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蒋介石的点火与灭火
国民党地方当局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派人跑到校园里投弹杀人,固然并无确证,说明出自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指使与鼓励,但蒋在幕后有所纵容与包庇,亦是事实。战后国统区一再发生打杀学生的流血惨案,蒋介石都难脱干系。
还在抗战胜利前夕,蒋得知昆明有学生与中共同声息,公开呼吁组织联合政府时,就密令教育部:“我国八年苦战,军民牺牲,历尽险阻艰难,始获奠定抗战最后胜利之初基。今反攻即将开始,而存心破坏抗战之阴谋分子,见胜利在望,乘机思逞,散播谣言,假借名义,肆其煽惑,尤其对于学校青年鼓动利用,无所不至,冀欲酿成学潮,扰乱战时秩序,以削弱抗战力量。政府维持法纪,捍卫治安,责无旁贷。如各地学校学生有甘心受人利用破坏秩序发动学潮者,政府即视为妨害对敌作战、阻挠抗战胜利之祸国行为,必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29]蒋介石这里所谓“断然严厉之处置”,说到底其实也就是不惜使用武力的意思。[30]
相信但凡有学生运动,必有中共在背后“鼓惑”、“操纵”,联系到对中共必欲以武力解决,面对学潮无力遏制时动辄就想要动武,这在国民党一些领导人思想上已经形成为一种思维的惯性。但是,进入40年代,即在中国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美国的势力范围,不得不格外注意自己的国际形象之后,蒋介石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明显地比地方当局要多了一层顾虑和谨慎。依照其思维惯性,他在遇到类似昆明学潮的问题时依然会气势汹汹地要求各地“当予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然而其这时的“断然严厉之处置”,因顾及舆论,多数情况下并不再包含暗杀或开枪之类的内容。只是,地方当局却未必都十分明了这其中的奥妙,更不要说那些有鲁莽军人当政的地方了。因此,只要还允许动武,就难免会出意外。对此,蒋介石亦并非毫无心理准备。一边点火,一边灭火,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他的一种政治谋略。
11月27日,蒋介石收到关麟征关于昆明发生学潮的电报。关在其中说明了25日晚昆明四所大学举行时事讨论会,26日联大学生煽动罢课等情况,声称学生企图“勾引裕滇纱厂工人,有掀动罢工、扩大全昆明罢课,并大举联合游行示威举动”。关向蒋请示:“除竭尽各种方法严密防范外,如反动情势扩大,实行游行示威,加倍诋毁政府与钧座,应取何种态度对付?”[31]侍从室得电后,即交由次日的官邸党政军会报会处理。会议决定由教育部派人前往,劝导复课,“如开导无效,即不惜解散”[32]。公文尚未发出,就传来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的消息。12月2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小组会报会有所讨论。侍从室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会后立即与关麟征通话,于当晚赶写呈蒋报告。3日上午,蒋特地向唐纵仔细询问情况,当即表示,“对投弹凶手,饬即电令枪毙”。唐马上用电话向关麟征传达。下午,蒋再度询问昆明情形。次日,云南省地方当局开庭“公审”投弹罪犯,宣布陈奇达、刘友治两退伍军官为凶犯,判处死刑,立即枪决;判处从犯陈云楼解渝法办。另外专门画蛇添足地编造了一个离奇故事,宣称陈、刘之行凶,纯为事前在街上偶然遇到的一自称姜凯的共产党员所唆使,手榴弹亦为该人所提供。这一说法连蒋介石也不十分相信。但是,蒋内心里早已把中共妖魔化,因此,他对下级官员所报各种故事,凡涉及中共阴谋者一向并不十分在意其合理与否。对此,他只是强调:“昆明学生惨案之公开审讯消息,公开指明共产党所为一点,颇不妥。该姜凯如何与陈奇达相遇,其详情应予公布。”[33]
