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篇第十九

——此篇原名“当代之品质”言世事之变起于人性观念之变并陈叙自由人权观念之退步及经济安全观念之崛起

为什么这样沮丧？很明显的，人类的思想已经变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已经变了。人对自己的看法已经变了。我们对人类本性的看法，也变了。这一变，整个世界便陷于紊乱之中。让我们用历史来证明。

世界惨剧演在我们眼前，这时候我们似乎应该衡量时代的特征，估计我们精神货物价格的贬涨。我们已经觉得不敢再为欧洲文明自鸣得意了。每次想到欧洲，我总想到德人吊死三个波兰人的相片——一座吊架上，挂了三根绳子，绳子一端缚住了波兰人的颈上，身体悬空，较平时为细长。我不管是德国人在吊波兰人，或是波兰人在吊德国人，我只知道欧洲人在吊欧洲人。那张相片乃是欧洲文明的批评，一个很深刻的批评。

你如果细察今古史开始以来四百多年的经验，若干名称为“意念”（即思想上流通之货币），价格或涨或贬，一定会使你惊异。不要忘记这次战争以前社会经济的不安——民主观念之崩溃破产，大家只讨个安全，寻觅生计之保障，而促成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以及其他集团主义的兴起。我们可立表解释这历史的背景。

大致说来，上帝和自由的运气最坏，教育和工业的运气最好。此处值得注意，灵魂观念在德国，一点没有贬价，反之，还是德国战争机构内的一支原动力[即德国浪漫主义及玄秘主义之影响]。“自由”与强迫相对，代表人权，所以与“人权”相同，此处再为人权划立一行，不过是便于同“经济权”衬托罢了。我们日甚一日地喜谈职业的权利、收入的权利、保障老年失业安全的权利、皮弗利基计划书内所述的权利、军士回来工作的权利……而忘记自由之权、国家自主之权、个人之权。“工业财富”代表国家的生产力，而非指财富的分配。有财富而没有分配的方法，对社会个人并无意义，不能算是进步，只能当做一国的作战力。老实说，生产力过大，往往引起市场的竞争，结果必因市场纠纷而作战；所以大生产力对于和平有贡献，抑或有损害，还是一个大问题。兴战的人，总是工业国家，而非农业国家——日本和中国便是一例。生产力之大小与社会的安全或不安全，不生关系，但是如果生产品分配不均，那便能促成社会的不安。孔子说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老人家，连经济学的原理都说得中肯。

上面这张表，并不能代表整个欧洲的进步，因为大多数前进的国家，如，丹麦、荷兰，都没有计算在内。在天主教国内，上帝总还有能保持地位的倾向；我不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也得承认此点。可是大致说来，这是一篇生意不稳固的结帐单，情形不可乐观。上帝和自由已渐渐失去地位。因为如此，所以德、意的人民都听任法西斯蒂消灭自由，而连今日美国的通达之士，鼓吹经济安全主义，远较鼓吹十八世纪的自由观念为热心。

这有什么意义？人的头脑自然集中在这时代较急迫的问题上。一个人生了胃溃疡，脑中只有想到胃；我就从来不想到我自己的胃。十九世纪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所以十九世纪的人都谈经济，正像十八世纪的人都谈理智，十七世纪的人都谈神意一般。二十世纪的人只谈安全，这岂不是一个恶兆？

我想，作战，就是要保护资本社会。此次战斗的开端，实在是欧洲社会和经济的不安，以及民主政治的崩溃；所以战争完毕后，我们当然要从那崩溃动荡不安一阶段，重复收拾起来，并且现在就得替它计划——这就是所谓“战后计划”，要点是保障职业、社会保险等。这些方案，把我们头脑全部占住，别的问题我们都想不起来了。我们从国内经济一步跨到国际经济，而把国际和平与出入相抵的国际贸易清结单，混为一谈，分不清楚。赫尔一派的人似乎以为维持世界和平，不过是重订关税表的事，年终结算，如大家赚钱，友谊、公道、自由、大同，都会一并源源而至。

