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全书派”思想家
《百科全书》的编纂与理性法庭的确立
法国老一辈启蒙思想家除了伏尔泰，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这位出身豪门、博学多才的波尔多男爵虽然身居高位，却不断地通过著书立说来揭露法国专制制度的邪恶和上流社会的腐败，宣扬君主立宪和分权制衡的政治理想。
他在早年化名发表的《波斯人信札》中揭露了法国贵族、天主教士的荒淫无耻和傲慢无知，针砭了路易十四的暴戾专制。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中，他通过对罗马政体演变的历史考察，表达了对共和制度的赞美和对专制政体的厌恶。而在晚年发表的最重要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深入细致地探讨了法的精神及其原则，法律与国家制度、自然人文环境、贸易、宗教等的关系，特别是论及法与自由及政体的内在联系，明确表达了追求自由、实行法治的政治主张。
孟德斯鸠（1689—1755）
孟德斯鸠强调，所谓“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他依据法治原则把国家的政体形式分为专制、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三种：专制政体下无法可依，社会秩序只能靠暴力和恐惧来维持；共和政体法度严明，秩序井然，但是很容易被野心家篡夺权力而演变为专制；唯有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是最理想的政体形式，它建立在三权分立的法治基础之上。孟德斯鸠把洛克首倡的立法、行政、外交三权进一步完善为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理论，对三种权力的基本内涵和制衡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外，他还认为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体形式要取决于它的地理环境和其他自然人文背景。这些政治法权思想不仅构成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法理学根基。
相对于伏尔泰、孟德斯鸠等老一辈启蒙发轫者而言，法国新生代启蒙思想家通常被叫作“百科全书派”，因为他们都参与了狄德罗、达朗贝主编的一套非常重要的大型辞书《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百科全书》全称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分类辞典》，顾名思义，就是一套包罗万象的新知识体系。这套书的基本宗旨就是要以“理性”为标尺，把一切制度、习俗、观念、技艺都拉到理性的法庭上来接受衡量和批判，用科学的眼光重新审视各种知识，包括文学、哲学、艺术、政治、经济乃至机械工艺等各个领域。狄德罗等人在编纂此书的过程中大力弘扬自由、平等、民主思想，公然宣扬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等新潮观点，旗帜鲜明地批判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者。其中除了伏尔泰、孟德斯鸠这样的老一辈启蒙人士，更多的是思想激进的年轻才俊，如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卢梭、马布利、孔狄亚克等。在法国政教专制的巨大压力下，狄德罗等人锲而不舍地编纂了20余年时间（1751—1772），先后出版了28卷，后又在1776—1780年增加了补遗和索引7卷。《百科全书》的参与者们虽然背景、观点不尽相同，有些人后来甚至分道扬镳、反目成仇，但是在当时大家都高举理性精神的大旗，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蒙昧，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百科全书派”因此而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大本营。
由于“百科全书派”人数众多，观点各异，在这里我只能概括地论述其中最重要的几位人物的启蒙思想，这就是立场最鲜明、观点最激进的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霍尔巴赫（Paul Heinrich Dietrich d'Holbach，1723—1789）等人。下面我从几个方面来对他们的哲学思想进行综述。
唯物主义与无神论
如果说伏尔泰、孟德斯鸠以及卢梭等人的启蒙工作主要是从社会批判（政治、法学、历史等）入手的，那么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的启蒙思想则主要来自他们的自然观。狄德罗认为，自然界是一个独立的物质系统，运动是这个物质系统的固有属性，自然界的运行并不需要一个牛顿式的“第一推动”（上帝）来加以说明。他借鉴莱布尼茨关于单子的能动性和相互联系的思想，认为自然万物都是由最小的物质微粒——分子所构成，这些分子形态各异，它们都遵行其内在规则而运动，相互结合，从而形成了一个从矿物、植物、动物一直到人的井然有序的宇宙大系统。即使是人的感觉活动和思维活动，也是从最迟钝的物质本身所具有的某种微弱感受力中发展出来的。当一种“呆板的物质”浸润到另一种“呆板的物质”时，加上适度的“温度和运动”，就会产生出“感受性、生命、记忆、意识、欲望、思想”，就像一滴精液与鸡蛋的胚胎相结合就会孵出小鸡一样。
德尼·狄德罗（1713—1784）
（图片来源：Louis-Michel van Loo，1767）
