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传道人王子胜（上）
前奏
2007年1月9日下午两点多，我们在造物主的关照中顺坡直下，一溜烟就抵达武定县高桥乡下长冲村。路左是基督教的“明恩堂”，洁白的墙，粉红的顶，犹如群山环绕中的儿童乐园；路右则是一条条通向苗族村寨的土坎。我们在村民的指点下步步登高，不过几分钟，公路就在十几米深的藤蔓掩映的脚底了。与我们探访过的所有偏远村庄一样，大人、小孩和狗源源不断地自泥土里冒出来，茫然而友好地笑着。可能是有人通风报信，我们远远就仰望到本文的主角
王子胜屹立在岔路口，在他之上是变幻多端的裸土，以及亘古不变的群峰。 我们如异姓弟兄一般，握手并彼此拍肩。
王子胜生于1940年，67岁，身材矮而壮，像扣着大棉帽的土墩子。寒暄之后，他就引领我们再登十几米蛇形土坎，直达西北角的农家大杂院。眼下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猪狗鸡人错落混居，异味扑鼻。
王子胜率先推开正门，躬身让客；可客还未入，一只爆鸡婆就咯咯招呼着数十鸡娃喳喳抢入。我于昏暗中挖出相机，习惯性地拍了好几张废照片，直待主角在谦让声中落座，其目光坚定的面部特写才清晰地定格在镜头里。 阳光投进来半截影子，
孙医生开始介绍我们的来意，跟着，访谈开始。
王子胜：你是教内弟兄吗？
老威：不是。
孙医生是教内弟兄，我听他讲述了你父亲的事迹，深受感动，所以特地赶过来采访。
王子胜：听口音，你不是云南人。
老威：我是四川人，在成都长大。不过云贵川三省的口音应该很接近。我目前是职业作家，也就是说靠卖文为生。
王子胜：不容易啊。
老威：你们更不容易。在眼下人心惶惶的乱世，始终坚持一种信仰真的很难。
王子胜：我们家从老爹（爷爷）那代就信主了，顺着这条血脉一直下来，信主就成自然而然的事。
老威：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啰？
王子胜：记忆中，基督教最早传入本地是1906年，教堂设在离这儿不远的洒普山。当时有两个牧师，一个澳大利亚人，叫郭秀峰，一个英国人，叫师明庆，骑着骡子，颠簸了几天几夜，从昆明过来。进入苗寨时很轰动，因为自所谓开天辟地，好几千年，莫提苗人，就是汉人，也没见过长成这样子的。黄头发、绿眼珠、鹰钩鼻子，个头比一般苗人要高许多，所以不管他们到那儿，隔半里路就能望见。
老威：你的描述令我想起了《山海经》，两种相互隔绝的东西突然遭遇，感觉上是很奇异的。
王子胜：自古以来，无论是贵州，还是云南的苗族，都生活在崇山峻岭。刀耕火种，采桑狩猎，比飞禽走兽好不了多少。《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七擒孟获，讲的就是招降边陲苗王的掌故。
老威：对，孟获是大苗王，统领各洞苗王对抗蜀汉大军。我还记得书中的苗地瘴气弥漫，汉军水土不服，成天昏昏沉沉，而裹着兽皮、扛着籐甲盾牌的苗兵就乘机来袭。
王子胜：苗族拜鬼神，鬼神却从来没有帮助苗族摆脱被征服、宰割的命运。在旧社会，由于传统的陈规陋习，苗民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要烧香祭鬼，遇红白事，更要请端公、师娘来家里，摆道场，吹吹打打地跳神作法。本来家家户户都穷得刨地坑，可还要铺张浪费，死1个人，要杀猪宰羊，请全村人大吃大喝7天；尸体要停放10到20天，臭了，水都从棺材板里往外淌了，还在顾及忠孝的名节，还在顾及鬼神的报应，不愿抬出去埋掉。总之，请神送鬼，端公开口才算数。外国牧师来的那一年，恶性循环到了极点，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家富户。房子歪歪倒倒，一场大雨过后，就塌掉。塌掉就塌掉，将就着住，也没那力气重修。人与牲口同宿，吃喝拉撒全在同一个地盘，穷狠了，还讲究个啥？“卫生”这个词都没听说过。可结果呢，1号病2号病流行，跟刮风一样，一个村接一个寨，人一片片倒。
老威：什么叫1号病？
王子胜：1号病是鼠疫，2号病是伤寒。染着就死，根本埋不过来，几个人一个坑也不行。腐烂了还污染土地、水源。端公与鬼神同在，可那时端公也死得差不多了，因为传染病不认你是谁。只有骑着小毛驴来的外国牧师，不提钱，不提端公还是普通人，统统抢救。别人逃出来的地方他们偏要进去，只要还剩一口气，就往你嘴里塞药片；实在救不活了，才低下头，划着十字，在旁边做临终祷告。 就这样，他们的事迹传扬开去，许多死里逃生的人都放弃鬼神，信了耶稣。外国牧师还替大家打井起房子，重建家园；教大家人畜分离、保护水源、讲究卫生、认清端公的骗人把戏。在真正做到了移风易俗后，他们才讲解《圣经》，教大家做祷告。最后，他们选中了洒普山作为传教的据点，并在那儿逐步修建了云南境内最早的教堂。
