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二·一”惨案经过
云南长期在地方军阀龙云的控制之下，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它事实上也处于一种半独立的状态。不仅如此，龙云最让蒋介石不能容忍的，还在于他在1941年香港沦陷以后，大量接收由香港撤出的左派人士，逐渐把云南变成亲共左派分子的庇护所，特别是“使昆明成为共产主义温床”[3]。这些左派人士在昆明不仅找到安身之所，而且很快在西南联合大学中扩展影响，使大批青年学生转趋激进。随着龙云进一步把国民党极为反感的民主同盟领导人当成座上宾，并且坚持不干涉西南联大学生和教师的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昆明各大学自然迅速成为抗战后期大后方批评国民党的声音最集中的地方。随着抗战接近胜利，国共两党围绕着政治民主化问题的争论日渐公开化，昆明学界响应中共联合政府号召的言论更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出来。
1945年4月20日，何应钦就曾致电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等，通报西南联大有响应中共联合政府号召、爆发学潮的危险。[4]蒋介石对此态度极为严厉，迅速指示各地教育部门负责人及各校校长，严禁任何旨在酿成学潮的言行，声称：“如各地学校学生有甘心受人利用，破坏秩序发动学潮者，政府即视为妨害对敌作战、阻挠抗战胜利之祸国行为，必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5]
然而，由于龙云当政，国民党中央的意志不能有效贯彻。教育部长朱家骅以“极密”方式分发给各校校长的密电，当天就被一中学校长在西南联大的演讲会上当众宣读，从而引起全场上千学生的极大愤怒。中共云南省工委利用在学生中建立的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及在其影响下的昆明各大中学校社团、系会、级会骨干，展开了对抗行动。经民青支部等组织动员，以五四运动周的名义，组织了各种集会，左派教授如闻一多、吴晗、潘光旦等应邀大讲反独裁、争民主问题，5月5日在云南大学新操场举行了上万人的群众集会，上街游行的几达两万人之多，一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6]
由于受到龙云掣肘，时任昆明防守司令的中央军将领杜聿明没有能够对学生集会实施“断然严厉之处置”。在和龙云妥商后，他只是电告中央称：已颁令禁止游行，并晓谕校方劝导学生。杜的方针是避免冲突，故将驻在昆明的中央军系统的青年军一律带往郊外旅行，万一学生坚持游行，即“用宪警以维持保护名义监视之，凡属游行经过街市，劝市民远离”。他估计“不致发生意外严重事端”。[7]果然，当天也确未发生意外情况。
但是，坚信一党独裁理念的国民党人面对反政府的学生不能实施打击，这使在昆明的国民党内强硬派大为愤怒。8月抗战胜利之际，昆明中法大学学生自治会等发表国是宣言，各中等以上学校也公开成立学生联合会，蒋介石断定背后必为“奸伪”指使，声言“目前各校，多在动荡不宁之状态中，若纯采消极防制办法，不惟不能收预期成果，且将使全部学生走入反政府路线”[8]。教育部据此拟定相应的策略，但贯彻起来仍颇形困难。故为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就于10月初下令，用武力强行解除龙云在云南的党、政、军职务，由中央军全面接管龙云所部的防务，省主席一职交由民政厅长李宗黄暂代，军事上很快亦改以其嫡系部队第九军军长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
龙云下台之际，国共两党领袖正在重庆进行和谈，举国瞩目，盼望彻底结束战争，改组政府，使国家能开始和平建设。昆明各大学中教授、学生对此也高度关注，热烈讨论，举行各种集会和演讲。不意谈判结束不久，内战先是在华北，接着又在东北开打。政府方面指责中共破坏交通，阻挠接收，割据一方；中共方面则谴责国民党发布“剿共”密令，拒不承认中共地位，且不顾民意，坚持召开国民大会，继续一党独裁。