狄德罗强调，自然系统中的所有事物都处于相互联系和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在这个物质的大系统之中，没有上帝的立锥之地；在这个大系统之外，也同样不需要上帝作为“第一推动”。如果说英国自然神论把上帝高悬于自然之上，用上帝的权威来保证自然界的运行，而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把上帝内化于自然之中，“神即自然”，那么狄德罗的上述观点就把上帝同时从自然之中和自然之外清除掉了，从而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无神论的哲学结论。
与出身平民的狄德罗一样，有贵族身份的霍尔巴赫也把自然界看作一个物质的大系统。他在代表作《自然的体系》中开宗明义地给“自然”下了一个定义：“自然，从它最广泛的意义来讲，就是由不同的物质、不同的配合以及我们在宇宙中所看到的不同的运动的综合而产生的一个大的整体。”这个自然体系是由以广延性和运动性为其本质属性的物质所构成，处于普遍的因果链条之中，从最简单的物质形态，到人的肉体和精神，再到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都必须从物质运动的角度来加以说明。思维活动不过是物质（大脑）的分子运动，社会现象也可以还原为物质运动的因果关系，一切事物都受到自然必然性的严格制约。
另一位较早去世的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1709—1751）也从笛卡尔的“动物是机器”的观点中进一步推出“人是机器”的结论，不仅人的肉体如同机器一样，肌肉如同弹簧，肺如同鼓风机，心脏如同水泵，大脑如同发动机或控制室，而且大脑产生思想就如同胆囊分泌胆汁一样，都不过是机械的运动过程和结果罢了。
这种唯物主义观点虽然充满了机械性的特点，但是却把上帝从自然界中彻底驱逐出去了。我们今天在大学课堂中所学习的唯物主义哲学原理，虽然已经克服了18世纪唯物主义的机械性，但是其基本观点——世界是物质的，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运动是有规律的，等等——仍然来源于此。
“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家们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无神论，相比起伏尔泰等自然神论者，年轻的无神论者们对基督教的批判更加猛烈无情。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都对传统宗教尤其是天主教进行了揭露和抨击。特别是霍尔巴赫男爵，这位被同伴们戏称为“上帝的私敌”的激进思想家，更是对基督教进行了全方位的清算。他把对教会体制的攻击发展为对基督教思想根源的批判，把对耶稣的嘲讽发展为对上帝本身的诛伐。
在霍尔巴赫看来，一切宗教都是迷信的结果，而迷信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对于自然力量的无知和恐惧。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袖珍神学”。在这本充满了机智和调侃口吻的书中，他对基督教的教义礼仪、神学思想、历史事件、神职人员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辛辣刻薄的讽刺，极尽嬉笑怒骂、挖苦贬损之能事。他把上帝解释为“僧侣的同义语、神学事务的经理、僧侣的老管家”，把天国形容为“僧侣的停尸室”，把赎罪券嘲讽为“教皇和主教为了某种奖赏而发的作恶许可证”，把十字军东征说成是罗马教会组织的一场祸水东引运动，目的是让欧洲的坏蛋们在“上天的宽恕下”肆无忌惮地“到异邦去犯新的罪行”。在《揭穿了的基督教》一书中，霍尔巴赫淋漓尽致地发泄了他对上帝的仇恨和对基督教的厌恶，他把基督教信仰的上帝称为“一个独夫，一个民贼，一个什么都能干得出的暴君”，基督的信徒们把这位上帝奉为完美的道德典范，却在他的名义下干着各种骇人听闻的罪恶勾当；“他借口给人们带来和平，其实只是给他们带来狂暴、仇恨、不和与战争”。
总而言之，在激进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看来，基督教整个就是一场大骗局，就是愚昧加欺骗的产物。伏尔泰曾把上帝的出现说成是“第一个傻子遇到的第一个骗子”，另一位老一辈启蒙思想家梅叶神父认为，一切宗教最初是被狡诈的阴谋家虚构出来，继而被江湖骗子予以渲染，然后被无知的民众加以信仰，最后被国王和权贵加以维护。霍尔巴赫则声称，宗教原来是野蛮人的无知和想象的结果，但是现在仍然支配着最文明的民族。因此必须通过教育，用科学的知识来驱除蒙昧，用理性的光芒来照亮蔽塞的心灵，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类社会的福祉和道德境界。而这也正是启蒙的意义所在。
狄德罗、霍尔巴赫等“百科全书派”思想家在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开创了“公开的、战斗的无神论”，对基督教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一时间无神论成为喜欢标新立异的法国知识精英和上流沙龙中的一股时髦思潮。正是由于这些激进的启蒙思想家们首先把天上的上帝赶下了神殿，不久以后的法国人民才能够理直气壮地把人间的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
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宗教批判以其机智果敢和犀利无情而著称，然而它却如同法国的其他时髦思潮一样缺乏深刻性。无论是伏尔泰、梅叶，还是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的思想新潮、文笔尖刻，其宗教批判在当时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但是诚如后来黑格尔所深刻指出的，把人们千百年来虔诚信仰的宗教仅仅说成是一种欺骗的结果，这种观点恰恰表明了批判者理性水平的浅薄。所以法国启蒙运动的宗教批判并没有成为基督教的最终墓茔，而只是作为一个思想中介促成了传统基督教信仰的现代转型。
