丌屈的受难和奋争 ──《上帝是红色的》台湾允晨版代跋
丌屈的受难和奋争
──《上帝是红色的》台湾允晨版代跋
康正果
廖亦武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禁书作家,他的作品之所以受禁,是因为多年来他通过一系列访谈记录深入勘探中国的底层社会,对中共当局竭力掩盖的社会阴暗面作出了持续不断的如实报道。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两次在国内出版,两次被禁,直到2002年才由台湾的麦田出版社推出了三卷本全集。该书出版后在海外的中文读者群中引起广泛的兴趣,特别是其英译本(“The Corpse Walker: Real Life Stories: China from the Bottom Up,”)2008在美国出版,书中讲述的苦难、残暴和腐败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廖亦武不只其书被禁止在国内出版,其人亦被禁止出境,近年来他十多次受邀参加国际文学节和书展,均因当局的阻挠和刁难而未能成行。 廖亦武其人及其书越是受压受禁,其声誉在中共的禁锢圈之外便影响越大,而他为突破那个禁锢所进行的采访勘探也随之范围越广。继《中国底层访谈录》之后,他至今已推出两卷本《中国冤案录》、《中国上访村》、《最后的地主》和《地震疯人院》多种访谈专辑,其采访报道面远超出早期的社会边缘人遭遇,而扩展到反映维权上访者的怨诉和抗议,公布老地主及其子弟早为世人遗忘的苦难经历,乃至及时报道2008年四川大地震发生期间被官方媒体隐瞒的种种真相。
从事此类采访,廖亦武所踫到的麻烦不只是不准出书和出境,平日还常遭受公安人员的骚扰,或被传唤到当地派出所审问申斥,或住处突遭搜查,被抄走数据和计算机,种种粗暴的待遇,成为他多年来的家常便饭。2004年12月,只因他采访了了法轮功练功者,差一点被破门而入的便衣警察抓走。那天晚上,廖亦武机警地跳窗而去,仓皇逃出成都,长期躲到了云南。正是这一次深入苗、彝等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山区,廖亦武有缘结识基督徒
孙医生,随后在孙的带领下进入基督教的教民世界,在他勘探底层的访谈录中又开拓出一个新的领域。 现在,廖本人编定的中文版《上帝是红色的》也即将面世,对有兴趣了解和研究中国基督教历史及现状的读者,这的确是一份特别珍贵的资料。 其实,早在随同孙医生踏上艰辛的基督徒寻访途之前的1989年7月,在一次与北京地下教会组织者徐永海的相遇中,廖亦武已初步了解到基督教传播在中国受到的打压。众所周知,反对帝国主义,不但是中共夺权斗争中所打的旗号,也是他们掌权后在全民范围内鼓动敌意的主要目标。自1949年中共建国,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内各基督教派别,一律都被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文化侵略联系在一起,从此基督徒在中国遭遇到自该教传入东土以来最严重的迫害。首先,外国传教士被一批批驱逐出境,留下来的中国教民则遭遇更惨,他们或被残杀和判刑,或受到殴打批斗,或被迫放弃信仰,他们的圣经被撕毁焚烧,大量的教产也被没收充公,在整个的毛泽东时代,前此的宗教活动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为粉饰虚假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掌控基督教群体,在现行宗教政策的严格限制下,政府强行建立“三自爱国教会”。这个官办教会不但割断中国天主教教会与梵蒂冈的联系,而且由此安插进党在基督教内部的代理人,致使基督教在中国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云南地处边陲,与英法殖民的东南亚国家接界,早在19世纪,欧美传教士就在那里开展传教活动,至1949年,在苗、彝、白各少数民族居住区,洋教士主持的教会已拥有了大量的信徒。