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古篇第四

——此篇引证古代雅典不能解决帝国主义与自由之冲突以致希腊文明自杀为下章张本

上文所指出因亚洲勃兴而发生国际新局面的解决方法，在于我认为不满意，不令人起兴，世界的自杀总不会令人起兴。

斯必克门教授愿意看见美国勇往前进，继续奋斗，只须再打几次仗，消灭一两万万俄人和四五万万华人；直到他可以称雄独霸全世界——他情愿如此而不愿看见“有许多国家的世界”。我倒愿取第二条路，斯必克门教授那种先知先觉大学教授的腔调，令人想起斯彭格勒的悲观[Oswald Spengler，《西方文明覆灭》名著作者]胸中不快；我们非学者的平民总应乐观些。斯必克门的真意是叫西方文明简直自杀，学伯理克理斯《希腊黄金时代》的雅典的榜样。好，大家也来搬书籍，做学究，看看修昔的底斯怎样记述。[Thucydides，希腊的司马迁，所记当代希腊五十年间内战Peloponnesian Wax一书，称为希腊最客观公允的史书，为现代史家所极称赏。]

希腊覆灭，因为他未能解决帝国与自由冲突的问题。欧洲文明也须一样覆灭，如果他不能解决帝国与自由冲突的问题。怎样覆灭法子，我们不能效诺士忒拉戴马，预言其详[Nostradamus，欧洲的刘伯温，生于十六世纪]。但是杀机之隐伏，阶段的进展——这历史阶段以肉眼看来要经过几世，而在神仙及历史看来却只有一刹那——这阶段的进展步骤，却要与希腊自取灭亡的过程根本相同。以古证今，比类正正相合。读修氏古史的便宜，是在那故事中，版图较狭，而那古代五十年间的互相残杀倾陷，今日看来容易一目了然，便于研究。概括言之，那是从雅典海军势力与斯巴达陆军势力的角逐，及缺乏道德领袖才干的悲史。全希腊联邦的梦化成泡影，原因在于雅典不肯或是不能解决帝国和自由之矛盾。后人读史，容易指摘雅典人之倨傲不逊为那失败之心理上的原因。我们只愿今日世界联邦合作的梦，不太含北希腊联邦（Delian Confederacy）的意味，而没有亚力山大攀山越岭而来，征服希腊平原，将那文化炳耀一时的希腊世界一手荡灭。那幕悲剧的孽障在于那位青衣雅典，也有民主精神，也通脱自喜，也懂得爱好他自身的自由，却永远不懂希腊他国也一样爱好他们的自由。

读史有时就教人心慌。因古今雷同之处委实可怕。固然，雅典是民主国，这无问题，不幸的是民主国家也会自杀。人类的美术再没比雅典超逸；雅典人的慧心明理通达，格物致知，他们的美术崇尚朴实，归于中和。雅典的自负，良有以也。现代民国的总统要表彰他们国家的建树，或颂扬现代的文明，再也不能超过伯理克理斯《雅典王》在那开战第一年末阵亡将士追悼会上所盛称雅典人的文化生活。其口语很像美国总统在国会的演说词：

在未追悼阵亡将士之先，我要指出我们强盛的基础，由何样的文物制度及人生楷则，造成帝国的伟大。……我们的政体，不与他人竞争；他人仿效我们，并非我效他人。我们真是民主国，因为政权操在大众，不在少数人之手。但大家虽受法律平等保护，我们也尚贤才，国民的升擢，不是凭靠势力，是因才选用。穷士也不偏废；只要有益于国利民生，都可效忠国家。……在燕居时，大家可以随便，而在公事上，都能诚敬无亏；我们大家所以不犯上作乱，都因有敬上守法之心，尤尊重规矩礼仪，使干礼犯法的人，为公论所不容。此外，我们对于业余的休息消遣，也不曾忽略；我们一年中有按期的运动及礼节，在家有文雅安乐的生活，使我们解闷消愁，优游度日。因为我国的强盛，天下的货物都麇集而至，叫我们安然享受。……在教育上他们[那些纳粹的斯巴达人]从小就要受艰苦的训练，使他们英勇善战，我们却安闲度日，但是一旦临难，也不畏却！……

假使伯理克理斯是在爪岛阵亡将士的追悼会演说，说辞也不过如此。要是他要宣布1943年的感谢节[每年由美国总统宣布节日]，可以一字不改。因为他谈到德谟克拉西的要素，依那位史家凭记忆并想象出来所记载的词句，正像《纽约时报》一篇社论：

我们尚美而能反朴，崇文而不懦弱。……雅典的市民并不因私而废公，就是商人也有相当的政治认识。惟有我们才把一位不管国事的人不认为守己安分，而认为庸碌无用；虽然不是人人能建议方策，大家都能评断政策的是非。依我们的看法，商量讨论不是妨碍进行，事端之妨碍乃在未经妥筹熟虑详慎讨论去贸然进行。因为我们特有先思而后行的能力，而他国只是蛮干。……总括起来，我敢说雅典是希腊的导师，而雅典人个人都有临机应变处危不乱的才能……我这样表扬雅典的伟大，因为我要昭告全国我们所争战维护的，是比没有我们所享受的幸福的他等国家更伟大庄严的宗旨。……