从此方圆百把里都有了信靠，每逢星期日，苗、彝、傈僳族的群众就自四面八方聚拢洒普山，听上帝的声音，而平时则在家里或村里做祷告。许多家长领着孩子，让外国牧师取名。我已记不得我老爹原来的名字，只记得“王撒世”这个名字是澳大利亚郭秀峰牧师改的，意思是丢开尘世的一切去追随主。
老威：面对不可抗拒的灾难，也只有追随主了。
王子胜：我父亲王志明生于1907年，也就是外国牧师进来的第二年，原籍富民县东村乡芭蕉菁村。1921年上禄丰县大菁小学，1924年被老爹送到洒普山上教会小学，1926年毕业，受教会指派，先后在嵩明、禄丰两县乡下教书并传教，直到1935年回到武定县洒普山，继续在各山村教书、传教。抗日战争爆发，外国牧师受命去别处，我父亲就被推荐为洒普山总堂的传道人，1944年出任洒普山总堂会长。
老威：据你描述，这洒普山算云南境内苗族教会的发源地，那总堂的范围有多大呢？
王子胜：下辖武定、禄劝、富民、禄丰、元谋等5县苗族教会，是最大的教区。当时没有公路，交通全靠骡马，传播一次福音要翻山越岭好多天，十分艰辛。可在父亲的亲自操劳下，教会发展得非常好，据有关资料证明，到解放前夕，仅武定县内，就有5500多苗、彝、傈僳族群众受洒普山总堂之感召，信了耶稣。1945年，父亲他还去昆明翻译编纂了苗文的《颂主圣歌》，这恐怕是全中国第一本苗文赞美诗。
老威：可否讲得更详细一点？
王子胜：我出生太迟，旧社会的事情就只晓得这些。到了新社会，所有的活动都被禁止了„„
老威：此地的土地改革是哪一年？
王子胜：1951年，我11岁，记得那年我父亲在昆明受储怀安牧师按立，升任牧师。
老威：储怀安？外国人？
王子胜：中国人，长期住上海。当时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都被撵跑了，共产党说，洋教是精神鸦片，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老威：你父亲也算受命于危难之际。
王子胜：对于真正的基督徒，这是自然而然；父亲既然做了多年5县教会总堂的会长，神职升迁也是自然而然，不会受改朝换代的影响。
老威：我在禄劝那边采访过84岁的张应荣长老，他家因为信仰耶稣而被划为地主。
王子胜：我们村子太穷，没有地主、富农，成分最高的是中农，有3户，剩下的统统贫农和雇农。按土地政策，我家划贫农，因为信基督，就区别对待，不能分包括田地、房屋、财产之内的任何胜利果实，不准入小社（初级合作社）。
老威：没有地富分子，阶级斗争如何搞？
王子胜：本村没地主，就从外村借来斗，诉苦呀，游田坎呀，打打杀杀呀，除了不准我们基督徒聚会，运动方面的花样一次也没少。当时父亲曾私下叹气：咋个搞的嘛，人家外村好心好意将田地租给我们种，租子也不多，算施恩了，结果却落得这种下场！
老威：没料到你父亲身为苗族教区总堂会长，家里这么贫寒。
王子胜：可精神并不贫寒。政府查封了洒普山教堂，勒令父亲回家种地，于是他就回村里，在群众的监督下踏踏实实地种地，还兼任小队会计。因为《圣经》里讲，身体要顺从掌权者。
老威：作为上帝的牧者，他中止了放羊吗？
王子胜：每日的祷告从未间断，各村的基督徒也经常在半夜三更摸上门来，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相互的祷告紧紧张张，完全是地下活动。接着，上面派了民兵，专门看守，逼着父亲交代与外国牧师的关系，是不是帝国主义留在本地的定时炸弹，等等。没办法，基督徒之间的往来只能中断。1954年，公安局还以“死不悔改，继续从事宗教间谍”的罪名逮捕了父亲，在禄劝县监狱扣押了好几个月。
老威：据我所知，有相当一批基督徒在所谓的解放初期惨遭迫害。
王子胜：父亲在苗族教众里威信极高，加之身体能够顺从掌权者，所以政府经过再三考虑，在严厉镇压的同时，要树一个正面的可以对外宣传的典型。于是父亲莫名其妙被扣押，又莫名其妙被释放，还进入楚雄州政协筹委会。1956年，他竟以牧师身份，任少数民族代表团副团长，上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老威：你父亲有幸成了共产党“三自爱国”的统战工具。
王子胜：这在当时的确比较轰动，《人民日报》都刊登了消息。后来父亲从农村调到武定县文化馆，还当上第一届州政协委员。
老威：帝国主义走狗被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了？
王子胜：绝不可能！因为共产党始终不放心父亲，父亲也觉得心不在那儿，他一直祷告，求主宽恕。他的人生就这样起起伏伏，虽然是见过毛主席的名人，可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叫揪出来，写交代，挨批斗；到了1964年的“小四清”和“大四清”运动，他就被解除一切职位，彻底清除出阶级队伍，重回村子接受监督劳动，好比兜了一个政治荣辱的大圈子。其实他晓得，置身这样的无神论社会，自己的最终归宿是什么。在十字架和共产党，在上帝和撒旦之间，最终必须要有个了断。他在等待，在逆来顺受，可从不随波逐流。
