务于社区居民的警察一样会得到神的恩典，因为人人都有安全感的社会更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 公差们点头称是，一副虚心好学的模样。片警还称，他受袁牧师的感召，已考虑了一段时间的信仰问题，今后，他会每个星期天来参加团聚，交流读《圣经》的心得，居委会主任也附和说要加入。
可就在这种感人的氛围中，警长连接了四次电话，每次嘀嘀铃响，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触碰。我的心悬着，温××的脸板着，刘敏还在讲神是如何高于警察（可耶酥就是被古代的警察钉上十字架的），袁牧师耐不住，在半小时内问了三次警长：“您们还有什么要问的？”潜台词是：“快走吧，别在这儿烦我们！”
公差死活不去，没办法，我们先站起来。警察象膏药一样贴着我们出门并下楼。幸好袁家子女多，防不胜防，终于还是把暗号递到了我们耳边。 离开袁家几百米，警察早不见了，我们还在贼头贼脑张望。拢大街，钻入一辆破出租车，我们还在猜疑是否有车跟踪。原计划过几天，由袁家派人把藏起来的东西送到某个约定的地点，考虑到夜长梦多，我让刘敏打电话。
我们在宣武门下车，二进天主教堂，大门内，停了一辆崭新的奥迪轿车，令我们紧张了一会儿。因为奥迪是便衣特务的专用车，两天前，我去探望刘霞刘晓波，他们楼下就停了一辆奥迪，结果我入屋刚坐下，屁股还没热，警察就敲门了。
在紧闭的教堂穹门外，我们缩头缩脑。此时，我开始用玩笑来抵御寒风，直夸刘敏适合做地下党。刘敏露出女儿本相，连称“紧张死了”，并反击我说谎不自然，辜负了监狱的培养。大约等了一个多钟头，奥迪开走了，袁牧师的二儿子
袁福生把一大包东西送到我们手里,计有录音录像器材、挎包、笔记本、通讯录、书籍、资料等等.
袁福生瘦弱、顽强，有丰富的地下活动的经验，他将我们的东西用报纸裹了,再装一条旧塑料袋提着，这样就显得极普通。
刘敏与他接头的同时，得到了一个电话号码，两天后的3月2日，全国人大和政协召开的前夕，我正是用这个秘密号码和他联系，并约定次日在地坛南门见面。
3月3日午后风和日丽，但街头巷尾警察遍布，以确保“两会”的胜利开幕。我和
袁福生都提前了半小时，可相见却推迟了半小时，原因是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逡巡着，探查四周有无可疑之处。 我们相视以笑，就一齐出了大街，越过天桥，去了斜对面的麦当劳快餐店，在人来人往中找好坐位，要了饮料。我把袖珍录音机用餐巾纸盖着，访谈就开始了。 “太紧张了，每年两会都这样，”
袁福生望着窗外说，“我父母让我向你表达歉意，他们欢迎您以后再去。” 我望着对桌的一对情侣，点了点头。 “我父亲在为一个叫徐永海的大夫祈祷，他是在浙江传福音时被捕的，”
袁福生又说，“父亲在聚会时公开讲，徐大夫是年轻一代基督徒的骄傲。” 我内心震撼，一股暖流从多年以前涌过来，可眼睛依旧望着别处。 几个钟头逝去，我们出了麦当劳，分道扬镳。黄昏的天空象剖腹产的肚子，将满腔的血泼在大街上，北京的人群、车辆和房屋都在永恒的血潮中川流不息。
老威：我已经在地坛外走了几个来回，还去地铁口逛了一圈，脑袋不动，眼珠子却转个不停。我恍惚觉得每个行人都是特务。刚才有个骑自行车的警察嗖地擦身而过，我居然出冷汗了，真有点悬。
袁福生：我也提前半小时到，在周围慢慢磨蹭，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每年“两会”期间，都特紧张，不能不留意。
老威：这里面还安全吗？
袁福生：麦当劳是挺新潮的去处，进的几乎是年轻人，应该没什么问题。假如有问题，托主的智慧，能感觉得到。不过，您的笔记本太显眼，容易被人逮住，成为“罪证”。我们主内的弟兄碰面或接受采访，遇敏感的话题，都用小纸片。我兜里揣了很多，您看，就是这样的纸片，小半个巴掌大，互相在上面写，你问我答，我问你答，声也不必吭，旁边人看着，还以为在玩什么文字游戏呢。撞上突发情况，处理起来也方便。
老威：什么叫“处理起来也方便”？
袁福生：警察脑门上没刻字，他不会象演电影那样，让观众一眼就认出来。有时候，他突然就扑上来，控制你，抢你桌上、椅上、身上、地上的一切证据。你的本能反应是尽快碎掉小纸片，如果来不及，就在警察箍你手腕、卡你脖子之前塞嘴里，嚼烂了，咽下去。他不可能马上切开你的肚子取证。
老威：真叫人喘不过气。
袁福生：感谢主，我们坚持了这么多年，现在福音已传遍中国了。
老威：我是通过远志明先生的纪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认识您父母的，其中有个场景令我久久地感动：这一对劫后余生的老人用有些干涩的嗓音唱道：“我要高声称颂主十架/直到在主台前见父面/那时听他说——忠心仆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
袁福生：这叫《古旧十架》，父亲在坐牢时经常唱。
老威：当时您父亲放开嗓门唱，脸涨红了，双臂也抬了起来，那种激昂一点不像年愈90的老人；而您母亲却低声跟和着，清澈的眸子显得羞涩，甚至有少女的天真。我对比了您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这眼神始终没变——她也八十五、六了吧。我不能不说，您的父母本身就是奇迹，是造物主给这个种族留下的奇迹。 掐指一算,基督教传入中国已100多年,《十字架》里，叙述了自上个世纪初到目前的信仰的劫难与传承，让我这类怀疑论者也记住了王明道、宋尚节、倪坼声，以及以巴佛、谢模善等名字，这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道可歌可泣的神迹„„
