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小说
一种小说[1]
——魏志远小说集《我以为你不在乎》序魏志远算是我的学生，我在鲁迅文学院所带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要交几篇作品，由导师写评语、判分。我不知道评语要进学生的档案，写得很随便，不像个评语。一开头我就说：坦率地说，魏志远这样的小说我不习惯。我曾经习惯过，甚至也这样写过，但是现在不习惯了。我老了。我渴望再年轻一次。
去年下半年，我为几个青年作家写过序，读了一些他们的作品。每一次都是一次新的经验，都是对我的衰老的一次冲击，对我这盆奇形怪状的老盆景下了一场雨。
不习惯，问题在我，不在志远。我想还会有人不习惯的，领导、评论家、一部分读者。问题在这些领导、评论家、读者，不在志远。不习惯，要去习惯。不要对某些写法比较新的，比方说，现代派的作品，因为不习惯，就产生酒精过敏，乃至滴酒不沾。
志远这样的作家是不需要“导师”的，谁也不能指导他什么。任何一个作家都不需要什么导师。我不是志远的导师，是朋友。因为年辈的相差，可以说是忘年交。凡上了岁数的作家，都应该多有几个忘年交。相交忘年，不是为了去指导，而是去接受指导；或者，说得婉转一点，是接受影响，得到启发。这是遏制衰老的唯一办法。
人们要求作家在小说里要“说出一点什么”。志远的小说，有一些是说出一点什么的，而且说得相当明白。比如《一种颜色》，这说的是青春的被摧毁、被磨灭。小说里的姑妈的眼神很有魅力，年轻时很迷人。但是姑妈的生命从来就不曾开放，姑妈是一朵蓓蕾，然后，是枯萎。姑妈十六岁，换了军装，剪了辫子。她欣喜若狂，她说她当了主人。当家做主啦。她的嘴唇鲜红，眼睛黑虎虎地闪着。姑妈是文艺兵。姑妈跳着舞、唱着歌进了新疆。唱歌跳舞的是一群女孩子。她们离开了家，她们觉得一切都非常可爱。（我的女儿就是这样离开家的，离家时高高兴兴。她说“一生交给党安排”。一想起这句话，我就心疼。）战争结束了，她们的歌喉也哑了。松了绑腿，摘下帽子，她们还是女人。她们埋着头，为自己的胸脯感到羞辱。她们开始等待了。她们学习。（学习！）姑妈成了一个男人的东西，那个男人就是姑父。“那个夜里，她看见了他。他要和她谈心。他来不及刮掉胡子。他说他是营长。老子出生入死，他很激动，喘不过气，就为了有个今天。他一把抱住她，抱得很紧。”“我们要感谢，他说，他的呼吸急促，首长的关怀。他吹灭灯，一口就吹灭了。”姑妈是那个男人的东西了，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为了服从一种需要。那是至高无上的。姑妈懂得这个，她们都懂。文艺兵，军队文工团、宣传队的女孩子大都逃不脱这样的命运。我们要感谢首长的关怀。首长关怀谁？关怀姑妈么？
可悲的是姑妈非常安于这样的命运。姑父死了。干休所的礼堂哀乐沉郁，摆满了花圈。姑妈说，追悼会非常隆重。她说她非常满意，都靠老首长的关怀。姑妈对姑父的讣告非常满意。姑妈说，你姑父对这样的评价，就死也瞑目了。她说，我知道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姑妈有四个孩子。姑妈老了。
姑妈没有过爱情，她没有爱过。她是一朵蓓蕾，接着，是枯萎。
她的“价值”是什么？
这公平么？
我们这个社会迄今仍带有很大的封建性，甚至奴隶社会的痕迹。
这不是说出一点什么了？
《往事》里的方是知青。外号方大胆。他无故地找“我”去决斗，像法国人或俄国人那样，用一支小口径步枪。他一拳打得人口鼻流血。他把威胁他出工的生产队长用麻绳捆紧，塞在床下，抽出一条内裤堵住生产队长的嘴。他纵酒。他曾经用手捏住眼镜王蛇的颈子。他好赌成瘾，常常输得饭票全无，喝水度日。他下班以后，把衣服鞋袜顶在头上游过大渡河，去和一个姑娘见面，然后再游过来。他就是这样任性地生活。每天都这样？方说，不这样还能怎样呢？他把生死看得无所谓，他谈到死，说，其实死了也就是那么回事。后来就任性地死了。他和人打赌，当火车过来的时候，在铁路桥栏杆上倒立。由于用力过猛，一下子翻过去了。死得很不值得。这是西方文学史出现过不止一次的一个典型。从屠格涅夫到舒克申都写过这样的典型。这种典型被称为“多余的人”或译“畸零人”、“自暴自弃者”。这样的典型在中国文学里还不多见。这样的人，在知青里有的。志远写得不像屠格涅夫那样具有浪漫主义的华丽色彩，没有把他当做诗人来写。不像舒克申小说那样具有戏剧性的情节，没有把他当做英雄。这本是一个传奇人物，但是志远没有渲染他的传奇性，写得很朴素。只是朴素地叙述，有这样一个人。
