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

总论

曹问《周礼》。曰：“不敢教人学。非是不可学，亦非是不当学；只为学有先后，先须理会自家身心合做底，学《周礼》却是后一截事。而今且把来说看，还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

今只有《周礼》《仪礼》可全信。《礼记》有信不得处。又曰：“《周礼》只疑有行未尽处。看来《周礼》规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语是他人做。今时宰相提举敕令，岂是宰相一一下笔？有不是处，周公须与改。至小可处，或未及改，或是周公晚年作此。”

大抵说制度之书，惟《周礼》《仪礼》可信，《礼记》便不可深信。《周礼》毕竟出于一家。谓是周公亲笔做成，固不可，然大纲却是周公意思。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尽。”文蔚。僩录云：“《周礼》是一个草本，尚未曾行。”

问《周礼》。曰：“未必是周公自作，恐是当时如今日编修官之类为之。又官名与他书所见，多有不同。恐是当时作此书成，见设官太多，遂不用。亦如《唐六典》今存，唐时元不曾用。”又笑曰：“禁治虾蟆，已专设一官，岂不酷耶！”浩。

《周礼》，胡氏父子以为是王莽令刘歆撰，此恐不然。《周礼》是周公遗典也。德。

《周礼》一书好看，广大精密，周家法度在里，但未敢令学者看。方子。

《周礼》一书，也是做得缜密，真个盛水不漏！广。

子升问：“《周礼》如何看？”曰：“也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见得圣人是个公平底意思。如陈君举说，天官之职，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属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说自是。到得中间有官属相错综处，皆谓圣人有使之相防察之意，这便不是。天官是正人主之身，兼统百官；地官主教民之事，大纲已具矣。春夏秋冬之官，各有所掌，如太史等官属之宗伯，盖以祝、史之事用之祭祀之故；职方氏等属之司马，盖司马掌封疆之政。最是大行人等官属之司寇，难晓。盖《仪礼》《觐礼》，诸侯行礼既毕，出，‘乃右肉袒于庙门之东’。王曰：‘伯父无事，归宁乃邦。’然后再拜稽首，出自屏。此所谓‘怀诸侯则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属之司寇。如此等处，皆是合着如此，初非圣人私意。大纲要得如此看。其间节目有不可晓处，如官职之多，与子由所疑三处之类，只得且缺之，所谓‘其详不可得而闻也’。或谓周公作此书，有未及尽行之者，恐亦有此理。只如今时法令，其间颇有不曾行者。”木之因说：“旧时妄意看此书，大纲是要人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天下之民无不被其泽，又推而至于鸟兽草木无一不得其所而后已。不如是，不足以谓之裁成辅相，参赞天地耳。”曰：“是恁地，须要识公平意思。”因说：“如今学问，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采摭故事，零碎凑合说出来，也无甚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到说制度处，只说‘诸侯之礼，吾未之学，尝闻其略也’。要之，后世若有圣贤出来，如《仪礼》等书，也不应便行得。如封建诸侯，柳子厚之说自是。当时却是他各自推戴为主，圣人从而定之耳。如今若要将一州一县封某人为诸侯，人亦未必安之。兼数世之后，其弊非一。如乡饮酒之礼，若要教天下之人都如此行，也未必能。只后世太无制度。若有圣贤，为之就中定其尊卑隆杀之数，使人可以通行，这便是礼；为之去其哇淫鄙俚之辞，使之不失中和欢悦之意，这便是乐。”木之。

《周礼》中多有说事之纲目者。如属民读法，其法不可知；司马职，“乃陈车徒，如战之陈”，其陈法亦不可见矣。人杰。

“周都丰镐，则王畿之内当有西北之戎。如此，则稍、甸、县、都，如之何可为也？”曰：“《周礼》一书，圣人姑为一代之法尔。到不可用法处，圣人须别有通变之道。”去伪。

今人不信《周官》。若据某言，却不恁地。盖古人立法无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但只是要不失正耳。且如女巫之职，掌宫中巫、祝之事，凡宫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则便无后世巫蛊之事矣。道夫。

五峰以《周礼》为非周公致太平之书，谓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宫阃之事！其意只是见后世宰相请托宫闱，交结近习，以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国、平天下之本，岂可以后世之弊而并废圣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当交通外朝之说，他亦是惩后世之弊。要之，《仪礼》中亦分明自载此礼。至若所谓“女祝、掌凡内祷、祠、禬、禳之事”，使后世有此官，则巫蛊之事安从有哉！道夫。