袁福生：我父亲，还有他们那一两代以身殉道的老人，真是无愧于“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的诗句。
老威：我没能完成对您父母的采访，是一种太深的遗憾。
袁福生：您已经尽力了。听说您写过100多个底层人物，那么在您的身上，也有一种信仰的力量。所以，我愿意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和您见面，代我父亲讲讲他的经历，留下见证，让更多的人信主。 我父亲袁相忱，生于1914年农历6月，具体的生日他忘了，却牢牢记住了自己重生的日子——1932年12月29日，这一天，他从内心信了主。我父亲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两个生日，肉身的和属灵的。稍后的1933年8月，由著名的王明道先生施洗，在万寿山后，用从颐和园流出的清水受洗，当时还拍了照片。王明道先生对要求受洗者都进行过极严格的考察，经过反复学习、交谈，让人真正明白受洗的含义——表示我的旧生命在基督里与耶稣同受死、同埋葬，代之而活着的是用耶稣的宝血换来的新生命。
我父亲是在安徽蚌埠出生的，祖父袁禹庭，广东东莞人，因曾祖父跟随广东籍的设计师詹天佑北上，修筑轰动一时的京张铁路，早年就举家北迁，在北京南口镇落户了——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铁路员工。由于经常要同洋人打交道，都受过较好的西式教育，懂英文。我父亲是在动荡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13岁开始入读青年会办的教会学校，学英文，背诵《圣经》，从这儿，他知道了耶稣。他至今难忘的两位启蒙老师是美国人萧安娜和中国人石天民，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在父亲大量研读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吸取新思想的同时，向这位孜孜不倦的学生传福音。就这样，在他们的引导下，父亲认识了王明道先生。 父亲信主的过程充满痛苦和矛盾，国家、家庭和个人的种种无法摆脱的剧变，令他觉得人生无常，生活无意义，曾想一死了之。有一次，他双手握铁钉，都准备触电自杀了，但刹那间又觉得对不起生养自己的父母。
1934年夏天，父亲结束了高一课程，准备升高二。本来照此下去，他毕业后能谋得一份好工作，吃穿无忧，即能够娶妻生子，过比较安稳的日子了。而他却顶住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退了学，把自己前途交给神，由他来定夺。这是父亲人生中的第一个择抉，他的勇气源于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我主耶稣在其中说道——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父亲通过祷告，按神的指引入远东神学院在北京开办的圣书学院。这是专门培养当地传道人的场所，学期四年，三年半为上课时间，半年实习。条件异常艰苦，父亲却得到系统的知识训练。1936年夏天，父亲参加了宋尚节博士在厦门鼓浪屿举办的全国第二届基督徒查经会，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同2000多人一道，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查考到《圣经》的最后一章，灵性充溢。1937年，父亲开始在远东宣教会的刊物《暗中之光》发表属灵文章，英译并出版了史可福的《个人布道手册》。
1937年秋天，于日本入侵的兵荒马乱之中，结识了从天津一所教会学校读完初中，逃到北京的母亲梁惠珍。 1938年初，父亲完成学业，到天津圣会所事奉，这个机构是由宋博士创立的布道团演化而来的。由于母亲也信耶稣，不久他们就订了婚。父母的婚礼于1938年7月22日在北京举行，半中半洋，即坐中式马拉车，穿西式婚纱；100多位客人中，也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各占一半，还有一些外国牧师来参加。 1939年秋，母亲怀孕了，父亲结束在天津的事奉回到北京，本来他可以接受远东圣书学院的吴智院长的邀请，回校做翻译，挣一份稳定的足以养家的高薪水，而他却选择了离开舒适，去农村传福音。 1940年夏到1941年底，父亲携妻带子，跟随美国牧师裴约翰在河北南部的城安、永年、广平、卫县以及附近的山东五县的各个村落布道，将福音传给在战乱中精神饥渴的穷人。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美交战，日本人就把能抓到的美国人集中起来，关入山东潍县的战俘集中营。于是不久，裴牧师一家四口也从教堂里被带走，父亲受连累，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抢掠一空。母亲那时年轻、漂亮，怕出意外，就脸上抹锅灰，抱上孩子躲进教堂后的地窖。 日本兵从美国人手里接管了教堂，战火频繁，原先聚在教堂的同工们纷纷解散回家。父亲他受神的鼓励，继续留在农村传福音，并从此与乡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真正的农户。稍后,我姐姐安湖诞生了，第一个家庭聚会点也办起来。父亲说——日本人封了教堂，神的羊群却需要牧养，信徒们不能终止肢体生活。
