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教育当局的居间调和

“一二·一”惨案最终能够和平解决,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作用不可小视。而他所赖以在昆明居间调处的,先是北京大学代校长傅斯年,后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朱家骅曾留学德国,做过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教授,后投身政界,一度为CC系骨干人物,后自成一派,出任过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央大学校长,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40年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并先后担任过广东省教育厅长、浙江省农工厅长、民政厅长、浙江省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代三青团书记长、军事委员会参军室主任、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国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长。因其资历甚深,做过北大及中大教授,多年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又执掌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大权,虽坚决反共,但对知识分子颇有亲和力,因此不仅门徒甚众,即使在各大学教授中执弟子礼者亦甚多。

朱家骅在惨案发生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到正在重庆准备北上的北大代校长、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傅斯年,请他帮忙赶去昆明调处。傅并非国民党员,却和国民党关系密切,且是朱在中研院多年的部属,与朱关系甚好。傅一向敢于讲话,就连蒋介石也要礼让三分,是一个可以周旋于国民党和学界中间的重要人物。

朱家骅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和与教授们的密切关系,使他比较了解学校里面的情况。因此,惨案一发生,他就相信,造成此一惨案,共产党的作用尚在其次,地方当局过激反应是为关键。故他深知此事的处理绝非易事,明确要求傅斯年等务必坚持将学生复课与惩凶分别办理的原则。他告诉傅斯年、冯友兰、周炳琳和姚从吾:“一俟事实明了,凶必严惩,弟可保证。至复课至关重要,务请兄等全力协助,约同其他至友,劝导学生早日上课。”身为教育部长,他最担心的是:“罢课久延或将波及他处,致难收拾。”[49]

12月4日,傅斯年到达昆明,声明“我对于李宗黄等之愤慨不减他人”,要求当局“真正敢作敢为”,同时要求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出来承担责任。傅斯年的态度,再加上各方面的强烈反响,促使蒋做出某种让步。蒋不仅发表文告,而且迅速决定将关麟征调渝,请卢汉出面主持调查和善后。但私下里,蒋还是大发脾气,扬言要解散学校。朱家骅深知蒋的脾气,生恐学潮扩大会迫使蒋出此下策,故一面再派次长朱经农到昆明,会同处理死伤学生的善后问题,一面致电傅斯年等,强调:“主席七日文告,对昆市不幸事件指示公平处理,政府已负责处理,我昆市各校即应恢复常态克日复课。务请诸兄会同各校教授同仁对吾青年学子剀切劝勉,应以学业学校为重,而更应以教育前途及国家荣誉为重。吾人职责贵在善后,一切有利善后之意见及办法,政府无不采纳,然一切有违善后及有碍教育事业之举动,自应摈除。”[50]

傅斯年显然低估了李宗黄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他自然更不清楚前述蒋对李的许愿,因此,接到朱家骅来电后,即于8日复电明言,只要政府负责将李宗黄等调离,此间事便不难解决。电称:“(一)一面严防另生枝节,一面与卢主席细商办法。(二)卢主席既出面主办,一二日内当为大规模之劝告。(三)如教授能大体联合响应,作复课之劝导,便大有希望。卢与斯年正作此。(四)此事既由李宗黄、邱清泉等弄糟到此地步,又将关总司令拖入。手榴弹案之内幕,此间各地人士所详知,包括美国外交记者在内,到处宣腾,只有政府先占着地步,然后大多数之教授观念可改。今关总司令既赴渝,李、邱二人可否暂时调开?果能如此,教授可发挥甚大之力量,复课有十九把握。纵不能立即复课,教授必对坚持罢课之员生予以道义制裁,下一步无论如何易于办理。再李宗黄至今仍坚持此次学潮由政府派卢汉来而起,对卢汉及云南多数人士猛烈攻击,此公如不暂离昆明,不特学潮无法结束,即大局亦不了。”[51]朱家骅注意到蒋宁肯撤换其嫡系将领关麟征,也不动李宗黄,知道其中定有隐情。故他明确电告傅斯年说:“李事一时尚难办到,因此延长必生枝节,务请先行上课,恢复常态,一切俟兄返渝面报主座后似无甚问题。”但“务盼劝导学生即日复课,否则后果莫测,弟亦难负责矣”。[52]

李宗黄的问题不解决,不仅说不服学生,就连对教师方面也难有说辞。朱经农到昆明次日,致电朱家骅云:“目前最大问题即为学生‘抬棺游行’。原拟明日举行,经孟真设法,已允改至十四日游行。有无变化,尚不敢必。倘得五天犹豫时间,或可设法将其打消,否则亦当极力避免冲突。此点党政军方面已均同意。”[53]这时蒋亦转经朱家骅,接连要求傅斯年速劝学生复课,恢复秩序。但李宗黄不去,傅亦无法可想。他在各校教授和学生会代表间反复周旋后,深知在不能去李的情况下,事情相当棘手,只能暂取“缓兵之计”,于9日复电宽慰蒋称:“今日劝导四校学生会代表,彼等已允接受钧座劝谕,早日复课。但时期及丧葬事,明晨由斯年再与彼等细谈。”[54]

