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埃及：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
“阿拉伯之春”，大家应该都知道。2011年初，突尼斯小贩布阿齐齐的死像一根火柴，点燃了一场席卷整个阿拉伯地区的革命，这场革命被称为“阿拉伯之春”。在这场风暴中，阿拉伯地区的威权政府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先是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倒台，然后是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然后是利比亚的卡扎菲，然后是也门危机、叙利亚危机，等等，连沙特阿拉伯这种常年昏昏欲睡的国家，街头也一度涌现出很多抗议民众。
一开始，无数人感到欢欣鼓舞。毕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了全球，却迟迟没有触及阿拉伯地区，以至比较政治学界存在着一种“阿拉伯地区例外论”——注意，是“阿拉伯地区例外论”，不是“伊斯兰地区例外论”。为什么呢？因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不仅仅是阿拉伯地区，还有印尼、印度的相当一部分人口、土耳其、南欧部分地区、中亚各国等，而这些国家中有一些也进入了民主化浪潮。“阿拉伯地区例外论”认为，由于阿拉伯地区的石油经济，它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加上对伊斯兰教的保守主义诠释等因素，阿拉伯地区走向民主的可能性不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伊斯兰文明的其他地区。
但是，“阿拉伯之春”猝不及防地出现了，一个个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威权政体居然倒塌了。穆巴拉克在位已经30年，本·阿里在位25年，卡扎菲在位42年，但是，一个小贩之死就唤醒了民众，人们发现，原来这些铁腕强人不过是“纸老虎”，大多不堪一击、在抗议声中丢盔弃甲。所以，一些人认为，原来阿拉伯地区也并不是什么例外，只不过解冻得比较晚而已。
威权倒台≠民主转型
显然，今天回头看，这种看法过于乐观。虽然第三波民主化在所有地区都充满了挑战，但是像阿拉伯地区这样几乎可以说是全军覆没的，却是绝无仅有。为什么说“几乎全军覆没”？我们看一看阿拉伯各国的政治现状即知：在埃及，短暂的民主实验之后很快发生政变，新的军人政体甚至比穆巴拉克时代更加高压；在利比亚，卡扎菲倒台后，出现了多个政府，陷入内战；在也门，陷入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内战，成为伊朗和沙特两个地区性大国的代理战场；在叙利亚，根本没有来得及转型，就陷入一团乱麻的内战……唯一的例外是突尼斯，在最初几年的挣扎之后，它的民主政体终于站稳了脚跟，但它的治理绩效也乏善可陈。所以，纵观整个阿拉伯地区，短短十年，“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阿拉伯之冬”。
看来，正如人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出现没有心理准备，它流星般的坠落同样令人错愕。为什么会错愕？或许是因为，在当代世界，人们倾向于直接把威权倒台等同于民主转型，把民众反叛等同于民主革命。这是一个常见的认知陷阱。当我们看到一个专制政府被推翻，我们往往直接假定之后会是民主崛起。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威权政府的倒台更普遍和常见的后果是另一个威权体制的建立，甚至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战乱的出现，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专制倒台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民主政体。
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当然是这样，现代社会也常常如此。清王朝垮台之后，建立的不是民主政体，而是出现了军阀混战；伊朗1979年革命，巴列维王朝倒台后，出现的也不是自由式民主，而是神权政治；1989年苏联撤出阿富汗，最后迎来的更不是自由式民主，而是塔利班政权……从这个角度来看，“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并不是什么意外，它只是又重复了一遍常见的历史而已。娜拉出走之后，未必就获得了解放，很有可能她只是进入了一个更不幸的婚姻而已。
埃及短暂的转型实验
问题是：何以如此？既然威权政府已经被推翻，为什么民主转型会如此之难？原因当然很多，各国的转型困境也未必相同。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个常见困境，我把它叫作“裂痕动员”。关于这个困境，最恰当的例子可能就是埃及。
讨论埃及转型，我想从一个人的死说起。2019年的6月，有一条关于埃及的新闻，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但是我读到后心里一沉。这条新闻是埃及前总统穆尔西的死讯。据报道，已被关押6年的穆尔西在庭审过程中突然倒地，经抢救无效去世，终年67岁。报道还说，穆尔西有糖尿病、高血压，但是政府对他的关押方式极不人道，很大程度上穆尔西是被虐待而死。
为什么读到这个消息，我会心里一沉？因为穆尔西的死，可以说象征着一个时代结束了。在许多方面，穆尔西都是“阿拉伯之春”的象征，他象征着“阿拉伯之春”昙花一现时的光芒，也象征着它速朽后的凋零。如果他还活着，不管政府怎么关押审判他，剧情或许还有反转的机会，但是，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政治篇章真的被画上了句号。埃及的下一次转型机会，如果有的话，也将是遥不可期。