当时的河北南部，白天由日军控制，晚上有八路军活动，父亲他们骑着自行车下乡传福音，身上必须带上日票和八路军通用钱票。碰上谁，不仅申明“我们传福音”，而且得出示谁的钱票，否则就有麻烦。在整个抗战期间，父亲布道的秘诀就是脱胎换骨，成为彻头彻脑的农民，粗茶淡饭，浑身虱子，把兵荒马乱的田野当作无边的教堂。作为独子，他甚至没能赶上为父亲送终。 抗战胜利前夕，父亲一家因祖母病重回到北京。父亲在讲道的同时兼做英文翻译，以维持全家7口的基本生活。他一直期待着时局好转，好回到最需要他的偏远乡村，但国共和谈破裂后，共产党施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毁坏北京周边的铁路和公路，要拖家带口去乡下谈何容易！ 父亲很焦虑，他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让他在城里耽搁，不让他奔赴更广大的牧场，于是他祷告，学习洞察什么是神的旨意。这期间他以每月300斤小米的价格，租下了阜成门160号，一座原属日本牧师的被查封了的福音堂。自此，父亲作为一个在农村事奉多年的传道人，终于在城里有了固定的教堂，即不依靠任何组织，受神直接供养的属灵地。 由于拒绝挂神召会的牌子，福音堂和家庭的所有开销都要靠父亲想办法。这锻炼了父亲的事奉能力和独立风格，他说：“中国基督徒应该建立自己的教会。我现在靠翻译来维持生活，补贴教会的开支，中国教会应该朝自立自养自传的方向发展。” 1948年底至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时局凶险，物价一天飞涨几次。传教士和基督徒担心受逼迫，纷纷逃离大陆。父亲却回绝了远东神学院院长吴智等许多人的劝说，坚持留了下来。49年2月3日，解放军首批部队从阜成门我家门口进城，2月23日，城中各教会成立了“北平基督教联合会”，商讨如何适应新环境，在无神论政权上台后求得生存。父亲却认为没必要自我恐慌，因为宗教与世俗政治没什么关系，况且共产党政策中有“信仰自由”这一条。
开始，政府全力稳定政局，来不及染指宗教生活。有一天，父亲带着几位信徒在大街上打鼓布道，引来许多人围观，同时也招来维持治安的解放军。他们驱散了人群，将父亲等人带到军管会，经过简单的审理，却又释放了他们。当父亲以“信仰自由”为据辩论时，军管会的干部说——信仰当然自由，不过目前刚解放，治安较乱，鱼龙混杂，最好不要在外面传教。
老威：政府对宗教界还是客气的。
袁福生：客气是暂时的，因为有神与无神水火不容，在中共内部，早就制定了对所有宗教实行限制、改造，最终消灭的国策。况且，宗教界也不是一片净土，在历朝历代，都出过配合世俗政权，引狼入室的叛教者。
老威：您指的是吴耀宗先生吗？
袁福生：也包括丁光训、刘良模等宗教界名流。王明道先生称他们为“不信派”。吴耀宗生于1893年，早年信主，曾在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后来具有明显的亲共政治倾向。照他自己的说法——一生经历了两次巨大转变，第一次接受基督教，从怀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接受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把唯物论思想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 吴耀宗等成为首届全国政协代表，并三次晋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共同制定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方向，那就是：1、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2、实行三自，即自治、自传、自养。 紧接着，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开始。三自方针迅速演化为爱国运动，基督教界必须要在“支持自己的国家，还是支持帝国主义”之间作出选择。在不爱国就是反革命的时代潮流下，基督教义受到史无前例的歪曲和颠覆，签名拥护三自爱国运动的信徒达33万。
可尽管如此，各地仍有许多人拒绝三自。当时北京有60多个基督教团体，其中就有11位教会负责人公开声明——我们早就自治、自传、自养了，所以没有参加的必要。这11人是王明道、袁相忱、毕永琴、王镇、彭宏亮、吴慕迦、王伟明、张周新、陈善理、吴文静、刘秀颖。 由于父亲主张“政治和宗教要绝对分开”，神的东西归神，凯撒的东西归凯撒，不应该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自1952年开始，一直受到了引诱，拉拢和逼迫，自己的福音堂也有大批信徒离开。对此，父亲毫不介意——主托付给我多少羊，我就牧养多少，但我的选择是不介入政治。 同时，他也拒绝按政府的要求参加政治学习。
老威：您父亲真是不识事务啊。
袁福生：几年来，宗教事务处的李处长经常找他谈心，就象现在的片警，都混成老熟人了。可到了1955年，政府的忍耐期终于结束了。这是继1900年拳乱中两万多名基督教徒遇害以来，最大的一次劫难——全国上千教堂被毁，几万名教徒被捕，其中被当作邪教镇压的达好几千人。但是在首都，政府却迟迟没动手，他们希望与三自运动对着干的11个团体在大形式下屈服，在军事战略上，叫“围而不攻”。