既然蒋坚不去李,深知蒋脾气的傅斯年只好转而向学生施压力。但凭白无故死伤这么多同学,政府却只是换了个警备总司令,找出两个编余军官来顶罪,同时还编出一个再荒唐不过的共产党人姜凯幕后指使的故事,《中央日报》更是不分青红皂白,连篇累牍地指责昆明学生被阴谋分子鼓惑煽动,自然无论如何不能让学生们平静下来。学生会坚持政府必须满足四项条件,即(1)追究11月25日晚射击事件责任人;(2)取消11月25日云南党政军联席会议颁布之禁止集会游行之禁令;(3)保障同学身体自由不得随意逮捕;(4)中央社必须更正污蔑学生之报导并道歉。[55]虽经卢汉、傅斯年等出面担保解决,学生坚持非对李宗黄等做出处理并更正中央社假消息不可。

10日,昆明《中央日报》再度发布假消息,宣告“昆明学潮庆告平息”,并且语多讥讽,再度惹恼了学生。罢委会随即发出《质中央日报》,严辞批驳。[56]傅斯年对此十分懊丧。11日,傅再度出面劝说学生代表先行复课,再求解决问题,双方意见冲突,不欢而散。次日,学生会代表出于对师长的尊重,向傅斯年道歉,但却明言四项要求不能改变。

傅斯年和学生代表翻脸后,态度转趋强硬,背地里向朱家骅提议,对学生不要轻易让步。电称:只要能劝说教授宣布,学生不复课即行辞职,学生定尽失同情与立场,不愁问题不能解决。目前教授会已被说动大半,问题只在李宗黄一人而已。“李宗黄如能即去,教授心意可以平,彼实为主谋主使,去则政府占着地步,关仅受李之愚而已,但决不可有严厉办法,必俟教授与地方并感学生讨厌,政府免李宗黄占着地步,然后方可考虑。”他明显主张通过曲折的办法来解决李宗黄的问题,给教授们一个说法。而他对教授会的工作则尚须数日时间,“此数日内乞许斯年再作最后之努力”。[57]

蒋介石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找到既不让李宗黄丢面子,又能够缓和学生情绪的解决办法。朱家骅明确告诉傅斯年,可以向教授们透露,李宗黄将被免职,以便于推动教授们予以配合。电称:“李事照弟看法早已不成问题,主席似亦深知其人,(对)此次事件亦知其处理失当,言行不妥。惟因当时不能全明真相,已有重要处理做到最大限度,似不能于复课以前再有举动,亦属情理之常。故如能按期复课,此后问题均能顺利解决,因其他重要各方亦如此看法,并都主张将来李应必去。此事弟已与月涵(按:即梅贻琦)兄言之,日来观察更证明李去稍缓无甚难处。兄可将此意暗示教员,以解其忿。”[58]但傅斯年此时成竹在胸,不愁学生们不听劝告,复电称:“彼等只是以四个棺材[59]拖延日期,似有所待。两大学当局已明白表示,十七日非一律上课不可,月涵到与谈,认为以后我辈当积极行使职权。如近日(仍做)不到,(即)自请解散。”[60]

傅斯年所以信心十足,在于他这时已有了一整套的进攻策略。第一步,先由联大、云大两校当局出面发布必须复课的最后期限;第二步,学生违命不遵,则他与梅贻琦即宣布辞职,逼教授会走上前台;第三步,教授会全体出面做学生工作不成,亦必出以全体辞职一着向学生施压;第四步,学生若再不听,则可断然采取“自请解散”措施,彻底解决问题。

“自请解散”显系釜底抽薪之法。此法多半出于梅贻琦的建议。惨案发生前数日,梅贻琦已到北平。11日,飞返重庆,12日晚,赶回昆明。在重庆时,梅曾两晤朱家骅,知道朱因蒋有解散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各校之意,相当紧张,因而当面向朱保证,到周末一定争取复课,若“本周末不能安定复课,则与其经政府解散,无宁自请停办耳”[61]。显然,梅贻琦这一建议是有原因的。因为战争结束之后,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合办的西南联大即已开始考虑各归原地,复办原校。梅此次北上北平,即为考察复校事宜。傅斯年此次赴渝,原本也是为要去北平考察,不想突遇此事,不得不返回昆明。因此,既然复校为迟早之事,万一政府逼不得已坚持要解散联大,自不如乘机停办联大,三校借此各回原地,早日复办原校。

方针既定,梅、傅即联合行动。由于得到重庆密电,听说“十五(日)以后如不复课(蒋)即准备举动”,故他们在14日就紧急召集常委会,确定以17日为最后复课期限。选定17日,不仅因为15日是周末,只有周一的17日才能看得出有否复课,与蒋介石的要求不相冲突,而且也是因为它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抵达中国的日子,学潮结束对政府的形象有利。为了配合校方的行动,卢汉也特地于14日前往学生所设的灵堂,亲自吊唁了被难师生,同时以17日为限,向学生下了最后通牒。