数年来侨居美国，我只遇见一个真正有头脑的人——至少是只有一个人的和平观念我完全同意。那人是一个黑人。数月前我在华盛顿联合车站同一个黑人脚夫讲话。他的面目秀慧，且有悲怆之色，他说他在中学内念过三年书。他每月赚一百五十元钱，要养活一家六口。我同他说话，因为他眼中若有所思。我说此际作战时候，他的收入不能算坏。他说生活艰苦，他的妻和儿女都得出去做事。后来我们讲起战事。他黯然说道：“战后情形也许可变好一点。但是我所不满的，倒不是钱，钱少我不计较。我们要人家把我们当做人看待。”这两句诚恳坦直的话，把我怔住了。你能把一种美国的皮弗利基计划拿来安慰他吗？但是社会待黑人的心理态度这一点，是我们所不能用数学解决的，而正是西方思想家在战后计划中完全忽略的一点。他们为了他的经济权绞尽脑汁，而不肯替他做人的权利稍费心思。他们以为经济权有保障，他便能快乐了。

反之，他们都叫我们放弃更多的自由。这可激起真正民主信徒的怒气。经济方策可以医治经济病，可是不是万能药。经济进步产出病症的医法，并非再求经济进步便罢。人类总要继续生存，要过合理安乐的生活。如果我们取得了胜利，而失落了灵魂，那怎么办？文明到底还须有个内容。

但是问题的究竟，还要深一层，直达我们思想的纤维，且与这时代的精神有关。我敢说这句话：依我们这种思想方式，我们决不能建立或计划世界和平。今代思想已日趋机械化。容我指出今日所用名词已经变更。我们怕用“良善”、“公道”、“慈悲”……等简单的旧名词。用当然可以用，但是，譬如说，一个人如果用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句话，马上就有人说他思路不清，说老生常谈。这个时代，至少高级社会的人，简直不相信这套东西。拿法国字Fratenite[博爱]来看：有一个时期[法国革命前后]，这字竟能在知识阶级中引起激烈的感情。他们相信这个字；我们今日不相信它。这个时代摒绝了一切老生常谈，良善、公道、慈悲，都是像使用过久的小铜元。我们造了悦耳的新名字来顶它们。一个女孩子如仍用维多利亚式的名字若Faith（信念）、Prudence（谨慎）、Patience（忍耐），一定会被同学当做笑柄。教育家、传教士、演说家往往都避用这些名词，而代之以摩登名词，如“精神价值”（Spiritual Values），或“社会价值”（Social Values）。可是“价值”这两个字，就用得奇怪，因为它的来源是经济学。这两字与帐簿有关，所以听来悦耳，令人想起主妇买价廉物美的货物（称为“好价值”：good values）。别的名词的来源是社会科学。教育家称娟妓为“反社会者”，称卖淫为“反社会行为”。这些名词有些怪味在内，似乎已经加过人造工夫把水分吸干的味，而使我们觉得道德观念已经剥得干干净净了。我们不再“感化”一个酒鬼了，我们使他“调整”使合乎社会，正像我们重新调整手表机器一样，甚或使他“适合”（acclimatize）一个新环境都可以。一个成功或不成功的人，是一爪“完整”或“分裂”或“不调合”的人格。今代的名词真愈来愈机械化了。一个政党和一部汽车，都可称为“机器”（machine）。大众的情绪是“反应”或“反响”，外交往来关系是“压力”，流行的态度是“习惯的集体形态”。骄傲是“膨胀的自我”，夸张是“自卫机构”，批评是“发泄”，还有什么[凡泄气防险作用的]东西是“安全门”，而一个失业的人是一个“脱节”的单位。