《五经》中，《周礼疏》最好，《诗》与《礼记》次之，《书》《易疏》乱道。《易疏》只是将王辅嗣《注》来虚说一片。。

论近世诸儒说

于丘子服处见陈、徐二先生《周礼制度菁华》。下半册，徐元德作；上半册，即陈君举所奏《周官说》。先生云：“孝宗尝问君举：‘闻卿博学，不知读书之法当如何？’陈奏云：“臣生平于《周官》粗尝用心推考。今《周官》数篇已属稿，容臣退，缮写进呈。”遂写进御。大概推《周官》制度亦稍详，然亦有杜撰错说处。儒用录云：“但说官属。不悉以类聚，错综互见。事必相关处，却多含糊。或者又谓有互相检制之意，此尤不然。”如云冢宰之职，不特朝廷之事，凡内而天子饮食、服御、宫掖之事无不毕管。盖冢宰以道诏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此说固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属春官宗伯，而乃掌于司寇；儒用录云：“大行人司仪掌宾客之事，当属春官，而乃领于司寇。”土地疆域之事，合掌于司徒，乃掌于司马：儒用录云：“怀方氏辨正封疆之事，当属地官，而乃领于司马。”盖周家设六官互相检制之意。此大不然！何圣人不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复疑之邪？”或问：“如何？”曰：“宾客属秋官者，盖诸侯朝觐、会同之礼既毕，则降而肉袒请刑，司寇主刑，所以属之，有威怀诸侯之意。夏官掌诸侯土地封疆，如职方氏皆属夏官。盖诸侯有变，则六师移之，儒用录云：“不得有其土地。司马主兵，有威怀诸侯之义故也。”所以属司马也。”又问：“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盖司马职方氏存儒用录作“正”。其疆域之定制，至于申画井田，创置纤悉，必属于司空，而今亡矣。”又云：“陈徐《周礼制度》，讲三公宰相处甚详，然皆是自秦、汉以下说起。云汉承秦旧，置三公之官。若仍秦旧，何不只仿秦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却置司马司徒司空者，何故？盖他不知前汉诸儒未见孔壁古文《尚书》有《周官》一篇，说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尔。孔安国古文《尚书》藏之祕府，诸儒专门伏生二十五篇，一向不取孔氏所藏古文者。及至魏、晋间，古文者始出而行于世。汉初亦只仍秦旧，置丞相御史太尉为三公。及武帝始改太尉为大司马。然武帝亦非是有意于复古，但以卫、霍功高官大，上面去不得，故于骠骑大将军之上，加大司马以宠异之，如加阶官‘冠军’之号尔，其职无以异于大将军也。及何武欲改三公，他见是时大司马已典兵，兼名号已正，故但去大字，而以丞相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后汉仍旧改司马为太尉，而司徒司空之官如故。然政事归于台阁，三公备员。后来三公之职遂废，而侍中中书尚书之权独重，以至今日。”儒用略。

君举说井田，道是《周礼》《王制》《孟子》三处说皆通。他说千里不平直量四边，又突出圆算，则是有千二百五十里。说出亦自好看，今考来乃不然。《周礼》郑氏自于匠人注内说得极仔细。前面正说处却未见，却于后面僻处说。先儒这般极仔细。君举于《周礼》甚熟，不是不知，只是做个新样好话谩人。本文自说“百里之国”，“五十里之国”。贺孙。

《周礼》有井田之制，有沟洫之制。井田是四数，沟洫是十数。今永嘉诸儒论田制，乃欲混井田、沟洫为一，则不可行。郑氏注解分作两项，却是。人杰。

沟洫以十为数，井田以九为数，决不可合，永嘉必欲合之。《王制》《孟子》《武成》分土皆言三等，《周礼》乃有五等，决不合，永嘉必欲合之。闳祖。

“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又云：“凡千里，以方五百里封四公。”则是每个方五百里，甚是分明。陈乃云，方一百二十五里，又以为合加地、赏田、附庸而言之，何欺诳之甚！闳祖。

