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远是文明的一种版本

文/Richard Sennett

“城市文明”是指不同的人在一起共同生活的能力

是指人们尽管种族各异、阶层有别、信仰不同

却可以生活在一起，而不需要时刻处在国家的监控之下——

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不都需要警察来插手

所有进入我们视野的所谓“城市时代”的城市，都是些大城市。其中有些城市，比如上海和墨西哥城，正以历史上罕见的高速度发展；另有一些城市，比如伦敦和纽约，已经发展成熟，但仍未停止成长；而像柏林这样的城市，则面临着衰落的现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看上去截然不同的地方，可以彼此借鉴些什么？

我想探究一个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的问题，就是关于文明。说到“文明”，我指的不是言语举止上的彬彬有礼；这个词在更深的层次上，是指不同的人在一起共存的能力。更进一步讲，是指人们尽管种族各异、阶层有别、信仰不同，却可以深入地生活在一起，而不需要时刻处在国家的监控之下——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不都需要警察来插手。这是城市生活的希望所在：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应该成为力量和关爱的源泉，而不应导致相互疏远和呆板苦涩。

要让这个理想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里变得有意义，那我们对“差异”这个词的理解需要有些改变。在欧洲和北美，我们曾经强调身份的差异——比如说德国人在文化上区别于土耳其人，或者美国人区别于墨西哥人。在中国、印度或墨西哥的城市里，文化上的差异，远不如财富和社会阶层的差异显得重要：分布在拉美、南亚和热带非洲大片土地上的简陋棚屋，就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的最好证据。为了理解这种阶层差异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我们也许可以看一下墨西哥城。据联合国预计，墨西哥城现有的一千八百万人口中，有42％的公民处于贫困线以下，或刚刚在贫困线上。而在上海，这个创造增长神话的东方城市，预计其现有人口的35％也处于同样的状态。

在这样贫富悬殊的情况下，“文明”还有现实意义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关于文化认同的不同经历中学习如何把经济差异“文明”化。各个时期的城市中，犹太人的历史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欧洲文明中，犹太人是既受蔑视又让人畏惧的群体，欧洲人把他们叫作“其他人”。犹太人在城市中的存在有三种形式——这些形式都预示着过着与别人不同的生活会遭遇什么样的问题。今天世界上城市的“其他人”们，面临的也正是这类问题。

犹太人作为外人在城市中生活的第一种方式，就是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他们在犹太人聚居区里封闭地生活着。这个城市不能缺少犹太人，他们不仅是商人，也是医生和抄录员；当时行医是非常危险、报酬又低的职业，基督徒都不愿意从事。大多数犹太商人都会用多种语言讨价还价，但这种技能得到的报酬也很少。这些不可或缺的陌生人，居住在自我封闭的三座岛屿，之间由吊桥相连。白天，犹太人在城里工作，日暮时分便回到小岛，拉起吊桥。整个夜里，没有人可以进到这些岛屿来，警察的巡逻船在岛屿外面巡视。

导致这种极度隔离的原因，是由于威尼斯缺乏基本的文明。犹太人曾被当作杀害基督徒的凶手而受到攻击；遇有瘟疫发生，他们又被怀疑在井里投了毒，还是受到攻击。对犹太人的偏见实在太深了，他们只能在警察国家的保护下离群索居。巡逻船的作用，不仅是为了挡住外面的威尼斯人，也是为了把犹太人关在里面。这就是在没有文明的背景下，城市差异的一种模式。国家承担起了平民社会无法承担的维护治安的职责。

犹太人城市生存的第二种模式是18世纪末期的柏林。只要犹太人在公共场合不显示出任何与别人不同的地方，社会就能容忍他们。尽管他们不能参军，也不能上大学，犹太人可以居住在柏林的各个地方，享受到了威尼斯时期的犹太人想都不敢想的一些权利。富裕的犹太人享受着和贫穷的德国下层公民同等的权利。但这些权利是有代价的。无论什么时候，一旦犹太人公开显露出自己的独特之处，便会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在实际生活中，这就意味着犹太人只能在自己的教堂里祈祷。每逢宗教节日，如果他们在外面立起神龛，就会遭到攻击。18世纪柏林的犹太教，是关门闭窗的宗教，不是可以拿到大街上的宗教。

这种文明模式，是以抹杀自己的文化来争取融入主流社会。这样的互换，和今天法国学校里争论穆斯林女子是否应戴头巾的情形相似。市民社会和公民身份要求具有自身的统一标志，不可能既保持和别人不同，又想融入主流社会。启蒙运动时的柏林，正如今天的法国学校，主流文化成为天下一统的标准。

