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启蒙运动的“黑马”——让—雅克·卢梭
孤独而浪漫的心灵漂泊者
最后我要介绍一位法国启蒙运动中的特殊角色，这就是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可以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有两位，一位是老一辈的伏尔泰，另一位就是年轻一代的卢梭。伏尔泰比卢梭年长18岁，卢梭年轻时曾深受伏尔泰启蒙思想的影响，后来却由于思想和生活方面的原因与伏尔泰反目成仇。生活优裕的伏尔泰颐养天年，命运多舛的卢梭却天不假年，两个人是在同一年去世的（1778年）。这两位法国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思想家，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潮流，对后世西方社会乃至全人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卢梭并不是法国人，他出身在瑞士的日内瓦，当时日内瓦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是加尔文教的重镇，而法兰西是一个信仰天主教的王国。所以卢梭后来在法国生活时，总喜欢宣称自己是“日内瓦公民”，以表示与那些跻身于法国上流社会的启蒙思想家们的区别。卢梭出生于日内瓦的一个平民家庭，母亲早亡，从小缺乏母爱，父亲又经常云游在外，所以养成了一颗敏感的心灵，甚至有点神经质。孑然一身的卢梭曾经寄居在亲戚家中，少年时代就开始到店铺里当学徒，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但是他却酷爱读书，读过许多古典名著和法国老一辈启蒙思想家的作品，早年如饥似渴的广泛阅读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智慧的种子和正义的情操。
让—雅克·卢梭（1712—1778）
（图片来源：Maurice Quentin de La Tour，18世纪下半叶）
卢梭真正的启蒙教育是在华伦夫人的庄园中完成的，从1728年到1742年，四处漂泊的少年流浪汉卢梭被居住在法国安讷西的贵族遗孀华伦夫人所收留，在那里与华伦夫人共同生活了十多年。这位贵妇人不仅风韵动人，而且具有高尚的德行和丰富的知识，卢梭从她那里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尤其是音乐方面的启蒙教育。后来卢梭在音乐理论和谱曲方面展现的天赋——他曾经接受狄德罗的邀请为《百科全书》撰写音乐分卷——都是得益于华伦夫人的熏陶。从小缺少母爱的卢梭亲切地把华伦夫人叫作“妈妈”，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与华伦夫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暧昧的变化，但是在他当时的感受中和日后的回忆中，华伦夫人始终是以一位美丽动人、无微不至的慈母形象出现的。作为一个天资聪颖、心灵敏感的孤独漂泊者，卢梭在华伦夫人的庄园中不仅接受了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方面的系统教育，而且这一切知识的教养都是在一种交织着母子和情人的情感氛围中进行的，由此滋润了卢梭的浪漫情怀，注定了他与那些理性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们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倾向。
1742年，而立之年的卢梭告别了华伦夫人，只身来到繁华之都巴黎，开始了人生的奋斗历程。那时法国的巴黎，就如同今天中国的北京一样，聚集了许多胸怀理想闯荡天下的有志青年。卢梭在巴黎很快就结识了与他一样籍籍无名的孔狄亚克、狄德罗、达朗贝等人，并且通过友人的介绍进入了黎世留公爵、丰特奈尔等上流人士的社交圈，由于自己的音乐天赋而得到了巴黎权臣贵妇的赏识，还曾一度受宠若惊地为大文豪伏尔泰的一部剧本修改词曲。从1749年第戎科学院的应征论文《论科学与艺术》开始，卢梭的天才思想如同火山岩浆一般喷发出来，接连发表了多篇影响巨大的论著，从此声名鹊起，成为法国启蒙运动中一颗耀眼的新星。
随着卢梭自己的哲学、宗教思想的逐渐成熟，他开始对身处其中的巴黎上流社会的矫揉造作和虚伪腐败越来越反感，也与当年的志同道合者——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以及他们的精神领袖伏尔泰——渐行渐远，终至分道扬镳。为了表示自己与伪善堕落的巴黎上流社会和惺惺作态的“哲学家”们一刀两断，卢梭索性彻底告别了贵妇沙龙和知识圈子，摘掉假发、解下花剑，回归民间，娶了一位出身低微的女佣瓦瑟为妻（同居二十多年后才正式结婚），并把所生的五个孩子全部送进了育婴堂。卢梭的那些卓尔不群的思想和行为遭到了他昔日朋友们的嘲笑和攻击，他本人则像堂吉诃德一样单枪匹马地对整个主流社会和知识阶层发起了猛攻。他不仅激烈地批判法国的君主专制、天主教专制和封建等级制度，而且与18世纪启蒙运动的几乎所有主流价值背道而驰。最后竟落得个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下场，成为法国政教当局和启蒙精英共同挞伐的敌人，陷入了极其悲惨的生存处境。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卢梭到底表述了哪些与众不同的怪诞思想，以至与几乎所有的法国启蒙精英反目成仇。
