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受命打人者的邀功与“牺牲”

蒋介石对昆明学潮最极端的指示，是“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李宗黄、关麟征对“断然严厉之处置”的理解，是可以发动党团人员、特务和军人去冲击学校，并带上家伙去打学生。既然上级有令要动手打人，允许使用“家伙”，一线的党团人员和军人会用手榴弹去炸校园里反抗的师生，用刺刀或铁棍去扎死受伤的学生，也就很难避免了。

对上级的指示层层加码，在官僚体制下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何况，对于这个时候的党政人员，像这种能够充分表现自己对党国忠诚的机会也不是经常能够碰到。当时，他们的上级宣称：“学生贴标语，让兵士回家，让老百姓不纳粮，共党扒铁路，阻止杜司令接收东北，不是造反而何？我们有阻止或制裁的义务！我们不能听他们这些胡闹！”[40]这些长年受到反共意识形态熏陶的一线党团人员，自然容易受到刺激。他们在现场狂呼“打倒共产党”之类的口号，并把每一个学生或老师都当成共产党来打，当然有仇共心理在起作用。但是，他们的积极参与，很大程度上也有其个人考虑。这是因为，这场斗争中的表现好坏，会直接关系到考绩与升等。同样，对于那些参与行动的军人来说，除了部队严格的纪律约束迫使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命令以外，其在行动中的表现也同样关系到今后的出路与前途。特别是那些军官总队的成员更是如此，他们都是部队整编后被淘汰下来，尚无出路的军人，自然更关心长官对他们的看法。换言之，基层的众多参加者不顾一切地想要在反共斗争的第一线上争表现，显然也是造成事件失控和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已披露的材料，当局对基层党团人员的动员和组织分为两个阶段。头一阶段在11月25日前后，当时的主要目的只是想破坏学生组织的时事讨论晚会，同时用军队远远地包围学校，阻吓学生在会后组织游行，破坏大会的手段也只是想争取通过要求演说的方式来操纵会场。尽管关麟征声色俱厉地下达了动员令，随后参与行动的党团骨干也都表了态，并预先设计好行动的步骤，但因参与行动的党团人员人数太少，结果是“会议进行了许久，党团工作人员仍无举动，亦无演说”，破坏讨论的行动几乎完全流产。不得已，在现场负责的省党部调查室主任查宗藩硬着头皮，假冒关心时事的老百姓，自己要求上台发言。他只喊了几句：“政府不是在打内战，而是在平定内乱。”“天下是委员长打下的，你们也要来讲民主？”就被学生认出是省党部特勤人员，很快被轰下台去了。而包围学校的军队虽然奉命乱放了一通枪炮，以示威胁，但因学生当晚早就取消了游行的计划，故此种阻吓行动反而激起了学生的强烈愤怒，弄成南辕北辙的后果。

11月27日，被激怒的学生开始罢课后，云南当局吸取25日晚党政与军队不能合力的教训，决定由邱清泉为首，成立反罢课委员会，协调党团军政警宪等各个方面，联合行动。委员会下设四个组，省党部调查室负责情报组；军方负责行动组；宪警负责破坏组；三青团负责撕毁组。上层的高度重视，明显地调动了基层党团人员的积极性。[41]故自27日起，相关各组组织人员上街，与在街上宣传的学生进行冲突时，参与行动的党团人员的战斗精神已大不同于25日晚了，部分学生在惨案发生前即被打伤，原因也在于此。

30日，省府、警备部、省党部和三青团进一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次日冲击学校的行动计划。12月1日当天被组织起来参加行动的党团政宪警及特务等就有二百余人。据相关人员回忆，当天上午党部几乎所有人都主动要求参加行动，但党员集合到天井里后，李宗黄还专门要人事室主任薛梦如及登记科长杨灿挑选，把年老体弱的留下来，主要挑年轻力壮的去。当时李宗黄还特别叮嘱，将这些人的证章留下来，以免有人被学生抓获后成为证据。根据当时23岁的龚正德的描述，可知冲击学校的人持有各种打人家伙，学生们曾封住大门，试图用石块阻止他们冲入学校。而他们中穿军大衣的人就往校门里丢手榴弹，然后破门而入，见人就打。他就是首先发现被压在门板背后躺在地上已经被炸伤的女生潘琰的，借着当时大家的狂热情绪，他不顾一切地想要表现自己，在明知该女生已经受伤，毫无还击之力的情况下，他还是用铁条对其腹部连戳数下，将其杀死，并一路高呼“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他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歇斯底里，用他的话来说，主要目的就是想完事后好“向行政上报功”，以便能够在年终考绩时评上优等，争取升级。而他也果然在次年春天“升了一级，由二级助理干事升为人事室一级助理干事”。[42]

关于这些党团人员极力在带队的干部面前争相表现的情况，还可以从被打者的叙述中清楚地看出来。西南联大工学院教授马大猷事后亲笔记述说：当天来到工院门口的打人者多着军服和便衣，由一着黑色大衣者率领。工院警卫和传达上前阻拦，当即遭到棍棒打击，黑色大衣者随即制止，驱使打手们进入院内，一路将学校布告栏及教室玻璃打碎。马大猷、钱钟韩两人从宿舍出来想要劝止，即遭围攻。打人者狂呼：“你们是共产党，你们是土匪。”一时间棍棒齐飞，马当即被数名打手打伤。马拼命逃脱，钱却陷于群殴之中，所幸穿黑色大衣者来到，挥手制止，众打手遂呼啸而去。这时，另一群打人者恰遇教员牟之信持一电阻表从实验室出来，当即诬指为无线电台，指其为“宣传之共产党”，不由分说也是一通乱打，且边打边把牟揪到穿黑色大衣者跟前报功，幸该人认得此表并非无线电台，挥手放人，驱之令去，牟才算逃过此劫。[43]由此可见，这些打人者表现出来的狂热劲头，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那种纯粹自发而难以控制的情绪宣泄，更像是带有很强的个人目的性的一种表演。

由于军人执行命令更为机械，领队的军官不像地方党团人员的领导者会有所顾忌，因此军人打起人来更加凶狠，却很少受到领队者的制止。11月30日，一位军官就曾明确告诉上街的学生：“我们是奉了命令的，命令我们怎样，我们就怎样。”[44]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们中有人被捉住后，也就很容易把责任推到长官身上。一位叫崔俊杰的军人在被学生捉到后，就很快供认自己的军人身份和受大队长之命行事的情况。[45]

不过，被要求挺身做烈士者，却通常被要求表现出慷慨激昂、痛恨共产党的姿态。1945年12月4日，惨案中投掷手榴弹的杀人犯陈奇达、刘友治被宣布枪决。他们在被起诉时就曾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指责学生挑衅，且大包大揽，自称失业军人，行动与部队无关，扬言自己是国民党党员，“平时恨共产党，故出面报复”[46]。注意到此后不久在南京发生的“下关惨案”和在昆明又接连发生的李公朴、闻一多两教授被刺杀案，国民党当局的处理手法几乎如出一辙，都是在肯定行动者“忠党行动”的同时，要求“将行动有关人员拘捕，挺胸做烈士”[47]，可知此种做法在民国党中下层这时已成一种风气。只是，做“烈士”却未必真的会送命。李、闻案中两杀人主犯，同为军人的特务营连长汤时亮和排长李文山被审时也是慷慨陈词，指责中共，做忠烈状。但是，二人随后却被秘密转移隐藏起来，而由当局另外从监狱中提了两个死刑犯冒名顶死。[48]因此，“一二·一”惨案中陈、刘两罪犯是否真的被处死，做了“烈士”，也颇让人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