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特征
政治专制与宗教专制沆瀣一气
在具体讲解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哲学观点之前,我首先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当时法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在14—16世纪优美典雅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意大利曾经独领风骚,成为“欧洲近代各民族中的长子”。与意大利和南方拉丁文艺圈美轮美奂的文艺复兴相呼应,北方日耳曼语世界也在16世纪开启了宗教改革的汹涌大潮,无意间吹响了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号角。到了17世纪,地处欧洲中部的法兰西开始异军突起,在国家实力方面超越了首个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西班牙,在文化繁荣方面取代了盛极而衰的意大利,成为近代欧洲文明的标杆和旗手。17世纪的法国人在文学方面开创了崇高典雅的古典主义,在艺术方面引领了雍容华贵的巴洛克风潮,路易十四修建的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成为欧洲所有王室效法的楷模,从法兰西宫廷中流传出来的贵族风度更是成为西方各国上流社会趋奉的典范。
但是另一方面,17世纪的法国在宗教上和政治上也开始进入一种高度集权的专制状态。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废除了由他的祖父、波旁王朝奠基者亨利四世在1598年颁布的《南特敕令》(又名《宽容敕令》),宣布在法国只许信仰天主教,不许信仰基督新教。在英国、荷兰等邻国已经实行了宗教宽容的时代背景下,以倡导文明开化而著称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的这种做法完全是悖逆历史潮流的,然而这种加强宗教专制的做法却是与加强王权或政治集权的时代要求相适应的。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加尔文教信仰曾在法国西南部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加尔文教信徒在法国被称为“胡格诺派”(Huguenots),意即“结盟者”],并被一些地方贵族势力——包括后来掌握法国王权的波旁家族——奉为与中央王权相抗衡的精神武器。在经历了胡格诺战争和王朝更迭的时代变化之后,新登基的波旁王朝开创者亨利四世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不得不放弃此前的胡格诺派信仰,改信了法国主流的天主教。但是出于对胡格诺派贵族控制法国西南地区的既成事实的认可,以及对自己以往所属教派的眷恋之情,亨利四世在1598年颁布了《南特敕令》。该敕令一方面宣布法国的国教是天主教,另一方面却承认法国西南部的一些封建贵族领地中的胡格诺派信仰具有合法性,这些封建领主治下的人民仍然可以信仰胡格诺教或加尔文教。因此,《南特敕令》又叫《宽容敕令》。
但是到了17世纪下半叶,随着法国君主专制的不断加强,路易十四竟然在1685年公然废除了《南特敕令》,宣布在法兰西只许信仰天主教,不许信仰任何其他宗教。对于那些在法国西南部坚持胡格诺派信仰并且以此与中央政府闹分裂、搞独立的封建贵族来说,《南特敕令》的废除意味着他们只能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改信天主教,放弃地方的政治权力(却仍然可以保留经济权益),到巴黎来养尊处优、过好日子;要么离开法兰西,流亡到信奉新教的国家和地区。从欧洲当时的文化氛围来看,这种强化宗教专制、废黜宽容精神的做法是极其反动的。
17世纪中叶,在经历了由于信仰冲突而引发的三十年战争之后,对于宗教战争深感厌倦的欧洲各国于1648年共同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确立了宗教宽容的原则,承认生活在不同国度和封建领地中的人民可以信仰不同的宗教。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契机,一个宗教宽容的时代开始逐渐取代宗教专制和宗教冲突的时代,宽容精神成为新兴的时代精神特征。尤其是在英国、荷兰这些率先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宗教宽容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常识。你可以信天主教,我可以信新教,我们彼此相安无事,同舟共济,大家都是英国的臣民、荷兰的公民,为了共同的国家利益而超越宗教分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法国统治者却废除《南特敕令》,取消宗教宽容,加强信仰专制,这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但是这个在思想上极为反动的举措,在政治上却是情有可原的。路易十四之所以要废除《南特敕令》,宣布在法兰西只许信仰天主教,是出于一个现实的政治原因,这就是通过宗教专制来加强政治集权,削弱以胡格诺派信仰为由而与中央政府闹独立的法国封建贵族。从这个现实的政治原因来看,可以说,废除《南特敕令》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当时路易十四面临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分裂,为此,他必须用强化天主教信仰的方式来加强政治上的集权,消除那些打着胡格诺教信仰旗帜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封建贵族,迫使他们放弃胡格诺派信仰,同时也放弃在封建领地的政治权力,从而顺利地实现中央集权。当时路易十四修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宫殿——凡尔赛宫,那里面金碧辉煌、崇高典雅,其政治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法国各地的封建贵族们到巴黎来过好日子,养尊处优。但是前提却是,这些封建贵族必须放弃他们的政治独立性,放弃他们不同于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否则就只能离开法国,流亡他乡。
由此可见,这种废除宗教宽容的做法,在思想上和宗教上是很反动的,但在政治上却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只有借助宗教专制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封建藩镇,才能运用国家的力量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近代欧洲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哪个国家率先完成了中央集权,实现了对封建势力的削弱,哪个国家就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快车道,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反,哪个国家如果在政治上长期处于分裂之中,它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就会陷入积弱不振的状况。前者如法国和英国,后者的典型例证就是德国。