法国启蒙阵营中的“叛逆者”
在卢梭最初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一文中，他表述了一种与当时最时尚的观点背道而驰的主张。在18世纪的欧洲，几乎所有的进步人士和知识精英都会大力赞美科学、艺术的发展会推动人类社会的前进，导致道德的完善和福祉的增加。这是当时的主流思想，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至今我们仍然认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的发展必将极大地促进社会福祉的增长和人类道德的完善。但是卢梭却提出了一种与此相反的观点，并且因此而获得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奖。在这篇论文中，卢梭明确地表示，科学、艺术的每一个进步都导致了人类道德的一次堕落，科学技术越进步，人类的道德就越败坏，“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当人们都在热情地讴歌文明的进步时，卢梭却发出了当头棒喝式的警醒：文明是一副奢华而腐蚀人心的枷锁，科学和艺术则是点缀在这副枷锁上的花冠，是一些无聊而虚荣的奢侈品，窒息了人们天生的自由情操和淳朴道德。这位思想领域中的新秀乍一亮相，就表达了不同凡响的观点，也因此而被许多主张科学进步观的人士视为标新立异的弄潮儿。
卢梭的第一篇应征论文一炮打响，几年之后，他再次应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公告而撰写了那部著名的经典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尽管这部著作并没有为他再次赢得奖励，但是却奠定了他对私有制度、社会平等、历史演进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在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卢梭再一次表达了逆时代潮流而行的思想。
18世纪不仅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也是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无论是在英国、荷兰还是法国，资本主义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人士都在大力赞扬财产权利和私有制度，私有财产权与人的生命权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构成了洛克倡导的“天赋人权”的基本内涵。但是卢梭却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提出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观点。
他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一种平等、自由的自然状态中，正是由于私有制的出现，使得人类日益走向了不平等的社会状态，自由也随之丧失。最初是贫富之间的不平等即经济不平等，后来又出现了强弱之间的不平等即政治不平等，最后则导致了主人和奴隶之间的不平等，产生了专制制度。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社会不平等之后，到了绝对的不平等即专制时代，已经蕴含着推翻专制和各种不平等现象，重新建立一种社会的平等和自由的可能性。在这本书中，卢梭提出了一种关于平等（以及自由）的历史发展三段式，即自然状态的平等—社会的不平等—社会的平等，而导致这种历史演进的根本原因就是私有制。他感叹道，当第一个人把一块公有土地圈起来并且宣称说“这是我的”时，如果人们把他赶走并填平他挖出来的沟壕，那么人类将会免除多少罪恶、战争、杀戮和苦难呀！
这种对私有财产和制度的憎恶之情与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主流方向是完全相悖的，再加上此书中进一步阐扬的对原始淳朴的赞美和对文明邪恶的抨击，激起了伏尔泰等进步主义者的极大反感，埋下了这两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日后公开决裂的嫌隙。