20世纪初期伦敦东区的犹太人生活，体现了犹太人城市生活的第三种方式。在这里的犹太人都是穷人。一般我们印象中的典型犹太人都是些精明能干的成功人士，但实际上也有很多犹太穷人。20世纪初伦敦东区的砖石巷附近生活的犹太人就大多是穷人。现在这个地区住的是同样贫穷的孟加拉移民。这里不是像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一样的受监视的犹太社区，也不是像18世纪的柏林一样的秘密犹太人世界，而是一个被主流文化抛弃了的空间。

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莱斯利·斯蒂芬曾这样描述犹太社区：“他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不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主流文化也没有过多地去干扰他们。这就是第三种模式的秘密：这是以相互漠然为基础的文明。伦敦东部犹太人拥有了他们先辈所没有的自由；是漠然给他们带来了这种福气。但这种宽容的结果，是双方对彼此一无所知。长期住在这个“不可理解的伦敦”的居民，不参与任何社会上的集体生活。柏林模式为了大众公民权压抑了身份认同，而伦敦模式则以这种特殊的文明形式压抑了城市公民身份。

那么，对于今天的经济鸿沟十分突出的城市，这三种文化模式又喻示着什么呢？这三种模式中，威尼斯的犹太人区，是富人用以保护自身对穷人严加防备的方式，这是历史的讽刺。在今天，每当一个大门紧闭，围墙高耸的高档社区建起来，就相当于产生了一个威尼斯时代的犹太孤岛；每当一个富庶的社区由公园环绕，或由无法穿越的高速公路作为屏障分割开来，一个软性的犹太孤岛也就产生了，其功能就是保护其内部。值得深思的是，这些现代犹太区应对犯罪的有效性有多高？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新旧，这种隔离式的人类定居方式是彻底放弃了文明，认为差异需要用武力来维持。

柏林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最理想的。它认为，今天那些贫困的痕迹，和当年的犹太人特征一样，总是可以隐藏或者淡化的。如果你觉得这一说法荒唐，我可以提醒你，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心目中的理想城市就是这个样子的。人们可以彼此自由交谈来往，不用揣测和你交谈的人有多富或多穷。这也正是伊斯兰势力对统一的理想，它赋予了今天许多穆斯林城市以活力：这是一种忽视物质上的差异的统一的文化。但是，柏林犹太人的经历也暴露了其中的问题：统一可能带来压制性。为了在另一种背景下说明这一点，我引用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一个城市规划师的故事：在带领一个参观团从一个标准化的建筑区到另一个标准化的建筑区转了一圈后，规划师说：“看见了吧，我们的现代化进行得多么彻底！”统一主义可以成为掩盖不平等的烟幕，就好像这些不平等并不重要。对发展中国家的在贫困线附近挣扎的大量穷人来说，这些不平等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就剩下第三种模式即伦敦模式了，实际上，我不得不说，也许这就是未来城市的模式。疏远是文明的一种版本，分割是自由的一种形式。这是一种社会的折中，尽管它和共享公民权的理想背道而驰。从一架飞过开罗、墨西哥城，或洛杉矶上空的直升机往下看，就能明显看出这已经成为现实。许多城市的规划战略，都在无意中走进了这个死胡同，把新开发项目往外推，而不是向内集中，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降低城市人口的密度。当我们把公共服务设施都放在一个社区的中心地带，而不是放在社区与其他异类社区的交界地带，伦敦模式就会出现了。

城市是复杂的社会有机体，这是老生常谈了。但如果各种差异之间没有交往，那么复杂性就没有生命力了。

城市怎么布局，公共场所怎么组织，交通体系怎么设计，住宅怎么交织在城市的纤维之中——所有这些规划活动都将改变城市空间的社会学经验。如果我能够把文明这个抽象的社会问题以形象的方式说出来，我要说，它在于要找到一种办法，把城市编织成为一个整体，而又不失多样性。但现在规划者所采用的许多方式，如功能混合的开发项目，在实践中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文化差异不能等同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当城市中的文明程度很好的时候，人们能获得多重身份认同。许多纽约的犹太人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今天纽约的非洲裔加勒比人、朝鲜人、印度人也是一样，在他们居住的社区之外，他们工作中的身份，比如，律师、医生、工程师，已经显得比种族、宗教和民族更重要。当城市中的文明很差的时候，身份始终是单一的，而不是多重的。很容易就被定型的人，比具有更多重社会身份的人更容易受到歧视。

经济上的“文明”不是多重认同的问题，不是中产阶级同情穷人。城市的冷漠——我说的第三种模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诸如圣保罗或孟买等大城市的特征，这些城市将会急速扩张，正如处于同等经济条件下的19世纪的欧洲城市，这种城市的冷漠是不可持续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关于经济，我们从文化上学到了——宽容不是目的，积极的社会融入才是目的。

【Richard Sennett，社会批评家，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