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文明的冲突：一个过时的预言？（2）
上次课，我谈到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合理之处。第一，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政治文化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第二，不同的政治文化在相互遭遇时可能会发生冲突，而全球化的加速可能会使冲突也加速。但是，最后我也说到，尽管我认可这两个判断，但对亨廷顿所描述的“东西文化对决”，还是不认同。为什么？为什么亨廷顿的判断未必是一个必然趋势呢？
在这里，我先说出我的结论，然后再试图分析为什么。在我看来，冷战后，文化冲突的确越来越成为全球性政治冲突的一条主线，但是，对冲突的阵营，亨廷顿却产生了误判。冲突的双方未必是以“历史文明圈”为基础的西方与东方，而更可能是各个文明圈、各国内部的“现代派”与“传统派”。也就是说，这场文化冲突越来越表现为各文明圈、各国内部的“文化内战”，而不是不同文明圈之间的斗争。这当然不是说各大“历史文明圈”之间没有重大的政治文化差异，而是说在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历史文明圈”并非文化冲突的主要组织者。
好，我把我的结论已经说出来了，现在，我来解释为什么。
理论上，文化战争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文明圈之间，也就是同一个历史文明圈的国家联合起来，与其他文明圈展开斗争，比如，伊斯兰国家联合起来，或者儒教文明圈联合起来，对付基督教文明圈。这也是亨廷顿的论证方向。第二，国家之间，尤其是文明圈内部的核心大国，“代表着”各自的文明圈展开斗争，比如中国作为儒家文明的代表，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或者伊朗作为伊斯兰文明的代表，彼此为价值差异展开斗争。第三个层面则是国家内部，也就是每个社会内部出现激烈的文化冲突，现代派和传统派之间、进步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展开斗争。现在，我想依次分析这三个层面“文化斗争”的现状和趋势。
文明圈内部：离心力在增强
显然，在亨廷顿的书中，他的观点主要集中在第一个层面。在他看来，未来的冲突是以“文明圈”为阵营展开的。国家不再是斗争的主角，文明才是。
文明是什么？文明是超越了国界的文化共同体。美国和加拿大有矛盾，英国和法国有历史恩怨，但是，面对中国时，它们就是共同的文明圈。中国和韩国是两个国家，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也有不同制度，但是面对西方，它们同属儒家文明圈。伊朗和伊拉克打过仗，土耳其和埃及有各种纠纷，但是面对西方，它们同属伊斯兰文明。总之，兄弟可能打架，但是碰到外人时，他们还是会团结起来并肩作战。事实上，亨廷顿甚至认为，不但同一个文明圈内部会团结起来，儒家文明圈和伊斯兰文明圈也会策略性地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基督教文明圈。
乍一看，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也有现实的痕迹。比如，最近中美矛盾加剧，许多西方国家，虽然自己也和美国存在着种种矛盾，但是在中美之间，大多还是选择了美国这个“带头大哥”。加拿大，配合美国逮捕华为的孟晚舟；澳大利亚，要求WHO调查中国的新冠来源；英国，加入美国封杀华为；等等。另一方面，中国也似乎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与诸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更加紧密的纽带，让很多穆斯林国家乃至非洲国家产生了认同感。这似乎印证了亨廷顿说的“东西对垒”格局。
然而，这个判断经不起仔细推敲。观察过去25年左右的国际关系会发现，各个文明圈内部，都是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在增强。
西方曾经作为一个整体走出冷战，但是今天，英国退欧，象征着欧盟的松动。难民危机，造成东西欧之间的巨大裂痕。俄罗斯，作为亨廷顿笔下的“摇摆文明”，与西方渐行渐远。甚至西方内部最重要的同盟，美国和欧盟之间，在特朗普在任期间，在无数问题上也出现了裂痕：伊朗核协议问题、巴黎协定问题、北约军费问题、贸易关系问题等，连加拿大和美国，都打起了贸易战。要知道，特朗普翻脸不认人起来，可是不分东西南北的，他是在360度无死角地制造敌人。特朗普下台后，美欧关系稍有缓和，但是，特朗普插曲也让世人意识到美欧关系的脆弱性。
伊斯兰文明圈内部就更不用说了，过去1/4个世纪，穆斯林各国完全没有走向团结的迹象。大家可能知道，伊朗和沙特，分别代表着什叶派和逊尼派，在也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数国展开代理战争。塔利班、基地组织和ISIS这些极端组织的出现，撕裂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库尔德人分别与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开战。近年来，土耳其和埃及因为各种原因闹翻。2020年阿联酋等国与以色列的建交，则成为伊斯兰世界分裂的又一个标志。