功利主义道德观和教育万能论
“百科全书派”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倡导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在这方面，爱尔维修与稍晚的英国哲学家边沁一样，成为近代功利主义道德观的重要代表。出身于富裕市民阶层的爱尔维修既反对传统基督教宣扬的禁欲主义，也反对封建贵族阶层建立在巧取豪夺基础上的纵欲主义，而主张一种合理的利己主义或功利主义道德观。从洛克的感觉主义认识论出发，爱尔维修认为，人的一切精神活动和实践行为都是建立在肉体感受性之上的，肉体感受性是人的一切需要、情感、意志、认知和行动的根本原因，而趋利避害、趋乐避苦则是肉体感受性的基本原则。追求利益和享受快乐是人之本性，基督教以耶稣为楷模而宣扬的那一套自我牺牲的道德观是与人性相悖逆的。每个人在本性上都是利己的、自私的或者自爱的，“利益”是推动个人活动乃至整个社会运动的主要动力。诚如自然界遵循运动规律一样，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遵守利益原则。因此，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利益构成了判断道德的标准，“个人利益支配着个人的判断，公共利益支配着各个国家的判断”。任何人都是爱自己胜过爱别人，利己优先于利他，教会人士和统治阶层奉劝人们放弃物质利益、扑灭欲望，只是为了把财富和权力据为己有。既然追求利益是人之本性，它就是正当的、合理的，一切剥夺个人利益、阻止人们追求现世幸福的说教与行为，无论是打着信仰的幌子，还是依仗专制的权力，都是违反人性的。
这种利己主义或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是适应于科学进步所导致的乐观主义时代精神的。在18世纪，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已经使得人们摆脱了基督教信仰所营造的苦难氛围，对现世功利和福祉充满了信心。人们再也没有必要老是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负罪感，向往一个虚无缥缈的天国理想，而应该理直气壮地去建功立业、获取财富、追求幸福、享受快乐。当然，法国启蒙思想家们也对功利主义进行了必要的限制。爱尔维修认为，追求个人利益应当以不损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前提，无限膨胀的巨富和奢侈并不能增加个人的幸福，反而会造成社会的不平等。只有实现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共同幸福的美德。霍尔巴赫也主张在利己与利他之间保持平衡，在人际关系的社会中，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都应该兼顾他人的利益，要想得到别人的帮助就要去帮助别人，利他是为了更好地利己。所以，一个真正的功利主义者是不会去做损害他人利益的坏事的，损人利己恰恰说明了当事者的愚蠢无知。
那么，如何才能在这个充满了弱肉强食现象的不平等社会中实现共同幸福的功利主义理想呢？“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家们认为，只有通过教育。爱尔维修提出了“教育万能”的口号，这个“教育”是广义的，除了学校教育之外还包括制定法律和颁布政策。爱尔维修从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人的一切才智、道德和性格，都是被后天的环境和教育所决定的。这个环境主要是指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而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制定法律和启迪理性来改善社会和促进美德。爱尔维修主张通过“理性立法”和“道德宗教”来教育民众，霍尔巴赫则主张通过“开明君主”的政治改革来建立公序良俗的理想社会，他们都陷入了“环境造人”与“人造环境”的理论悖论中。一方面，芸芸众生都是环境的产物；另一方面，某些“天才”（知识精英或“开明君主”）可以通过理性启蒙和法制建设来创造和改变环境。但是，这些天才的教育者或启蒙者又是何种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呢？由此可见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浓郁的精英主义色彩，启蒙运动成为一场先知觉后知、精英启群氓的理性“救赎”活动：那些“天才”、先知、精英运用他们的理性来驱除大众的蒙昧，使他们的心灵得见光明（“enlightenment”一词的本义就是“得见光明”）。
然而，这些启蒙者所运用的理性本身却是没有经过批判的，一个未经自我批判的理性是没有资格去批判其他东西的。所以，当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把理性推向了法庭审判者的至高地位，使它成为启蒙时代的新上帝时，理性本身的权威性就开始遭到了质疑。这种对理性本身的质疑或批判是从法国启蒙阵营中的一位思想怪杰卢梭开始的，很快就影响了思辨深邃、富于批判精神的德国哲学家，尤其是康德的理性批判工作，从而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完成了理性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