老威：基督教最著名的箴言是：有人打你左脸，就把右脸也给他。
王子胜：是，无论是耳光还是亲吻，都一样。父亲他晓得自己一出生就被选中，将以人子的血肉之躯去重蹈神子之路，上十字架！在荣耀主的同时复活！
老威：后来呢？
王子胜：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涌入家门，抄家打人，我们被绳子拴成一串串游乡。父亲戴着“帝国主义间谍走狗”的高帽子，揪去开万人大会，简直就叫拳头和口水给淹没了。可不管遭多大的罪，父亲他都坚持祷告。这样熬了两三年，风浪看上去平静些，造反派忙着打内仗，也顾不上天天上门。父亲借此空隙，又和村里的一些老基督徒串联，半夜跑到附近山洞秘密聚会，手里没《圣经》不打紧，只要心里有《圣经》，就能领受福音。苗族虽然穷，还是比汉族纯朴，毛泽东这种“万寿无疆”的人间邪灵，尽管热闹一时，最终却蛊惑不了本族的心。福音又慢慢在村子里传开，也没人去告密。 可最后的考验到底来了，1969年5月11日凌晨，我父亲被正式逮捕。
老威：当时你在场吗？
王子胜：我一家住在这边，我父母、我小弟一家住在公路那边。你顺着我的手指望出去，教堂的屋顶往上，过那片包谷地再往上，对，就是那座崖子下的草坡。现在草坡间的几个房子已经属于别人，可我们一大家在那儿住了好几十年。后来茅草屋失火，烧得精光，我就搬这边来建房子。我父亲是半夜鸡叫时被抓的，我正在梦中，听见嘭的一声枪响，比打雷还凶，比山崩地裂还凶，我全家大小6口都惊醒了。我急忙拱出门，望见公路边的汽车灯，有两三盏，刺亮刺亮的；草坡周围的电筒光密密麻麻，真的，比阴历七月七的星星还密。又嘭的一声，不是枪声，是门被撞开了。人的叫喊比刀子还尖，可隔得远，这边不太清楚，只能辨出大兵的吼和老小的哭。 我将4个娃娃安顿在屋里，一再叮嘱不要出门。我和老婆往对面没命地跑，公路上码满了解放军，不敢过，我们就远远地绕。可能是圈子兜得太大，还没拢那边，汽车就轰轰地发动了；等拢了那边，车灯已经移到半坡，在山嘴壳晃两晃，就消失了。
跟着我才晓得，是两个大兵守在外面，另两个大兵踢门进屋。
刺刀上架，子弹上膛，鸣枪为号朝里冲，谁有异常就弄死谁。大兵挺枪直扑父亲床前，刺刀一下挑起被子，甩开，大吼道：不准动！起来！跟我们走！ 父亲似乎早有预感，就和平时一样，一言不发地起身。他的内衣内裤都没脱，外衣外裤整齐地叠压在枕头下，所以很顺当就穿好了。脚落地时，当兵的一左一右来扭胳膊，他却轻声说：不用吧，我会跟你们去。接着抬起手腕，让当兵的给自己戴手铐。临出门，他一再回头，用目光暗示母亲，不要有任何举动。可毕竟是生离死别啊，母亲还是忍不住跟出去，叫了一声，当即被当兵的迎胸一脚，踢飞起来，顿时昏厥。 我赶到时，母亲已抬回屋内，全家大小数口正围绕着。她老人家大小便失禁，衣裤全湿。我们忙乱了好久，才听得一声哎哟，算还过魂了。我们替她擦身子，重新穿戴，她却直嚷口渴，喝了好几大碗水──这一来，落下一个心口疼，终身未愈。 而父亲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在武定县看守所，长达4年多，直至1973年12月惨遭杀害。
老威：什么莫须有的罪名？
王子胜：正式宣布的是“5顶帽子”。其一，帝国主义走狗，死不悔改的间谍，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其二，现行反革命；其三，一贯抵制国家宗教政策；其四，地主党；其五，红军长征经过禄丰县境时，曾率领一大批地主狗腿子，阻拦红军过路。还真刀真枪地干，亲手打死了7个红军战士。
老威：基督徒成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了。
王子胜：全是诬陷！几十年前，禄丰那边的确发生过当地民团与红军交火，双方各有死伤的事，可距离武定这边很远，跟父亲更是八竿子打不着。
老威：唉，覆巢之下有完卵乎？
事故及后果
行文至此，老基督徒王子胜的声音突然湮没在一片城市嘈杂之中。我拿起录音机反复检查，又将磁带掏出来重装重放，终于明白，这个访谈的后半截已被永远抹掉了！ 廖亦武！你个狗鸡巴！我抬脸冲窗外，好像在骂另一个人，一个盗窃记忆的贼。双耳直鸣，冷汗直冒，猛砸自己的秃脑门，跟戏子一样折腾来折腾去，均无济于事。此前一段，为打出国护照官司，我先后去了成都、重庆、涪陵、北京，辗转20多天，才折回云南。好不容易收拢心猿意马，要咬牙切齿干活了，却出意外！十几年，我访谈了200多次，这是第一次出这种低级可笑的意外！
稍微冷静，就从桌边败退至床上，平躺着琢磨补救法子。是否如过去搞《底层》那样，凭记忆往下整？我这方面的能力超常，估计读者也很难窥破机关。可是，可是，心里总有一道陡坎，翻不过去。 唉，追寻了6年各类冤案，不知不觉，就养成较劲的陋习，自己对自己有“善始善终”的要求了。可却时常贪恋《底层》里那种民间文学状态，无耻、率性、疯癫、麻木，脓血溅得比天高，脸皮厚得比城墙，无可救药如明代写《三言》《二拍》的冯梦龙。