如果说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表述了科学、艺术的发展与人类道德堕落之间的吊诡关系，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揭示了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根源，那么在稍后发表的《社会契约论》中，他又公然与当时流行的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法权理论唱对台戏，提出了人民主权不可分的政治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洛克、孟德斯鸠等自然法学派的重要思想家都大力提倡三权分立，反对君主专制，为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奠定了重要的法理学基础。但是卢梭却在《社会契约论》中以“主权在民”的思想为基础，强调国家的一切权力归人民，人民主权不可分，反对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理论。
在这本书中，卢梭追求的最终目标不是权利的自由，而是社会的平等。他不仅主张废除等级制度来取消政治上的不平等，而且主张取缔货币，从而把经济上的不平等限制在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水平。为了保证社会平等的实现，在他所设计的共和国方案中，不可分割的人民主权被表述为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概念“主权者”，而这个“主权者”的意志就是凌驾于所有具体的社会团体和个人意志之上的“公意”。从理论上说，“主权者”和“公意”代表全体人民及其意志，但是实际上，这个抽象的“主权者”和“公意”往往给那些宣称自己代表全体人民的统治者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幌子。
所以，黑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主权者”不过是君主其人罢了！罗素也认为，卢梭把一些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引进了近代的民主政治理论中，从而成为后世“极权主义国家”和“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发明人”。卢梭所宣扬的这种社会平等和“人民主权”的政治理想，不久之后就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推到极端，导致了一种“多数人的暴政”。在后来的政治历史中，以“人民”的名义来实行个人独裁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在这方面，卢梭的政治理论难逃其咎。
除了文明观、历史哲学和政治理论之外，在教育学和道德观上，卢梭同样背离时代潮流而另辟蹊径。当欧洲的知识精英们在大力倡导理性启蒙时，卢梭却在《爱弥儿》一书中以爱弥儿的教育实验为例，推行一种去伪存真的自然教育，反对文明社会的矫饰而提倡自由天性的发展。卢梭对爱弥儿的教育，注重的不是灌输科学知识，而是化育天然情感和道德良心。这种教育学思想在今天仍然极具启发性，与我们现在到处泛滥的应试教育、题海战术和形形色色的知识培训班不同，卢梭主张让孩子们回归自然，充分发展自己的自由天性。
在道德观上，卢梭也开创了与爱尔维修等人推崇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迥然而异的动机主义道德观。他认为，动机良心是比行为效果更加重要的道德标准。当他由于那些乖僻的行为（例如与瓦瑟的同居关系以及弃养孩子的做法）而受到人们的指责时，他始终坚持说明自己的善良动机；当他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流离漂泊时，唯一给予他信念和勇气的仍然是那内在的良心，以至于在自传体的《忏悔录》中，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内心纯洁进行辩护，甚至坚信，在末日审判的号角吹响之时，没有一个人敢在上帝面前说他比自己更好！
在文学艺术方面，卢梭也是独树一帜，开创了风靡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法国启蒙运动是一场弘扬理性的思想运动，以伏尔泰为精神领袖的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着理性的大旗，要求把一切东西都拉到理性的法庭面前来接受审判。这种推崇理性的时代精神在17、18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艺思潮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古典主义戏剧的基本精神特征就是用理性来压制情感、用崇高来贬抑欲望。
伏尔泰虽然对一切传统的东西都进行了批判，却对古典主义推崇备至；而卢梭则让长期受到信仰和理性压抑的情感喷薄而出，冲毁了古典主义的大堤，开启了浪漫主义的先河。在卢梭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绮丝》中，他让激越的爱情突破了矫饰的理性规范和等级藩篱，第一次让受到传统思想束缚的欧洲人意识到，真正使生命璀璨的不是刻板的理性，而是真挚的情感。这种新觉悟很快就由于社会动荡（法国大革命）的加速作用而演变为一场汹涌澎湃的文艺思潮，席卷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的整个欧洲，衍生出从夏多勃里昂、司汤达到雨果，从华兹华斯、拜伦到雪莱，从歌德、席勒到海涅等一大批浪漫主义大文豪，而他们的开山鼻祖就是让—雅克·卢梭！
