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军政当局的过激反应
“一二·一”惨案的发生,云南省地方当局党团政军负责人李宗黄、关麟征等人的作用至为关键。关曾经对两位在联大担任教职的英藉教授坦率地谈到,他之所以主张对学生采取严厉措施,其理由如下:(一)23日下午6点半延安广播了一项声明,说这所大学将举行罢课。谁都知道这所大学是“共产主义的温床”,许多学生都是共产党,就是那些讲演的教授,也是“穿着国民党外衣的共产党”。因此,25日晚上的集会肯定是共产党人早就预谋好了的。(二)省政府获悉,共产党人不仅仅搞集会,集会结束时还将举行游行,横穿城区,攻打公共建筑。学生们拥有武器,包括炸药。“他们要把游行安排在黑夜,以便使用枪支和手榴弹”。(三)学生们不仅仅反内战,他们的目的是反政府,因为“他们在号召工厂罢工,号召农民不要交税和不为政府服役”,意图破坏法纪和秩序。[16]关在谈话中还说:25日晚集会时首先开枪的不是他的士兵,而是个叫何聪的共产党学生。后来,云南省党部向上汇报事件经过时也声称:29日上午“有奸党分子五六人执毛泽东画像,乘吉普车在巫家坝公路上行驶,向行人发问,是否信仰共党领袖毛泽东先生,如不置答,即鸣枪示威”,云云。但是,这些过分离奇的故事,都不曾在云南党政军当局的公开言论中披露,也不曾出现在屡屡发表不实之词的昆明《中央日报》上。关于事情的起因,李宗黄等在内部汇报中讲得很清楚,即是根据谍报人员及党团工作人员的报告,得知“联大等四大学校之奸党分子,拟于明(廿五)日召开时事讨论会,并欢迎各界参加,许自由发言,其目的为举行签字反美游行示威,要求组织联合政府等情”,决定派人操纵会场。[17]即使在公开的场合下,李宗黄的说法也只是,11月23日延安无线电广播指出,昆明学生对改组省政府不满,暗示会有所反应。李由此断言,联大、云大等四校学生自治会25日开时事讨论会,“意在游行肇事,以达其政治阴谋”,如此而已。[18]
正是由于效忠党国与领袖的军事将领关麟征及其昆明地区驻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等人的介入,才会导致军人卷入,发生枪击和投掷手榴弹这样严重的情况。身为军人,头脑相对简单的关麟征对政治事件简单化和暴力化的处理方法,从事件开始就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11月25日,他召开联席会议,布置破坏学生当晚的集会游行。会上,他摆出一副指挥作战的架势,声色俱厉地发令称:“如果今晚不能完成使命,应当自杀。”[19]次日晚,在省府召集的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会上,他更坦承25日晚士兵开枪是他下的命令。其理由为:“他们有开会自由,我就有放枪自由。”[20]真到事情弄坏,关一面自请处分,一面后悔不该卷入地方事务。他之所以花几个小时接见“洋人”教授,除了想要宣泄自己的困惑与不满外,更希望有人了解,他并不是12月1日惨案的策划人,力图说明,在军队方面被推出来主持25日以后的联合行动委员会(即反罢课委员会)的,是邱清泉,并不是他。换言之,直接调派军官总队学员参预12月1日行动的不是他。[21]当然,他还是竭力想替军人解脱,再三强调李宗黄手下的“秘密警察”才是导致发生重大危险的根源,说所有情报都来自于这些人,而这些人又不在他的管辖之下,因此“他控制不了局势”。[22]
关麟征的抱怨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在国民党体制之下,对当地的风吹草动,地方党部的负责人员因为考绩、升迁等切身利害,通常比流动性较大的军人更容易反应过激。李宗黄的情况就更为突出。他不仅是云南本地人,而且早在国民党一大时就已经做到中央执行委员,却从没有取得过实权,这使得他既相当自负,心态上又很容易失衡。再加上其性格桀骜不驯,用他的说法就是“为人刚直耿介,作风大刀阔斧”;“有永远不为恶势力低头的革命精神”。这导致他在事件中始终心态激烈:阴谋分子愈是鼓动左派学生闹事,我就愈要同他们对着干!即使到惨案发生之后,他也依旧刚愎自用地认定:学潮的发生在于龙云的旧势力勾结共产党,意欲阻止其掌控云南,根本就是冲着他来的。因此,他不仅毫无惋惜自责之情,而且利用各种场合宣泄不满。由此不难想见,不是军人的李,比关麟征更加强势得多。
