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民党教授的严重分化

对于“一二·一”惨案及整个昆明学潮而言,处于漩涡中心的昆明各大学里的国民党籍教授的情况,无疑更为引人注目。由于国民党是执政党,且经营多年,昆明各大学中相当一部分教授早已是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以西南联大为例,该校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而成,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或监察委员。联大成立后各院院长及各系主任,不少也已是国民党员,如这时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史学系主任姚从吾、教育系主任陈雪屏等。[68]在上百名教授当中,有国民党党籍或三青团团籍的教授已占20%左右。[69]

然而,和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地方当局党政军各界的国民党人相比,昆明各大学里有国民党和三青团背景的教授们由于所处环境的关系,绝大多数明显地既不赞成蒋介石的断然严厉之处置,更不赞同李宗黄、关麟征等人所采取的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倾向。一种人强烈反共,将学运的发生看成中共的挑拨或煽动,但主张分化学生,孤立左倾分子,不赞同激化矛盾;一种人虽基本站在国民政府一边,但因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故对学生抱有一定同情,相信学潮的发生根本在于地方当局的专横与野蛮,如有中共“捣乱”,亦不过乘机利用而已。[70]

联大史学系主任姚从吾显然是具有强烈反共倾向的那一部分国民党籍教授的代表。他是西南联大三青团分团部的最早的创办者和主持者,后又曾负责组建联大国民党党部。从事件发生前后他给教育部长朱家骅等人的一系列信件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的倾向和当时大学内部国民党组织的应对态度。1945年11月27日,即25日时事晚会召开后,他就专门去函朱家骅,汇报昆明学潮发生情况和他们所采取的对策。他明确认为,学潮的兴起,根本在于驻军的过激反应。因25日晚上的时事集会,“不过骂骂接收人员,藉以讥笑中央腐化,把预备好的抗议书送给外国人而已”。“夜寒道远,参加人少,置之不理则不久即散。”“不意驻军因责任感重,近日又阅报知共军阻挠国军开入东北,义愤难抑,出而干涉。”“又不意驻军谓有匪警,黑夜在联大四周鸣枪示威。”从而导致“联大及各校学生事后思之不胜愤恨,三五聚谈。次晨(廿六日)即未能安心上课。捣乱分子见众怒之可资利用也,乃临时粘贴罢课纸条,而罢课之事竟弄假成真矣”。他认为,罢课虽成,校内毕竟还有党团力量与之相抗,“中立派签名者至廿七日已有八九百人”。在他看来,只要不再过分刺激学生,事情仍有可为。因此他力主:“应与辞修(陈诚——引者)部长即电关、邱诸同志与王政(即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引者)同志及大学团部负责人,切实联系,将‘结束罢课’与‘防遏反动’分开,以政治为主,军队弹压为附,万勿随意行动。随意刺激群众,无益实际,徒增困难。简言之,不妨及治安者,军人切勿干涉。”“联大事除与学校负责人接触指示之外,应再专函周枚荪、张奚若,请二先生贡献意见,协同处理。因枚荪实具有若干镇压能力,张先生尚得学生信仰。至于端升,坏事有余,易受利用。又C.P.为孤注一掷计,自必竭力捣乱,此次压下去或即可永久相安也。”[71]