先生以《礼钥》授直卿，令诵一遍毕。先生曰：“他论封国，将《孟子》说在前，而后又引《周礼》‘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说，非是。”直卿问：“孟子所论五等之地，是如何与《周礼》不合？”曰：“先儒说孟子所论乃夏、商以前之制，《周礼》是成王之制，此说是了。但又说是周斥大封域而封之，其说又不是。若是恁地，每一国添了许多地，便著移了许多人家社稷，恐无此理。这只是夏、商以来，渐渐相吞并，至周自恁地大了。周公也是不奈他何，就见在封他。且如当初许多国，也不是先王要恁地封。便如柳子厚说样，他是各人占得这些子地，先王从而命之以爵，不意到后来相吞并得恁大了。且如孟子说：‘周公之封于鲁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这也不是。当时封许多功臣亲戚，也是要他因而藩卫王室。他那旧时国都恁大了，却封得恁地小，教他与那大国杂居，也于理势不顺。据《左传》所说‘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齐是恁地阔。诗‘复周公之宇’，鲁是恁地阔。这个也是势著恁地。陈君举却说只是封疆方五百里，四维每一面只百二十五里；以径言，则只百二十五里。某说，若恁地，则男国不过似一耆长，如何建国！《职方氏》说一千里封四伯，一千里封六侯之类，极分明。这一千里，纵横是四个五百里，便是破开可以封四个伯。他那算得国数极定，更无可疑。君举又却云，一千里地封四伯外，余地只存留在那里。某说，不知存留作甚么？恁地，则一千里只将三十来同封了四伯，那七十来同却不知留作何用？”直卿曰：“武王‘分土惟三’，则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似是周制。”曰：“武王是初得天下，事势未定，且大概恁地。如文王治岐，那制度也自不同。”先生论至此，蹙眉曰：“这个也且大概恁地说，不知当时仔细是如何。”义刚问：“孟子想不见《周礼》？”曰：“孟子是不见《周礼》。”直卿曰：“观子产责晋之辞，则也恐不解封得恁地大。”曰：“子产是应急之说。他一时急后，且恁地放，云，何故侵小？这非是至论。”直卿曰：“府、史、胥、徒，则是庶人在官者，不知如何有许多？”曰：“尝看子由《古史》，他疑三事；其一，谓府、史、胥、徒太多。这个当时却都是兼官，其实府、史、胥、徒无许多。”直卿曰：“那司市一官，更动诞不得，法可谓甚严。”曰：“周公当时做得法大段齐整。如市，便不放教人四散去买卖；他只立得一市在那里，要买物事，便入那市中去。不似而今要买物，只于门首，自有人担来卖。更是一日三次会合，亦通人情。看他所立法极是齐整，但不知周公此书行得几时耳。”义刚。

天官

天官之职，是总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许多事？且冢宰内自王之饮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头万绪，若不是大其心者区处应副，事到面前，便且区处不下。况于先事措置，思患预防，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记得此，复忘彼。佛氏只合下将那心顿在无用处，才动步便疏脱。所以吾儒贵穷理致知，便须事事物物理会过。“舜明于庶物”，物即是物，只是明，便见皆有其则。今文字在面前，尚且看不得，况许多事到面前，如何奈得他！须襟怀大底人，始得。又云：“后人皆以《周礼》非圣人书。其间细碎处虽可疑，其大体直是非圣人做不得！”贺孙。

“周之天官，统六卿之职，亦是其大纲。至其他卿，则一人理一事。然天官之职，至于阍寺、宫嫔、酰酱、鱼盐之属，无不领之。”道夫问：“古人命官之意，莫是以其切于君身，故使之领否？”曰：“然。”道夫。

《周礼》天官兼嫔御宦官饮食之人，皆总之。则其于饮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岂复有后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问：“宫伯、宫正所率之属五百人皆入宫中，似不便否？”曰：“此只是宿卫在外，不是入宫，皆公卿王族之子弟为之，不是兵卒。”淳。《宫伯》《宫正》。

地官

问：“司徒职在‘敬敷五教’，而地官言教者甚略，而言山林陵麓之事却甚详。”曰：“也须是教他有饭吃，有衣著，五方之民各得其所，方可去教他。若不恁地，教如何施？但是其中言教也不略，如闾胥书其孝弟姻恤，属民读法之类，皆是。”义刚。淳录云：“民无住处，无物吃，亦如何教得？所以辨五方之宜以定民居，使之各得其所，而后教可行也。”