以上所举的都是很普通的名词，与个人的笔调无关。我故意不举其他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所用的学院式怪话，如“平均满足价值的过程”，“情感的反应”，“意念作用的改造”，“联系的回忆反应”。事实很简单：我们不但怕作道德的判断，并且怕正常的感情。我们的道德伦理已有点像人造化学品，先抽出水分，制成精粉，才拿出来问世。可是如果有人对我说专谈“联系的回忆反应”的心理学家能教育子弟，或专谈“平均满足价值”的社会学教授能造福人群，我便不相信。《美国学人》[1942—1943冬季份]登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评论这种“教育法”，作者引了许多教员令人捧腹的佳话，而这班教员的任务，据说是教育青年子弟，启发他们求学兴趣。在美国学术研究会的心理学部门，一位先生念了一篇论文，题目是：The Reduction of Data Showing Non-Liner Regression for Correlation by the Ordinary Product-Moment Formula；and the Measurement of Error Due to Curvilinear Regression。一个学童对学习史地的兴趣或天才的发展，有科学方法可以得知，只要看“an extension of the Kelley-Wood and the Kondo-Elderton Tables of Abscissae of the Unit Normal Curve, for Areas（1/2 a）between.4500 and.4999999999”便一切明白了。遇见这种教书先生，我焉得不学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机器已替代了人；只须看这些机械式的名词，我们便可知道，人类的头脑已经改变；我们的血管内，已有人造血替代鲜血。我们必须先进科学的殡仪馆，把人血取出，用人造血打进血管去，才可以做这时代的大学教授及教师。人的头脑是一条“轨道”，或“单轨”，或“双轨”（single-track mind, double-track mind）。上帝是一个“重心”。只有一块钱仍是一块钱，除非它是五毛九分钱。

所以，在未了解我们自己和这个时代之前，必须先了解我们思想的根蒂，并研究我们如何养成了这二十世纪的思想方式。往昔的标准，为什么变了？我们对人的观念，为什么变了？生命为什么失去了意义？为什么即使在卫护民主政治的战争中，我们仍变成犬儒、悲观者和硬到底的“现实家”？物质主义的信徒，必作战到天地末日。物质主义的信徒，既不能结束战争，也不能建立和平。他们的头脑不行。所以要问，我们为什么变成物质主义者呢？

让我们先看自由的基础如何动摇。我们将看到自由性质的改变，因为人的“权利”的观念已改变，而自由的基础即是人权。

但是我得先解释清楚，四大自由中的两大自由，并不是自由。其中一项，在我看来根本竟无意义。仔细研究一下，你便可知道，四大自由中有两项是混在队里为伪装自由，出自经济的鬼戏。“Freedom from fear”不是自由，而是政治安全。“Freedom from want”不是自由，而是经济安全。要实现这两种安全，或许要牺牲人类的自由；而我们如果太重视躯体的安全，牺牲人类的自由[人权]，是必然的事了。最能给狗以“Freedom from fear”及“Freedom from want”之感者，乃是一条颈套。它的第二顿饭，是必有着落的了。笼中鸟牺牲了翱翔天空的自由，而避免了遇见老鹰以及雪中挨饿的危险（用英文说是Freedom from preying hawk and freedom from starvation in the show）。但是一头故意飞入笼中的鸟，[以求安全保障]除非你施出诡辩绝技，不能说它是为自由奋斗。这都是英国文字的玩意儿[feedom from即指“避免”，或指“消除”，与“自由”原义无关]，“freedom from want”、“freedom from fear”都不能译成法文或中文。用法文说，“liberte de misere”或“liberte de peur”成什么话？在英语同样的名词，还可以多加几个。健康可以称为“freedom from disease”清洁可以称为“freedom from dirt”，和平与平安可以称为“freedom from telephone”……印度人或许会加上一个“Freedom from England”——这才是真正合乎人道的政治自由。所以谈起自由的时候，我们必须拘守这两字的原义，不加什么“of”，也不加“from”——就是简单单货真价实的自由——人类的自由。人类可能拥有四大自由的全部——自由言语思想，安全吃饭睡觉——而仍做一个奴隶。