废话打住，我立即与
孙医生取得联系，敲定重访圣徒后裔的时间。2007年8月5日，我从丽江赶往昆明，正好实验电影《苍山下》的摄影老骥和四川平武县作家阿贝尔也在
孙医生家里，于是相约第二天清早同行。
6日8点半，我们打的斜穿春城西北角，抵达乱得不可开交的黄土坡车站。由于在行进中交谈激烈，竟将背包忘在了车子后备箱里。那可是我跑江湖的全部行头啊，计有：随身多年的洞箫、紫铜转经缽、算盘、口琴、铃铛、拇指琴以及好友岳建一不久前才送我的特制的埙。此外还包括照相机、录音机、电话本、各类音乐CD若干──时至今日，我仍觉得气紧和肉疼，不愿相信真的丢了。 可当时，跟电影镜头一样，才两三分钟，我就回过神，失声尖叫“糟了”。可出租车转眼已绕过一大堆建筑垃圾，消失在气势汹汹的烟尘里。我和老骥情不自禁地抬脚就追，横穿马路时惹起七零八落的喇叭声，可最终只有望尘兴叹。
孙医生更是顿脚自责，为什么没养成要发票的习惯呢？
不得不继续打的，几乎跑遍整座城市。先抵门脸气派的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在一位边看报纸边答话的女警察手里作例行失物登记；然后抵门脸同样气派的客运管理处，在一位边看电脑边答话的男警察手里作例行失物登记。接着，只能如纸人一般飘荡在街沿，面如黑铁，心如乱麻，可既定的生活目标不会因此改变。 咋这么倒霉？老天爷啊，这不跟抄家差不多？你怎么也学专政机器，动不动就收人家伙？我虽属天然戏子，可也没有玩物丧志，耽误码字的正事嘛。 老骥说：都怪某地的狗屁诗人某某，今天不提起他，你的情绪不会这么波动；你的情绪不波动呢，背包就不会忘。
心不在焉地点头称是。与17年前纠集一拨人搞《安魂》如出一辙，我的第二部实验电影《苍山下》拍完后，拿到某地大学一哥们负责的电教中心剪辑，由于保密好，当时没出任何纰漏。可时隔两三月了，国保警察却突然上门搜查，缴获存放在教学电脑里的《苍山下》原始盘，还传唤、审讯了所有参与本片后期制作的人员，在当地文化界引发不小的震动──这连锁性灾难的直接祸首就是刚才老骥提过的诗人某某。
有一天，几个国保警察请他喝酒，席间称兄道弟，其乐融融。可人家却乘着醉意，突然发问：听说廖亦武前一段来过本地？诗人不假思索地点头。人家接着问：你跟他是一二十年的老朋友，没在一块喝一壶？诗人答：他有事，不想喝。又问：啥子事？又答：做碟子。再问：啥子碟子？哪些人参与？再答：这个嘛，这样的。
唉，不晓得是天真还是糊涂，总之绝对不是故意出卖，诗人搜肠刮肚与警察掏了心窝子，他认为管他干啥的，既然能混到一个酒桌上，就是缘分，就该掏心窝子。回到家清醒了些，隐隐觉得不妙，就连夜给《苍山下》的余党们打电话，通知“警察马上要来”。 我气得喷血。
祭灵招鬼，《苍山下》和《安魂》的路数相似，这要放在17年前，不又酿成一起反革命集团案？可是社会毕竟进步了，17岁的孩子正当花季，不可能了解六四屠杀或反右劳改。
我虽然为一时愤怒付出“丢失行头”的代价，可还能甩手甩脚地摇摆在外省的大街上。 新买了录音机。重整旗鼓已是中午11点。我们返回黄土坡车站，竟目睹售票处内外人海茫茫，我懵头懵脑扎入，游泳似地爆挤三二来回，人都成湿漉漉的肉饼，仍靠近不了任何一个售票窗口。
孙医生把住一个彝族妇女打听，原来今天正巧是彝族的火把节，所以在天黑之前，四面八方的人流都会源源不断地涌向禄劝县城，汇入当地通宵达旦的节日狂欢。
他妈的，这世界和我较上劲了。
孙医生刚提议改日再去，我就嚷着“不行”。迂回到站外，正碰上一辆被交警罚过款的气冲斗牛的破面包车，我灵机一动，就妄称“电视台”，对染着满头金毛的司机和售票员进行了短暂采访。老骥端起摄像机，很配合，很唬人。骗局就这样立竿见影，在双方共同谴责交警乱罚款之后，售票女孩答应拉我们一行四人去禄劝的“合理要求”。
在建筑工地和垃圾场之间寻了家烂饭馆，老板自称是四川广安人，紧挨邓小平老家，所以要给我们弄一份老邓爱吃的地道豆瓣鱼。可端上桌的却是老早就砍成块的死鱼，幸好佐料极浓，掩盖了死鱼味，所以我们非但不计较，还乘着旺盛的饥焰，整光了一大盘土豆烧臭牛肉及几盘素菜。在用餐间隙，敬业的老骥顺势体察民情，了解到这家老板曾远行广西搞传销，蚀了7万元老本，人还遭扣押，差点没回得来。“凑了几千元接过这家店，开头生意马虎，可是后来就一直修路，日他妈修了两年多，还在修，把周围的服装店、杂货店、旅馆、茶楼、饭馆都修垮了。老子经过传销的破产洗礼，算最后一个钢铁战士”。
我颇为感触地拍他肩膀：对，死扛、死扛、再死扛，只要功夫深，破铜烂铁也能炼成金子。
下午1点，我们的破车终于正式上路了！乘客5人，加司机和售票员，刚好满载。途中，
孙医生继续给客管处打了若干电话，追问失物下落，均无果。在丽江玩耍的京城酒友余世存闻讯发来几个短信，尽力抚慰。想起他不久前在香格里拉古城酒吧里，观摩藏族艺人热西才让与我的即兴音乐现场，还作了诗文：才让的听众只有我们十几个人，但他唱得认真。尤其他跟老威的配合，更是神奇。二人刚柔相济，一个宏亮时，一个低沉；一个人唱得如丝如线，一个人就唱得如钟如鼓。二人的歌喉都有一种悲绝，但在这雨天并不凄凉，反而有一种神圣、超凡的纯粹性。老外们在一边呆呆地看着，似乎在听这异国音乐，又似乎放空了自己，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一曲歌罢，大家鼓掌。才让就和老威们进入下一个演奏„„