直卿谓：“司徒所谓教，只是十二教否？”曰：“非也。只为教民以六德、六行、六艺，及岁时读法之类。”淳。

《周礼》中说教民处，止及于畿内之民，都不及畿外之民，不知如何。岂应如此？广。

或问《周礼》：“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郑《注》云：“日南，谓立表处太南，近日也；日北，谓立表处太北，远日也；景夕，谓日昳景乃中，立表处太东，近日也；景朝，谓日未中而景已中，立表处太西，远日也。”曰：“‘景夕多风，景朝多阴’，此二句，郑《注》不可晓，疑说倒了。看来景夕者，景晚也，谓日未中而景已中；盖立表近南，则取日近，午前景短而午后景长也。景朝者，谓日已过午而景犹未中；盖立表近北，则取日远，午前长而午后短也。”问多风多阴之说。曰：“今近东之地，自是多风。如海边诸郡风极多，每如期而至，如春必东风，夏必南风，不如此间之无定。盖土地旷阔，无高山之限，故风各以方至。某旧在漳泉验之，早间则风已生，到午而盛，午后则风力渐微，至晚则更无一点风色，未尝少差。盖风随阳气生，日方升则阳气生，至午则阳气盛，午后则阳气微，故风亦随而盛衰。如西北边多阴，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阳气到彼处衰谢。盖日到彼方午，则彼已甚晚，不久则落，故西边不甚见日。古语云：‘蜀之日，越之雪。’言见日少也。所以蜀有‘漏天’。古语云：‘巫峡多漏天。’老杜云：‘鼓角漏天东。’言其地常雨，如天漏然。以此观之，天地亦不甚阔。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风阴观之，可以验矣。”用之问：“天竺国去处又却极阔？”曰：“以昆仑山言之，天竺直昆仑之正南，所以土地阔，而其所生亦多异人。《水经》云，昆仑取嵩高五万里，看来不会如此远。盖中国至于阗二万里，于阗去昆仑，无缘更有三万里。《文昌杂录》记于阗遣使来贡献，使者自言其国之西千三百余里即昆仑山。今中国在昆仑之东南，而天竺诸国在其正南。《水经》又云，黄河自昆仑东北流入中国，如此，则昆仑当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国后，方见其东北流尔。佛经所说阿耨山，即昆仑也，云山顶有阿耨大池，池水分流四面去，为四大水，入中国者为黄河，入东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类。大抵地之形如馒头，其撚尖处则昆仑也。”问：“佛家‘天地四洲’之说，果有之否？”曰：“佛经有之。中国为南潬部洲，天竺诸国皆在南潬部内；东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郁单越。亦如邹衍所说‘赤县’之类。四洲统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几所，而娑婆世界独居其中，其形正圆，故所生人物亦独圆，正象其地形，盖得天地之中气。其他世界则形皆偏侧尖缺，而环处娑婆世界之外，缘不得天地之正气，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此说便是‘盖天’之说。横渠亦主盖天，不知如何。但其言日初生时，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气和，其他世界则日之所照或正或昃，故气不和，只他此说，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经历诸世界了，然后入地，则一日之中，须历照四处，方得周匝。今才照得娑婆一处，即已曛矣；若更照其他三处，经多少时节！如此，则夜须极长。何故今中国昼夜有均停时，而冬夏漏刻长短，相去亦不甚远？其说于是不通矣。”僩。

“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今人都不识土圭，郑康成解亦误。圭，只是量表影底尺，长一尺五寸，以玉为之。夏至后立表，视表影长短，以玉圭量之。若表影恰长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之中。晷长则表影短，晷短则表影长。冬至后，表影长一丈三尺余。今之地中，与古已不同。汉时阳城是地之中，本朝岳台是地之中，岳台在浚仪，属开封府。已自差许多。”问：“地何故有差？”曰：“想是天运有差，地随天转而差。今坐于此，但知地之不动耳，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以转耶？天运之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之不同，是也。”又问：“历所以数差，古今岂无人考得精者？”曰：“便是无人考得精细而不易，所以数差。若考得精密，有个定数，永不会差。伊川说康节历不会差。”或问：“康节何以不造历？”曰：“他安肯为此？古人历法疏阔而差少，今历愈密而愈差。”因以两手量桌边云：“且如这许多阔，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阔，便有差。不过只在一段界限之内，纵使极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内，所以容易推测；便有差，容易见。今之历法于这四界内分作八界，于这八界内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则差数愈远。何故？以界限密而逾越多也。其差则一，而古今历法疏密不同故尔。看来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来凑合天之运行，所以当年合得不差，明后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运定，只是旋将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则添些，过则减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历》，当时最谓精密，只一二年后便差。只有季通说得好，当初造历，便合并天运所差之度都算在里。几年后差几分，几年后差几度，将这差数都算做正数，直推到尽头，如此庶几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个大统正，只管说天之运行有差，造历以求合乎天，而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会有差，自是天之运行合当如此。此说极是，不知当初因甚不曾算在里。但尧、舜以来历，至汉都丧失了，不可考。缘如今是这大总纪不正，所以都无是处。季通算得康节历。康节历十二万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历家所用只是万分历，万分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万分？只是今之历家又说季通底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历》比以前历，他只是做得个头势大，敷衍得阔，其实差数只一般。正如百贯钱修一料药，与十文修一料药，其不能治病一也。”僩。