15日,梅贻琦与常委会全体召集学生代表谈话,正式宣布校方决定。梅说明学校规定17日全体复课的理由,和届时不复课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傅斯年等依次发言,强调学生不仅应顾及到为死难学生伸冤,而且亦应为学校前途着想。然而,学生自治会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后,仍表示拒绝。次日,书面答复校方称,经代表大会决议,“在条件未圆满解决前不能复课”。果然,17日上午梅贻琦与傅斯年巡视学校时发现,教师们均已到校各就各位,而学生“竟无上课者”[62]。

眼看第一步计划落空,17日下午三时,校方召集诸教授茶话,梅贻琦报告近几日调处交涉经过,明确提出,他和傅斯年对学潮事均已感觉无能为力,解决无望,打算引退让贤。教授们随即开会,一致挽留,决定次日上午由各系主任联合召集学生代表进行劝告,下午再分由各系教授向本系学生进行劝告。如仍不能有结果,则实行“总辞职”。[62]

经过将近半个月时间的努力,傅斯年相信教授们出面亦不可能发生效用,最终最好的办法,就是“自请解散”之一着。故他明确函告朱家骅说:“连日各方均对学生施压力,卢主席严函限期复课,否则另有办法。学生会往谒不见,地方各公团已书面表示,学生会无诚意,无法帮忙。删晨常务委员会训话本校全体学生代表七十余人,梅、傅、冯、陈、潘、周继续发言,均告学生必于十七日复课。枚荪(周炳琳——引者)并谓吾辈参与联大之人,今日可帮同毁灭之。目下可谓已将万强压力加于罢课者。然明日各教授上课,学生必不能上课,学校当局与教授必纷纷辞职。下一步之办法,最好为联大提前结束,北京大学、清华、南开三校提前恢复。各校组清理委员会,甄别学生,辞聘有作用之教员。此法在政府不居解散之名,而各地关心三校者必表欢迎,政府不致受责,枝节可以减少。然亦必有详细全般计划,乞俟弟到渝面陈后再决定,万勿先下解散令。”[63]

对于梅贻琦和傅斯年关于“自请解散”的意见,朱家骅其实并不十分赞同。他明确告诉傅说,因交通困难,如采取此一措施,势必要使学生们牺牲一个学期而无法学习,届时问题更多,因此必须慎重从事。最好的办法仍是等蒋回重庆后,争取蒋同意将最后期限再度延长。他在15日当天就曾报告蒋说:“联大、云大等校校务会议决议定十七日复课。卢主席与地方人士亦均作最后坚定恳切之表示。但各校情形复杂,能否如期复课,殊尚无绝对把握。如果届时学生仍不就范,各校当局希望在执行最后处置办法之前,能有数日缓冲期间,俾各校负责人及多数教授获有表示最后严正态度之机会,并使学生失其立场与同情,以减少政府责任。”蒋对此未示可否,但反应颇不耐烦,朱家骅因此一面上条陈自责“此事上烦厪虑,职至感不安”,一面仍坚持提出:“昆明事件之处理,似宜以避免引起全国性学潮为原则。十七日如未上课,可否再留数日时间,俾学校当局作最后之努力。”[64]

18日,蒋介石明令学生复课的最后期限可缓至20日,届时“有未复课学生应即一律开除”。注意到蒋介石让了步,朱家骅意识到危机正在过去。他在将蒋令转发昆明后,特地告诫傅斯年以及卢汉和霍揆彰,强调对“如何与何时执行”蒋令,务必“妥慎办理”。言外之意,即使限期已到,也要留有余地,不可仓促行事。因此,他明确要求联大和云大两校当局:“再尽最大之努力,剀切劝导学生即日复课,以重学业,以副期望。”[65]

这边朱家骅全力调和,那边教授会亦积极运作。18日,梅贻琦以及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均表示学生三天内不复课,将辞去校长职务。数十位教授讲师亦公开表示将与两位校长同进退。有鉴于此,中共云南省工委迅速出面,通过各支部展开对罢委会学生代表的劝说工作。在此情况下,19日,教授会公推冯友兰等为代表,面见卢汉,得到卢汉承诺取消禁止自由集会之前令,学生方面开始让步。联大除师范学院外,20日各班均开始有学生上课了。

有部分学生上课,预示着其他学生也将逐渐分化,因此,这时上至蒋介石,下至校方,反而不好再采取其他措施。如此连拖两日,倍感失落的傅斯年就已经沉不住气了。22日下午三时,教授会开会,商量如何进一步推动复课,傅明显地“焦躁”,明言“决于明日返渝,校事不欲过问矣”。晚饭后,梅贻琦等均前去访傅,“劝其稍缓返渝”,也“未得谅允”。[66]

傅斯年刚走,李宗黄就被召去重庆,离开了昆明,从而使事情进一步有了转机。由于马歇尔已经来到中国,原来暗中推动学潮的中共一方这时已改换原有的斗争方式,强调要“根据新的情况来及时的适当的改变自己的斗争方式和策略,来适合时宜地发展或结束这一斗争”[67]。因此,李宗黄的离开,更使得他们有了彻底结束鼓动学生罢课的理由。学生罢委会于次日即正式发出了复课启事,昆明学潮至此终于告一段落。


四、受命打人者的邀功与“牺牲”六、国民党教授的严重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