接着是古体诗两首，其一：
少年哀乐过于人/老成即兴即天声/言辞穷绝思护法/江湖看尽自造身。
其二更有味道：
玉树倾折飘零若/三千寻音回向若/万人投宿心怡若/香格里拉一般若。
可如今，演出行头全没了，这一切只能如一个余音绕梁却嘎然熄火的美梦，叫我一腔空落落的。 然而文人的酸劲儿可爱却不顶用，车又堵上了。
金毛司机伸脖子打望分把钟，嘀咕道：惨啰，少说前面堆了百多辆车。三十六计溜为上，趁屁股还没被封严实，掉头绕道吧。金毛的聪明才智令众乘客交口称赞，于是就得意忘形，在遮天蔽日的尘土中滴溜溜地耍开方向盘，将车摆弄得如一头浑身泥浆的公狮子。还夸口道：这昆明周围么，莫有老子不晓得的路，我出不去，胡锦涛也出不去。
可能是吹牛太满，老天爷不爱听，不过十几分钟，车又在另一条路上被堵。金毛继续发挥聪明才智，立即掉头。如此故伎重演了五六回，不仅不值钱，还耽误了大把时间，于是众乘客的交口称赞变成交口挖苦。在昆明呆了多年的孙医生严正指出，与其在岔路上拐来拐去，不如一开头就直奔大道，尽管大道也堵得凶，特别是王家桥一段，可能一堵就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火把节，去禄劝的车流量增添数倍，交警必定也大量出动，没准比平时还疏通得快些。而一旦沦陷于小路，死定了就死定了，交警不会来。
金毛灰头土脸，充耳不闻，最后干脆推开车门下去了。窗外是起伏的郊野，谁也弄不明白，车怎么会驶入这绝望的包谷地，并且还首尾相接，好几十辆呢。昨夜才下过雨，泥路坑坑洼洼，迎面过来的一辆小面包，错车时轮子偏了十几公分，立马如慢镜头一般，缓缓朝土坎下倾斜。渐渐，在人民大众的惊呼中，车体打了半个滚，右前轮悬空而起。 接着，司机和乘客如狼狈的庄稼，从朝天车门内接二连三地生长出来。我探出脑袋，望见我车热心的金毛已加入抢险行列，还奔前奔后，指挥对面一辆一辆倒车──仅此一项，就足足折腾了大半个小时，然后才是敌退我进。教训横在眼底，所以每次错车，都有三、四个司机停车出头，充当义务交警。日头偏西了，我不禁叹气道：这大约是老子2007年最不顺的一天。
孙医生道：没关系啊，今晚回不来，住禄劝也行。 我学基督徒的样子，低头祷告：主啊，您在考验我老威的信心吗？逗得孙医生哈哈大笑。
下午3点40左右，路到底打通。久困的车子立即撒开车轮，没命狂奔；我们在车内持续摇晃、蹦跶了1个多小时，禄劝县城居然就遥遥在望。老骥道：这哪是开面包车，简直就是开超音速飞机！话音未落，连人带座位就跳将起来，脑壳猛射车篷，回落时还把我的脚背压了。此起彼伏的哎哟惨叫，金毛司机却丝毫没受影响，一转眼，车站就到了。 4人车费120元付罢，接着又花100元，雇同样的面包车重返几十里外的楚雄州武定县高桥乡下长冲村。由于遭遇太多挫折，我已习惯性地往坏处琢磨：万一王子胜老人不在家咋办？病重咋办？
快6点了，火烧云笼罩着天空和大地。我们在教堂对面靠边停车，又落脚在大半年前落过脚的红土上。这边走啊──我轻车熟路地招呼大伙，内心却暗流涌动，感慨万端。
基督教传道人王子胜（下）
前奏
2007年8月6日傍晚，我们一行4人，风尘仆仆地再次造访67岁的圣徒后裔王子胜，不料迎头撞上铁将军把门。围绕这陡坡间的陋居，屋前屋后寻罢一圈，回头向村民打听，才晓得老人在山腰伺候包谷地，早晨就带饭出门，至今未归。于是在爱好运动的孙医生的提议下，我们沿着村中蛇形坡道，开始新一轮跋涉，与若干苗族男女及牛马狗擦肩而过。出村尾，在暮色苍茫中大约爬了七、八分钟的红土坡，竟望见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从天而降！不，像一块土疙瘩，从群山皱褶里滚将出来。
彼此都笑脸相迎，零距离接触时，
孙医生顺势接过老人肩上的锄头，我则迫不及待紧握他的手，感觉捏住了大块磨刀石。边走边交谈，没想到时隔大半年，老人对我们的印象已经淡漠，我一再旧事重提，他才苏醒似的，猛捶一把脑门，大叫一声“你是──”，却没下文了。 老骥一路拍摄，老人瞟见机器冲着自己，就把腰板挺得笔直，步履坚实，说话也中气十足。“天上，地下；过去，将来；中国，外国；所有荣耀都归主”。 我频频点头，如这位矮个子传道者的应声虫。拢家之际，太阳刚好落山，天穹间突然浮现出交叉的彩虹。我虽然神经兮兮，对自然异象兴趣浓厚，可时不我待，只能不管不顾地挖出录音机。 屋内黑咕隆咚，开灯又昏暗不堪，老人就随我和
孙医生在外面陡坎边坐下，连擦好几把汗水，谈话就在雨后蚊虫的大肆袭击中开始。
老威：对不起，又来打搅你了。
王子胜：贵客啰。神的旨意啰。
老威：上次的采访出了点问题，录音被抹掉半边，所以这次从断掉的地方开始吧。
王子胜：好的。
老威：上次讲到你父亲王志明被抓，以后呢？他关押在哪儿？