老威：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却没一个人声明加入三自。
袁福生：对，1955年8月7日深夜，王明道先生及太太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十几位传道人。
老威：《十字架》里讲，这些领袖级的传道人都判了重刑。
袁福生：15年以上至无期徒刑。王明道先生入狱后，因一时动摇，写了《悔过书》，被立即释放。可他回到家中，却受到比坐牢更痛苦的灵魂煎熬，于是他跪在主前忏悔说谎的罪，并再次收拾行装，自投落网。他说——我要以毕生的牢狱来平息主怒。 父亲他也经历过类似的动摇。8月7日大逮捕后，北京的传道人们终于在压力下参加了政治学习。李处长对父亲表示了空前的宽宏大量，他说：“你才40岁，年轻得很，要好好学习。追求进步。”接着又鼓励父亲发言。父亲一直沉默，其实他内心一直在进行听从神意还是屈从政治的征战。通过祷告和反省，他决定不再犹豫。1957年左右开始，父亲又被叫去参加由李处长主持的三自会议，领导指明让他表态，他缄默良久，退无可退，就把憋了很久的话吐露出来——第一，现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基督教的信仰没有自由；第二，在三自队伍中有一些人根本不是三自，这些人称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来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国人来了就领美国人的津贴；现在摇身一变，成了靠拢政府的三自。其实他们最不“三自”，他们只不过是基督徒队伍中混饭吃的，也就是“吃教者”。 父亲的发言之后是一片寂静，许多人暗暗捏了把汗。父亲却感到从未有过的畅快淋漓，当众说真话原来这么好，他想，以后一定不委屈自己了。 不料，会议刚结束，学习组长就宣布——按政府要求，每个小组要产生四个右派，根据大家的发言记录，袁相忱很突出，被划为右派。 既然一发言就成右派，父亲干脆来个“闭门思过”，不参加任何政治学习。并且照例祷告读经，照例开堂布道，不理会任何人的劝说。因为“教会的头是基督，而不是宗教事务局和牧师”。
一次，父亲的老朋友祁庭铎牧师来到福音堂，两人一起吃饭，祁牧师忍不住叹气说——袁弟兄，我要劝你几句，虽然你不想听，但作为朋友我不能不说。你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在这种短檐下，你就低一下头，忍忍个人的脾气，至少装装样子，主动去学习，参加三自。如果你还是一意孤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唉，看看你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怎么办？反革命家属的黑锅不好背啊。——也许是触景生情，祁牧师流泪了，他还说——共产党要求入三自，我们就不能不入，有什么办法呢？ 1957年底，，政府对父亲进行了最后一次“挽救”。先由李处长的秘书打电话给母亲，叫她和奶奶次日九点去长安街的宗教事务处。当两位家属依约赶到，李处长就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她们，李处长严肃地说——我请你们来，就是要你们做好袁相忱的思想工作，要他赶紧向政府靠拢，悬崖勒马，不然我们再不能容忍他！他还年轻，才44岁，所以你们一定要与政府一道挽救他！你们老小九口，他是当家的，万一出事，你们怎么糊口？王明道的下场都看见了，不要把政府的仁慈当作软弱，我们收拾他太容易了。但是，你们一大家子就惨了！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没有他，你怎么生活呀！劝他回头是岸，悬崖勒马吧！千万记住我的话！
老威：“悬崖勒马”一词在文革中很流行，有最后通牒的含义，没想到这是独裁政权的一个传统外交辞令，意思是我他妈不讲理，要直接干了。
袁福生：父亲明白，母亲回家一提，他就什么都明白了。
老威：他就不可以为了自己的亲人暂时避让吗？暂时的屈服——难道不是人性吗？您父亲有什么理由让最亲的人跟着受罪？
袁福生：您这些问题，甚至比这多十倍的问题他都想过。但一个基督徒，最大的不幸不是落难，而是为了地下的，背叛天上的。那么，即使您得到或保全了地下的，灵魂也在永劫不复的黑暗中，无得救之日。当时，父亲曾反复给全家人诵读《约伯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于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老威：我也坐过牢，但却做不到如此心如铁石。假如敌人以迫害亲人好友相要挟，逼我放弃信仰，我会撑不住。写《悔过书》、爬狗洞、说谎，我或许都会干，但是••••••
袁福生：您不会砍掉自己的右手，发誓永不写字，永不记录人间的苦难吧？
老威：当然。
袁福生：那父亲也不会背弃主。这是他的命，命都没有了，拿什么去爱自己的亲人？
老威：上帝啊，你听听吧。
袁福生：父亲也曾跪在黯夜里，辗转难眠，一遍遍这样祷告。在他自己被捕的前夕，公安局一次又一次当着他的面，在他的福音堂抓走聚会的教徒。“上帝啊，听听仆人的请求！”父亲甚至泪流满面了。 从外表看，当时只有死活两条路——活路是主动表态，参加三自，向政府妥协，保全自己和家人；死路是顽抗到底，这样的下场必然是坐牢，骨肉分离。