学校中国民党人的意见显然不能对国民党地方党部及政府发生影响。惨案就在姚从吾等人明确提出告诫之后,仍旧发生了。这一切不能不使姚从吾等党团人员倍感沮丧与不满。他在惨案发生后就有信给当时正在北京的陈雪屏和郑天挺。陈是联大教育系主任、三青团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分团部干事会长;郑是历史系教授、时任联大总务长,同为国民党人。他在信中具体叙述国民党及三青团人员在学生罢课开始后的尴尬处境与心态:25日晚之后,“同学与教授都很激愤,我们对罢课,不但不能挽救,且只有随声拥护。二十六日,程陶、高乃欣、张锡芝等来了,决定采用分化方略,只将第二项要求,美国撤兵,加上‘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九个字,以瞻全校的反应,分头活动,冀有收获。至二十七日上午,签名赞同者已有九百六十余人。下午开大会讨论,因为组织不严密,被捣乱者破坏了。但中立分子的势力仍在增加,学校也决议用全体大会的名义,劝告大家上课。更不幸在这个当儿,李宗黄、关麟征(热心有余,见识太差!)、邱清泉诸公又组织了一个反罢课委员会(由支团与党部等主持,以第五军为后盾),与学生厮打。到了十二月一日,竟打入学校(新校舍、师院、工学院、云大),投掷手榴弹,捣乱者希望的惨案,他们竟代人家造成了!”函中说明:一些团员看到当天“率领参加”打入学校的“祸首”,竟是三青团昆明市书记长高云裳和云南支团部秘书兼宣传股长周绅,联大的三青团员内部更形分化,以至于“事后,党推团,团推党,丑态百出,可笑极了”!面对这种情况,姚从吾等不得不一面“对地方军人的横暴措施表示抗议,且据实呈报上级,俾以公平处置,以平众心”;一面“命令同志停止活动”,而不少人更“主张取消分团,改为秘密活动,以图有所挽救”。姚悲愤地说:“就这次的学潮而说,C.P.可能完全胜利了!弟身经目睹,不胜气愤!华炽(郑华炽——引者)与我打算特别与倪文亚(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引者)一谈,作一详尽的检讨,从此真的要任何事都不过问了!”姚唯一感到庆幸的只是:“幸而教授会于四日全体会议,否决罢教,改为停课七日,算是教授站在政府的方面,学生的气焰才算稍稍好转了。”[72]

由于无法再调动右翼学生出来与左翼学生相对抗,姚从吾、郑华炽等不能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教授会上。其策略是以同情学生的姿态出现,在顺应大多数教授心理的情况下,从关心学生和学校前途的角度,努力促使教授会能够通过抑制学潮进一步扩大的各种决议。他们的这一措施显然取得一些成绩。12月2日,即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他们在教授会议上一方面赞同慰问学生,向当局交涉,万一学生举行抬棺游行时,请准予游行的方案;一方面坚决反对闻一多等关于以罢教响应学生的提议,成功地利用党团员教授的支持和工科教授多数不愿扩大事态的心理,以61票对19票否决罢教提议。[73]对此,姚从吾、郑华炽等颇为振奋,更加积极地以曲折迂回的方式来做教授会的工作。

两周后,党团工作也渐次恢复起来。他们更进一步组织和动员学生中的三青团员,暗中推动中立学生早日复课。随后,在与朱家骅派来协助平息学潮的傅斯年等人的配合下,他们先是促使教授会出面担保,要求政府满足学生的要求,劝说学生于17日复课,继而在复课未成的情况下,则促使教授会通过决议,宣布到本月20日学生“如不肯复课,教授同人只好辞职”。[74]这一宣示明显地发生了效果。20日,部分学生开始复课。姚从吾对此欣喜异常,特地写信向朱家骅通报。信称:“联大教授坚持二十日不复课,全体辞职。此点极重要。一、教授辞职,则一切抬棺游行,煽动全国学潮,向美特使马歇尔示威等,均无意义。上兵伐谋,此最扼要。二、联大解散,中立学生极恐慌,可使就范。三、廿日为最后关头,教授会把握坚定,可以消释少数奸人阴谋,可以鼓励党团员,可以扶持中立派。此事孟真持之坚,枚荪主之力,若能从此复课,此策实为重要关键。顷闻已有十分之五学生复课,特先奉闻。”[75]显然,到20日以后,姚从吾等再度恢复信心。其原因就是他们看到国民党籍教授在教授会里起到中坚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教授会的态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教授会重心,就此事论,仍以党员为主动。枚荪、芝生(冯友兰——引者)、华炽、霍秉权、蔡维藩、贺自昭(按:即贺麟)等二十余人,均甚努力。而枚荪尤佳。”[76]

