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张家的房客，一队的社员

70年代的第一个元旦，我的心情也顺着朝阳的升起由暗转明了。因为大清早那村干部就来给我落实了插队的地方，他说这个坚固村是新乐县的第二大村，有15个生产队，第一队虽然穷一些，但只有张王两家族，矛盾少，而且人们也正派。我们觉得你一个单身妇女，还是在一队最好。接着就带我去了一队的张家，唤出女主人，交代完了就转身而去。张家女主人跟着追了出去，我听见她在讲条件和不愿意的话。我很理解，谁愿意家里住一个生人，而且还是从监狱里出来的？但我有信心能把关系处好。首先，我还像二十几岁下乡时一样，称呼她为大娘，自己小了一辈；再者，我能在经济上帮助他们一点儿，不让她吃亏。

大娘知道我母亲七十多岁，主动让我改叫她婶了，按当地的习俗都带上名字，就称她喜芝婶子。这家主人叫张玉亭，我称为他玉亭叔，二人都五十多岁了。大女儿已嫁，二女儿叫香改，已和本村后街订了婚事，即将过门儿。儿子最小，19岁，还在上高中，腿有残疾，还没定亲，名叫振景。这家是中农，过去想必是较殷实的，因为他家房子多。上房三间是有厦架的，东屋二间给队上当仓库，老鼠把地基钻透，倒塌了。现在种上一排小树，西屋二间，就是村上派给我住的。房内没隔墙，队上随后就来了人给盘了个连着炕的灶，拿来大铁锅和风箱，还有铺在炕上的大席子。第二天还买来两个盛粮食的瓦罐和一个粗布门帘。一切就绪，这小屋还真像个家了，就是不暖和。人家给我的那棵白菜冻得起了好些鼓包，硬得像块大石头，我只好每天煮点儿玉米面糊糊填肚子。

家安好后，我就上工了。冬天的劳动就是运土，10个人拉一辆木轮子大车，把地里的土拉到饲养室——饲养室养着队里的几头骡子和牛，也是生产队唯一的公共场所——再把牲畜垫过的土，或者社员们养猪积下的粪肥运到地里，准备开春后施撒。干了几天，人也熟了，情况也明了了。

这个村离县城（也是火车站）15华里，南面就是滹沱河，河对面是正定县。这村原名坚固营，一定是个军事要地，所以聚焦了这么多不同姓氏的人口。滹沱河过去浩浩荡荡，解放后，上游修了水库，现在只剩下沙子河床，也正是由于滹沱河的泛滥，这村都是贫瘠的沙质土壤。坚固村行政上属大流公社，大流村并不大，只是它在公路旁，交通便利。坚固村有东西向的三条大街，一队的人都住南街东头，是这个大村的东南角，我住的叫张家胡同，住户都不出五服。有两家划成地主，现在都一样贫困了。一队的地又远又差，小麦每亩只收七十来斤，每个劳动日只合两角多钱。吃的欠缺，烧的也欠缺。国家倒是卖给定量的煤炭，而引着煤炭还得用点儿秸秆。所以田间路边，一点儿枯草落叶都被拾得干干净净。每逢大风之后，墙角旮旯总会留下一点儿末末屑屑能烧的东西，人们都一大早争先去捡回来，叫“拾风末”。只有水不欠缺，家家有井，水位也高，不用辘轳，几把就能把水桶提上来。井水冬天是温的，大人小孩儿都直接饮用。

初来几天，我自己做饭，到饲养室去背柴火，引起一些社员不满。我就跟喜芝婶子商量，到她锅里入伙，我的煤买来给她，分的粮和带来的玉米面也都给她，这样她的煤就够烧了，粮也不吃亏。她自然乐意。自此我下工回来就马上去拉风箱，替了香改，她好做她的嫁妆。她也高兴，我留心着看他家缺少什么，补贴一点儿，特别每天在一起吃饭，就和一家人一样了。喜芝婶子娘家就在本村南街，一队里姓王的都是她娘家人。我也沾了点儿“缘”。

北方农村每天要干三晌活儿，天亮就集合，干到9点多，回去早餐，10点再干到下午1点，午餐后，由两点干到天黑。妇女们冬天拉车运土送粪，夏天的工种多些，一是推水车，几个人分两班轮流推，歇着的可以做做针线，说说笑笑；二是给棉花整枝打杈，下过雨就翻山芋蔓，避免山芋蔓扎根，减低产量。太阳当头就得锄地，一为锄草，二为保墒。沙土地不硬，锄起来不太费力，但人得弯成n字形，一手拿短锄，一手拄着个二十来厘米长带拐把子的“锄地拐子”，一条腿向后抬得高高的保持平衡，也便于向前迈步，姿势看起来挺优美，而我体会了什么叫“汗如雨下”。背上粪筐朝地里撒粪，要来些体力，但这是直着腰杆的活儿，我就怕弯腰。我的腰从怀孕五个月开始就怕弯，用了好些办法也没治好，所以拔麦子的活儿我也干不了。坚固村的麦子不用镰刀割，而是连根拔起，拿脚一磕，沙土就都掉净了。我使尽力气，拔了几把，不但腰疼，手也疼起来，攥都攥不住了。队长只好派我到麦场上去，我如同得了赦免令般高兴。

农业社的劳动，除了春节几天，是没有休息日的。所谓“下雨刮风，社员休工”，冀中下雨不多，可风不少，刮风的季节，每天中响一阵，飞沙走石，刮得天昏地暗，什么都看不清，什么也干不了，一直要刮到晚上10点才停，很有规律。第二天早上照样上工，风一来，大家就往回跑。虽是只干半天活儿，人也得不到休息，因为黄风呼啸中，人坐家中也觉得气闷不适。我有自知之明，是来再改造的，从不敢歇工，从年初干到年底，虽说劳动强度不很大，但感到体力在逐渐下降，我明白这是营养不良所致。社员们每家的饭食都一样。冬天早上，煮山芋、蔓菁、胡萝卜，煮熟后，喜芝婶子朝大锅里撒一把玉米面儿，我们五个大人就这一把玉米面儿，吃上两碗能把胃填满。中午是蒸山芋面饼子，锅下面是煮干萝卜条，有盐，没有油。夏天早上是煮山芋干片儿，还是一把玉米面儿。中午依然山芋面饼子。锅下面煮的新鲜瓜菜汤，有盐没油。晚上多数人家都不生火，喝点儿井水睡觉。我又找到了1960年、1961年的感觉。社员们往地里去时都走得挺慢，到了地头先坐下休息一番，干的中间再休息一次。尤其是冬天天短，歇上两回又该往家走了，实际干活儿才一个来小时。就这种效率怎能不穷？就这么穷哪有劲儿去干？成了恶性循环。房东的儿子振景说：“什么地方能让我每天吃上两顿白面，我干四晌活儿都情愿。”他春节后就毕业了，每天也在队里干活儿，腿不好也没得到什么照顾。

到了第二年，我的情况好了一些，人们知道我会织毛衣，找我的人不少。我只要求换工，若是本队的，把她的工记到我名下，若是外队的，她就到我们队来替我上工。喜芝婶子说：“你从早织到晚，点着灯还织，一天得算一天半的工才合适。”我说：“我坐在炕上织，不跑路不费力，时间长点儿也算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