当时,李宗黄认为自己才是接掌云南大权的当然人选。晚年,他在回忆录中透露:1945年,蒋介石怎样向他许诺,赶走龙云由他“回滇主政”,说蒋最初只给了他一个代主席,是要他暂时隐忍一时,先让龙云手下的卢汉做一段省主席,等到国军反攻结束,卢汉的作用利用完了之后,再免去卢汉,把他推上正位。因此,他才全力以赴,助蒋赶走龙云,并一心想在云南做出成绩,等着蒋兑现许诺。[23]正因为如此,头一次充任省一级政府大员的李宗黄,非常看重自己做代主席这两个月的“政绩”。不料,卢汉12月1日上任前,学生们11月25日就公开挑战国民党中央及其一党专政。这难免会被李看成是龙云的旧势力在所谓“奸党”的支持下,想要乘此时机,给他以难堪,使他颜面扫地。李为此恼羞成怒,专门选在卢汉正式就职的当天发动对学生的大规模“还击”,不仅仅针对学潮,而且也是想要给以卢汉为代表的龙云的旧势力一个下马威,让卢汉及其所有龙云的旧势力知道,他们别想在云南还魂复辟。
为了一举将学生的气势打下去,李不仅采取直捣学潮据点的做法,而且沿袭国民党惯用的策略,雇用流氓,大打出手。只不过,由于初掌云南大权,李这时并无多少社会力量可以借用,不得不调动训练有素的军官总队学员、省市县党部人员及担任情报的特勤人员。还在得知学生11月25日集会消息之后召开的中等以上校长联席会上,他就赤裸裸地威胁道:如果学生们再不听劝阻,必要时将使用武力,不惜流血。12月1日,他又给参与行动的党部人员打气说:“现在,他们又向我们进攻了,这是大家效忠党国的时机,我们要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进行还击。”接着,他吩咐省党部卫兵长,搜集枪枝上的通针和刺刀,交给党部人员,藏匿身边,用作打人的武器。[24]
没有证据表明李宗黄或邱清泉曾指示部属去学校杀人,但惨案既出,人命关天,身为军人的关麟征尚且自请处分,自承失职和良心不安,而李宗黄被云南学界口诛笔伐,党内亦受到颇多指责的情况下,却坚持无错可认。直至12月25日在被蒋调赴重庆之后,他仍上下活动,极力辩白,上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要求列席会议,详加报告,听凭核议。函称:“昆明学潮,实为共产党有计划、有步骤之政潮,凡当地腐恶势力,均因之借尸还魂,借刀杀人,一切的一切,无所不用其极。”据此,他反守为攻,声称:“此次学潮,完全为本党与共党、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分裂、革命与反革命之斗争。若将罪名责任,一律加于军政当局之身,其他毫不过问,实足以长敌人威风,灭自己正气。个人牺牲不足惜,必致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当为我革命之中央所不愿闻。”[25]
李宗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学潮的发生是共产党在主导,其实很值得怀疑。他事后和晚年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学潮发生,纯因政府派卢汉来接掌云南大权,使龙云旧势力必欲借此机会,赶走中央势力。说是“以我为人刚直耿介,作风大刀阔斧,实已妨碍他们的权位与不法利得”,故而制造学潮,激发惨案,进而“以惨案为奇货可居,作为政争工具,四出活动,百计中伤,诬指我处理学潮不当,因而发生血案”,“非逼我离开昆明不可”。[26]整个事件的实质,其实就是:“阴谋之辈,不逞之徒,以惨案为奇货可居,以学子为政争工具,竟四出活动,百计中伤,不惜颠倒黑白,甚至血口喷人,借刀杀人,极尽穷凶极恶、丧心病狂之能事。”[27]由此不难了解,李宗黄对学潮的态度之激烈,很大程度上是其刚愎自用的个性和必欲彻底打击报复学界中支持龙云的势力的强烈心态在起作用,反共更多的恐怕还是用来实施此种打击报复的一种借口而已。
李宗黄以此种心态处理昆明学潮,惨案自不可免。这也就难怪连蒋介石授意请来协助善后的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在私下里对李宗黄也会痛恨至极了。傅12月上旬调查后即明确认为:惨案的祸首就是李宗黄,其目的是政争,其次则是邱清泉;其真相则是:李所组成之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2月1日派大队人分五次打入联大,两次云大,其中一次有人在师范学院放炸弹,死者四人,因伤锯去大腿者一人,还有一人将成残废,此外重轻伤十余人。傅激忿表示:“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第五军军长)。”至于关麟征,他认为是“代人受过”。[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