当然,那些立场与姚从吾等并无二致的国民党籍教授,其表现亦未必相同。诚如姚所说,前任教育部次长的周炳琳发言在情在理,作用突出,在教授会“几乎受全场的支持”,其本意在阻遏学潮,同情学生的教授们“竟真的把枚荪烘托成正义派了”[77]。但也有个别教授,口头上与姚从吾等同样坚定,内心里却明显地患得患失,生怕学潮牵延,毁了自己的生计。在这方面,最典型者莫过于工学院教授宁榥。他一面极力主张教授会应以全体辞职威胁罢课学生,甚至坚信昆明学潮已难解决,力主当局应“毅然明令联大于本学期结束后解散,三校即日准备搬迁,教职员学生均重新甄审,纵有人抨击此种措施为不民主,则在先遏止乱源,维持学校秩序之下,实不得已”。一面却在私下里写信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告以工科教授多半对形势悲观绝望,再拖下去,“大部分同仁亦将嗟叹求去”。为此,他恳求朱家骅代谋出路,称:“晚(按:自谦之词)曾在航委会服务,菲材薄德,既不足感导后学,拟即另觅报效国家之处。敢恳夫子(按:对朱家骅的尊称)提挈,无任感盼。”[78]而当学生复课后,宁榥的心态复又为之一变,不仅忿忿然声讨一切破坏统一安定之社会秩序者,而且直言文法教授乃为事件祸首,称:“若无自命名流学者,专事攻讦政府,利用学生,以自高身价之文法教授幕后耸动,则联大可以平静无事,我国人民之普通教育程度及生活水准如此之低,民主从何谈起。晚坚信唯有工业建国,提高国民生计,为任何主义之先决条件。而实施此条件之先,必须有统一安定之社会秩序,破坏秩序者皆为叛国逆贼。”[79]

除了姚从吾等在反共问题上态度坚决,因而把反对和阻遏学潮视同反共斗争的部分国民党籍教授以外,钱端升、伍启元、华罗庚等众多国民党籍教授的态度则明显中立得多。参加25日讲演的伍启元30日即有信给朱家骅,说明:“时事晚会之举行,在昆明各校原为极平常之事。此次之晚会已为第十余次。过去及此次晚会,均由数教授主持演讲,而由学生听讲,但晚会本身则素由学生团体主办,大约有一半为三青团主办,一半为学生自治会主办。此次之晚会,乃由此间各大学学生自治会联合主办。但由于下列数因,此次晚会甚受地方党政军负责当局所注意:(一)此次晚会乃地方行政改组后第一次之时事晚会。地方负责人或不明了此种晚会乃极平常之事,不免加以注意。且此次论题为‘内战’,故更引起注意。(二)目前学生自治会之负责人员多属左倾之学生,事后据地方负责人言,彼等曾得确实情报学生有游行及发宣言之计划。”“演讲会前数小时,钱端升先生及生均风闻学生将有游行及宣言之举,认为此种办法与过去晚会惯例不合,均曾分别与联大学生自治会代表谈及此事。联大学生自治会代表承认确有游行及发宣言之计划。当时钱先生与生均谓在此种情下不愿赴会演讲。后学生于该晚六时前通知钱先生谓已决定取消游行等事,按照过去惯例,只有演讲,演讲后即散会。至于是否发宣言,则不在晚会中讨论。其后学生于该晚六时半以同样决定通知生,生遂往演讲。”当晚演讲内容除诸教授均倡言用联合政府的办法来解决内战问题以外,并无任何过分之处,不意军警干涉,造成学生情绪不安,“遂予反对政府党派之分子以鼓动之机会,于是在二十六日联大学生开始罢课,并将学潮波及各大中学”。学校当局随后即对学生展开劝说工作,教授会亦决议派代表劝告学生即日复课。半数以上学生均有复课之意,只因学生自治会为左倾分子所主持,结果仍无法上课。30日“学生并出校外鼓动罢工罢市,情势已趋恶劣”。伍启元显然担心学潮扩大,故明确认为必须采取积极措施,他因此建言:“今日主要关键,仍在学校行政当局对使学生复课一事,是否有更积极之措施。如学校行政当局多所顾忌,不能有较积极之措施,而欲靠教授劝导以促使学生上课,恐非一易事。今日昆市学潮随时有传播他处可能,故今日要图,尤在先在渝市及他处设法防阻学潮发生也。”[80]

然而伍启元杞忧未了,惨案即已发生。25日同赴时事讨论晚会倡言联合政府的国民党籍教授钱端升,一面震惊于地方当局的横蛮暴烈,一面却也积极致书朱家骅,为政府及朱家骅献计献策。其函称:“此间学潮不幸之至,根本原因为先生向所洞察,可勿赘述,近因则确为地方所采防遏方法过于操切暴烈。今后如何发展固难逆料,惟鄙意如政府方面无论中央地方,亦无论党方军方政方,如能步骤一致,不紧不驰,则一时总可不致再酿巨变。至言根本治疗,则非政治改进,难收宏效。忆去冬先生方拜新命时,端升一方为大学前途额手称庆,一方深感主持教育工作之不易,而为先生忧。如先生这威权蒙损害,亦即我大学受损害,而北大清华等校尤受损害。故对此次事件,先生究应亲来与否,如亲来应于何时亲来,仍亦应视此威权是否可蒙损害而为定。”[81]