儒家文明圈呢？似乎也没有拧成一股绳。在2019年皮尤的民调中，[1]全球对中国的正面印象比例最低的，居然是日本——只有14%的日本人对中国印象正面，而85%选择了负面。其他邻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韩国选择正面印象的为34%，印度为23%，印尼为36%……事实上，亚太地区对中国印象正面的比例，平均而言，比非洲、拉美甚至欧洲更低。可见，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未必是同盟的保证。事实可能相反，距离有时候反而更产生美。
所以，以历史上是否属于同一个文化传统或宗教背景，作为“文明冲突”的阵营划分标准，目前来看，非常可疑。为什么？因为在当代世界，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越来越被其政治制度或者经济水平塑造，而不仅仅是被历史所塑造；共同的种族、语言和历史文化并不能保证你们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
新加坡的主体是华人，和中国一样也算是广义上的儒家传统国家，但是中国和新加坡民众政治观念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同样，土耳其和阿富汗同属穆斯林国家，但是因为经济水平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其政治观念也截然不同。我在上次课讲到，2013年皮尤中心的一个调查显示，阿富汗有78%的穆斯林认为退教者应该被处死，土耳其的同一数字是多少呢？2%。可谓天壤之别。最鲜明的对比，恐怕还是朝鲜和韩国，历史上，这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应该非常接近，但是今天，它们的政治文化相似吗？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一个动辄抗议，总统不下台决不罢休；另一个则安静得多。可见，就塑造政治文化而言，政治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有可能比传统文明的力量更强大。亨廷顿仅仅因为某些国家在历史上属于同一个传统，就把这些国家在当代也划入同一个文明圈，这一点看上去越来越可疑。
国家间冲突：未必是文明的冲突
在第一个层面，历史上的文明圈内部，各国未必团结起来。那么，文明的冲突会不会在第二个层面，也就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层面上展开呢？比如，最近受到热议的中美矛盾，会不会就是“文明的冲突”？
显然，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着重大价值差异。比如，港台问题、新疆西藏问题，不同的价值排序带来无穷的政治摩擦。我们中国相信“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容他国说三道四，更不容他国插手干预。但是对于美国来说，“二战”后它就以“世界警察”的身份自居，国界线在它眼里如若无物，根本不是它传播自身价值的障碍物。
又比如，前面讲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我说到过，中美贸易战背后，相当程度上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而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背后，又有价值观的冲突。纪录片《美国工厂》，其实就深刻地反映着这种价值冲突。在中国工厂，加班加点被视为“吃苦耐劳”的美德，而在美国工厂，则被视为侵犯劳工权利，这种观念的差异，可以说体现在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
但是，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强调一点：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未必就是“文明的冲突”，只有当冲突是因为“价值差异”而发生时，我们才说这是“文明的冲突”。这一点大家能理解吗？不同的文明之间完全可能因为利益、因为权力而打架，这时候，我们就不能说这种冲突是“文明的冲突”。比如巴以冲突，我们能说这主要是“文明的冲突”吗？虽然它的确发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间，但是更主要的是生存空间的斗争，和价值排序没有太大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很难说中美目前的矛盾在多大程度上是“文明的冲突”，在多大程度上是利益的冲突、权力的冲突。比如华为和TikTok的争端，这里面“文明的冲突”成分可能很少。简单而言，就是两大强国在科技前沿、科技市场份额上的利益竞争。老实说，华为当年努力学习IBM的管理模式、TikTok体现的娱乐主义，这里面借鉴的，恰恰是当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如果不是因为利益竞争，美国应该为西方文明的传播而高兴才对。