“《周礼注》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过三万里。土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万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东西相去各三万里。”问：“何谓‘四游’？”曰：“谓地之四游升降不过三万里，非谓天地中间相去止三万里也。春游过东三万里，夏游过南三万里，秋游过西三万里，冬游过北三万里。今历家算数如此，以土圭测之，皆合。”僩曰：“譬以大盆盛水，而以虚器浮其中，四边定四方。若器浮过东三寸，以一寸折万里，则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浮于水上，差过东方三万里，则远去西方三万里矣。南北亦然。然则冬夏昼夜之长短，非日晷出没之所为，乃地之游转四方而然尔。”曰：“然。”用之曰：“人如何测得如此？恐无此理。”曰：“虽不可知，然历家推算，其数皆合，恐有此理。”僩。

“土圭之法，立八尺之表，以尺五寸之圭横于地下，日中则景蔽于圭，此乃地中为然，如浚仪是也。今又不知浚仪果为地中否？”问：“何故以八尺为表？”曰：“此须用勾股法算之，南北无定中，必以日中为中，北极则万古不易者也。北方地形尖斜，日长而夜短。骨里干国煮羊胛骨熟，日已出矣。至铁勒，则又北矣。极北之地，人甚少。所传有二千里松木，禁人斫伐。此外龙蛇交杂，不可去。女真起处有鸭绿江。传云，天下有三处大水：曰黄河，曰长江，并鸭绿是也。若以浚仪与颍川为中，则今之襄、汉淮西等处为近中。”人杰。

尝见季通云，日晷有差，如去一千里，则差一寸，到得极星却无差。其初亦自晓不得，后来仔细思之，日之中各自不同：如极东处，日午以前须短，日午以后须长；极西处，日午以前须长，日午以后须短，所以有差。故《周礼》以为：“日北则景长，多寒；日南则景短，多暑；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此最分晓。极星却到处视之以为南北之中了，所以无差。如凉伞然，中心却小，四檐却阔，故如此。某初疑其然，及将《周礼》来检看，方见得决然是如此。榦。

今谓《周官》非圣人之书。至如比、闾、族、党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他这个一如碁盘相似，枰布定后，碁子方有放处。因论保五法。道夫。

二十五家为闾。闾，吕也，如身之有脊吕骨。盖闾长之居当中，而二十四家列于两旁，如身之脊吕骨当中，而肋骨分布两旁也。僩。

问六德“智、圣”。曰：“智，是知得事理；圣，便高似智，盖无所不通明底意思。”伯羽。

“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此乡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则兵数宜甚多；然只是拥卫王室，如今禁卫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则“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然后出长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则可谓甚少。然有征行，则发此都鄙之兵，悉调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调。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贡、助之法亦异。大率乡遂以十为数，是长连排去；井田以九为数，是一个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永嘉必欲合之，如何合得！闳祖。以下《小司徒》。

周制乡遂用贡法，故十夫治沟，长底是十，方底是百，长底是千，方底是万。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沟共井。乡遂则以五为数，家出一人为兵，以守卫王畿，役次必简。如《周礼》，惟挽柩则用之，此役之最轻者。都鄙则以四为数，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马四匹，牛三头。乡遂所以必为沟洫而不为井者，以欲起兵数故也。五比、五邻、五伍之后，变五为四闾、四里、四两者，用四，则成百之数；复用五，则自此奇零不整齐矣。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说，不可行也。因言永嘉之说，受田则用沟洫，起赋敛则依井。方子。下条闻同。

问：“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乡遂所以不为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数，五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乡遂以五起数，家出一人为兵，以守卫王畿，役次必简。故《周礼》惟挽柩则用之，此役之最轻者。近郊之民，王之内地也。共辇之事，职无虚月。追胥之比，无时无之。其受廛为民者，固与畿外之民异也。七尺之征，六十之舍，王非姑息于迩民也。远郊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沟洫之治，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羡。其受廛为氓者，固与内地之民异也。六尺之征，六十五之舍，王非荼毒于遐民也。园廛二十而一，若轻于近郊也。而草木之毓，夫家之聚，不可以扰，扰则不能以宁居，是故二十而税一。漆林二十而五，若重于远郊也，而器用之末作，商贾之资利，不可以轻，轻则必至于忘本，是故二十而五。系近郊、远郊劳逸所係。

天子六乡，故有六军；诸侯三乡，故有三军。所谓“五家为比”，比即伍也；“五比为闾”，闾即两也；“四闾为族”，族即卒也，则是夫人为兵矣。至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出兵车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为公田，只是八夫甸，则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于乡遂也？便是难晓。以某观之，乡遂之民以卫王畿，凡有征讨，止用丘甸之民。又，学校之制所以取士者，但见于乡遂，乡遂之外不闻教养之制，亦可疑也。人杰。