钱端升因在公开讲演中对蒋介石不称“领袖”,而直呼“先生”,且敢直言批评,几乎已经被关麟征等视同为共产党。[82]在党内同仁及校内同事姚从吾等人的眼里,他虽仍被看作国民党员,但却是那种“坏事有余,易受利用”,“表现的最糟”的“国民党左翼”。以钱这样的国民党人惨案后一面同情学生,一面还在尽力为政府分忧,且明确表示与闻一多等左派教授态度不同,其他国民党籍教授此时内心会如何焦虑,亦可想而知了。但是,无论如何,李宗黄等人的暴行还是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众多国民党籍教授的失望和沮丧。平素本与政治无涉的数学长才华罗庚教授此时的心态就极具代表性。

华罗庚在惨案发生时正在重庆,返回昆明前,朱家骅特地关照要其代为了解实际情况并积极协助政府平息学潮。华回到昆明后因感冒卧床数日,自12月8日起在校内奔走两天,基本上弄清事情的经过情形。他无论如何也不理解,25日晚一场时事讨论会何以竟会被当局认定是“赤匪”捣乱,竟至动用军队并开枪震慑?他在给朱家骅信中明确表示:当晚五位上台讲演者,除潘大逵教授他不认得,装成老百姓的那个昆明市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没见过以外,“我敢保证钱、伍、费三位都决不是‘赤匪’”。不仅如此,尤其让他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当局调动如此之多的打手驱打赤手空拳的学生和教师,其中并无确定的“赤匪”,相反,被杀被殴者多人甚至原本就是国民党员,有的还是他亲自推荐并请朱家骅介绍入党的。为此,他激愤地表示:“此次事变当局处置似甚失当,死者四人,而吾党党员占其半数,马大猷兄即二年前晚请书我公介绍入党者。此‘一击’之效或优于晚三年来为吾党之宣传也,甚使志士心灰意懒也。”[83]

从姚从吾的“身经目睹,不胜气愤”,“从此真的要任何事都不过问了”;到华罗庚的“此‘一击’之效或优于晚三年来为吾党之宣传也,甚使志士心灰意懒也”,说话者固然地位不同,心态不一,但对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失望与不满却如出一辙。事实上,随着战后越来越多惨案的发生,像华罗庚这样在学校任教的国民党员逐渐地对蒋介石国民党由失望而感到绝望,几乎不可避免。

1944年5月,中外记者团到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参观考察。图为毛泽东(前排左三)、朱德(前排左五)、吴玉章(后排右二)、杨尚昆(前排右一)在延安和中外记者参观团中的外国记者合影

1944年5月,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先到西安再到重庆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图为双方合影,左起:邵力子、张治中、雷震、林伯渠、王若飞、王世杰

中共抗战在敌后取得的成就赢得了美国军方的重视。图为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欢迎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等

1944年11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飞到延安,前来调处国共两党关系。图为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周恩来在机场迎接赫尔利时留影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禇辅成等飞抵延安,试图调处国共两党关系。图为毛泽东设宴欢迎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偕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会谈。图为毛泽东一行在重庆下飞机时合影

1945年9月28日至10月10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及国共两党代表在重庆举行会谈,研究战后双方关系问题。图为蒋介石、毛泽东与美国大使赫尔利等合影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达成谈判纪要,史称“双十协定”。图为纪要文本的影印件。

1945年12月21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为调处战后国共冲突,经上海抵达南京。图为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官邸门口迎接马歇尔时留影

1946年1月初,马歇尔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左一)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右二)组成三人委员会,就国共停战问题展开第一轮的正式谈判。图为谈判前三人在记者前合影

1946年1月10日在马歇尔的调处下,国共两党代表正式签署了停战协定,并约定13日午夜全面生效。为监督停火实施情况,国、共、美三方代表于14日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图为中共代表叶剑英(左一)、美方代表罗伯逊(中)和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右一)在军调部门前合影