老威：还有不死不活的中间道路吗？
袁福生：中间道路？既不用加入三自，违背神的旨意；又不用被捕，与亲人分离，让他在福音堂继续事奉神？
老威，对，上帝既是万能的„„
袁福生：可神有他自己成就儿女的方法，有时就是经由地狱，而一步一步地为中国的福音开了出路。父亲祷告了十多天，这期间，再没人来警告他、劝说他、打扰他了。父亲天真地认为，神已听他的祈祷，要以奇迹救他出患难了——只要基督徒坚决地摆明立场，政府反而会默许。
1958年4月19日深夜11点半，父亲被捕了，此前，他已让母亲备好了劳改穿的棉衣和布鞋。逮捕父亲的方式很特别，先是派出所民警叫门，母亲作为街道主任，以为是安排明天打麻雀的工作（因麻雀偷吃粮食，所以在1958年春天，被中共中央正式列为务必满门抄斩的“四害”之一。于是全国人民充分发动起来，占据所有屋脊、树枝、山坡等至高点，鸣锣、打鼓、吆喝，铺天盖地的噪音令贼雀无处落脚，只能在空中四下惊飞，直到累得掉下来摔死。其结果，麻雀干净了，蝗虫却泛滥成炎，成片啃光农作物，引发了59年的大粮荒——老威注），就开门迎客，不料两个民警却借故“所长有请”，把父亲带走了。 在香家园派出所，市局的警察才露面，宣读《逮捕证》，戴手铐，罪名是“现行反革命”。与此同时，我家被抄了，一大群警察，人人手里都拿着铁棍等工具，从福音堂到每个房间，一寸寸搜查起来。所有的《圣经》、诗本、属灵书刊都掀在地上，任凭践踏。翻箱倒柜不过瘾，他们还每进一步，就用铁棍杵一下，觉得有空响，就立即撬开，这样，房子被毁坏得乱七八糟。连浸池周围的地也翻遍了，仍然一无所获。 直到凌晨4点半钟，警察才把搜检的物品装了一卡车拉走。我们六个孩子从梦中被叫醒，穿好衣服，围在母亲和年迈的奶奶身边，目睹了自己不理解却永远难忘的一幕。 父亲这一去，就是21年零8个月。而作为现行反革命家属，母亲不可能再当街道主任，连17岁的大哥福音，也被撤销了少先队大队长的职务。1958年8月底，我家被迫迁离居住了多年的阜成门福音堂，八口人挤入十几平方米的白塔寺内大街40号。这儿原是白塔寺的西配殿，住喇嘛的，如今却住了落难的基督教一家。三代八口都挤在砖头垫起来的通铺上，穷困极了。
老威：十几平方米住八口人，也跟监狱差不多了。
袁福生：为了养家糊口，母亲还去建筑单位做临时工。
老威：我母亲在文革中也做过临时工，又累、工资又低，还受人歧视。
袁福生：都是一般人不愿干的苦力，可母亲已感恩不尽了。
老威：《十字架》里讲，自1955到1958年，随着王明道、袁相忱、谢模善、林献羔、以巴佛等一大批基督教著名牧师的逮捕、判刑，全国的教会纷纷关闭，仅北京地区的64所教堂就合并为4所，66年文革开始，所有的教会都关闭了，共产教终于达到了清除一切有神宗教的目标。
袁福生：上帝在人心，是清除不了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和我们仍然天天祷告。有一次断炊，一家八口，连一颗米都没有。于是母亲就跪下祷告——主啊，我们没有米，没有面，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了。如果等到明天还这样，如果您觉得我们应该这样，我也不怨您，不怨谁，我就喝一点暖壶里的水，这就行啦——没想到第二天，有个妇女敲门问——这是袁弟兄的家吗？母亲答是。那个妇女点点头，放下50元钱就走了。母亲反应过来，脚跟脚撵出门，却连影子也没有了。50元钱在那年头，够八口人两个月的粮食钱，母亲赶紧跪下来感恩。
老威：您父亲在看守所关了多久？
袁福生：有大半年，家里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直到58年11月，法院的人到我家，交给母亲一份无期徒刑的《判决书》。基督徒面对世俗政权的迫害，是不上诉的，于是母亲拒绝上诉。《判决书》所列罪状有七条——1、右派言论；2、破坏三自，污蔑三自领导人是三朝元老；3、开黑会抵制政治学习；4、攻击政府“信仰不自由”；5、坐牢时继续搞反革命煽动；6、汉奸嫌疑；7、里通外国。
父亲后来说，自己被押上囚车，就直接去了北海后面的草岚子胡同，在那儿预审。父亲不爱记琐事，除了传福音，公安要向他核实的事，他都记不住。而一涉及传福音，公安认为有罪，他却认为有功。有一次，审讯员突然问——“老和尚为什么不说话”是什么意思？父亲懵了,真的摸不着头脑，人家才提醒他——这是你说的，老和尚指的是毛主席。父亲纳闷——这是我的话吗？本来我不发言，你们要我发言，还说“言者无罪”，现在却要追究我的右派言行了。审讯员说——你不发言岂能了解你内心深处的反动？你还把共产党比着大红龙，煽动信徒不爱党不爱国。父亲纳闷了——我这样讲过吗？基督徒只记得《圣经》,不记得俗世里的话。把人家气得暴跳如雷。 那年头，监狱的大门敞开着，稍不留意就栽进去了。与父亲同号的两个人，因在国庆游行队列中一走神，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喊成“中华民国万岁”,当场就被楸出来，投入大牢。
老威：和我同监有个六四政治犯，判刑4年，罪状也是混入学生游行队伍，喊了两声“打倒共产党”，结果被爱国群众扭送公安局。