问：“都鄙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审乡遂车赋则如何？”曰：“乡遂亦有车，但不可见其制。六乡一家出一人，排门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内者役重而赋轻，在外者役轻而赋重。六军只是六乡之众，六遂不与。六遂亦有军，但不可见其数。侯国三军，亦只是三郊之众，三遂不与。大国三郊，次国二郊，小国一郊。蔡季通说，车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轻车用马驰者，更有二十五人将重车在后，用牛载糗粮戈甲衣装，见《七书》。如《鲁颂》‘公徒三万’，亦具其说矣。”淳。

问：“郑氏‘旁加一里’之说是否？”曰：“如此方得数相合，亦不见所凭据处，今且大概依他如此看。”淳。以下《小司徒》注。

直卿问：“古以百步为亩，今如何？”曰：“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当今四十一亩。”贺孙。

问：“《司马法》车乘士徒之数，与《周礼》不同，如何？”曰：“古制不明，皆不可考，此只见于郑氏《注》。《七书》中《司马法》又不是，此林勋《本政书》错说，以为文王治岐之政。”曰：“或以《周礼》乃常数，《司马法》乃调发时数，是否？”曰：“不通处，如何硬要通？不须恁思量，枉费心力。”淳。

先生与曹兄论井田，曰：“当时须别有个道理。天下安得有个王畿千里之地，将郑康成图来安顿于上！今看古人地制，如丰、镐皆在山谷之间，洛邑、伊阙之地，亦多是小溪涧，不知如何措置。”卓。

丰、镐去洛邑三百里，长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横长处，非若今世之为图画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类此，不可执画方之图以定之。人杰。

古者百亩之地，收皆亩一钟，为米四石六斗。以今量较之，为米一石五斗尔。”僩。

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岁受田，六十者归田。其后想亦不能无弊，故蔡泽言商君决裂井田，废坏阡陌，以静百姓之业，而一其志。唐制，每岁十月一日，应受田者皆集于县令廷中，而升降之。若县令非才，则是日乃胥吏之利耳。方子。

古人学校教养，德行道艺，选举爵禄，宿卫征伐，师旅田猎，皆只是一项事。皆一理也。僩。《乡大夫》。

问：“《周礼》‘德行道艺’。德、行、艺三者，犹有可指名者。‘道’字当如何解？”曰：“旧尝思之，未甚晓。看来‘道’字，只是晓得那道理而已。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乱兴亡事变，圣贤之典策，一事一物之理，皆晓得所以然，谓之道。且如‘礼、乐、射、御、书、数’，礼乐之文，却是祝史所掌；至于礼乐之理，则须是知道者方知得。如所谓‘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之谓。又，德是有德，行是有行，艺是有艺，道则知得那德、行、艺之理所以然也。《注》云：‘德行是贤者，道艺是能者。’盖晓得许多事物之理，所以属能。”僩。

“内史掌策命诸侯及群臣者，卿大夫既献贤能之书，王拜受，登于天府；其副本则内史掌之，以内史掌策命诸侯及群臣故也。古之王者封建诸侯，王坐，使内史读策命之。非特命诸侯，亦欲在廷询其可否。且如后世除拜百官，亦合有策，只是辞免了。”问：“祖宗之制，亦如此否？”曰：“自唐以上皆如此。今除宰相宣麻，是其遗意。立后以上用玉策，其次皆用竹策。汉常用策，缘他近古。其初亦不曾用，自武帝立三王始用起。”文蔚。

问：“《党正》：‘一命齿于乡里，再命齿于父族，三命不齿。’若据如此，虽说‘乡党莫如齿’，到得爵尊后，又不复序齿。”曰：“古人贵贵长长，并行而不悖。他虽说不序，亦不相压。自别设一位，如今之挂位然。”焘录云：“犹而今别设桌也。”文蔚。《党正》。

古制微细处，今不可晓，但观其大概。如“宅田、士田、贾田”、“官田、牛田、赏田、牧田”，郑康成作一说，郑司农又作一说，凭何者为是？淳。以下载师。

问：“商贾是官司令民为之？抑民自为之邪？”曰：“民自为之，亦受田，但少耳，如《载师》所谓‘贾田’者，是也。”淳。

问：“士人受田如何？”曰：“上士、中士、下士，是有命之士，已有禄。如《管子》‘士乡十五’，是未命之士。若民皆为士，则无农矣，故乡止十五。亦受田，但不多，所谓‘士田’者，是也。”义刚。

“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此即是田税。然远近轻重不等者，盖近处如六乡，排门皆兵，其役多，故税轻；远处如都鄙，井法七家而赋一兵，其役少，故税重。所谓“十二”者，是并杂税皆无过此数也。都鄙税亦只纳在采邑。淳。