雅典民主之建全及其人生哲学，没有比上文说得更剀切精透。不幸的是，雅典是帝国主义的民主国，而希腊各国还是半享自由，半为奴隶。雅典已经过他的“第一次大战”——希腊与波斯大战及莎兰米海战大败——犹不致亡国；所以引起希腊内乱频仍而至亡国者，是因为没有王道的领袖才干，及雅典之倨傲骄横，不肯承认全希腊各城的自由平等原则。哥都罗芬教授说：

波斯战争以后，雅典统治北希腊联邦，遂有第五世纪的大问题排在目前，这就是靠海军力量的帝国主义民主国[雅典]与靠陆军力量的守旧贵族政体国[斯巴达]发生冲突。因这南北战祸绵延，希腊各国又没有一个能做贤达的盟主，同时，全希腊主义失败，又加上希腊各国永不能真诚合作，以致发生第四世纪的政治解决[Francis R.B.Godolphin, The Greek Historians序文第29页，30页]——就是自杀。

如果古今类似之点，不这样吻合，倒也罢了。然人情狡黠，妒忌猜疑，强权倾轧，舞弄是非，古今无别，正如修氏所假定。所以他预言：“后有读者读吾书，对于往史及因人情之常而复见于将来之故事，欲明个中真相，而认为此作不无少补，作者可以无憾矣。”

述古证今，同类之事多得可以使你踧躇不安。雅典是个民主国，是个海军强国，和陆军强国斯巴达作战。杜兰蒂[Will Durant，美国著名作者]说得好：

其战争之基本原因，乃在雅典帝国之日臻强盛，及其独霸伊坚海面[希腊东海]之贸易及政治的发展。在大平时代，雅典准许自由贸易，但是都要得他钦准；船只未得他的同意不得航行海面。雅典辩护这独霸海洋的政策，说是国家命脉所在；他的粮食要靠他国输入，所以非维护那输运的航线不可。这个国际贸易的航线由雅典保护，于伊坚海的共存共荣，也不无裨补，但是雅典势力日益高涨，希腊各属国日益富强，就对此种情形也日益不满。[Lire of Greece《希腊生活》第439页]

雅典对其他各国施行治外法权。凡雅典籍民与联邦籍民发生诉讼，须到雅典的法庭诉审，只有雅典的法制是文明法制，但是我们也不必幻想，以为那些陪审的雅典市民都是大公无私的开明学者，毫无国家观念，不会鄙夷异族，曲护同胞。

那时希腊天下以自由平等为原则建设联邦共治，本为长治久安唯一的希望，而这时联邦已变一出把戏。因为不管取什么方式，假什么名义，雅典非独霸全希腊不可。因要共同维护这世界，抵抗侵略的国家及国际的强盗，所以，雅典必须主管以联邦的名义征调海军。只有国际警卫队才能维护伊坚海的国际和平。这把戏愈弄愈不成话，后来雅典用武力强迫他国参加这国际联盟；谁不参加，就堕他的国都，来共同维护此刻所已明目张胆号称的“帝国”。杜兰蒂说：

据修氏所说，雅典城的民主领袖，虽在本国崇拜自由等于偶像，却已坦白承认那联邦已成武力霸治的帝国……崇拜自由与帝国霸道的本身矛盾，又配上希腊他国的倔强自好，遂使那黄金时代归于灭亡。[前书第440页]

修氏自己是雅典人，倒也公道地告诉我们，那回内战的真因是雅典的霸道，雅典所要强制决心实现的是雅典式的和平（Pax Athenica），他们主张自由贸易，因为所需粮食须由埃及及伊坚海北运来，并且恰合现代识得采用经济封锁手段。米加拉（Megara）城叛变，归附雅典的敌国哥林多（Corinth）。雅典王即令禁止米加拉的产品运入雅典辖境。米加拉与哥林多便向斯巴达求援。斯巴达出而调停，要求取消这经济封锁。雅典王答允，但要求斯巴达辖土须开放门户，准许国际贸易。斯巴达也答允，但交换条件是，雅典须承认希腊各城完全自主。伯理克理斯偏不肯经管清理大希腊帝国，而斯巴达就此宣战。修氏说：“我相信此战真实而未曾道破的原因，是雅典威力之高涨使南方诸国畏忌，迫得他们主战；但是当日公布的开战理由如下……”就是另一说法[Peloponnesian War卷一第二十三章]。