这就是卢梭这位思想奇葩的历史意义，他几乎与当时社会的所有主流价值分庭抗礼，同时也开创了对后世西方文化影响至深的各种新思潮。卢梭无疑是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但是他却与大多数启蒙思想家格格不入，成为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怪杰。
“这只能怨伏尔泰！这也只能怨卢梭！”
与同时代的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卢梭也对法国的政治专制和宗教专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却是与众不同的。卢梭对政治专制的批判并没有使他像伏尔泰等人一样寄希望于开明的立宪君主，而是提出了更加激进的人民主权的共和理想。同样，卢梭对宗教专制的批判既没有使他接受伏尔泰式的自然神论，更没有走向狄德罗等人的无神论，而是转向了一种奠基于自然良心之上的道德宗教和情感宗教，对后来的康德、施莱尔马赫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卢梭从小生活在加尔文教的大本营日内瓦，接受了加尔文教信仰。后来他到华伦夫人的庄园生活，他也就随华伦夫人改信了天主教。到巴黎之后，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他开始批判天主教，又一度重新回归加尔文教信仰。再往后，卢梭与整个上流社会和知识精英相对立，他的宗教归属也变得模糊不清，不再参加任何教派的宗教活动，而只侧重于自己内在的宗教感受和良心。卢梭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是，宗教生活的根本在于内心的虔诚，宗教信仰的基础是良心而非知识。所以他主张超越各种宗教派别之间的差别和对立，提倡宗教宽容和彼此友爱，将上帝的信仰建立在内在的道德良心之上。一个人寻求上帝法度的地方，不是教会团体，也不是那些神学教义和繁文缛节，而是自己的心灵，“一颗真正的心就是上帝的真正殿堂”。上帝就在我们的心中，从这种意义上说，卢梭开启了西方近代道德神学和情感神学的先河，实现了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化转变，把上帝的立足之地从外在世界转向了人的内心。
事实上，从17世纪开始，英国自然神论首先把上帝高悬在自然之上，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又把上帝同化于自然之中，而法国无神论则把上帝彻底从自然中清除了，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法庭面前，上帝已经成为一个无处栖身的畸零儿。心灵敏感而富有浪漫情怀的卢梭却为这个贫无立锥之地的上帝开辟了一块新的安身乐土，这就是人的内心世界，即人的道德情感世界。这块新的处女地很快就被德国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在理论上扎牢了篱笆，从此以后，上帝不再属于受牛顿力学规律支配的自然界，人们不要再指望从外在的自然界中去发现上帝的身影，而应该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从道德良心和情感需要中去领受上帝的深邃启示和救赎恩典。这样一来，一个以宽容和美德为其主要标志的新宗教就被建立起来了。
这种确立在内心虔诚之上的新宗教使得卢梭一方面像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那样对专制暴戾的天主教会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又与“百科全书派”的无神论者分道扬镳，明确地宣称自己是信仰上帝的。卢梭把天主教斥责为一种野蛮残酷的迷信，正是它的专制统治和偏狭教义挑起了无数的仇恨和迫害，造成了人间的罪恶和苦难。以基督作为楷模的宗教原本是一个充满了谦卑宽容精神的宗教，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演变成为世界上最狂暴的专制主义宗教。但是另一方面，卢梭又认为无神论同样也是善良心灵的一副毒药，它使人心变得麻木不仁，窒息了一切崇高的情感和神圣的信念，使人们变得唯利是图、寡廉鲜耻。如果说宗教狂热煽动起血腥的杀戮，那么无神论则造成了心灵的冷漠，后者往往比前者更容易摧残人类的良知。正是这种观点致使卢梭最终与“百科全书派”的同伴们各自东西、形同水火。