“一二·一惨案”爆发之际,恰逢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即将来华调处国共冲突,国民党一面准备各种指责中共的说辞,一面力谋改善外界对自己的看法。惨案的爆发,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恶化国民党在国际上本来就不大好的形象,这不能不使蒋介石颇为懊恼,急图迅速灭火,以平息国内外的批评、指责之声。昆明各校学生和教师不接受云南当局的解释和处置。而且,由于国内外舆论哗然,云南当局被迫收手,学生们不仅继续罢课,而且更加踊跃地涌上街头,进行抗议宣传,并与各地学生遥相呼应,声势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蒋明显地不耐烦。12月6日,蒋两度询问昆明学潮情形,并且怒气冲冲地直接给卢汉去电话,谓“如不能解决,即应解散其学校,另将学生集训”[34]。但实际上,蒋眼见昆明学潮有蔓延全国之势,所谓解散学校、集训学生,也只是一时气极而已。他紧接着的步骤仍是加紧安抚学生,如下令批准枪决陈奇达、刘友治;以霍揆彰代理关麟征职务,命关赴渝报告;同时亲自发出《告昆明教育界书》,要求昆明各校教职员,“对全体学生剀切劝导,务令即日上课,恢复常态”[35]。并令卢汉全权处理善后。
卢汉遵命很快将陈、刘二犯执行死刑,发文通告,同时以省政府名义,函请云南省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抄送相关部门,协助通缉所谓姜凯者。负责审讯陈、刘二犯的军法处深知此中奥妙,复函省政府称:“由于陈奇达只供出有姜凯者,与其约会数次,均在公共处所,并未告其籍贯、年龄、住址,当时口供内亦未回明姜凯之相貌、身长,无法抄送,仍请查照”,将原函退还。[36]对此,蒋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他眼见民愤难平,不得不忍痛牺牲爱将关麟征,暗示关引咎辞职,随即“明令停职,听候处分”。关辞后昆明学界将矛头直指李宗黄,李却态度倨傲,坚不请辞。蒋碍于自己此前向李所许之愿,难以给李任何处罚,不得不咬紧牙关,暗请傅斯年等向昆明学界疏通解释,要学生们先行复课,再容其逐步解决李的问题;一面发狠威胁,学生若再不复课,将采取最后严厉处置,一律开除学籍。
由于国民党当局未能满足学生们最基本的惩凶要求,复课一拖再拖。眼看杜鲁门(H. S. Truman)总统公开宣示对华政策,要求国民党必须扩大政府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势力,实行民主改革,马歇尔亦已来华,蒋介石12月18日再度限令于20日必须复课,重申“有未复课学生应即一律开除”[37]。然而,由于李宗黄问题迟迟得不到处理,国民党当局明显理亏,故教育部并未能严格按照蒋的意旨行事,部长朱家骅等仍在全力斡旋。17日,马歇尔到达中国,蒋不便采取可能会进一步刺激学生的行动,至27日,学生才在傅斯年和学校当局居中反复协调之后宣布正式复课。一个多月之后,即1946年2月12日,蒋亦部分地兑现承诺。说是部分,是因为他固然通过行政院,免除了李在云南的本兼各职,实际上并不想太过打击李宗黄这样一批铁杆忠党分子的情绪。撤去李在云南的民政厅长职务不久,他就通过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任命李为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38]此虽为虚职,并不能使李满意,但毕竟给李留了面子。
蒋介石对昆明学潮的这种处理方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对地方领导人因防共反共而采取的极端做法,形式上不能不表示反对,其内心里是相当理解的。因此,其处理结果,不仅昆明学界不能满意,李本人以及其他国民党人更不可能从中吸取到任何教训。半年不到,昆明再演血案。李公朴、闻一多两教授只因公开批评政府,蒋派来接替关麟征的霍揆彰就重蹈故辙,指使手下军人暗杀李、闻二人,再度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浪潮。蒋自然故态复萌,先是大发雷霆,臭骂霍揆彰,等到听说暗杀者纯系出于对李、闻辱“骂领袖、诬蔑党国”的激愤之情,属“义侠行为”时,又长吁短叹,感慨系之,最后同意免去霍的警备司令职务,将罪责归结为凶手个人的激愤行为,下令枪毙了事。蒋这样做,不仅免除政府官员涉案的麻烦,而且还留下基层党员和军人不能容忍任何人贬损领袖和党国,甚至不惜以死抗之的印象,借以威慑那些反政府人士。[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