袁福生：1958年12月，家里收到父亲从北京监狱发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首次探监的日期，于是母亲带着奶奶和小六在一个星期天赶到自新路。很高的炮楼，很厚的围墙，背枪的解放军或笔直不动，或走来走去地俯瞰四周。在顶天立地的大门旁，有一扇非常小巧玲珑黑门，母亲将明信片递给哨兵，验明正身后，她们三人被放进监狱。里面老老少少，挤得水泄不通，都是等着探监的。母亲和大家一样排队，半小时准入一批，大约等了一个多钟头，才轮到母亲他们进去。接着是坐在一张小桌后等待，有解放军按明信片上的名字喊犯人接见。终于见面了，父亲被剃成了光头，走路有气无力。一家子的手都握在一起，太激动了，真不知说什么好。 父亲出事后，又有一批批弟兄姐妹被捕，可当兵的就守在身边，母亲再焦急也不好告诉他，只好聊些家庭琐事。母亲把几包糕点交给父亲，父亲推辞说里面不准带吃的。半小时刮风一般过了，警察哨子响，犯人全体起立，列队回监。 在某一个接见日，父亲还望见了自己的属灵启蒙老师萧太太，她的女儿当时也被判刑劳改，萧太太去探监。他们不能说话，只能互相点点头，以示问候。59年的某个晚上，里面看露天电影，父亲挽着马扎，夹在犯人大队中进入操场，忽然瞅见自己的导师王明道坐在前面。刚好此刻王明道先生回头，两人不能说话，也只有对视一秒钟，然后，都不约而同地仰头看天，意思是仰望星空中的主。再往前挪动坐位时，父亲感动极了，因为他们都读懂了对方的内心。
老威：您父亲在里面经常碰见熟人？
袁福生：偶然能碰见，但不可能有什么具体接触。父亲在看守所曾被一个天主教徒检举过，指他在审讯期间继续传道。吃过亏，他的言行更加谨慎了。1960年夏末，由于饥荒蔓延，犯罪猖獗，首都各监狱都人满为患，于是政府决定把判刑20年以上的重犯迁往黑龙江，在中苏边境的兴凯湖监狱劳改。刚上火车犯人们还是单衣，待下了火车，大伙已经穿上了厚棉袄棉裤，加上皮帽和毡袜，就是过冬的“全幅武装”。
接着，又经军车押运，抵达了目的地。兴凯湖与苏联只隔一条河，刚去时，全是住一座连一座的帐篷，外面圈铁丝网，由解放军持枪把守。因为在东北住帐篷无法过冬，犯人们的劳改第一课，就是烧砖盖房子，也就是自己为自己盖监狱。先砌围墙，再修哨楼和干部房，最后才是监舍和50米长的大通炕。接着的劳改任务是种庄稼，秋收后，又去打草，北大荒的草比人还高，秋天打的草，要烧一个冬。 口粮是玉米面和高粱米，每人每天8两；主要的菜是土豆，餐餐吃，令人倒胃口。不久，大饥荒又蔓延到黑龙江，在牢里，伙食定量几个月一减，后来连窝头也吃不饱，犯人们饿得受不了，就游泳越境，逃到苏联。结果人家也嫌麻烦，就一批批把逃犯装入麻袋，货物一般送回来。 东北滴水成冰，一次，父亲在零下30多度的的野地干活，有人瞅见他的鼻子惨白，立即推他进屋。幸亏进去及时，不然，鼻子就冻没了。这不是说笑，曾经有人耳朵被冻，一掰就下来了。父亲听说，常有犯人被活活冻死，也不倒下，就树干一样，笔直挺立，嘴巴还嘻着。 很难想象瘦弱的父亲是如何渡过这段饥寒交迫的时期，感谢主，熬到1962年，中苏关系正式破裂，政府又觉得把重刑犯放在修正主义的眼皮下不合适，决定把他们调回北京。象来时那样，专车专列，重兵押送，大伙又千里迢迢回关内。只不过，来时一件件加衣服，去时一件件脱衣服。 车到天津，2000多名犯人就留下劳改，而父亲等50多位反革命中的危险份子，才重回北京严加看管。不管别人用怎样的目光看他，父亲都认为这是神的恩典，因为回到北京，家人能探监，伙食也比外地好些。比如在东北，父亲常常连野菜窝头也啃不上，只好吃糠窝头充饥，而北京监狱还能吃到白薯干。并且狱方为了减轻口粮负担，也一改不许家属送吃的传统惯例。 按当时的配给制，市民每人每月只有2两油、半斤肉、半斤点心。母亲把全家8口的点心票留下来，一大早去商店排长队，然后在探监时给父亲送去。所以，虽然在困难时期，父亲的身体却得到了较好的保养。
1965年10月底，我去宁夏生产建设兵团前夕，又去监狱探望。父亲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你18岁就出门在外，自己多保重吧。下农村很好，我过去传福音就在农村。接着他又问我对信仰有没有信心？我答有。他又问还会不会唱诗？我答会，诗篇23首我至今还记得熟。父亲象个孩子一般，点头直笑。 可世事难料，谁知我们父子俩见过这一面，要等14年后才能见下一面？
老威：你们这种家庭在中国是极罕见的。我坐过牢，我知道狱外的等候更难耐，更煎熬。若换个人，早家破人亡了。
袁福生：我们都知道，父亲在里面是为主作见证。
老威：我也在作见证，主知道吗？
袁福生：主是万能的，当然知道。
老威：但是我妻子与我离婚，我没有做丢脸的事，她却变了，在生存的重压下重新选择生活了。
袁福生：可您不孤独，失去女人，您也不孤独，因为在冥冥中，主在注视您，选择您，垂恩于您。您不会受到根本的伤害。就像我父亲，厄运中还结识了一个叫刘浩的好朋友，向他传道，让他靠近并最终信了神。
老威：是吗？那么狱中的警察如何看待宗教信仰？
袁福生：除了共产主义的任何信仰，在他们眼里都是封建迷信。巫婆神汉，会道门，一贯道，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他们统统一锅煮，不分何为迷信，何为真信仰。有一次，干部还拿一些破除迷信的小册子给大家学习，父亲说——我不属于迷信，我有真信仰。大家为他捏把汗，干部却好奇地问——你有真信仰？难道你是个和尚？父亲认真地说——我不是中国庙里的和尚，如果要算，也只能算洋和尚。不料干部一听，不仅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从此，“洋和尚”这个绰号就在北京监狱传开了。
老威：这个干部还挺豁达的。