他们办医院,收养孤儿,为振兴地方教育也作出不少贡献,总而言之,在那一带贫穷落后的地区,确实起到过移风易俗和净化社会的良好作用。这些虔诚而富有爱心的洋教士就是当地教民拥戴的“远东牧羊人”。在他们被作为帝国主义的文化特务赶走之后,当地的不少教民因受牵连而遭到种种迫害,廖亦武这部访谈录向我们讲述的就是他们中个别的受害者及其家人血淋淋的故事。幸存的天主教徒张茂恩家中世代信主,他大哥张润恩身为神职人员,为地方上办过很多好事,在民众中颇有声望。然而,中共的建国彻底颠倒了传统社会固有的价值,他那些“解放”前奉主的荣耀,到了“解放”后竟全成为反党反人民的罪行。党和政府及其唆使的积极分子所进行的革命就是要破坏旧有的价值,因此,他们首先要从旧社会有影响的人物身上开刀,他们就是要打倒善人和好人,要消灭上帝的选民,要造成撒旦横行天下的局面。于是张润恩在群众批斗后被长期关押,在折磨得皮包骨头失去人形的情况下被枪杀在村外的河岸上。不信神的共产党是无所畏惧,因而也毫无人性的,他们杀了人还不准家属收尸,直到十个月后,才准许家属从河边的淤泥中刨出尸体,重新埋葬。就在重新埋葬时,家人发现了一个奇迹,张润恩那时已骨肉腐烂,但他临死前揣在怀里的圣经却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另一个新教牧师王志明,就因他身为牧师,文革中便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惨遭枪杀。他儿子王子胜也受连累坐了多年的监狱。王志明受害的事迹后来传至西方,在1998年,他的英名入祠英国西敏寺,成为20世纪伟大的殉教烈士。
我们读过的廖亦武访谈录已经很多了,如果说他笔下那些畸零人和含冤者的遭遇仅以其个人的不幸令人深感同情和万般无奈,进而凸显出共产专制下种种社会之怪现状,那么这部基督徒访谈录则除了控诉中共及其唆使的暴民对教民的残酷迫害以外,更能让信教的或不信教的读者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和受难者坚贞不屈的人格,在阅读过程中得到精神上的提升,在极度的震撼后领会到抚慰心灵的光。就拿孙医生来说,他医术超群,本来在大城市享有高职高薪,但在信主后却断然放弃了优越的待遇,只身到云南山区,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奔波在崎岖的山路上为穷苦的山民治病,在救死扶伤的同时向他们传布了教义。
孙医生为什么要做这样自讨苦吃的事情呢?当然他不是学什么被编造的雷锋,而是在继承和发扬早期西方传教士的传统。那些骑上毛驴翻山越岭在苗彝山寨里传教的洋人,最初就是凭着给穷人治病赐药,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而取得信任,在救世的善行中传播基督教教义的。这一种竭诚普救人世苦难的工作才真正称得上是为人民服务。
孙医生永远的偶像是在印度显示了“平凡神迹”的德兰修女。他对廖亦武说:“只有上帝有力量评判世间一切,我们没力量,也没资格评判,那就只有尽其所能去付出。不要追问付出了又将如何如何,仅仅是活着,并且付出,就足够了。” 百岁修女张印仙的事迹也很感人。她从小住进修道院,她以她在那里的成长历程证实了外国传教士主持的教会在1949年以前救死扶伤,收养孤儿的功德,从而否定了中共当局加于教会的诬蔑不实之词。她也以她在其后几十年受尽折磨的经历见证了中共暴政对世道人心的败坏。
张印仙告诉廖亦武:“1952年,永世难忘。曾经极其荣耀的大理教会,人去楼空,老鼠成堆,400多口,最后却只剩我,修女张印仙,我的娘娘,修女李华珍,本地主教刘汉臣3人。”此后的三十一年,他们三人受尽无良村民的欺辱,但三个人相依为命,矢志不渝,在坚韧的祈祷中熬过历次运动,苦难却不失尊严地活了下来。
张印仙从来不向革命群众低头,改革开放后上面落实宗教政策,她背上九十岁的娘娘在乡政府门外示威抗争近三十天,最终争回了他们的教产。拒不参加“三自教会”的袁相忱宁愿将牢底坐穿也不向政府的威胁利诱低头让步,直到关押二十多年后释放,他依然不改初衷,在严密的监视下还坚持办家庭教会。因为他“要完成神的使命,拯救在中国的失散灵魂。”所以政府的淫威,他根本不放在眼中。