各国内部：“文明冲突”的主要战场
现在，我已经简要分析了两个层面，“文明的冲突”并没有在“历史文明圈”的层面上发生，国家层面上的冲突又未必是“文明”的冲突，也可能是利益的冲突、权力的冲突。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文明的冲突”最真实而激烈地存在？在各个国家的内部。
这是我要分析的第三个层面。在我看来，在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主要是以“文化内战”的形式在各国内部展开。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中东、拉美，或是东南亚，哪怕是我们中国的互联网上，我们都能看到，政治观念的极化和冲突成为一个全球性趋势。换句话说，“文明的冲突”未必以国家决战的形式出现，更未必以国家联盟决战的形式出现，而越来越以“文化巷战”的方式发生在我们的眼前。
这场斗争的性质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传统和现代之争。当然，也有很多其他方式表述这个斗争：全球主义对民族主义，进步对保守，自由主义对社群主义，理性主义对经验主义，等等。大家可能还记得，我讲到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曾经讲到过一个词，叫作“达沃斯人”，指那些具有精英色彩的全球主义者。各国的“文化内战”，本质上就是“达沃斯精神”和“本土特色”的斗争。如果说从传统到现代，这个连续谱是从0到100分布，有些国家是站在10的人和站在70的人打，有些是站在40的人和站在100的人打，有些是站在30的人和站在80的人打，等等。重要的不是某个群体的绝对位置，而是“本土派”和“达沃斯派”的相对距离。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不要简单地把现代和传统之争看作正义和邪恶之争，并不是说，现代的就一定比传统的要好，或者全球的就一定比本土的要好。现代主义走到极端，可能成为狂热的乌托邦主义；传统价值走到极端，也可能成就压迫性的等级制度。历史上，无论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还是极端的进步主义，都曾带来巨大灾难。避免妖魔化任何一方，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前提。
显然，过去几百年，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的斗争，在世界各国一直存在，但是，或许是因为全球化加速，或许是因为社交媒体的兴起，这一斗争近年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动员以及势均力敌的状态。比如英国退欧，支持者接近52%，反对者差不多48%；埃尔多安在土耳其修宪，支持者51%，反对者49%；埃及2012年大选，穆尔西支持率52%，他的对手支持率48%；委内瑞拉2007年公投，支持者49%，反对者51%；等等等等。这种势均力敌又不断升温的政治角逐，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频繁上演。
观察近年各国的政治，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比如，埃尔多安赢得了无数土耳其人的热爱，但是在伊斯坦布尔2019年的市长选举中，反对党两次都获胜。奥尔班是很多匈牙利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但是，在首都布达佩斯的市长选举中，奥尔班支持的候选人败下阵来。在俄罗斯，普京的地位相当稳固，但是莫斯科却时不时爆发抗议示威。这种都市在乡镇当中“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现象，正是各国“文化内战”的表现。
不妨来看两个小例子。一个是土耳其前些年的“头巾战”。大家可能知道，从凯末尔时代以来，土耳其就一直是一个强力推行“政治世俗主义”的国家。1982年，土耳其军政府出台了一个“头巾禁令”：所有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女性，不得在工作场所戴头巾。1997年，政府又将此禁令扩大到大学。在政治世俗派看来，既然宪法规定土耳其是个世俗国家，那么公职人员不戴头巾，正是土耳其“政教分离”的象征。
但是，过去二三十年左右，土耳其出现了伊斯兰保守主义的回潮。2002年，代表保守势力的埃尔多安赢得大选，于是，土耳其也和我们之前谈到的埃及一样，陷入了政治世俗派和政治伊斯兰派之间的“文化内战”。在政治伊斯兰派看来，戴不戴头巾是女性的个人自由，我们并没有强迫所有女性都戴头巾，你们凭什么强制公共部门的穆斯林女性不戴头巾？埃尔多安上台后，立刻开始推动解除禁令。
