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姚安的议论
纪姚安的议论[1]
大概很少人知道纪姚安。他是纪晓岚的父亲，我也是从《阅微草堂笔记》里才知道他的。纪晓岚称之为“先姚安公”，他的官印、表字，我都不知道，更不用说生平事迹，有无著作传世了。《笔记》有一些材料是他提供的。纪晓岚还记录了一些他的议论。他的议论很有意思。到后来我就专挑他的议论来看。越看越觉得有意思。
《阅微草堂笔记》我在高中时就看过。我在的中学——江阴南菁中学，有不少同学有两种书，一种是《曾文正公家书·日记》，一种便是《阅微草堂笔记》，作为自选的课外读物，不知是什么道理。我不喜欢这本书，不喜欢其文笔，觉得过于平实，直不笼统。对纪晓岚的文学主张，完全排斥想象，排斥虚构，排斥浪漫主义，不能同意。他对《聊斋》的批评：“……今嬿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我觉得这简直可笑。纪晓岚又好发议论，几乎每记一事，都要议论一番。年轻人爱看故事，尤其是带传奇性的故事，不爱看议论。这些议论叫人头疼。也许是出于一种逆反心理，我对鲁迅对《笔记》的推崇持保留意见。直到去年，我在文章里还表示不能理解。最近重读了《笔记》，看法有所改变，觉得鲁迅的评价是有道理的，深刻的，很叫人佩服。这说明我是上了年纪了。
不能拿《阅微草堂笔记》来要求《聊斋》，也不能拿《聊斋》来要求《笔记》。正如不能拿了现实主义的标尺去量浪漫主义的作品，也不能拿浪漫主义的标尺去量现实主义。《聊斋》和《笔记》是两个路子。（《聊斋》取法唐人小说，《笔记》取法六朝笔记。）鲁迅说《笔记》“叙述多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是极有见地的。“淡雅”或可做到，“雍容”是很不容易的。
鲁迅很欣赏纪晓岚的议论，以为“处事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书中有触即发……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此先后诸作家所未有也”（《中国小说史略》）。“此先后诸作家所未有”，也许说得过重了一些。鲁迅本人深恶理学，读纪晓岚书，以为先得我心，出了胸中一口恶气，评价稍高，是可以理解的。纪晓岚的议论，不是孤立的现象，与当时的思潮是呼吸相通的，同时和他的家学是很有关系的。鲁迅对纪晓岚的称道，同样可以适用于纪姚安。我觉得纪姚安的思想比纪晓岚更高明，也更有趣一些。
姚安极通达，不钻牛犄角。《滦阳消夏录·四》载：
百工技艺，各祠一神为祖。倡族祀管仲，以女闾三百也。伶人祀唐玄宗，以梨园子弟也。此皆最典。胥吏祀萧何、曹参，木工祀鲁班，此犹有义。至靴工祀孙膑，铁工祀老君之类，则荒诞不可诘矣。长随所祀曰钟三郎，闭门夜奠，讳之甚深，竟不知为何神。曲阜颜介子曰：“必中山狼之转音也。”先姚安公曰：“是不必然，亦不必不然。郢书燕说，固未为无益。”
姚安心平气和，不走极端，对各种人，都能容纳。《槐西杂志·一》载：
田白岩言：尝与诸友扶乩，其仙自称真山民，宋末隐君子也。倡和方洽，外报某客某客来，乩忽不动。他日复降，众叩昨遽去之故，乩判曰：“此二君者，其一世故太深，酬酢太熟，相见必有谀词数百句。云水散人，拙于应付，不如避之为佳。其一心思太密，礼数太明，其与人语恒字字推敲，责备无已。闲云野鹤，岂能耐此苛求，故逋逃尤恐不速耳。”后先姚安公闻之，曰：“此仙究狷介之士，器量未宏。”
姚安自然不是无鬼论者，但不那么迷信，对狐鬼妖魅不很敬畏，不佞佛，也不想成仙。《如是我闻·一》：
雍正甲寅，余初随姚安公至京师，闻御史某公性多疑。初典永光寺一宅，其地空旷，虑有盗，夜遣家奴数人，更番司铃柝，犹防其懈，虽严寒溽暑，必秉烛自巡视，不胜其劳。别典西河沿一宅，其地市廛栉比，又虑有火，每屋储水瓮。至夜铃柝巡视，如在永光寺时，不胜其劳。更典虎坊桥东一宅，与余邸隔数家，见屋宇幽邃，又疑有魅，先延僧诵经、放焰口，钹鼓琤琤者数日，云以度鬼。复延道士设坛召将，悬符持咒，钹鼓琤琤者又数日，云以驱狐。宅本无他，自是以后，魅乃大作，抛掷砖瓦，攘窃器物，夜夜无宁居。婢媪仆隶，因缘为奸，所损失无算。论者皆谓妖由人兴。居未一载，又典绳匠胡同一宅。去后不通音问，不知其作何设施矣。姚安公尝曰：“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其此公之谓乎。
《滦阳消夏录·三》：
己卯七月，姚安公在苑家口，遇一僧，合掌作礼曰：“相别七十三年矣，相见不一斋乎？”适旅舍所卖皆素食，因与共饭。问其年，解囊出一度牒，乃前明成化二年所给。问：“师传此几代矣？”遽收之囊中，曰：“公疑我，我不必再言。”食未毕而去，竟莫测其真伪。尝举以戒昀曰：“士大夫好奇，往往为此辈所累。即真仙真佛，吾宁交臂失之。”
“即真仙真佛，吾宁交臂失之”，这说得很潇洒。
