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小结

我们在前面讲了康德的认识论和道德哲学，康德哲学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美学、宗教学、历史哲学、法哲学等，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一一涉猎。由于康德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19世纪德国的一些伟大思想家都是沿着康德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康德哲学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构成了近代哲学与现代哲学之间的重要枢纽。当他开始自己的哲学批判时，他面对着两个相互对立的学派，一个是唯理论，一个是经验论，这二者各自发展到独断论和怀疑论的极端。康德应运而生，他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调和二者。他的调和一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他确确实实看出了独断论和怀疑论各自的弊病，而且试图寻找一种超越、克服这些弊病的途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有自己的问题和弱点，康德也不例外。

所以，当我们讲完了康德哲学以后，再回过头从总体上考察康德哲学，我们发现，康德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超越这两种哲学。

就怀疑论来说，康德哲学最后给我们的结论是自在之物不可知，所以仍然未能真正地超越怀疑论。康德只是把知识限制在现象世界中，而在现象世界之外，自在之物或本体世界对于康德来说仍然是不可知的。因此从根本上说，康德仍然没有摆脱怀疑论或不可知论的藩篱。

在独断论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康德认识论是从两个独断的起点开始的，这就是先验自我和超验的自在之物，整个康德认识论正是以这两者为基础而构建出来的一个知识论系统。但是我们却不禁要追问：这两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在认识发生之前就预先设定了先验的自我和超验的自在之物？对此康德从来不做解释，这就恰恰表明康德也是一个独断论者。他像唯心主义者一样独断了自我（尽管他强调这自我只是一个逻辑的主体，而非实在的主体），也像唯物主义者一样独断了自在之物。后来的哲学家，比如费希特，他对康德的批判首先就是指向了康德这两个预设中的一个，指向了自在之物。费希特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赞同康德的先验自我，但是却不接受康德的自在之物。相反，后来的唯物主义者在批判康德时恰恰接受了康德对自在之物的预设，但是却反对康德的先验自我。可见，康德的这两个预设——先验的自我和超验的自在之物，后来分别遭到了不同人的反对。这也恰恰说明他并没有能够真正地摆脱独断论的窠臼。

因此，虽然康德力图超越怀疑论和独断论，但是他最后却陷入了更加深刻的怀疑论和独断论之中。

另外，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端，康德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一系列根本性和方向性的问题。事实上，康德提出的问题比他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当然，能够提出问题也是很了不起的，有时候提出问题甚至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特别是在哲学领域，情况更是如此。从这一点来说，康德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问题，而不在于解决问题。

正因为如此，一直到今天，康德仍然是各派哲学共同回溯的一个出发点。为什么呢？因为从康德提出的问题中可以引出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我在第一讲中就已经讲过，哲学问题是没有终极性答案的。康德提出了许多开放性的问题，从而使得20世纪的很多哲学流派都要回到康德那里去。为什么在现代哲学中很少有人会提出回到黑格尔去呢？原因很简单，因为黑格尔的主要任务不是提出问题，而是解决康德提出的那些问题，当然是以一种黑格尔式的独断方式来解决。沿着黑格尔式的解决方案往前走，没有人能够超过他，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回到黑格尔去。这就是在现代哲学中康德一直吃香而黑格尔却像死狗一样被人抛弃的重要原因。康德提出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首先，康德明确地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康德的知识论就是要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以说明主体与客体、自我与自在之物是如何通过一种相互作用而统一起来，如何使科学知识成为可能的。但是，康德虽然提出了问题，却未能解决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康德哲学最后的结论是：思维与存在是截然对立的。在康德那里，现象不是沟通思维与存在的桥梁，而是隔绝思维与存在的鸿沟。我们的认识只能到现象为止，现象背后的自在之物始终处于认识的彼岸。这就是康德认识论的最终结论。