安卿问：“‘二十而一，十一，十二，二十而三，二十而五’，如何？”曰：“近处役重，远处役轻。且如六乡，自是家家为兵。至如稍、县、都，却是七家只出一兵。”直卿曰：“乡遂用贡法，都鄙用助法，则是都鄙却成九一。但郑《注》‘二十而一’等及九赋之类，皆云是计口出泉，如此又近于太重。”曰：“便是难晓，这个今且理会得大概。若要尽依他行时，也难。似而今时节去封建井田，尚煞争。淳录云：“因论封建井田，曰：‘大概是如此，今只看个大意。若要行时，须别立法制，使简易明白。取于民者足以供上之用，上不至于乏，而下不至于苦，则可矣。今世取封建井田，大段远。’”恰如某病后要思量白日上升，如何得！今且医得无事时，已是好了。如浙间除了和买丁钱，重处减些，使一家但纳百十钱，只依而今税赋放教宽，无大故害民处。淳录云：“如漳之盐钱罢了。”如此时，便是小太平了。前辈云，本朝税轻于什一，也只是向时可恁地说，今何啻数倍！缘上面自要许多用，而今县中若省解些月桩，看州府不来打骂么？某在漳州解发银子，折了星两；运司来取，被某不能管得，判一个‘可付一笑’字，听他们自去理会。似恁时节，却要行井田，如何行得！伊川常言，要必复井田封建，及晚年又却言不必封建井田，便也是看破了。淳录云：“见畅潜道录。想是他经历世故之多，见得事势不可行。”且如封建，自柳子厚之属，论得来也是太过，但也是行不得。淳录云：“柳子厚说得世变也是。但他只见得后来不好处，不见得古人封建底好意。”如汉当初要封建，后来便恁地狼狈。若如主父偃之说，‘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如此，便不必封建也得。淳录云：“若论主父偃后底封建，则皆是王族贵骄之子，不足以君国子民，天子使吏治其国而已。”今且做把一百里地封一个亲戚或功臣，教他去做，其初一个未必便不好，但子孙决不能皆贤。若有一个在那里无稽时，不成教百姓论罢了一个国君！若只坐视他害民，又不得，却如何区处？淳录云：“封建以大体言之，却是圣人公共为民底意思，是为正理。以利害计之：第一世所封之功臣，犹做得好在。第二世继而立者，个个定是不晓事，则害民之事靡所不为。百姓被苦来诉国君，因而罢了，也不是；不与他理会，亦不是。未论别处如何，只这一处利少而害多，便自行不得。”更是人也自不肯去。今且教一个钱塘县尉，封他作静江国王，郁林国王，淳录作“桂国之君”。他定是不肯去，淳录作：“他定以荒僻不乐于行。”宁肯作钱塘县尉。唐时理会一番袭封刺史，人都不肯去。淳录作：“一时功臣皆乐于在京，而不肯行。”符秦也曾如此来，人皆是恋京师快活，都不肯去，却要遣人押起。淳录作：“符坚封功臣于数国，不肯去，迫之使去。”这个决是不可行。若是以大概论之，圣人封建却是正理。但以利害言之，则利少而害多。子由《古史》论得也忒烦，前后都不相照。淳录作：“子由论封建，引证又都不著。”想是子由老后昏眩，说得恁地。某尝作说辨之，得四五段，不曾终了。若东坡时，便不如此。他每每两牢笼说。他若是主这一边说时，那一边害处都藏著不敢说破。如子由便是只管说后，说得更无理会。”因曰：“苏氏之学，喜于纵恣疏荡。东坡尝作某州学记，言井田封建皆非古，但有学校尚有古意。其间言舜远矣，不可及矣，但有子产尚可称。他便是敢恁地说，千古万古后，你如何知得无一个人似舜！”义刚。淳录作数条。

《载师》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闾师》又云：“凡民无职者出夫布。”前重后轻者，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后方是待庶民。宅不毛，为其为亭台也；田不耕，为其为池沼也。凡民无职事者，此是大夫家所养浮泛之人也。贺孙。

“师氏‘居虎门，司王朝’。虎门，路寝门也。《正义》谓路寝庭朝，库门外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路门外。”文蔚问：“路寝庭朝，库门外朝，如何不是常朝？”曰：“路寝庭在门之里，议政事则在此朝。库门外，是国有大事，询及众庶，则在此处，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于寝门外，与群臣相揖而已。然王却先揖，揖群臣就位，王便入。只是揖亦不同，如‘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之类，各有高下。胡明仲尝云，近世朝礼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人之制元不如此。”文蔚。《师氏》。