在马歇尔的努力下,国共双方同意召开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问题。图为中共代表周恩来搭机抵达重庆,政协秘书长雷震(左一)及国民党代表孙科(右一)前往迎接

1946年2月15日,根据国、共、美三方谈判及政协决议的要求,中共代表周恩来(左一)、美方代表马歇尔(中)、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右一)谈判达成了有关整编军队问题的初步方案。图为三方在《整军方案》签订的仪式上

1946年3月4日,鉴于政协和整军均已达成协议,马歇尔专程飞往延安面见毛泽东。图为马歇尔及国共谈判代表飞抵延安时毛泽东陪同在机场检阅部队

由于国民党坚持停火令仅限于关内,不承认中共在东北有军事存在的权利,双方在关内实现停战的同时,在东北展开了大规模军事冲突。1946年4—5月间四平街争夺战,成为战后国共全面战争的导火索。图为国民党军从空中拍摄的四平街作战时的场景

1946年4—5月进行四平保卫战的中共东北民主联军装备、火力和弹药在苏军的帮助下已经十分充足。图为四平作战中的中共军队的炮兵阵地

由于国民党拒不接受中共停战及推迟召开国大的要求,民盟与中共被迫一致行动,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图为民盟负责人沈钧儒、黄炎培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邓颖超等1946年11月在南京梅园新村合影

1946年12月25日,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民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图为蒋介石签署宪法

1947年2月,国民党政府强令中共驻上海、南京、重庆等承担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撤离,关闭和谈大门。图为3月7日中共代表董必武撤离南京,有关人士送行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成功袭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图为蒋介石亲临延安视察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学生在南京联合举行反对内战的示威游行。图为学生游行过程中与警察冲突的场面

1947年6月25日,国民党政府以最高法院检察署的名义,以“内乱”罪名下达通缉毛泽东的训令

1947年7月4日,国民党发布政府令,决定全国进入战时状态,全面实施“动员戡乱”

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始终没有离开陕北。九个月后,军事形势全面改观,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重新可以正常开会了。图为毛泽东与工作人员会前合影

1948年春,国民党经由国民大会代表举行总统、副总统大选。当选的蒋介石与李宗仁于5月20日正式举行就职典礼。图为典礼仪式上蒋介石宣读誓词

1948年5月21日蒋介石正式就任总统一职,当天与宋美龄一道祭拜中山陵。仅仅几个月后,由于在对共产党的战争中连连失利,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讧中被迫于1949年1月1日发表“求和”声明,并于1月21日宣告引退

1948年9月24日,中共解放军成功攻占了第一座省会城市——济南。图为解放军举行入城式

1949年2月,北平守军将领傅作义被迫接受中共围城大军的和平条件,北平和平解放。图为解放军入城时的情景

1949年2月14日,代总统李宗仁授意颜惠庆等人与中共接触,就国共和谈交换意见。图为北平市长叶剑英和林彪、聂荣臻等为欢迎颜惠庆等在北平六国饭店合影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党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抵达北平,当天下午到北平西苑机场举行阅兵仪式。图为毛泽东和前来迎接的各界人士合影

1949年4月1—20日,中共中央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李宗仁代总统的要求,在北平与国民党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谈判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图为双方代表谈判会场的情形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发动了渡江作战,并于23日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图为解放军举行入城式的情形


[1]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2]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634页。

[3]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年,第215页。

[4] 《何应钦致中央党部吴秘书长铁城兄并转立夫、骝先、公展诸同志电》(1945年4月20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特003—31。

[5] 《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为蒋主席面谕事致各教厅厅长、各大学校长、各专科学校长、各学院院长、各中等学校长电》(1945年5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4009198。

[6] 见郑伯克:《回顾“一二·一”运动》,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委员会编:《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325页。

[7] 《杜聿明致重庆侍从室钱主任转委座蒋电》(1945年5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4009198、34009221。

[8] 《蒋介石为阻止学生运动给教育部的代电》(1945年8月23日),《一二·一运动》,第416页。

[9] 郑伯克:《回顾“一二·一”运动》。

[10] 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11月24日。

[11] 《昆明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大学奸党分子鼓动学潮及我方防制经过概要》(1946年),《一二·一运动》,第452页。