其次，康德不仅在思维与存在之间造成了隔绝，而且在理论与实践、知识与道德之间造成了分裂。在认识论领域，康德讨论了理论理性是如何通过给自然立法来形成科学知识的；在道德哲学中，他又讲了实践理性是如何通过给人自身立法以实现意志自律的，并且最后还从至善理想中引出了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但是在康德那里，这两个部分是完全脱节的，理论与实践、知识与道德是互不相干的。理论并不能指导实践，一个人对客观世界的知识水平与他的道德实践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在这一点上，康德比较类似于卢梭而不同于苏格拉底。大家知道，苏格拉底有一个基本命题：知识即美德。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知识越丰富，他的道德行为也就越高尚。当然，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是关于善的知识，而不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但是苏格拉底的观点后来却被斯宾诺莎进一步发挥了，斯宾诺莎认为，自由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人对自然必然性认识得越深刻，在实践方面就越自由。可见，苏格拉底—斯宾诺莎这一条线是把理论与实践、知识与道德看作一种正比关系的。但是在西方思想史上还有一种相反的观点，那就是中世纪基督教的观点，以及近代卢梭、康德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知识与道德是没有关系的，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知识是知识，道德是道德，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卢梭的观点甚至更偏激，他认为一个人的知识越多，他的道德状况就可能越堕落，知识与道德成反比。康德虽然没有像卢梭那样剑走偏锋，但是在他那里，理论与实践也是相互分裂的，知识的量与道德的质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意志自律是自由的事情，与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试图通过判断力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但是他的努力并不是很成功，并没有能够真正弥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裂缝。

因此，康德哲学不仅造成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而且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分裂。除此之外，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上，康德哲学最后的结论也是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划界，这种划界的做法并没有真正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虽然它对后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解决知识论问题时，他把一切超出经验之外的东西、非理性的东西、虚无缥缈的东西，比如灵魂、上帝等，都从知识论里驱逐出去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根本就不讨论信仰的问题，这时的康德俨然是一个充分被理性武装起来的科学家。但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又出于实践理性的需要而引出了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在道德世界里为上帝留下了立足之地。这样一来，在科学理性和宗教信仰之间就划了一条井水不犯河水的界限。科学理性解决自然界的问题，宗教信仰则关涉到道德实践的问题。一个处理外在世界，另一个针对内在世界，二者是互相不搭界的。由此可见，康德哲学给人们留下了一系列的分裂，而后世的哲学家们都试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弥合这些分裂。

当然，除了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理性与信仰的分裂之外，在康德那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矛盾”的问题。在康德之前，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尤其是唯理论哲学家，都力图在思想中避免矛盾。在他们看来，矛盾无疑是一个坏东西，如果在思想中出现了矛盾，那就说明思想本身有问题。所以唯理论哲学家在进行推理时，都严格地遵循同一律、矛盾律（或不矛盾律）和排中律，坚持杜绝思想过程中的矛盾。但是康德却告诉我们，当我们的认识经过感性和知性，进一步提升到理性的时候，矛盾就会产生，其典型形式就表现为四个“二律背反”。这四个“二律背反”无非告诉我们，理性在自然倾向的引导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我分裂。在“二律背反”中，正题和反题都可以言之成理，但是二者却是针锋相对的。两个相互对立的思想怎么可能都正确呢？这岂不是违反了矛盾律（“两个相互矛盾的思想不可同真，必有一假”）吗？

这看似荒唐的地方，恰恰是康德的功绩所在。康德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发现矛盾乃是理性的本质属性，只要理性企图去认识那个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就必然会导致矛盾。但是他的局限之处却在于，他仍然像过去的哲学家一样，把这种必然出现的矛盾看作一种不好的东西，看作“理性的谬误”，是理性硬要去认识那个不可认识的东西（自在之物）而陷入的困境。他只看到了矛盾是思维的本质属性，却没有看到矛盾同时也是存在的本质属性。康德仅仅把矛盾局限在主观世界，不让矛盾去“染污”客观世界。正因为康德否认了客观世界本身的矛盾，把矛盾仅仅归于理性或思维，所以他仍然把矛盾看作一种谬误，一种思想的谬误。尽管他看到了矛盾产生的必然性，却没有看到矛盾产生的客观根据。所以，康德在矛盾问题上的功绩与缺憾是联系在一起的，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他提出了问题，但是却没有解决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看来就只能留给后来的哲学家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