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国废除《南特敕令》,一方面完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加强了国家内部的统一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宗教上和政治上的反动,造成了天主教信仰的思想专制与君主集权的政治专制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格局。与英国、荷兰这些邻国已经实现的宗教宽容和君主立宪(或联省共和)的现实状况相比,这两种相互勾连的专制制度显得格外触目惊心、令人厌恶,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这就激起了法国知识精英的极大反感和猛烈批判,推动了法国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
文化开化,独领风骚
但是在文化上,法兰西尤其是上流社会又呈现出一种与政治、宗教上的专制局面截然不同的开放景象。法国在17世纪已经开始取代意大利的风头,成为整个欧洲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在文化方面堪称典范。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不仅有凡尔赛宫、卢浮宫这些金碧辉煌的宫殿,而且法兰西在文学艺术方面也独领风骚。在文学方面,以高乃依、拉辛、莫里哀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引领欧洲文学发展的方向,其彰显的理性原则和崇高典雅代表了启蒙时代的精神面貌;在艺术上,巴洛克艺术充分表现了精英显贵的价值取向,那种金碧辉煌、雍容华贵的艺术风格,成为欧洲各国上流社会纷纷效法的楷模。
19世纪法国著名的艺术史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在《艺术哲学》中写道:“17—19世纪的法兰西宫廷教会了欧洲一切开化和半开化民族一套说话、行礼和微笑的方式。”各国的贵族们都时兴说法语、戴假发、佩花剑,见了妇女要脱帽敬礼,言谈举止要高尚典雅。这套上流社会的行为规范,最初都是从法兰西宫廷中流出去的,很快影响了普鲁士、奥地利,甚至偏远之地的俄罗斯。乃至于到了拿破仑时代,当拿破仑带着法国军队入侵俄国时,在俄罗斯的战场上,双方的将领都同样说着法语、戴着假发、佩着花剑,按照法兰西人的作战阵型,敲着战鼓、吹着喇叭进行会战。这就是文明社会的行为方式!这种高雅的文化风格也深深地影响了法兰西的批判精神,所以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属于上流社会(如孟德斯鸠、霍尔巴赫等),还是出身于平民阶层(如狄德罗、达朗贝等),往往都是跻身于贵妇人的高雅沙龙中来进行社会批判的。他们的批判思想虽然猛烈、犀利,但是却流露出一股阳春白雪甚至矫揉造作的富贵气息,只有卢梭这个自称为“日内瓦公民”的孤独者表现了强烈的平民主义精神。
从精神实质上来看,如果说宗教改革运动的特点是用信仰的权威来取代罗马教会的权威,那么启蒙运动的特点恰恰就是要用理性的权威来取代信仰的权威。从思想源头上来看,这种新兴的理性精神对传统宗教信仰的突破,是从17世纪已经顺利完成了宗教改革、实现了政治妥协的英国率先发轫的。素来循规蹈矩、不尚偏激的英国人在创立近代实验科学与经验哲学的同时,也开创了一种温良的神学思想,即自然神论(Deism)。这种自然神论力图在浓郁的信仰氛围中弘扬初甦的理性精神,高举宗教的大旗来荫护科学的生长。它把上帝表述为一个理性的创世者,普遍必然性的自然规律就是上帝理性的充分证据;它把道德确立为基督教的基本要义,一个恪守基督美德的人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无在乎他属于哪一个具体的教派。正是在这种温良宽松的宗教氛围中,科学(经典地表现为牛顿开创的机械论世界观)和民主(经典地表现为洛克奠立的宪政法权理论)在英国社会中深深地扎下根来,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并且从英国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引发了风靡一时的启蒙运动。
如果说温和的现实背景和文化传统铸就了英国启蒙思想的妥协性和建构性——科学思想建构了一个连上帝也必须尊重的自然世界,民主思想建构了一个连国王也必须遵守的法制社会——那么暴戾的宗教——政治专制以及一向喜爱标新立异的文化传统则使得法国启蒙运动走上了一条猛烈偏激的批判之路。思想解放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着理性的大旗,立场鲜明地反对宗教专制和君主专制,提出了一些骇人听闻的激进观点,例如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在18世纪之前,欧洲从来没有人敢于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毕竟一千多年的基督教信仰根深蒂固,无神论者犹如洪水猛兽一般令人恐惧和厌恶。人们即使对基督教信仰的某种内容或形式感到不满,也仍然不敢放弃上帝这面大旗,充其量只能在宗教信仰内部来进行改革。但是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却公开地举起了无神论的旗帜,公然把矛头对准了上帝和整个基督教信仰,从而在当时的欧洲文化环境中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巨大影响。唯物主义也是如此,在欧洲的文化传统中,唯物主义是一个贬义的概念,所谓“唯物主义”,就是指只追求物质享乐,不追求精神境界,就是指声色犬马、奢靡堕落;而“唯心主义”则象征着崇高圣洁,表现了对崇高精神的追求。
总而言之,由于18世纪法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宗教上和政治上的专制与文化上的开化,导致了法国启蒙运动偏激暴烈的批判风格,走向了公开的、战斗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在文化禀性上,法兰西人与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等拉丁民族一样,都具有情感充沛、思想开放、头脑机敏、作风犀利的特点,而且敢为天下先,虽然远不如德国人那样思想深刻。这就使得法国启蒙运动如同平地惊雷一般在欧洲大地上轰响,掀起了极其猛烈的批判风潮,并且激发出极具破坏性的实践后果——法国大革命。
下面我就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及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