[12] 《美国驻昆明总领事馆第76号快报:昆明大中学生的罢课事件》(1945年12月8日),《一二·一运动》,第461页。

[13] 郑伯克《回顾“一二·一”运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十一月二十五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1945年11月29日)、《中国民主同盟昆明支部发言人对昆市大中学生罢课抗议非法的武装干涉集会自由的声明》(1945年11月29日),《一二·一运动》,第86—87页。

[14] 《一二·一运动》,第453—454页。

[15] 《一二·一运动》,第465—466、478页。

[16] 《美国驻昆明总领事馆第83号快报附件二》(1945年12月),《一二·一运动》,第477—481页。

[17] 《一二·一运动》,第452页。

[18] 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12月5日;《李宗黄对昆明学潮之声明》(1946年5月3日),《一二·一运动》,第457—458页。

[19] 《查宗藩供词》(1951年1月17日),《一二·一运动》,第427—428页。

[20] 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替本校费孝通等辩白,邱清泉竟当面讥讽熊看事不明,称:“熊校长是忠厚者看事不明,即就熊校长所称费孝通先生学问好一节,即可证之。盖费先生文章不通,余虽武人亦可与之一比。”《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5年12月11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转见《昆明学生罢联会驳斥十二月三日昆明各报所载中央社消息郑重启事》(1945年12月3日),《一二·一运动》,第117—118页,第487页。

[21] 见《夏培信供词》(1952年11月9日),《一二·一运动》,第425页。

[22] 《一二·一运动》,第484—485页。

[23]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第208—209页。

[24]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为此次昆明学生死伤事件致报界之公开声明》(1945年12月10日)、《李宗黄策动“一二·一”惨案的一些情况(二则)》(1986年7月13日),《一二·一运动》,第138、423—424页。

[25] 《李宗黄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书》(1946年1月5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26]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第246—247页。

[27] 《一二·一运动》,第458页。

[28] 《傅斯年致其夫人俞大綵函》(1945年12月),《一二·一运动》,第409—410页。

[29] 《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为蒋主席面谕事致各教厅厅长、各大学校长、各专科学校长、各学院院长、各中等学校长电》(1945年5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4009198。

[30] 关于蒋介石对学生运动不惜动武的心态,也有历史旧案可寻。已知九·一八事变之后和西安事变发生前,蒋都曾经有过准备对学生动武的激烈表示。参见杨天石:《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6页。

[31] 《关麟征致重庆蒋委员长电》(1945年11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4030858。

[32]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57页。

[33]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59—560页。

[34]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60页。

[35] 《朱家骅致叶企荪电》(1945年12月10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蒋中正:《告昆明教育界书》(1945年12月7日),《一二·一运动》,第437页。

[36] 《蒋中正致卢汉主席电》(1945年12月8日);《云南省警备司令部军法处致省政府函》(1945年12月12日),《一二·一运动》,第432—433页。

[37] 《蒋中正致教育部朱家骅部长电》(1945年12月18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38] 昆明《中央日报》1946年2月13日。

[39]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22、626、636页。

[40] 《姚从吾给陈雪屏、郑毅生的信》(1945年12月11月),《一二·一运动》,第413页。

[41] 《夏培信供词》(1952年11月9日),《一二·一运动》,第425页。

[42] 《龚正德供词》(1955年10月11月),《一二·一运动》,第429—431页。

[43] 《马大猷笔述联大工院被袭经过》(1945年12月4日),见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44] 《暴行目击记录》(1945年12月),《一二·一运动》,第110页。

[45] 《昆明不生罢联会驳斥十二月三日昆明各报所载中央社消息郑重启事》(1945年12月3日),《一二·一运动》,第118页。

[46] 《“一二·一”惨案“凶犯”开审》(1945年12月6日),《一二·一运动》,第153—154页。

[47]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634页。

[48] 沈醉:《军统秘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7页。

[49] 《朱家骅致傅斯年并转冯友兰、周炳琳、姚从吾电》(1945年12月5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50] 转见《中央日报》1945年12月9日第二版。

