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索解人不得
正索解人不得[1]
——《夕阳又在西逝》代序
当然没有一个醉寨。怎么可能整个寨子都喝得酣醉了呢。
他们喝的该是包谷酒，不是北方的高粱酒。寨子是南方的山地才有的。
黑孩是大连人，她大概没有见过南方的山寨。
在整年艰苦的劳动之后，获得难得的丰收，全寨男女，毫无节制地痛饮一天，以致人人大醉，狼藉满山，这是有可能的。
然而醉寨是黑孩的想象。
黑孩为什么，怎么会想象出一个醉了的山寨呢？
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小母狗要带着它的四只胖嘟嘟的板凳狗游过藏伏着凶险的暗流的河？它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
黑孩只听说过有一种狗叫板凳狗，并没有见过板凳狗是什么样子。狗过河，当然也是黑孩忽然之间的想象。
然而狗母亲在失去它的胖嘟嘟的板凳狗之后发出的人性的、令人肠断的长号是真实的，可以理解的。它扒倒了酒罐，拱开了盖酒的布墩墩，把一个湿漉漉的脑袋伸进酒罐，是真实的，可以理解的。
这是不是寓言？这有什么象征意义？
是，也不是。有，也没有。
这到底写的是什么？
这写的是母爱。
任何想象都是社会生活曲折的反映。黑孩的奇幻想象是有所感的。这是对在这个薄情的时代里人人都渴望的母爱的呼喊。
因此这个作品的调子是温暖的。
这里写了一点不可捉摸的东西，但确实写出了一点东西，不是空无一物。
不要对这样的作品作过于质实的注解。不要把栩栩然的蝴蝶压制成标本。我小时候就做过这样的事：捉了一些蝴蝶夹在书里。结果，蝴蝶死了。
黑孩的散文大都带自传性，“追忆逝水年华”。
《一日忧伤》是“恋父情结”？我看最好不要这样说。随便把佛洛伊德的概念套在一个女作家（不是希腊神话或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人物）的头上，如同给谁扣上一个“分子”的帽子一样，未免简单粗暴。我觉得这是一个女儿对于恶魔一样的父亲的感情的忠实的记录，写得非常的坦诚。这种坦诚是不容易做到的。“父亲真的死了。这一回是千真万确地死了。有一瞬间，我心中忽然缤纷着释放出积郁已久的重压而变得十分轻松。”这是真实的。“父亲，昨日梦中飘向心灵深处那一缕忧伤，不知是不是我的一种宽容。我想我应该宽容你对我母亲，对我们兄妹六个所做的一切了。”“父亲，清明又快到了，我想我无论如何要赶回家乡，亲自为你的坟添上几锹土。父亲，我真心愿你那生时不得安宁的魂，如今得到永久的安息。”这也是真实的。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情结”。
在《一日忧伤》中我倒看到了黑孩的母亲，一个茹苦含辛，无言地承受着一切而又通达人情的善良的东方女性。
《一路平安》是写母亲的，写母女之情。这种母女之情不像二十年代的女诗人的“母亲”主题的诗里所写的那样带着果汁一样的甜香，倒是苦涩的。母亲一生走的是“孤寂而漫长的路”。“母亲站在几个送行的人中间，看上去很有勇气，昂着头似有对万人演说的气概。”也许正是母亲的这种站在悲苦中的气概，使黑孩禁不住泪水淋漓了。
有几篇是怀人之作，一往情深，而又漾出苦味。“所思多在别离中”。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孤独。
说黑孩的作品里有一种“无可奈何”之感，有这样严重么？我看的黑孩的作品不多，暂时还不能同意这样的诊断。
黑孩还很年轻，还不成熟，对她的作品的思想和形式作出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
黑孩翻译过日本新感觉派的作品，当然会接受了一些新感觉派的影响。
黑孩是有“感觉”的，有新感觉的。她的感觉大体上可以归结为：化客观为主观，化物象为意象；把难以名状的心理状态转化为物质的，可触摸的生理状态。比如：
然而我看见有滴血的太阳在你眼睛里跳了一下就消失了。（《醉寨》）
（这让人想起布洛克的《猛虎》）
只是不知为什么，溶溶的冷色中，月是倒行的。（《夕阳又在西逝》）
我感觉一股冰冷的气息涌遍我的全身，我知道这是河水神秘地流到我心里来了。（《醉寨》）
车轮发动起来的轰隆轰隆的声音从指缝间爬了进来，伏在我粘湿的肌肤上粘湿的灵魂上模糊了我的感觉。我那时真觉得从眼前急驰而去的列车上每个窗口处模糊的影子都是你，都是你用哀怨的泪眼无可奈何地盯视着我。（《两个人的站台》）
也许因为这些感觉，使人把黑孩列入现代派（或新潮）。
也许因为这些感觉，使有一些人认为黑孩的作品不好懂。不懂，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没有感觉。
感觉是一种才能。
听黑孩说，她的小说是比较现实主义的，我很高兴。
有人以为现实主义和现代派（包括新感觉派）是不相容的。不一定。现实主义需要现代派，容纳现代派，否则现实主义就会干涸，衰老。
“比较的现实主义的”，是要以牺牲一些感觉作为代价的。但是为了文学的青春，这种牺牲是值得的。川端康成不是这样做了么？我们不能说川端康成后来不是新感觉派了。我不赞成这样说。不能把一个作家腰斩成几段。“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走的还是所从来的那一条路。
有人劝黑孩拓宽自己文学视野，这是友好的忠告。
黑孩告诉我她和一些街坊老太太能够谈家常，谈得很融洽，无隔阂，她的小说也写的是普通人，寻常事。我很高兴。
黑孩是应该走出去，走出自己的苦涩的天地，走出自我，去接近人，了解人，欣赏人。
我希望黑孩有更多的人道主义。
黑孩到我家里来过两次，每次谈了大概有两个钟头。我们的谈话不“成功”，有些格格不入。
黑孩说她在她的文酒之交的一伙人里是很轻松的，思路敏捷，语言流畅，而且不断地用一种同样的有力度的手势。在我面前，觉得放不开，说的话都不是要说的话，一个手势也没有。
我平时对客，假如是谈得来的人，话也是不少的，脑子也还灵活，滔滔不绝，有时也能说出一两句精辟的话，但和黑孩谈话却颇窘涩，词不达意。
这是什么原因？
是我们年龄悬殊太大了？我的心已经像弗吉尼亚·沃尔芙所说的那样，充满了纤维了？
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不同？我是个乐观主义者，相信中国是会好起来的，人类是有希望的；而黑孩是“小小年纪却生出那么多悲观”，而且爱流泪？
是我们的思维方式距离很大，甚至习惯用的句式词汇都不同？
看来也都不是。只因为我们还不熟，相互之间缺乏理解。
黑孩（以及她那些文友）对我好像是理解的，我对黑孩（和同她一代的青年作家）则只有想要理解的愿望。这种愿望是真诚的。
理解，是两代人都需要的。年轻人需要；老人更需要，不理解年轻人，就会真的老了。
我很想“列席”他们的酒会，听听他们“侃”些什么。
萧红有一次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沉思了一下，说：是母性的。
鲁迅的话很叫我感动。
我们现在没有鲁迅。
再过两三个月，黑孩就要到日本去。接触一下另一种文化，换一个生活环境，是有益的。黑孩，一路平安！
黑孩的生活的路和文学的路都还很长。黑孩，一路平安！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一日
[1]本篇原载《桥》1991年第四期；初收《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