我很喜欢《小男孩》。这是一篇很独特的小说。没有故事。小男孩的妈妈叫九岁的小男孩到爸爸那里去要钱。爸爸和妈妈离婚了。妈妈说，爸爸要是不给钱，我们这个月就没有生活费。妈妈说，要不到钱你就别回来！详详细细地记录了过程，小男孩坐电车，买冰棍，在电车上和小女孩的妈妈谈话，进小巷，找楼号，上楼，敲门，回家……没有写小男孩的心情（只是蚂蚁、蚊子招他的厌烦），小说作者也只是流水账式地记录了小男孩的动作，不带感情。这种写法，不妨称之为“跟踪叙述”。但是，很感人。读这篇小说，令人想起契诃夫的《万卡》。小男孩比万卡更值得同情。万卡有爷爷。他很爱爷爷。他写给爷爷的信里虽然有很多眼泪，但是散发出茶炊、烟草的甜甜的香气。小男孩没有爷爷。小男孩没有爸爸。他想起爸爸骑自行车，让他坐在后座上，算是有一点亲切感，但是一闪而过，太淡了。他没有妈妈，妈妈是“魔鬼”。魏志远不像契诃夫那样把同情流露在纸面上，并且准知道会赢得读者的同情。魏志远的同情藏得很深，不动声色。甚至在最后写到：“他想到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菜场的凉棚可以睡觉。这个小男孩记得有一本书里写过，流浪汉就是在这种地方睡觉的”，也还是不动声色。
也许这可以当一篇寓言看。小男孩是无聊，寂寞，孤独的。人常常是无聊，寂寞，孤独的。人是孤儿。
大概会有不少人认为《在拉萨》不像小说。这是一个外国女人在拉萨几个小时的没有构思也未加剪接杂乱无章的录像。这个外国女人是个完全没有浪漫主义的平庸之至的中年妇女。她到拉萨来做什么？拉萨的异国（对她说起来是异国）风光，街头兜售的旅游纪念品，对她都没有吸引力。“不知道她干吗要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她好像对一切都不感兴趣”。
这也有点寓言意味。我们干吗要在人群里钻来钻去？
我不能再这样写下去，那成了小说提要。
此集的大部分写的是知青。可以说是知青心态。有些是写岁数较大的人的，但也可说是知青心态的折射。知青是中国特有的历史现象。他们是受骗的一代，被耽误的一代。但是他们没有多少怨恨，只是偶尔流露一点激愤（如《一种颜色》）。知青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回了城，成为当代城市青年。他们大都已经恋爱过，结了婚，且有儿女了。他们涉世已深，不再相信气势磅礴的谎话，不是任何教义的虔诚的信徒。但是他们并不是犬儒主义者，没有玩世不恭。他们是很认真，很执著地生活着的，但是他们的生活没有稳定的，哪怕是惰性的重心，易于失去平衡。他们异常敏感，易为一件常人看来无所谓的事而激动不已。《我以为你不在乎》里的妻子因为在浴室里为一个戴了头套的假女人看到她洗澡而一直心神不安。《门或者妻子》里的妻子和《窗台》里的林出人意料地自杀了。这是“常人”所不理解的。他们要的是真实，但在常人看来，这很荒诞。因此，常人对这样的小说不习惯。
魏志远有意使他的小说不成为“美文”。他排除辞藻，排除比喻（只偶尔用极其普通的比喻，如说砸碎的玻璃像雪，像礼花）。他排除了抒情。也排除了哲学。福克纳说所有的小说都是形象化的哲学。那么，志远没有排除哲学。哲学是有的，但是不是抽象的、理念的哲学，这种哲学只是对生活的凝视。生活就是这样。生活是有道理的，但又是那样的没有道理。生活究竟是有道理的，还是没有道理？也许这正是志远所关心的问题。一个在生活里毫不感到困惑，没有一点怀疑主义的人，不是现代人，只是活在现代的古人。中国的古人是很多的。
使志远的小说为人所不习惯，不易接受，也因之被指为现代派的原因，是他的表达方式。他惯于使用双线平行结构（如《一种颜色》里的姑妈和姐姐），时空交错（如《在高楼下面》），使人有点眼花缭乱，看起来不那么顺。志远的小说基本上是叙述。极少描写。有，也极简单，如“嘴唇鲜红，眼睛黑虎虎地闪着”。志远的对话都不加引号，使对话成为转述，和叙述成为一体。这种叙述是忠于生活的原态的，按照生活本身的样子叙述，没有作过多的概括、提炼、升华。这些，在小说里本来是不需要的。当然会有所加工，但是加工得像未经加工一样。志远的小说不用悬念。悬念是愚弄读者。当然会有断续，有转折，但是是“随事转折”，生活的转折即是文章的转折。这种叙述往往很详尽，不厌其烦，甚至冗长沉闷。这种叙述是我在前面提出的：“跟踪叙述”。
会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写小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小说？那不如问：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时代？如果这样的时代是不可避免的，命定的，那么，这样的小说就是不可避免的，命定的。
一个人写出一篇小说，同时就是对小说观念的一次更新。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日早晨
[1]本篇原载《我以为你不在乎》（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第一版），是作者为魏志远的小说集所作序；又载《上海文学》1991年第12期，文字有删减；初收《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