[51] 《傅斯年致朱部长并陈布雷先生电》(1945年12月8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52] 《朱家骅致傅斯年并转冯友兰、周炳琳、姚从吾电》(1945年12月7日)、《朱家骅致傅斯年电》(1945年12月8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53] 《朱经农致朱部长函》(1945年12月8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54] 《傅斯年致教育部朱部长转呈蒋主席电》(1945年12月9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55] 转见《卢主席招待四大学生代表对我们的要求发表意见》,《罢委会通讯》第十期,1945年12月10日,《一二·一运动》,第236页。

[56] 《一二·一运动》,第239—240页。

[57] 《傅斯年致教育部朱部长电》(1945年12月11、12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58] 《朱家骅致傅斯年电》(1945年12月13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59] 死去的四名学生此时尚未正式下葬,有的且停尸于图书馆。故傅斯年有此之谓。

[60] 《傅斯年致教育部朱部长电》(1945年12月13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61] 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页。

[62] 《梅贻琦日记》,第191页。

[63] 《傅斯年致朱部长电》(1945年12月17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64] 《朱家骅致北平行营蒋委员长电》(1945年12月15),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65] 《朱家骅致傅斯年电》(1945年12月18日)、《朱家骅致梅贻琦、傅斯年两常委电》(1945年12月18日)、《朱家骅致云南大学熊迪之校长电》(1945年12月18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66] 《梅贻琦日记》,第192页。

[67] 参见林焕成:《谈青年的斗争》,《新华日报》1945年12月23日第四版。

[68] 关于联大各院院长大都加入了国民党的情况,可见冯友兰回忆。冯友兰写道:“联大文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后不久,有一天,蒋梦麟约我们五位院长到他家里谈话。他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当时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没有发言表态。我回家商量,认为我已经有过被逮捕的那一段事情。如果反对蒋梦麟的提议,恐怕重庆政府说是不合作,只好默认了。过了几天,蒋梦麟果然送来了党证。”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9] 已知有国民党党籍或三青团团籍的教授即有崔书琴、查良钊、郑华炽、周炳琳、雷海宗、宁榥、张清常、梅贻琦、张伯苓、姚从吾、贺麟、冯友兰、杨西孟、陈雪屏、马大猷、华罗庚、杨振声、伍启元、钱端升、章廷谦、郑华炽、何衍睿、郑天挺、蔡维藩、霍秉权等。

[70] 谢泳先生对西南联大中国民党籍教授有过一段分析,说是“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等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琳杨振声等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团的有姚从吾和陈雪屏等先生……在联大这许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联大是没有顽固派的分子。”此说似略嫌表面化。见谢泳:《从〈观察〉的言论看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逝去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页

[71]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5年11月28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72] 《姚从吾给陈雪屏、郑毅生的信》(1945年12月11日),《一二·一运动》,第411—414页。

[73] 参见《西南联大教授会一九四五年第二次至第十次会议记录》(1945年11月29日—12月26日),《一二·一运动》,第381页。

[74] 参见《西南联大教授会一九四五年第二次至第十次会议记录》(1945年11月29日—12月26日),《一二·一运动》,第384页。

[75] 《姚从吾致朱家骅先生函》(1945年12月20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76] 《姚从吾致朱家骅先生函》(1945年12月23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77] 《姚从吾给陈雪屏、郑毅生的信》。

[78] 《宁榥致朱家骅部长函》(1945年12月16、17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79] 《宁榥致朱家骅部长函》(1945年12月27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80] 《伍启元致朱家骅部长函》(1945年11月30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81] 《钱端升致朱家骅先生函》(1945年12月4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82] 张奚若:《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学生报》创刊号,1946年1月19日,转见《一二·一运动》,第272页。

[83] 《华罗庚致朱家骅先生函》(1945年12月11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注:与一般所说两位主要死难者于再和潘琰是中共党员的情况略有区别的是,华罗庚在报告中说明两位死者的身份时称:“于再,浙江杭州人,二十四岁,乡村建设学院毕业,国民党党员,南菁中学音乐教员,独子,未婚。”“潘琰(女),江苏徐州人,廿八岁,曾随第十一集团军参加军队,徐州突围(亦国民党党员)。”比照中共中央组织部1981和1984年关于两人党籍问题的相关文件,两人当时或属双重身份。参见《中央组织部关于确认于再同志为中共党员的决定》(1984年7月12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潘琰同志党籍问题的意见》(1981年2月9日),《一二·一运动》,第397—403页。


五、教育当局的居间调和第十四章 阻止内战的最后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