袁福生：北京监狱的条件和干部素质都比外省好。但好境不长，1966年，文革爆发了，因外头大抓反革命，牢里又人满为患。共产党为了稳定首都的革命形势，又把父亲等2000多名重刑犯迁往黑龙江。这次目的地是音河，同初到兴凯湖一样，犯人们烧砖，自己盖监狱，连吃的也照样是高粱米、黑土豆。到了年底，监狱里也搞起了文革，到处是““批臭”的大字报，父亲作为“帝国主义走狗”，在政治风潮中从音河农场转押齐齐哈尔监狱，接受严管。 所谓严管，就是天天组织学习，听完政治广播，还要发言、记录。父亲是个政治盲，虽然耳朵听着，心却完全不在那儿。有一次，他听了广播，随口发感慨道——这两天怎么没有刘少奇的消息了，难道他垮了？共产党内也存在党派之争吗？不料，这话说了没多久，就被打了小报告。监狱领导亲自调查，并且说父亲的思想问题很严重。 父亲先安静地站着，只回答是和不是，可当领导郑重其事地问——“袁相忱，你现在还相不相信你的上帝时”，父亲也郑重其事地回答——是的，我还相信。领导又问了两次，父亲还是答——我相信。领导气极败坏地指着父亲责骂——你是个顽固不化，反动透顶的反革命，你的问题不是通过学习讨论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严惩处。于是父亲被打入小号，禁闭反省。
老威：四川监狱也有小号，专门对付逃跑、打架、散布反动思想等严重违规行为。小号是犯人们最怕的地方。
袁福生：就是暗无天日的“狱中之狱”，长宽不足两米，没有窗，甚至没有透气孔，说白了，就是墓穴一般的地槽。父亲被押入小号前，裤腰带被抽掉，衣裤上所有的扣子都剪去，以防他在禁闭期吞扣子或利用裤带自杀。牢门哐当一关，就再也不开了。每日两顿饭，均有人定时从门下地面掏出的小方洞递入，俗称“喂狼狗”。
老威：没想到，四川和东北，文革和现在的小号都一样。
袁福生：小号又叫“一米屋”，犯人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父亲蹲了半年多，不见阳光，不能走动，没洗过手和脸，没换洗过身上穿的衣服，更谈不上理发和洗澡了。每天，父亲除了躺和盘腿坐着，只能勉强弓腰站一会儿。 不仅如此，狱方还天天派人，透过门缝查看他是否按规定的姿势，挺直腰板坐在那儿反省。稍不留意，就要遭到体罚。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受罚入号的坏人一天比一天多。有时小号不够用，就塞两个人。父亲同好几个陌生犯人挤过，象比目鱼一般扁扁地侧卧，通宵睡不安稳。幸好同住的人出去得快，总把父亲剩下来。 半年多的禁闭，父亲毛发凌乱，浑身虱子，已经折磨得不成人形。由于长期坐着不动，他的小腿细如鸡脚，只有扶着墙才能勉强挪动，虱子成团往下滚，眼睛被阳光一照，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不仅同监犯人，连他自己也觉得这辈子残废了。可没想到，神又一次在他的身上施行了奇迹，他迅速康复，挺过来，没有留下后遗症。
老威：是的，那天我初见您父亲，真不敢相信他已经90岁了。头不白，气不喘，腰不弯，除了耳朵有一点背，似乎哪儿都没有毛病。
袁福生：父亲整90，母亲86，托主的福，都和谐，喜乐，是远近闻名的一对寿星。感谢主，如果1966年父亲不去东北，可能就死在文革中了。因为北京是风暴中心，东北监狱与之相比，斗争的力度只能算小儿科。
到了1969年春天，齐齐哈尔的监狱又暴满了，父亲和另外1000多犯人，又被转移到嫩江地区肇源县的革志监狱。这是一个更远的地方，父亲来这儿，第一件事还是盖房子，好让自己从帐篷里转进去。
老威：这是您父亲第几次自己为自己盖监狱？
袁福生：从兴凯湖始，他已经是第四次自盖监狱。
老威：这也算造物主特别的安排吧。
袁福生：父亲在革志监狱还遇见了老朋友吴慕迦，当年北京不肯参加三自的11个教会代表之一，后来因此被抓，判刑15年。父亲是在菜地里看见这个“同一战壕”的战友的，当时吴在另一块地里。由于狱中规定，劳动时不许互相说话，所以父亲灵机一动，就唱一支属灵歌曲来同他打招呼——主不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小路花香长蔓。 吴慕迦听到了歌声，果然抬头，注视着父亲，却又低下头去。父亲以为他会接着唱，可是他没有。父亲感到惊讶，因为吴不仅是老熟人，更是一个共患难的基督徒呀。直到后来，他通过接触才明白，吴已经放弃了信仰。这没办法，中国社会太让人绝望了。
老威：在《十字架》第二集里，我读到了您父亲那批老基督徒的苦难阅历，世俗政权越逼迫，他们殉教的意志越坚定。银川的以巴佛老人，坐牢多年，体弱多病，当狱方以“认罪服法”为由提前释放他时，他不肯；后来他被不由分说地释放了；再后来，他回监狱的要求被拒绝。他就在监狱的围墙外搭了间小房子，住进去，每周禁食五天，维持了20多年，以此平息主怒。他说——为什么要释放我？我没有认罪，因为信仰上帝不是罪。
还有上海的谢模善老人，被折磨得受不了，就在监室里站上凳子，想触电自杀。他在临终前祷告，请求神的宽恕——主啊，您让我去吧，我为什么要受这种苦呢？冥冥中，他似乎听见了神的回答——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一遍又一遍，谢模善重复着神的声音——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他啜泣着，满面泪水，就凭着这种支撑，他活了下来。