王子胜：武定县看守所。
老威：4年多都没换地方？
王子胜：是的。
老威：能探监吗？
王子胜：能，但是见不着人。送衣服可以，送吃的不可以，也打听不到任何消息。时代环境不一样，我们经常忍受革命战士和群众的打骂，什么“你老子信上帝，那么坏，你咋个还不同他划清界线”；什么“上帝不是人民救星，只要毛主席、共产党才是人民救星，你们是信上帝呢，还是信毛主席、共产党”；还有什么“你老子是上帝的走狗，为啥还要送衣服呢？上帝与狗都是不穿衣服的”，等等。故意让你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他们就有了打你斗你的理由。其实完全不用找理由，作恶是没有理由的。
老威：对，撒旦统治中国也是没有理由的。
王子胜：但是我们有信靠，明灯就在心里。按政府方面的说法，本来像我父亲这样“罪大恶极又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是不允许同亲属见面的，可考虑到我们是少数民族，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还是特别批准见最后一面。
老威：你们晓得能见最后一面？
王子胜：我们，不仅家里，还包括村里的基督徒，天天祷告。自父亲被抓，就天天祷告，有感应的。对上不上十字架，有感应;对之前和之后会咋样，也有感应。
老威：是么？
王子胜：父亲是1973年12月29号被杀害的，提前一天，民兵就上门通知了。于是全家十几口倾巢出动，紧赶慢赶，走了几个钟头，才拢武定县城。经过几道关卡，终于在高墙内看见了朝思暮想的父亲──头发全部熬白了，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一挪步子，就唏哩哗啦，脚杆打飘。把全家人心痛得哭啊„„
老威：你父亲戴着镣子？
王子胜：几年的脚镣手铐，到死才解下来。
老威：跟杀人犯同种待遇。
王子胜：全家人都拉住他哭啊，可候在旁边的公安人员吼了声“不准哭”。我们只好顺从掌权者，忍住了。人家又吼：来了这么多人！咋个说话？你先说？还是你先说？快点，时间有限哦。 母亲就对父亲点头：你能讲，以前都是你讲，我们听你的。 父亲会意地笑了。接着拿出当牧师的威严，开口道：我已经改造不好了，如今的下场是咎由自取，所以你们不要学向我，要听“上面”的安排。
老威：这个“上面”就是上帝了。
王子胜：对啰，信撒旦的不懂，信耶稣的一听就懂。接着是第二句话：你们要积极劳动，让自己有饭吃有衣穿；第三句话是：你们在各方面都要讲究卫生，使自己身体健康，不生疾病。
老威：这三句话的语气似乎都出自《圣经》。
王子胜：我们听得很温暖，因为后两句话，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父亲都一直在说；父亲之前的老爹，以及为老爹取名的外国牧师，也一直在说。我激动得又哭了，我说：爸爸呀，我们会好好听上面的安排！可是家里那么多娃娃等你养育，你改造不好，娃娃们就等不着了──这个意思是，爸爸呀，上帝安排你做牧师，做教会的领袖，你可晓得还有多少羊群等待着牧羊人归去？ 我妹子接着说：爸爸呀，到了这一步，我只是舍不得你的子拜！
老威：啥子叫“子拜”？
王子胜：就是子弹。意思是子弹明天就要穿过去，我舍不得。她说不下去了，却没料到，就这一句含混话，大家都听懂了。四周顿时鸦雀无声，连人保组、公安局和端枪的大兵都埋起脑壳。也许他们在想：这个无罪的人啊，却不得不死掉。
老威：唉。
王子胜：我母亲拿出6个鸡蛋，忍住眼泪说：我是你的女人，没有公话。这些鸡蛋已经煮熟了，你收着吧。我父亲叉开淌血的手掌，上下左右拍了她，然后接过鸡蛋，留下3个，再还给她3个。
老威：这是永诀的祈祷，血十字前，分出两个三位一体。不禁令人记起苏格拉底两千多年前的临终箴言：动身的时刻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我去死，你们去活，何者为佳，唯上帝知道。
王子胜：我们都明白。这时候大兵过来将我们隔开，公安人员站在父亲和我们之间大声宣布：王志明已经被判处死刑，定于明天公审公决。遗体由政府处理，你们不用过问。
老威：为啥不用过问？
王子胜：我们再三请求，公安人员才继续宣布：王志明死有余辜，革命群众强烈要求，用炸药将尸体彻底销毁。所以你们可以不去大会现场。 我们大吃一惊，就连声求告政府“手下留情”，让我们收尸，并保证不立墓碑，不弄任何显眼的标记，不给社会造成丝毫不良影响。可人家摇头说：哪个晓得你们会利用死人搞啥子名堂？苗族历来是宗教迷信的重灾区。
父亲被押走了，我们还不走，坚持要收尸。公安人员火了，叫大兵把我们赶出监狱。没办法，作为基督徒，要顺从掌权者，我们只能含悲赶回村子。天已黑了，信主的群众，好几十人，还候在公路边。弟兄姐妹们一听要“炸尸”，都流泪。大家约定，当晚全部在家中祷告，求助于神，制止毁尸灭迹的革命行动。
老威：结果如何？