为什么说穆尔西是“阿拉伯之春”的象征？因为他是“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整个阿拉伯地区第一个民选产生的总统。加上埃及这个国家的分量，它在整个阿拉伯地区的重大战略地位，所以穆尔西的象征意义非常重大。然而，他2012年夏天当选，仅仅在位一年，对他来说也是漫长而痛苦的一年，2013年就被推翻了。
谁推翻了穆尔西政府？表面上看，是军方。2013年7月3日，埃及军方首领塞西下令逮捕穆尔西。当这个举动激起了穆尔西支持者声势浩大的抗议之后，暴力镇压开始了。镇压的高峰期，一天之内就射杀了800多人，之后，军政府更是发起了大规模抓捕，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几乎所有的活动家都被捕入狱，有些甚至直接被判死刑。然后，2014年，通过一场举世公认的伪选举，塞西以96%的高票当选总统。
但是，军方政变只是表象。事实上，在推翻穆尔西的过程中，军方几乎是最后上场的。在军方出动之前，街头针对穆尔西的抗议已经持续数月，到2013年6月份，也就是穆尔西下台前，据报道，整个埃及的抗议人数高达1400万，是埃及历史上最大的抗议，比两年前赶跑穆巴拉克的声势还要浩大。
所以，某种意义上，不是军方主动出来推翻穆尔西，而是军方在抗议民众的邀请下出面推翻穆尔西。到他们出来收拾残局时，简直可以说受到民众的夹道欢迎。当时很多人高喊的口号就是：“军队人民手牵手！”“军队人民在一起！”政变的消息传出来后，很多公众人物对军队表示感谢，无数人自发地把社交媒体头像换成塞西。所以，2013年的夏天，是军队和民众合谋、而不是军方一意孤行地推翻了穆尔西。
大家可能会奇怪，等等，为什么民众要和军队合谋推翻穆尔西？不是他们自己一年前刚用选票把穆尔西给选上台去的吗？答案很简单：此民众非彼民众。选举穆尔西上台的那批民众和推翻穆尔西政府的那批民众，不是同一批人，而最戏剧化的是，他们在人数上，几乎旗鼓相当。这一点从选举结果就可以看出来，在2012年总统选举的最后一轮投票中，穆尔西的票数是51.7%，而其对手的票数是48.7%。两个数字的接近程度，正说明埃及社会的巨大裂痕。
民主转型的常见困境：裂痕动员
现在，我们终于抵达了这一讲的核心概念——裂痕动员。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民主必然意味着政治动员，因为每个政党都需要“发动群众”才能吸引选票，对不对？但是，当“发动群众”发生在一个社会裂痕清晰而深刻的社会，政治动员就可能意味着社会裂痕的扩大甚至撕裂。
我们经常使用一个概念，叫作“人民”。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似乎假定了所有的民众构成一个整体，似乎只要推翻了独裁者，民众就会手牵着手建设民主。遗憾的是，民众从来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多元的，甚至是两极化的。在政治动员的过程中，这种多元性可能反而会变得清晰，甚至可能强化，而当社会撕裂到达一个水火不容的程度，民主就走向崩溃。这正是2013年埃及所发生的事情。
在不同的国家，社会裂痕的分界线有所不同，有的是所谓左右之争，有的是民族之争，有的是地区之争。在埃及，这个裂痕沿着宗教的政治角色展开。
我们知道，埃及是个穆斯林国家，90%的人口都是穆斯林，所以矛盾的焦点并不是是否应该信奉伊斯兰教本身，而是伊斯兰教在政治当中的位置。根据人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埃及社会大体可以分为“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顾名思义，“政治伊斯兰派”强调政治与宗教的结合，更加保守，而“政治世俗派”更强调政教分离，更加世俗化。
在现代埃及，正如在许多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一直存在着“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的斗争。不过，几十年来，“政治伊斯兰派”一直处于下风，因为政权一直被军方的强硬世俗派把持，从纳赛尔到萨达特再到穆巴拉克时代一直如此。一个标志就是穆兄会，一个相对保守的穆斯林组织，长期处于“半地下”状态。在埃及现代史上，它几度试图登上政坛，每次都被军方打回去，只能在非政治的领域——比如教育、社区服务等领域展开活动。
但是，2011年革命之后，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这股长期被压制的政治力量被释放出来了。2012年埃及展开选举时，其他政治力量根本来不及组织起来，只有穆兄会是一个现成的全国性组织，一夜之间，它就完成了政治化过程，成立了自己的政党，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也就是穆尔西。于是，通过选举，穆兄会的力量一口气成了议会多数、制宪会议多数，最后拿下了总统选举。
对于“政治伊斯兰派”来说，被压抑了几十年之后，他们终于从地下走到地上，扬眉吐气了。但是，在裂痕的另一边，“政治世俗派”却觉得，是他们的广场斗争推翻了穆巴拉克的独裁，现在，革命成果居然被穆兄会给窃取了，宗教势力成了“上山摘桃子”的人。于是，有了2012年到2013年长达一年的政治对峙。无论是街头，还是议会，“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的对抗愈演愈烈。
从穆尔西的角度来说，他通过公正自由的选举上台，当然有权决定国家前进的方向，于是他在政府部门安插了很多穆兄会的成员，推动制定新宪法，在遇到巨大阻力时，宣布制宪会议不受宪法法院裁决影响。从“政治世俗派”的角度来说，他们担心埃及的世俗政治传统被推翻，担心埃及会像伊朗、沙特那样政教合一化，因此，对于穆尔西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从这个有色眼镜出发去诠释。哪怕穆尔西在很多方面其实已经做出了妥协，他们也不依不饶，开始是推动军队、解散下议院，后来是退出制宪会议，最后是坚持要刚上台不到一年的穆尔西下台。某种意义上，穆尔西做了什么已经不重要，“当选”就是他的原罪，他只有下台才能“谢罪”。
