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阶级斗争

河北省中部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都是两个敌对政权打拉锯战的地方，村里就存在拥护不同政权的人，相互的斗争复杂尖锐，而且很残酷。坚固村人多，姓杂，斗争更不一般，死过好多人，害人的和被害的，仇恨不会化解。“文化大革命”又掀起新一轮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也闹出了人命。还真得感谢村干部们，把我放在这人际矛盾较少的一队，否则我夹在仇人们之间，必定成为他们斗争的牺牲品。但是，我也超脱不了社会的大环境，毛主席不断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且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我来之初，干活儿时，队长的老婆问我摘掉眼镜看不看得见走路。我说当然看得见。她就说外队有人说来改造的人戴着眼镜到地里干什么？让我不要戴了。她一定听到了很恶意的批评，我领会得到，自此把眼镜收起来了。

时隔不久，一天半夜，我的房门被重重地敲击。惊醒后，听见喊我名字，我赶快起来开门，涌进五六个大小伙儿，说是大队的民兵要搜查。我想起我已经有公民权，便缓和地问有没有搜查证？带头的在口袋里摸了一会儿，摸出半张香烟包，递给我看，上面写着几个名字，有我一个。我清楚这不是讲理的对象，只得任由他们乱翻一阵。我说：“我是由监狱来的，莫非还能带出什么违禁品吗？”他说：“我们不管，上级叫搜我们就搜！”折腾完毕，鱼贯而出。走在最后那人，拉了拉前面人的衣服，使了个眼色再看向我的自行车，二人推车就走。我赶快拉住，他们回过头来说句：“上面叫推的。”一窝蜂拥着那车走了。一番折腾，惊动得喜芝婶子跑来我房里，说吓得直哆嗦。我安慰她说没有事，就是把车推走了。她这才发现车真的没了，愤愤地说：“就是来抢车的！”还骂了几句。我笑笑说我也不上哪里去，推走就推走吧！

大概两个月后，玉亭叔的本家侄子，也是个大队的民兵来串门儿，说我那车成了民兵们的公车了，随便谁都可以骑，不会骑的还拿它学车。我考虑了几天，趁午饭时去找村里的书记。头一次他不在家，第二次去，他盘腿坐在炕上，见我进门，纹丝没动，更不要说让我坐下了。我就站在炕下，面对着他说：“我的自行车在监狱的仓库里放了六年，国家不没收我的东西。我来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改造，既不赶集也不逛会，自行车在我那里也是放着，现在民兵大队要用，我很愿意奉献。听说除了公用，民兵们走亲戚、办私事都用它，还拿它学车。我现在也不挣钱了，弄坏就修不起了。您看是怎么办好，是大队管给修车呀，还是给民兵们定个用车的制度？”这位书记低着头哼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的车嘛……你的车。”“你的车嘛……你回去吧！我知道了。”我回时一路好笑，堂堂一个大村的大领导，连句“你的车还是你的”都说不出来。又过了些日子，那位民兵侄子又来了，说大流公社的武装部来人批评他们了，还说“快把人家的东西还回去”。可我等了一个多月也没人来还。我趁干活儿的时候，问我们队上的民兵叫小马的，他说车还在队部放着，骑的时候有人，还的时候就都不出头了。我顺势托他，最终还是小马给推回来的。

我换工打毛衣，外队又有人提意见：坐在屋里，不风吹日晒就能算改造了？我们队长说：“我们看见账上她天天都有工，就认为她天天都劳动了。政策上也没规定她不许换工，若是不许她换工，岂不是又把要打毛衣的人都得罪了？”我不知道队长跟我说这话是不是暗示我不要织毛衣了，但我知道了有一些人是不能看别人过好日子的，存着不善的心理。

我在坚固村时，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但村里还常开斗争会，我也不敢不去。有一次是斗争涉及民兵惨案的人员。那是解放战争时期，还乡团摸黑进村，杀死了十几个民兵，玉亭叔隔墙的那家就死了一个，被枪杀在自家井里。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每看到那口井还是觉得瘆瘆的。主犯当然早被正法了，沾边儿涉案的就是被斗争的对象。会上，当着众人，一个被害民兵的亲属抡起了长板凳砸向被斗者，若不是那人躲了一下砸到了背上，准会砸到头上，脑浆迸溅。我不是同情被斗的人，而是感到了群众斗争的无法无天。本村外队一个姓曾的老头儿，来玉亭叔家时，给我讲了“文化大革命”高潮时他们的九死一生，让我看他双腕上可怕的伤疤。他说抗日战争时期，也有杀错人的冤案。原来，这华北大平原上普普通通的一个农村，表面平静，内里藏着非常复杂、各种各样的仇恨，“文化大革命”挑动起这些仇恨，激化那些已经淡化、缓解的各种矛盾，怪不得与他人无关的戴眼镜、换工织毛衣，都触动了那些好斗者的神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