王子胜：我们祷告完就睡了，可能因为太累，连梦都没做。第二天大早，大队突然来民兵通知，叫我们准备马车，赶到武定县第一中学大操场参加万人大会，“拖反革命分子的尸体回家”。 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们来不及生火做饭，揣点干粮，借辆马车就往县城跑，嘴里一直在悄悄哼《赞美诗》。抵拢会场，那个拥挤哦，那个口号哦，那个红旗招展哦，如开锅稀饭，人脑壳比开花的米还密，感觉是全中国人民都团结到这儿了。当时接受公审公判的有四、五个阶级敌人，除了我父亲，其他都判有期徒刑。
老威：四、五个反革命吗？
王子胜：不，是其他罪名，弄来陪我父亲的杀场。我们的马车一到，几个大兵就围过来，枪筒子指着喊：不准动！双手抱脑壳！蹲下！于是我们就蹲在马车旁边，背对会场，像瘟疫一般，与革命群众隔离开。
老威：你父亲呢？
王子胜：两三百米远以外啰。开会当中，大兵一松懈，我们就起来透过人脑壳缝缝打一下望，认清楚那个戏台，上面坐着两排领导，台前搭一架子，父亲站中间，左右是陪杀场的，全部五花大绑，挂黑牌。宣布“死刑，立即执行”的时候，又有几个大兵一拥而上，将父亲悬空顶起来，向广大人民示众。青天白日啊，整个会场却刮起一阵阵狂风暴雨。想想看啰，武定县多少公社？就算一个公社来几千，聚拢都是好几万。几万个拳头高举，几万个喉咙高喊：打倒！
砸烂！万岁！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一切反动派垮台之时！
老威：疯了疯了。
王子胜：示过众，他们又朝父亲后颈窝插亡命标，多半个人高，5个罪名都在上头，“王志明”3个字打着红叉叉，很醒目。接着，父亲就被弄上卡车，游街示众。前头两辆小车开道，后头满满一车大兵压阵，架着机枪，上着刺刀，绕城个把钟头，才拉到武定郊区原先的小飞机场去打掉。
老威：你们可跟去了？
王子胜：枪指着，根本动不了。等群众差不多散了，大兵才吩咐：乖乖随我们走，要听使唤啰。于是我们牵起一条线，被大兵押到看守所门口，父亲坐牢的铺盖已经扔在那儿，一个公安说：反革命的破烂，领回去吧。
老威：谁为你父亲收尸呢？
王子胜：同村的。等他们赶起马车，跑拢飞机场，父亲已经倒在地下了。好几百群众围观，乌鸦鸦的一片。赶车的站在车头使劲摆手：收尸！收尸！人墙就自动闪出一条夹道。还剩一个大兵在里面守候，问了句：是不是他家里人？回答：是啰。大兵就吆喝道：走开走开！打得稀巴烂的死人，有啥子看头？快让人家早点收拾。 拉起尸体，他们来与我们碰面。我拿毛巾给父亲擦脸，妹子用铺盖掩住他老人家。这是1973年12月29号的下午1点，天非常蓝，阳光非常好，几万群众渐渐散去，街道渐渐敞开了。马车载着父亲出了县城，嘀嘀哒哒朝家走，比步行还慢，我家来的7个人就干脆左右相随着。一路看见雀子飞，听见雀子叫，竟觉得父亲的呼吸还没有停止。
沿途都有一些苗民拦住马车，向父亲道别。老的，少的，认识的，不认识的。甚至还有小孩。绕过山梁子时，有个小女娃娃竟然爬上车，掀开铺盖，将我父亲从头摸到脚。嘿嘿，我们不由自主微笑起来，暂时忘却了悲伤。 走走停停，太阳落坡才拢村子。全村男女老少都来迎接。感谢主啊，父亲的遗体一直很软和，从倒下去，到抬上马车，到拉回来，到天黑，到半夜三更，一直同活人休息差不多，脸有血色，皮肤有弹性，肚子还热乎乎的。那个关口上，干部和民兵从早到晚严防死守，只有到夜里12点以后，确定“那些人”睡着了，信教群众才一家接一家，陆陆续续摸上门来，做道别祷告。
老威：来过多少人？
王子胜：至少七、八十。在沟坎上溜，又不敢打手电，跟夜游神一样。大概过了两点，最后几个弟兄做完祷告走了，我们伸手摸父亲，才感觉身体发凉，手脚变硬了。
老威：的确算黑暗中的神迹。
王子胜：荣耀主，感谢主。
老威：他说该有光，就有了光。
王子胜：天刚蒙蒙亮，我和哥哥、弟弟、妹夫一起上坡，看好岩坎下的一个地方，就吭哧吭哧挖洞。一两个时辰，弄得差不多了，我们才返回家吃早饭。接着把墓盒（你们汉族叫棺材）先抬上坡，放进洞里，再回头接遗体。
老威：墓盒与遗体分开抬？苗族风俗吗？
王子胜：不是。怕苗民动乱，军车大清早就开过来了。大兵端着枪，满坡守起，明令除了死者家庭成员，任何人不准接近。当时本村外村好几十人，都自己跑来，原准备搞个下葬仪式，眼下却只能相隔几百米，傻傻望着这边，干着急，帮不上忙。遗体带墓盒，至少要8个劳力才抬得起，可家里只得4个劳力。我们试了几次，还喊了号子，都不行，只有分开运送，人最后钻进墓洞去封棺。
大兵一直守到土盖完，坟包垒起，我们下山拢家门了，才吹一声哨子，跑公路边集合报数，上车回城交差──其实他们巴不得溜快些，因为明天就是新年。
老威：1974年元旦。我十几岁。毛泽东、周恩来都病入膏肓，文革快搞不下去了。