袁福生：是啊，父亲也没有想到他还能够活到今天，继续为主做工。父亲坐牢21年零8个月，有16年的光阴在黑龙江。他刚入狱时，皮包骨头，戴个眼镜，不仅自己，连家人都不相信他还会活着出来。一般情况下，无期徒刑以上的重刑罪犯有三个结果——一是上吊或投江，一死了之；二是疯掉；三是通过灵肉的熬磨，受到了神的特别看护。我的父亲正是被神选中的，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吃猪狗食，干牛马活，关小号，挨批斗，好多次都该没命了，但他却没生过病。在劳改中，父亲常干的活儿是担土，沉甸甸地压在肩上，必须直着腰，才不会在冻土冰面上栽跟头。天长地久的锻炼，令父亲受益，直到现在也腰不弯，气不喘。 1979年12月20日，父亲收工吃午饭时，监狱领导进来宣读公告——父亲被释放了。原来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已成为历史，邓小平上台，政策开始宽松了。父亲已65岁，改造了20年以上，刚好符合分批假释的条件。 父亲的假释《裁定书》编号为“79刑清字第655号”，里面写着——对罪犯袁相忱予以假释，考验期限，从假释之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十月三日止。按刑法规定，剥权期不能离开居住地北京，还得向当地派出所定期汇报思想。 父亲拿到《假释证》后，就马不停蹄地回家。从监狱步行3公里到汽车站；再赶车到革志县城转最慢的普通列车，经黑、吉、辽三省，方能抵达北京。
而此时，全家人正沉浸在沮丧之中。因为不久前，大哥福音根据邓小平“拨乱反正”的政策，写信给法院，要求为父亲平反冤假错案。法院为此约大哥面谈，并且象审犯人一样说——你父亲的问题错综复杂，不能跟你说。他和王明道一样，是反革命集团首恶，不能平反。大哥辩驳说——我父亲的问题再复杂，也能讲清楚，要不你们凭什么判他的刑？刘少奇当初不也被判反革命吗？后来你们不也说弄错了吗？连国家主席都敢乱判，更何况其他人？法院的人一听这话，顿时面红耳赤——你父亲怎么能和国家主席比？人家判错了，你父亲就是没判错，以后你不用来了。说完就给大哥一张纸条，上写——袁福音，你的来信已收到。经复查认为：原我院（58）中刑字第1013号刑事判决，对袁相忱的定罪、量刑都是正确的。特此函告。落款是1979年11月16日，还有北京市中院的大红官印。
老威：那么，1个多月后的12月21日，您父亲就被假释了。
袁福生：对，党的政策有时就象小孩的脸，说变就变。
老威：您们还不知道父亲要回家？
袁福生：知道，信和电报都收到了，全家人都去接人，但却错过了，归心似箭的父亲一出火车站，就直接搭夜班车回家，到了白塔寺，找不到庙门，他就一边绕着墙走，一边扯着喉咙喊“梁惠珍”。幸好大嫂在家，把第一次见面的公公领进门，打热水让他洗脸洗脚，正在烫脚的时候，一家子就回来齐了。主的恩典太大了。
老威：关了哪么多年，您父亲能够适应社会吗？
袁福生：在生活上确实落伍了。监狱发给他60元遗返费，他还认为是笔大数目，要母亲收好。可在信仰上，他一如既往。本来79年以后，许多因宗教信仰坐牢的知名人士都获得平反，只要他们表态，相信三自，宗教局就既往不咎，安排工作，得工资，分房子，社会地位也直线上升，象吴慕迦，就在燕京神学院教书，生活优越。可父亲不仅不信三自，甚至觉得没必要平反，因为《圣经》里讲，基督徒不必要求申冤，申冤在我，要听凭主怒。 1980年春天，我家的聚会就有近10人，几年后，聚会人数不断增加，已达两三百人，是北京地区人最多的家庭教会。白塔寺的家太小，里面坐不下，窄窄的胡同也挤满了人，连我们睡觉的床都拆了，放小凳子。我家什么都缺，就是《圣经》和凳子不缺，好几十只凳子都是信徒送的。而美国、香港，还有个叫“敞开的门”的组织，都找到我家，通过父亲，向那些拒绝三自的受迫害的人送《圣经》。父亲主张政府与教会要截然分开，神的归神，凯撒的归凯撒，因此，既然家庭教会不属于“人民团体”，所以不必登记。一直坚持了16年，仅管被多次抄家、骚扰，但信徒仍然成倍增加。 1989年发生了六四大屠杀，那天晚上戒严后，满街满巷都是兵，不时能听见嗖嗖的枪响，可就这样，家庭聚会仍没中断。白塔寺的公车停了，我父亲凌晨五点钟起床，匆匆出门，赶了30多里地，到我姐姐家去传福音，谴责天安门事件，以主的名，安慰那些正在蒙难的人们。过后一想，真为他捏把汗，子弹不长眼睛，那时小老百姓谁敢出门呀，可父亲他，一个快80的倔老头，揣着《圣经》就走了。 警察每年都以“非法聚会”为由，威胁要抓父亲进去，教会的“聚聚散散”也与政治形势的敏感有关。像两会、六四、国庆或西方国家首脑来访期间，都是全天候监视，电话要么窃听，要么掐断，但每一次，父亲都顶在前头，对峙着。他经常大声对警察说——信徒要来我没办法，除非你把我家的门封上，把我带走，他们就不来了。至于我个人，是信仰至上，国家的法律如果和我的信仰抵触，我只有顺从神。”
为了确保北京的安全，公安部门经常在一些重大日子，例如香港回归，克林顿访华，宗教、人权组织来访时，提前把父母接走，软禁在某个宾馆，不让他们与信徒在一块。
老威：与“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以及我的朋友刘晓波的待遇差不多。
袁福生：但是，父亲的行为不是对抗政府，而是要完成神的使命，拯救在中国的失散灵魂。一不靠势力，二不靠金钱，而是靠对主的信心，很难很难。感谢主通过父亲指明了这条道路，我们全家二三十口都信了。
老威：据说美国总统克林顿曾邀请您父亲参加有全世界各行业基督教领袖在场的每年2月的“早餐祈祷会”？
袁福生：是的，但父亲拒绝了邀请，原因之一是美国也邀请了三自的负责人，父亲与他们无话可说，更不愿和这些屈从权势，放弃信仰的人在同一个场合面对神。原因之二是美国政府也是政府，他不愿参加任何政府形式的宗教活动。原因之三是政府不给办护照。但根本的原因是——他向神祷告，心中始终没有感动要去参加——因为基督徒的头是基督而不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