古者教法，“礼、乐、射、御、书、数”，不可阙一。就中乐之教尤亲切。夔教冑子只用乐，大司徒之职也是用乐。盖是教人朝夕从事于此，拘束得心长在这上面。盖为乐有节奏，学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换了他一副当情性。植。以下《保氏》。

《周礼》“六书”，制字固有从形者。然为义各不同，却如何必欲说义理得！龟山有辩荆公《字说》三十余字。荆公《字说》，其说多矣；止辩三十字，何益哉？又不去顶门上下一转语，而随其后屑屑与之辩。使其说转，则吾之说不行矣。僩。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货之不售者”，或买，或赊，或贷。贷者以国服为息，此能几何？而云“凡国之财用取具焉”，何也？

闳祖。《泉府》。

问：“遂，何以上地特加莱五十亩？”曰：“古制不明，亦不可晓。乡之田制亦如此，但此见于遂耳。大抵乡吏专主教，遂吏专主耕。淳。以下《遂人》。

问：“乡遂为沟洫，用贡法；都鄙为井田，行助法。何以如此分别？”曰：“古制不明，亦不晓古人是如何。遂人沟洫之法，田不井授，而以夫数制之，‘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以令贡赋，便是用贡法。”淳。

子约疑井田之法，一乡一遂为一万有余夫，多沟洫川浍，而匠人一同为九万夫，川浍沟洫反少者；此以地有远近，故治有详略也。乡遂近王都，人众稠密，家家胜兵，不如此则不足以尽地利而养民；且又纵横为沟洫川浍，所以寓设险之意，而限车马之冲突也，故治近为甚详。若乡遂之外，则民少而地多，欲尽开治，则民力不足，故其治甚略。晋、郤克帅诸国伐齐，齐来盟，晋人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尽东其亩。”齐人曰：“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云云，晋谋遂塞。盖乡遂之亩，如中间是田，两边是沟，向东直去，而前复有横亩向南，沟复南流。一东一南，十字相交在此，所以险阻多，而非车马之利也。晋欲使齐尽东其亩，欲为侵伐之利耳，而齐觉之。若尽东其亩，则无纵横相衔，但一直向东，戎马可以长驱而来矣。次日又曰：“昨夜说匠人九夫之制，无许多沟洫，其实不然。适间检看许多沟洫川浍，与乡遂之地一般，乃是子约看不子细耳。”僩。

田制须先正沟洫，方定。必大。

“稍”者，稍稍之义，言逐旋给与之也。不特待使者，凡百官廪禄皆然，犹今官中给俸米。僩。《稍人》。

乡遂虽用贡法，然“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敛法”，则亦未尝拘也。闳祖。《司稼》。

春官

《周礼》载用赤璋、白璧等敛，此岂长策？要是周公未思量耳。观季孙斯死用玉，而孔子历阶言其不可，则是孔子方思量到，而周公思量未到也。义刚。《典瑞》。

黄问：“《周礼》祀天神、地示、人鬼之乐，何以无商音？”曰：“五音无一，则不成乐。非是无商音，只是无商调。先儒谓商调是杀声，鬼神畏商调。”淳。以下《大司乐》。

《周礼》不言祭地，止于大司乐一处言之。旧见陈君举亦云，社稷之祭，乃是祭地。却不曾问大司乐祭地只之事。人杰。

因说及梦，曰：“圣人无所不用其敬，虽至小没紧要底物事，也用其敬。到得后世儒者方说得如此阔大，没收杀。如《周礼》，梦亦有官掌之，此有甚紧要？然圣人亦将做一件事。某平生每梦见故旧亲戚，次日若不接其书信及见之，则必有人说及。看来惟此等是正梦，其他皆非正。”僩。《占梦》。

夏官

路门外有鼓，谓之路鼓，王崩则击此鼓，用以宣传四方。肺石，其形若肺，击之有声；冤民许击此石，如今登闻鼓。唐人亦有肺石。文蔚。《太仆》。

秋官

人谓周公不言刑。秋官有许多刑，如何是不言刑！淳。

问：“《周礼》五服之贡，限以定名，不问其地之有无，与《禹贡》不合，何故？”曰：“一代自有一代之制。他大概是近处贡重底物事，远处贡轻底物事，恰如《禹贡》所谓‘纳铚、纳秸’之类。”义刚。《大行人》。

冬官

车所以揉木，又以围计者，盖是用生成圆木揉而为之，故坚耐，堪驰骋。闳祖。《轮人》。

问：“侯国亦仿乡遂都鄙之制否？”曰：“郑氏说，侯国用都鄙法。然观‘鲁人三郊三遂’，及《孟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则亦是如此。”义刚录作：“当亦是乡遂”。淳。《匠人》注。

卷第八十七

礼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