王子胜：感觉得到。因为过了不久，政治气氛稍微宽松，村子里又恢复聚会做礼拜。政府发现了，就派人来召集苗民开会，教训道：枪毙反革命分子没几个月，你们不仅不划清界线，反而敢秘密聚会！真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谁带头的？站出来。于是我就站出来。 我是1976年初被正式逮捕的，扔进武定县关过我父亲的监狱。他们说我比父亲更坏，更不可救药，因为父亲的犯罪还有历史原因，我却属于明知故犯。开头4个月，我都关在禁闭间，两三平方米的黑屋子，水泥地，就一个洋瓷碗一个马桶，吃喝拉撒全在里面。
老威：跟狗洞一样。
王子胜：不如狗洞，因为始终不见光。只有等个十来天，马桶屙满了，才允许喊报告。大兵先撬开巴掌宽的监视窗，捂住鼻子瞅一瞅，再开门叫我出来倒屎尿。天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朦朦胧胧挨近茅坑，还得竭力稳住脚跟，提防腿肚子一软就栽下去。回到黑屋，眼珠子酸疼，要流好久的泪水才重新适应。
老威：屎尿味薰的？
王子胜：嗅觉已没有了。这人嘛，在茅坑上关多久也不会薰坏掉，可不能长期不见光。植物不见光一会儿就死，动物嘛，最多熬十几天，就要发疯。
老威：人在黑暗中不发疯，是因为有思想和意志。
王子胜：有上帝啊，他说有光就有光。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族共计7人蒙难。父亲遭杀害。二哥王子华，当时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任院长，也受父亲株连，叫造反派揪出来。因为忍受不了批斗毒打，就投怒江自杀。大哥王子荣，与我同时继承父亲衣钵，为传道人，后来我们同时被捕，同时判刑，同样的9年刑期，同时释放──只是判刑后，我送姚安县监狱改造，他送禄劝县里面的草海子农场改造。与我们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姨、四姨和老嬢，她们是父亲的亲生姐妹，住在外村。后来二姨和老嬢判5年，四姨判3年。
老威：都因为秘密聚会吗？
王子胜：是。1979年落实宗教政策，就全部提前释放了，这样一算，我们就只坐了3年牢。1980年开头，不晓得吹的啥子风，上面来指示，硬要把我选成武定县人大代表，反革命牧师的儿子，帝国主义的走狗，咋个能当人大代表呢？可是跟逮捕一样，你不干不行。记得当时，我拿着姚安县监狱的《减刑判决》，找人大主任，我指着上面写的“该犯坦白交代较好，予以释放”说：我还是“该犯”，不配做人大代表。主任脸红了一阵，生气说：太马虎啰！我找他们去。于是没过两天，“减刑判决”就变成“无罪释放”。
老威：估计此时你父亲的事迹已经传播到海外，大形势变了。
王子胜：释放不久，我们就接到了父亲的《平反通知书》。英国皇家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确定他为20世纪10个伟大的殉道者之一，替他在正门上塑像的事，我们晓得很晚。大概是上个世纪末，人家派使者将有关资料送过来，都是英文，而我只有高小文化（政府不准黑五类子弟升中学），读不懂。2002年12月，我家亲戚的孩子去伦敦，亲自在大教堂门口拍了照片回来，村里村外传看，大家都流泪了。荣耀归主啊！父亲他与魔鬼争战，共65个年头，终于胜利返回天家。正如经里记载──我听见天上有个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随着他们。
老威：作为传道人，你也算你父亲留在大地上的果效。
王子胜：我今年67岁，还跑得动。附近的村子，苗族、彝族，都全部信主了。我就准备跑更远。更更远。如今社会，思想乱，心乱，每个人都比过去更需要福音。
【补记】
夜里9点来钟，谈话结束了。我们在满天繁星之下告别老人，他慈悲的老伴撵出屋子，塞给每人两块有些烫手的荞面粑粑。我三两下就吞并完毕，而
孙医生依旧边下坡，边细嚼慢咽，还赞不绝口。我暗笑道：不愧本色的基督徒啊，任何时候都不忘感恩。 面包车晃着射灯在山道间盘桓，我到底松了口气，瘫软在座位上。感觉才迷糊一会儿，禄劝县城就拢了。
孙医生说：我已给小张打了电话，他答应连夜送我们回昆明。我不禁叹息道：麻烦小张多少次了！如此有奉献精神的基督徒，在当今社会已属凤毛麟角。
孙医生说：你不晓得啰，我一直想把他弄到昆明开车，可那些公司老板嫌他土，有损形象。 快10点半，小张在城郊加油站接到我们，二话不说就朝车站赶。七、八分钟后，我们登上已经启动的加班的末班车。 小张和他的车在路灯下拖出长长的阴影。幸好是火把节哦！他喊道。
午夜1点钟，车抵昆明黄土坡站。接着打野的。1点半钟，4个貌似流浪汉的家伙，围坐在街口路边的小吃摊。一人一碗烫粉，吃得脑壳抵脑壳。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悲凉。仔细盯一遍其他3人，我对自己说：廖亦武，你要记住此时此刻！为了你的一个低级错误，朋友们跟着受累。特别是
孙医生，腰都快折了。幸好这个采访抹掉可以重来，然而许多记忆一旦抹掉，就彻底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