所以希腊之亡，亡于伯理克理斯的雅典之手。穷兵黜武贸易争利为战争之源，古今一样。雅典之骄横弄权，产生一种强权政治的因果圈套，正与现代相同——同盟离叛，合纵连横，汝诈我虞，朝秦暮楚，强则欺凌小国，弱则讨好邻邦，于是内战频仍，卒归覆灭。杜兰蒂断曰：

在他（伯理克理斯）治下，雅典文化已臻绝顶，只因这致强之术，一部靠强制盟邦的富力，一部靠惹人猜忌的暴力，所以黄金时代的基础不健全。到了后来，雅典人的政治手腕不足以应付和平策略，亡无日矣。[前引书第442页]

我们当不至于头脑简单，以为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的问题，到现代世界才发生。雅典对于强权政治的原则及武力至上主义，都已熟稔。他们知道帝国的尊严，专靠强硬手段对待属国。像印度总督，他们用强硬手段对付恢复自由之国，这强硬政策叫他于米罗斯（Melos）岛叛变之后，屠杀一切壮丁，并将妇孺入籍，役为奴隶，虽然他们自己爱女子“自由”与“德谟克拉西”。迈提罗斯（Mytilene）岛叛变，就斩叛变领袖一千名的首级。盖帝国主义的逻辑不得不出此。所以[雅典议员]克利翁对雅典国会说：“你们须明白，你们的帝国是凭恃武力威镇属国的专制制度。那些属国百姓常在阴谋叛变：你怎样克己待他们，也不肯输诚悦服。只有武力到哪里，他们便顺从到哪里。他们何尝爱你们？故惟有出诸威镇一法而已也。”[修氏前引书卷二第三十七章]

雅典人最长议论，他们也会排斥“道义”，发挥强权政治，辩护“从权”政策[“expediency”罗斯福辩护北非政策语]。在那雅典人与米罗斯人著名的辩论一段中，雅典人说：

你我大家应说老实话，不要高谈阔论。因为你我都明白，世间上所谓公道，只有双方力量抗衡时，才会攀上那一套。强者能取什么，就要什么，弱者被迫到哪里，就得让到哪里。……谁有本事，就做主子。这是天经地义，人类确实如此，神仙也许如此。这弱肉强食的天经地义，并非我们所发明，也非由我们创始；我们只是受之先代，而传之后世罢了。我们确知你们及全人类，如有我们今日的权力，也必如此作法。[前引书卷五第八十九，一〇五章]

这些话之透辟详尽，就使德国外交部长利彭窦洛浦（Ribbentrop）或是前任印度总督林离高（Linlithgow）也无以过之。

雅典人深信强权武力牢不可破，以致他们的和平策略失败。希腊却也相信一种因缘道理，叫做nemesis[冤冤相报]；骄横（hybris）必取覆灭。希腊的悲剧中常反复表彰此义，但在国际政治上都茫然无睹，虽然我们也不比他们高明。

在雅典人和米罗斯人对辩一段中，有一种滑稽意味，很像伊索寓言。雅典人很像猫哭老鼠威吓利诱，要迫他们加入他们的“世界大联盟”，而米罗斯人像老鼠见猫，求他们大发慈悲，准免享受归入雅典老母猫肚里的殊恩。你把今日印度代替米罗斯人读去，便得了一副修昔的底斯式的现代政治画图：

米罗斯人：你们做我们的主子，固然有好处，但是我们做你们的奴才，怎会于我们有利？

雅典人：你们的好处，就是屈服可免吃面前亏；而我们的好处。也因保存你们而得便宜。

米罗斯人：但是我们一定要互相仇视吗？假使我们保守中立。与你们亲睦，大家不能好好做朋友吗？

雅典人：不。还是你们的仇意比你们的亲善来得干脆。因为仇视态度，在我们的属国看来，表示我们的威风，而你们的亲善，反见得我们示弱。

丘吉尔于1943年3月17日在英国议院演讲，拥护殖民地部长司丹雷（Stanley）的强硬政策。说完时，工党议员德戴尔（John Dugdale）质问，丘首相知道司丹雷那篇“稍微骄慢的话会在美国及大英联邦引起反感？”丘首相答道：“我们固然不必骄慢，但也不可示弱。”

修氏能于两千年前将现代政治家的心理动机这样剖析入微，足见古今人情本来一样。就是苏格拉底限定三十天赴死正法的时候，那些人还认为妥洽让步，就是“示弱”。那位七十老翁碰巧相信Satyagraha[印度语]节烈不屈的气义。告他的人安尼土司（Anytus）是代表法律治安，并且代表仁义道德，还按节上庙焚香祷告。安尼土司是个好人，是个规矩信教徒，场面很好看。还有一个好人，名叫彼列多（Pontius Pilate），对于一重公案[耶稣被告案]洗手脱个一干二净。谁说彼列多不是好人？他不过遵循外交规矩，不愿意干涉他国内政而已，虽然这是冤杀无辜的一桩案子。老实说罢，古今同类的事，多得想起来就作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