结果就是，围绕着小小一个头巾，土耳其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政治拉锯战。2008年，议会通过议案，允许女性在大学里戴头巾。此举立刻引发了抗议浪潮，随后土耳其宪法法院判决新法案无效，因为它“违反了土耳其的世俗政治原则”。2011年后，政府卷土重来，再次成功推动解除头巾禁令。尽管一波三折之后，保守派在这场“头巾战”中最终取得胜利，但这是一场极其艰难的胜利。事实上，土耳其的“文化内战”体现在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头巾到卖酒，从学校教材到通奸能否入罪，到处是硝烟弥漫的战斗。有一年有个保守的政府官员批评年轻人在街头接吻“有伤风化”，结果呢？一堆恋人聚集到安卡拉地铁站进行“接吻抗议”。你不是说我们有伤风化吗？我们就吻给你们看。
再来看美国的一个例子。2012年，一对男同性恋者在筹办婚礼时，他们走进了科罗拉多州的一家蛋糕店，要求定制一个婚礼蛋糕。不巧的是，这家店的店主杰克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他看来，基督徒不能认可同性恋婚姻。于是，他拒绝制作这个祝福的蛋糕。事实上，他表示，你可以从我这里买走其他现成的糕点，但是，我不能专门给你们制作一个祝福婚礼的蛋糕。
这对同性恋者非常受伤，以“被歧视”为名向政府发起了投诉。科罗拉多州政府支持了他们的投诉，认为蛋糕店的做法是对同性恋者的歧视，要求蛋糕店整改。蛋糕店也不服啊，杰克反过来起诉了科罗拉多州政府，认为它强迫自己给同性恋者制作婚礼蛋糕，是对其宗教和言论自由的侵犯。最后，最高法院以7:2的判决，支持了蛋糕店主。
这个案子具体谁对谁错，不是我们这次课要讨论的。值得关注的，是这场斗争中激烈的价值冲突。在支持同性恋者权利的一方看来，他们的平等权利被杰克给践踏了；在支持杰克的一方看来，他们的宗教和言论自由被州政府给侵犯了。一方要平等，一方要自由，这是典型的价值冲突。大家都知道，过去几年，这种冲突在美国愈演愈烈，从历史雕塑到变性人的称谓，从奥斯卡的获奖标准到教授们的言论尺度，处处都是文化战争的号角。
“文明的冲突”现在进行时
所以，“文明的冲突”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什么时候会发生的问题，而是已经发生、正在发生，而且是在世界各个角落发生。老欧洲、新欧洲、穆斯林世界、南美、印度、印尼……处处是“达沃斯人”和民族主义者交战的身影。我们中国其实也并没有绕开这场斗争，只不过在中国，因为种种原因，这场斗争不像很多其他国家那样剧烈而已。大家想想，2019年一个火箭队，造成多少撕裂？2020年的疫情，在网上又引发多少口水战？别说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了，我的朋友圈中，因为特朗普决裂的，都有好几拨了，真的是“人生何处不绝交”。
这种冲突的形态，和亨廷顿当年的描述显然非常不同。亨廷顿的描述，指向一种全球性的、大规模的、最后很可能演变成军事冲突的东西文明对垒，但是，在现实中展开的文化冲突中，西方碎裂了，东方也碎裂了，相向而行的星球不但没有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因为内部的张力而不断分解。一场大的冲突分解成无数小的冲突，一场总决战分解成渗入日常生活的延绵斗争。
一场大冲突分解成无数小冲突，“文化外战”变成“文化内战”，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某种意义上，它将冲突化整为零，是一件好事，毕竟，我们谁都不想目睹那种“行星相撞”的灾难性时刻。但是，这种分散的“文化内战”，后果仍然非常严重：它在世界各国造成持续的撕裂和动荡。欧美近年的政治撕裂我们有目共睹；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拉锯，我们在课中也多次提及；港台问题的棘手，或许说明中华文明圈也不能幸免。
所以，根本而言，价值观冲突不是因为某些文明被历史囚禁或者被宗教绑架，而是因为每种文明消化现代化的冲击都艰难无比。只不过，某些文明更早地被冲击、被改造，所以对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和传统之争一度表现为所谓的“东西之争”“内外之争”。但是，随着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他者”更深地进入各国内部，矛盾开始内化，它不再是“内外之争”，而是转化为社会内部的现代派和传统派之争，在社会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内部展开。即使是在发达国家，这种斗争也方兴未艾，因为当保守派走向进步，进步派早已绝尘而去，更加进步了，两者之间的相对距离还是在那里，甚至在拉大。
可以说，这种价值冲突是所有文明都不得不穿越的风暴。危险的不是观念差异，而是这种差异的极化。最好的可能性当然是，进步主义者走得更慢一点，等等自己走在后面的同胞，对身后的传统抱有更大的温情，而保守主义则走得更快一点，对未知和陌生更加开放。遗憾的是，人类往往要经历无数撕裂才学会宽容，要被激情的烈焰烫伤后才意识到激情的危险。在一个价值迅速变迁的时代，世界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好，但是在此之前，它常常会变得更糟。
[1]LauraSilver,“PeoplearoundtheglobearedividedintheiropinionsofChina,”PewResearchCenter,Dec.5,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