姚安论事，唯主宽厚，近人情，对习理学的人对人苛求刻察是不满意的，而且谈起来很激动，对理学家很不原谅。昔人有云：“我能原谅所有的人，只是不原谅那不原谅人的人”。纪姚安的性格有些近似。《槐西杂志·二》载：
东光有王莽河，即胡苏河也。旱则涸，水则涨。每病涉焉。外舅马公周篆言：雍正末，有丐妇一手抱儿，一手扶病姑涉此水。至中流，姑蹶而仆。妇弃儿于水，努力负姑出。姑大诟曰：“我七十老妪，死何害！张氏数世，待此儿延香火，尔胡弃儿以拯我？斩祖宗之祀者尔也！”妇泣不敢语，长跪而已。越两日，姑竟以哭孙不食死。妇呜咽不成声，痴坐数日，亦立槁。不知其何许人，但于姑詈妇时，知为张姓耳。有著论者，谓儿与姑较，则姑重；姑与祖宗较，则祖宗重。使妇或有夫，或尚有兄弟，则弃儿是。既两世穷嫠，止一线之孤子，则姑所责者是，妇虽死有余悔焉。姚安公曰：讲学家责人无已时。夫急流汹涌，少纵即逝，此岂能深思长计时哉！势不两全，弃儿救姑，此天理之正，而人心之所安也。使姑死而儿存，终身宁不耿耿耶？不又有责以爱儿弃姑者耶？且儿方提抱，育不育未可知。使姑死而儿又不育，悔更何如耶？此妇所为，超出恒情已万万。不幸而其姑自殒，以死殉之，其亦可哀矣。犹沾沾焉而动其喙，以为精义之学，毋乃白骨含冤，黄泉赍恨乎！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二百四十年内，有贬无褒；胡思堂作《读史管见》，三代以下无完人。辨则辨矣，非吾所欲闻也！
这议论实在是透辟。“夫急流汹涌，少纵即逝，此岂深思长计时哉！”最能服人，真是说得再好没有了。
姚安匪特长于议论，其待人接物，为官断案，也是能体现他的通情达理的思想的。《槐西杂志·二》：
姚安公官刑部江苏司郎中时，西城移送一案，乃少年强污幼女者。男年十六，女年十四。盖是少年游西顶归，见是女撷菜圃中，因相逼胁。逻卒闻女号呼声，就执之。讯术竟，两家父母均投词：乃其未婚妻，不相知而误犯也。于律未婚妻和奸有条，强奸无条。方拟议间，女供亦复改移，但称调谑而已。乃薄责而遣之。或曰：“是女之父母受重赂，女亦爱此子丰姿。且家富，故造此虚词以解纷。”姚安公曰：“是未可知。然事止婚姻，与贿和人命，冤沉地下者不同。其奸未成无可验，其贿无据难以质。女子允矣，父母从矣，媒保有确证，邻里无异议矣，两造之词亦无一毫之牴牾矣，君子可欺以其方，不能横加锻炼，入一童子远戍也。”
语云：法律不外乎人情，姚安公有是矣。纪姚安断案从宽，到今天，还是我们的一些司法干部应该参考的。
纪姚安不是一个古板无味的人，他有时也是很有风趣，很幽默的。《槐西杂志·一》：
景州申谦居先生，讳诩，姚安公癸巳同事也。天性和易，平生未尝有忤色，而孤高特立，一介不取，有古狷者风。衣必缊袍，食必粗粝。偶门人馈祭肉，持至市中易豆腐，曰：“非好苟异，实食之不惯也。”尝从河间岁试归，使童子控一驴。童子行倦，则使骑而自控之。薄暮遇雨，投宿破神祠中。祠只一楹，中无一物，而地下芜秽不可坐，乃摘板扉一扇，横卧户前。夜半睡醒，闻祠中小声曰：“欲出避公，公当户不得出。”先生曰：“尔自在户内，我自在户外，两不相害，何必避？”久之，又小声曰：“男女有别，公宜放我出。”先生曰：“户内户外即是别，出反无别。”转身酣睡。至晓，有村民见之，骇曰：“此中有狐，尝出媚少年人，入祠辄被瓦砾击，公何晏然也？”后偶与姚安公语及，掀髯笑曰：“乃有狐欲媚申谦居，亦大异事。”姚安公戏曰：“狐虽媚尽天下人，亦断不到君。当是诡状奇形，狐所未睹，不知是何怪物，故惊怖欲逃耳。”
可想见先生之为人矣。
纪姚安的言行，倘加辑录，可以成为一本书，这里只是举出数条，以见一斑耳。
乾嘉之际，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黄金时期（当然，那也是大兴文字狱的时期，但知识分子却仍可解放自己。这是个很值得究诘的问题，此处不能深论），他们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囹圄中挣脱出来，对人，对人性给予了足有的地位。戴东原、俞理初都是这样。这是一时风气。纪晓岚，以及纪姚安受到风气的感染，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对近代思想的普遍的了解似乎还很不够。我们应该研究戴东原，研究俞理初，对纪姚安这样的学术地位并不显著的普通的但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也应该了解了解。这样，对探索五四以来的思想渊源，是有益的。对体察今天的知识分子的心态，也不是没有现实意义。
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
[1]本文原载《中国文化》1991年总第五期“城南客话”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