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千里寻兄找安身之处

1970年春节，我刚刚摘了帽子，离开了二监狱，12年后第一次回南京看望老母亲。我们也五年没见了。那一年是小年，腊月二十八我才向队上请了假，大年初一到家。妈妈还住原地，她也还健康。春节假才过，社会上就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妈妈有顾虑，催我快回坚固村。也是那年春节迟，在立春之后，我回来也就开工了。1971年春节，我不再在乎工分，早20天就请了假，去往陕西找我哥哥。

哥哥在眉县的柳林滩种马场，火车上的当地人告诉我不要坐到眉县，在武功站下车，向南过了渭河就不远了。我在武功站的小小候车室里坐了一夜，天微明就上路，边走边问，颤颤颠颠地过了那玉米秆儿桥面的长桥。到了渭河之南，还是周至县地面，沿着河堤向西，直走到中午才到。河堤上只遇见一个行人，正巧还是马场的，他告诉我，周苓仲已经解放了，没有“麻达”（方言，意思是麻烦）了，给疲惫的我增加不少精神。场里人说我哥去了20里外的土岭分场，晚上才能回来，带我去了我哥哥的宿舍。我一眼就看出哪张是他的床，那床上床下又脏又乱，比在大学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屋的给我买来了午饭，是一大搪瓷碗稠稠的白面条。我稀里呼噜地吃了个干干净净，为我哥哥不用挨饿而欣慰。吃饱后，精神又来了，一下午给他拆呀洗呀，扫呀抹呀，叠呀晒呀，直忙到太阳将落，正在磕打着晒好的皮箱，听见哥哥在背后叫我。他说：“嘿，你来啦！”我回头，他又加了一句：“你老了！”我看看他，也说了句：“你也老了！”二人开心地笑起来。这是我们兄妹17年后的相逢。

晚上我住在马场的招待所，两张小床的小房间，只有我一个人，由于跑了不少路，早早睡了。第二晚，我们谈到了半夜，我仔细地讲了在坚固村的处境。哥哥说：“那地方不行，转到这里来好了。关中自古都是富庶的，他们分的粮都吃不完。工分最少也有五角，还有八九毛一块的呢！”“比冀中是富裕多了，可怎么能转来呢？哪个村肯要一个外人落户呢？”“这倒是的……那怎么办呢？”“除非嫁个人，给人家当了老婆，人家就要了。”二人沉默了好一会儿，哥哥说：“咱这里没有熟识的人，嫁给谁呢？”我说：“嫁谁都行呀！只要不是四类分子就可以了。”哥哥又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这里的贫下中农可都不识字的。”“不识字就不识字吧！咱们也不跟他谈古论今，不就是找个地方能自食其力吗？”哥哥还愣愣地。我接着说：“妈妈已经七十古稀了，往后只有咱兄妹俩能互相照顾着点儿。离得远，车费也负担不起，就在这附近，找一个家庭人口简单一些的就行！”第二天一早，哥哥就来了，开口就说：“昨晚我一夜没睡着，你说的‘嫁谁都行’对我的震动太大了。”我说：“人到屋檐下了嘛！形势逼到这里了。”

哥哥是1953年毕业的，分配到西北局，在青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还没结婚，不宜留在少数民族地区。西北局撤销后，他就回到西安，在陕西省畜牧局工作。1956年，因为参与天主教内抵制脱离梵蒂冈的活动，又不肯背叛教会，坚持信仰，被判管制两年，开除公职，发配马场劳动，当一个工人，月工资30元。“文化大革命”高潮时，马场闹得厉害，死了三个人，我哥哥差一点儿也被打死。现在形势好转，他才谈了个对象，准备回南京结婚，他都40岁了。

我在马场住了一星期，给哥哥把卫生搞好了。有时也应家属的邀请，到他家去坐坐，谈谈话。我回南京后，我哥哥的人气就直线上升，给我说媒的人，从早到晚，应接不暇。我们不要彩礼，这点最有市场。再者，我给他们留下了身体好、勤劳、随和的印象，又没有小孩儿拖累，这只赚不赔的买卖，当然抢手。至于政治条件，就像入选者魏二叔说的：“我们是农民，不问政治的事。”哥哥的房间成了面试室，来面试的有没洗脸，还长着眵目糊的，有一声不敢出，低头蹲着的，有油嘴滑舌，胡吹乱扯的，有胡子拉碴的，有面相凶恶的……都被排除，剩下两个作为候选对象。一个姓石，一个姓魏。

哥哥带着嫂子年根儿才回到南京，妈妈请了两桌客人，就算给儿子完婚了。接着开了个家庭会议，专门讨论女婿的人选。姓石的是马场电工的哥哥，丧偶不久，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和一个两岁的女儿。他比我大一岁，小学毕业，父母双全，但和电工一块儿生活，贫农成分，他父亲还当过村里的书记。兄弟两家是紧邻，只隔一道墙，村子属周至县，离马场十几里。姓魏的是马场工人魏三生的同族，虽然只长一岁，魏三生也得称他为二叔。家境不好，只有一个不满10岁的儿子，别无他人，贫农成分，但住着三间大房，院子也不小。他比我大10岁，一字不识，但头脑清楚，很会说话，住在武功县的杨陵公社，在西北农学院的北门外10里，黄土高原之上，离马场有30多里。

哥哥把二人条件摆完，说各有利弊，哪一家都可以。我嫂子认为石家好，年龄合适，经济情况也富些，他父亲当过党的书记，村人必不至歧视我。我考虑魏家人少，比较好相处。石家虽然人也不多，但他父亲就在隔壁，我妈若去，生活水平不一样，就不合适。再者，我去到就得带小孩儿，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否生育。若是生了，和前房小孩儿的年龄就相差不太多，就会是家庭矛盾的根源。魏家的庄基大，还有盖房的余地，盖上几间，再闹什么运动就可以把妈妈接去。农村毕竟比城市安定些。妈妈对农村一点儿也不了解，她只说后妈不好当，最好是没孩子的。哥哥说魏家的孩子已经是半个大人了，过不了几年就能挣工分，还是个好条件。我说男孩子的后妈好当，特别是他从小失母，对生母没印象，也就无从比较，不至于嫌我不好。讨论的结果自然以我的意见为主，初步定在魏家，责成我哥哥深入地去调查了解一番，再最后决定。这时，哥哥提出吴一江的事，我说只能放弃。妈妈很同意，说她愿意要个农民女婿。我明白，家里有我这么一个前科犯就已是没办法的事，可千万不想再来一个了。这个家庭会很像是做生意在权衡投资方向，后来，我嫂子把我和姓魏的结婚证称作“发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