对比廖亦武其它访谈录中众多受害者的经历,《上帝是红色的》中的人物为读者开启了一个新的向度,他们不再是无望地诉说冤屈或黑色幽默地嘲讽世道的荒诞,在中共当政下的悲惨世界中,他们活得有志气有目标,透过那铺天盖地的平庸,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经历中看到稀有的精神之光,以至由衷地感叹他们那源于信仰的坚强。访谈录中还穿插了几个教民们盛大聚会的场面,尽管那山野间的聚会环境很芜秽,场地很简陋,那群蝇乱飞的圣餐礼也让人感到不太卫生,但与会者的热情始终是高昂的,祈祷的声音是虔诚的。由此可见,中共六十年来的迫害、打压和限制并没有把固有的价值完全颠倒,在撒旦的力量日益失势的今日,被破坏的秩序正在恢复常态,受伤的心灵也在随之康复,信仰的力量是不灭的和无穷的,普通人向善的渴求可谓浩浩荡荡的巨流,任什么强权也休想阻挡。 为收集这些苦难中抗争的故事,廖亦武追踪孙医生的足迹,在同样崎岖的山路上奔波了五六年之久。他虽然至今尚未信主,但他的寻访之旅无形中已撒上了朝圣(pilgrimage)的光彩,那些访谈录也谱入了赞美诗的乐音。全书的十七个故事分别来自神父、牧师、天主教修女、圣公会长老、地下教会布道者和城市青年新信徒之口,有的回忆毛泽东时代残暴的迫害,有的陈述地下教会在打压下不断发展的现状,每一个故事都以受访者生动的口述令人如临其境,如睹其人,不只真实传达了基督教群体争信教自由的心声,同时也弘扬了他们历尽苦难却信心弥坚的感人精神。
廖亦武一如他以往的叙述风格,每一篇访谈录都附有风趣的引言,间或有补充说明的后记。在这些夹叙夹议的短文中,作为局外人的叙述者,初入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山寨,他那个来自城市的汉族身份,以及非基督徒作家的视角,难免使得他对眼前的异样风俗,耳中的陌生语言及其所表述的信仰全都感到迷惑和隔膜。但随着宾主的对话渐入佳境,再加上山民们的好客和淳厚消融了他初来乍到的生疏,他们纯朴的信仰和清贫中的乐观态度最终使他深受感染,对他们的世界,他遂获有更多的理解。在一次采访结束时他从心里发出感慨说:“由于我还不是教内弟兄,在场的人„„挨次劝导我消除顾虑,受召归主。质朴的中国底层人啊,我理解信仰是个好东西,是你们能够拿出来,和匆匆过客的我,一道分享的精神美味,我从内心爱你们,但是天不早了,每个人都得独自赶路。” 采访之旅毕竟使廖亦武与今日中国的基督徒有了更多的交流,他会不会信教,那纯粹是他个人的事情,但基督徒争信教自由的决心和勇气对他的巨大鼓舞则是毫无疑问的。作为一个独立作家,写作乃是廖亦武终生的事业,不管中共当局怎样禁止他的作品在国内流通,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手段限制他出境和给他的日常生活带来麻烦,他还是会照样坚持写作,会继续开拓他采访的领域,会把当局竭力掩盖的事实报道出去的。通往世界的门业已打开,从港台到欧美,到处都有廖亦武中文原作的读者,更有更多外文译本的市场。今日的世界需要报道真实的文字,因为只有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真实,才有助于改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处境,而依靠造假和封锁真实幸存下去的中共政权,必将随着越来越多的真实情况大白于天下而难以继续作伪,最终彻底失去信誉。
至少,随着这本《上帝是红色的》在海外的出版,中共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将会在更大的范围内暴露出它一贯的谎言欺骗,而国内那些争取信教自由的人士也会因此而赢得有更多的支持和援助。 缺《乡村团契》、《藏族天主教徒加伯额》; 《街头盲艺人文华春》和《读书人流沙河的相关旁证》则收录在《中国冤案录第二卷》。 【完】
湮灭的异端这是最后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