在这个对峙过程中，军方是那个打破平衡的力量。不过，埃及军队从来不是一个中立的力量，它显然是“拉偏架”的，因为长期以来，军队是埃及政治世俗化的中流砥柱。2011年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政府，但是并没有推翻他手下的军队，所以有人说，革命只是吹走了埃及政治的表层纹理，从来没有动摇过所谓的“deepstate”（就是所谓的“深层国家”），而这个deepstate的代表就是军方。起初，军方“拉偏架”还比较含蓄，比如通过法院去解散穆兄会掌控的议院，但是，当街头对抗愈演愈烈，它就有了发动政变的最好借口。于是，就有了2013年7月的政变。
因此，纵观埃及短暂的民主历程，我们发现，所谓军民对抗的背后，是社会本身的裂痕。我们常常听说一句话，当鸡蛋和高墙对峙的时候，要站在鸡蛋的一方，因为鸡蛋是弱者，对不对？但问题是，在很多民主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对峙不是鸡蛋和高墙的对峙，而是鸡蛋和鸡蛋的对峙。一半鸡蛋要左转，另一半鸡蛋要右转；一半鸡蛋要民族主义，另一半鸡蛋要普世主义。在埃及的背景下，一半鸡蛋要政治伊斯兰化，另一半鸡蛋要政治世俗化。这种多元社会结构下的“诸善之争”，才是自由社会最大的困境。
裂痕动员造成的转型困境，显然不是埃及独有。在整个中东，土耳其、伊朗、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情形和埃及相似，而在也门、伊拉克这样的地方，战线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展开。如果放眼全世界，五花八门的裂痕动员就更多了，什么黄衫军和红衫军的对立、亲俄派和亲欧派的对立、蓝营和绿营的对立、黑衣人和白衣人的对立……冲突太多，我感觉颜色都快不够用了。哪怕在欧美，我们都知道，也存在所谓留欧派和退欧派的对立、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对立、反移民和支持移民的对立，等等等等。
民主政体自我颠覆的潜质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政治动员容易暴露甚至深化裂痕，靠政府保持社会团结，把整个社会拧成一股绳子，问题不就解决了？这是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呢？在很多情形下也未必。比如，纳粹德国一度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但是，我们会把它当作理想的政治模式吗？多半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珍视社会团结，但我们也珍视自由，而自由必然包含着多元性，正如麦迪逊（JamesMadison）所说，“自由之于派系，如同空气于火……只要人们可以自由地运用理智，就会形成不同意见。”并不存在作为整体的人民，只有形形色色的群体。
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有房子的人希望房价涨，没房子的人希望房价跌，那有房子的人和没房子的人，谁不是人民？农民希望粮价上涨，城里人希望粮价下跌，那农民和城里人，谁不是人民？环保人士希望关闭化工厂，化工厂工人希望继续开工；有人相信上帝，有人相信安拉；有人热爱中医，有人鄙视中医……所有这些对立阵营里，谁不是人民？所以，只要一个社会存在着阶层之分、存在着观念之分，就不可能存在着万众一心的“人民”。一个社会的自然状态一定是多元的、矛盾的、吵闹的。如果你觉得“万众一心”是好事，一定是因为你不是那第10,001个声音。
现在，问题来了。一方面，自由的社会一定是多元的、有裂痕的；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政治动员，而政治动员可能暴露社会裂痕。这两个现象结合起来，是否意味着民主制度天然具有自我倾覆的危险性？不幸的是，确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民主常常非常脆弱。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灭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极左和极右的社会裂痕；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灭亡，同样是因为左右之争；土耳其历史上的数次民主崩溃，都是因为“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之间的斗争。埃及的民主崩溃，则是类似悲剧的又一次重演。我们观察历史，不得不承认，民主制度是脆弱的，而且它常常是亡于内爆，也就是被社会内部的撕裂倾覆。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民主必然摧毁它自身？当然也未必。至少就过去100多年而言，我们的确看到，相当一批民主国家走向了政体稳固，并且，总体而言，民主的国家经济也相对发达。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民主政体会被“裂痕动员”颠覆，而另一些时候能够突破“裂痕动员”的诅咒？这个问题，下一次课我们继续探讨。在这一次课，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对于民主转型，推翻威权政府只是民主革命的上半场，克服社会撕裂则是民主转型的下半场。对于很多国家，下半场比上半场还要艰难。这或许是因为，推翻威权政府只需要推翻一个统治集团，而克服社会撕裂则需要所有阵营同时保持克制。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只有起点但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每一代人接过接力棒时，都需要以其勇气但尤其是以其宽容，重新证明自己能够承受自由的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