经历持续八年的抗战之后，重开内战，这不能不引起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当时，中共宣传上取哀兵政策，学生们眼中的国民党又原本强势至极，战后不仅毫无检讨内省之意，还公然以武力逐走在云南学界口碑较好的龙云，这就在舆论上更加处于不利地位。尽管中共云南省工委已被迫隐蔽起来，与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联络的电台也已撤退，但在此种情况下仍旧秘密指导下级支部在昆明各大学里鼓动学生响应中共南方局发动的反内战运动。11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出成立反对内战联合会的号召，中共云南省工委立即组织发动各校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会等。“民青”和民盟也迅速予以配合，24日，仅联大即有十几个团体联名要求联大学生自治会通电反对内战，并提议学联出面组织反内战时事讲演会。[9]
1945年11月24日晚，联大支部经民青支部，在学联的组织下，由联大学生自治会与云大、中法、英专三校学生自治会共同决定，次日晚7时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反内战时事讨论会，邀请若干教授演讲。当晚，李宗黄即得到消息，紧急召集了省党政军各机关首长商讨对策。昆明《中央日报》第二天一早刊出的会议公告强硬提出：“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如有此类情事发生，即由各该团体与学校主管人员负责。”[10]
李宗黄等本来就极端厌恶龙云纵容民盟等亲共势力的做法，上台伊始，当然不能听任类似的事情继续发生。为了表现其忠党之心，将可能发生的反政府学潮扼杀于萌芽之中，他从一开始就决定要严厉处置，即动用军队、警察、特务和党团骨干，采用破坏加恐吓的双重手法，使大多数学生心生畏惧，知难而退。[11]25日晚，当学生们将会场改在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上继续举行之后，李宗黄等安排好的反制措施就轮番上阵，又是以党团骨干化装成老百姓，上台去唱反调，又是派军警围会场，断交通，并且架起机关枪，做如临大敌状。会议进行中更公然枪炮齐鸣，连扰乱带示威，恐吓学生不准游行。
李宗黄等当晚最怕学生会游行。一位西南联大的教授事先就已经告诉过他们，这种校园集会从来都是很平和的，通常要到深夜才会结束，根本不会有游行发生。[12]然而，李宗黄等显然更相信谍报人员送给他们的情报。不仅如此，为了掩盖25日晚兴师动众地对付学生集会的真相，次日还在报纸宣称当晚系因匪警才出动驻军，鸣枪者并非军队，而是匪徒。正是他们采取这些学生们前所未闻、不可思议的所谓反制措施，进一步刺激了学生。26日，中共云南省工委迅速部署动员全市学生总罢课，以示抗议。“民青”骨干随即四出串连，各处揭露李宗黄等25日晚镇压学生集会的真相。至28日，他们已成功动员全市中等以上31所学校的学生参加罢课行动。当天，参加罢课的各校学生罢委会联名发出了《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国民党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明确要求取消禁止集会游行的非法禁令，保护言论及身体自由。西南联大全体教授也联名抗议当局侵害集会自由，民盟昆明支部也声明支持学生的抗议行动。[13]
学生的罢课行动不仅未能使李宗黄等检讨自己的处置，反而使他们坚信，对学生的斗争就是反“奸党”的斗争。身为省党部主委的李宗黄当天下午再度召集会议，决定针锋相对，包括组织反罢课委员会，以传单压倒“奸党”宣传，组织大量党团同志展开反制行动，使“奸党分子”不能顺利集会和游行，等等。[14]关麟征、李宗黄甚至公开威胁说：如果学生们坚持罢课、游行，破坏秩序，政府将会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直至“开枪”。总之，不惜流血也要压制这次学潮。[15]
为了达到宣传目的，又不致使学生受到伤害，中共及“民青”推动学联只搞罢课，而不上街游行。此举明显地得到了学生的好感，而李宗黄等派国民党及三青团员在校内组织反罢课委员会，冲击学生自治会组织的相关集会的计划，因此也均告失败。学生们持续罢课，并且在校内、校外继续宣传反内战、要自由，使李宗黄等如坐针毡，终于决定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进攻。11月30日，被组织起来的云南省党部和省三青团支团部职员、军官总队和第五军分校学员，以及部分特工人员，在昆明市区各街道，与出校宣传的学生发生冲突，并有部分党团人员进入校园，强行捣毁义卖的桌凳，撕毁标语，高呼“打倒共产党”之类的口号，并肆意殴打敢于与之争论的学生。12月1日，复有大批党团人员和军官总队学员冲入云南大学、联大新校舍、联大师范学院、联大工学院、联大附中、昆华女中、南菁中学等校，见人便打，公然投掷手榴弹，造成学生4人死亡、16人重伤的空前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