最后我还要讲一讲卢梭与伏尔泰的关系，这两位伟大人物的渐行渐远乃至反目成仇，意味着法国启蒙运动本身的思想大分裂。尽管卢梭早年对伏尔泰崇敬有加，但是随着卢梭那些叛逆性的思想观点相继问世，他与代表启蒙理性的伏尔泰之间的思想裂痕也日益加深。从某种意义上说，伏尔泰代表着一种崇高典雅的文化风格，引领了启蒙时代的理性潮流；而卢梭则表现了一种颠覆性的反叛躁动，激发了内心深处的情感良心。伏尔泰推崇文明进步，卢梭向往自然淳朴；伏尔泰在养尊处优的处境中批判“卑鄙无耻的东西”，卢梭则在漂泊无定的困窘中呼唤着浪漫的理想。二者同为启蒙运动的时代产儿，但是思想、性情诸方面的差异注定了风流云散的结果，而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则成为这两位大思想家彻底决裂的导火索。
1755年11月1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发生了一场极其剧烈的大地震并引发了火灾和海啸，整个里斯本几乎被夷为平地，无数生灵死于这场飞来横祸。伏尔泰借题发挥，写了一首长诗《里斯本地震》，对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神正论（即认为上帝是正义的，我们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的“最好世界”）和英国大诗人蒲柏的“凡事皆为正义”思想进行冷嘲热讽。伏尔泰写道，当我们面对着那些被突如其来的灾祸夺去生命的无辜者，以及那些正在断壁残垣中苦苦挣扎的人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相信一位公正的上帝，相信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是一个正义的“最好世界”？而当卢梭读到这首长诗时，感到怒不可遏，他拍案而起，给伏尔泰写了一封绝交信。在信中，卢梭写道，拜读了大作，我感到非常恶心，因为你这位养尊处优的哲学家正在往受难者的伤口上撒盐。对于那些被灾祸夺去生命或者正在废墟中痛苦挣扎的受难者来说，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位能够给予他们以未来希望的上帝，这位救苦救难和来世酬报的上帝是他们心灵的最后慰藉，而你伏尔泰竟然要把他们的最后一点希望都剥夺掉，这种伤口撒盐的行为是多么令人恶心和愤慨啊！
这种关于宗教信仰的分歧恰恰表明了启蒙时代法国不同社会阶层的价值取向，崇尚理性的精英人士利用这场大地震来对上帝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质疑，而苦难大众却唯有期盼来世的福报来抵消此生的痛苦。希望对于生活优裕者来说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对于受苦受难者却是生命的最后寄托。可见卢梭是站在苦难大众的立场上来对抗精英阶层的，因此不久以后，当法国大革命的平民领袖罗伯斯庇尔建立最高主宰崇拜时就明确宣称：无神论是属于贵族的，而广大的受苦民众却需要一位伸张正义的上帝。
到了二者生命的最后一年（1778年），伏尔泰衣锦还乡，风光无限；卢梭却默默无闻地在巴黎郊区替人誊写乐谱度日，贫病交加。理性主义的伏尔泰是机智圆滑的，这个一生猛烈攻击天主教的启蒙者在临终之际还是请来了天主教的忏悔神父；浪漫主义的卢梭却是一意孤行的，这位始终心怀上帝的“叛教者”最后也是孤独地走向了上帝。当伏尔泰去世的消息传到卢梭耳边时，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欣喜之情，反而忧郁地说道：“我与他的存在是相互连在一起的，他如今已死，我也将不久于人世。”果然一个月以后，卢梭也溘然长逝。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伏尔泰和卢梭的灵柩被法国人民迎进了最神圣的巴黎先贤祠，大家赞扬伏尔泰教导人民“走向自由”，感激卢梭给人民带来了“人权和平等”。巴黎先贤祠是法兰西最伟大的文化英雄的安息之地，里面埋葬着维克多·雨果、左拉、大仲马、居里夫人等大名鼎鼎的大文豪和科学家。在先贤祠地下公墓入口处最引人注目的位置，伏尔泰和卢梭这两位伟大而格格不入的启蒙思想家相对而立，一尊充满睿智神情的伏尔泰雕像矗立在他的灵柩之前，似乎正在对一切“卑鄙无耻的东西”进行冷嘲热讽；而卢梭的灵柩前没有塑像，但是从木制的棺椁中伸出了一只举着火炬的手，似乎在冥冥中仍然高喊着人权和平等的口号……
如果说17世纪欧洲的时代精神（民主和科学）是由两个英国人洛克和牛顿来代表的，那么18世纪的时代精神（自由和平等）就是由两个法国人伏尔泰和卢梭（尽管他出身在日内瓦）来代表的，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的一系列社会革命和文化思潮都是由他们开启的。甚至连维克多·雨果在小说《悲惨世界》中描写的那个目不识丁的小流浪汉伽弗洛什，也是高唱着“这只能怨伏尔泰”“这也只能怨卢梭”的打油诗，在1832年激烈的巴黎巷战中为起义军捡子弹的。当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了这个小精灵似的孩子时，他一头栽倒在路边的水沟里，嘴里仍然唱道：
我是倒了下来，
这只能怨伏尔泰，
鼻子栽进了小溪，
这也只能怨……
“卢梭”还没有发出来，另一颗子弹就终止了他的生命，他就是这样高唱着“伏尔泰”和“卢梭”的名字而走向了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