信仰自由对美国人有十七世纪性质的特别意义，同为十三州的人民，都是宗教难民，他们到美国去原是要争得自由敬拜其所信的上帝。但是宗教的自由，在中国并无这种弦外之音；由中国人看来，宗教自由根本没有意义，并不是中国作战的目标。因为中国自古并无宗教战争或宗教压迫等事[即偶有之，亦不及西洋之宗教压迫]，所以宗教的自由，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向来认为是当然的事；为宗教自由作战，不啻宣誓为青天白云作战，要捍卫天之青、云之白。言论的自由，曾数度被禁，中外一律，所以还有些意义。但是言论的自由，范围不够广大，不及人类的自由远甚。我不愿因为卫护言论自由而同任何人作战；我可以沉默，或用迂回的方法说出心中的话，而可不至于落狱。我认为此次作战唯一的目标，乃是维护大好的老自由，世上各民族的自由。这一点不容含糊。至于维护个人的自由，也不容含糊。

虽然如此，“自由”这两个字在美国和世上魅力尚存。这就是说人民还信仰这东西——简单的老大自由，它是一枚用得略嫌过旧的铜元，但是还不失为一枚好铜元。你不但能使美国人，并且也能使印度人、中国人、希腊人、黑人、芬兰人鼓着热情冲锋陷阵，为它作战。今日世界上大多数人就是为了这自由作战。在我看来，下面这句话有些侮辱我们的战士，并有些滑稽，雅谑的美国兵一定也有同感。“杀日本鬼！杀德国鬼！早些回来一星期工作四十小时，赚七十五元钱，还有医药保险，加工工作，可给多一倍半工钱！”我的血温并不因此增加。可见人类的经济观念一定有毛病。

但是“自由”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人类的权利是如何产生的？“自由”这两个字从哪里取得这等动人的革命力量？须知这两个字乃是由压迫而起反抗的呼声。政治压迫过重，“自由”两字便添上激人的革命力量。巴得利亨利（Patrick Henry）大吁“不自由毋宁死”，呼声直入美国人民的心坎，因为美国人民当时受到压迫。尼赫鲁大叫：“不自由，毋宁死。”罗素和安琪儿一班人漠不关心，因为他们自己并没有受到压迫。即使在美国人看来这件事也无燃眉之急，倒不如外交礼节重要；宁可缄口不言，不可妨害两国的邦交。为印度自由出而说话，犯了外交礼节，野蛮程度，不啻在华盛顿外交宴会上，请英国大使夫人坐于巴西公使夫人之下。……二十世纪人类思想中“自由”的观念，已堕落到什么田地，于此可见一斑。

十八世纪自由的观念同时问世。论理讲，“人权”和“经济权”在哲学立场看来都是神话。这些本来都只是往昔与今日人类深信的东西。像上帝和灵魂一样，这些“权利”是不能证明的。我们要到迫切时，便创设名词，托之上帝，说是受之于天。这人权与“国王的神权”一样，只是直截了当不待证明的一句话而已。海涅称国王的神权为“削发庸僧的胡言”。所以人权也有个宗教根基，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认为人权是“不言自明”的东西，而且我们是“天生平等”、“出世自由”的，这些权利“不可剥夺的”，所以在玄学上说来，国王上帝都不能剥夺我们的这些权利。可是我们怎样知道我们是“天生平等”、“出世自由”的呢？我们不过是相信如此罢了。可是卢梭的野人和自然人之幼稚说法，早已为科学所驳倒[卢梭言自然人本极自由，今日社会学否认之]。所谓人类“出世自由”，不过是出于热情的信仰的一种说法，像“国王的神权”一样，并无科学或逻辑的根据；人们如果预备弃掉它，只消去其神道学的根据。翻阅历史，便可知若干国家曾说起它们在别国的“经商权”、“贸易权”，同时主张别国在自己国内并无贸易或工作之权。征服国说起“扩张权”或“取得生存空间之权”；有人更进一步，发现自己有统治某地之“天命”。渔业国家则谈起“捕捉沙门鱼之权”。

同样的，到了需要职业实在急迫的时候，我们将提倡“取得工作的神权”，或取得薪水或养老金之权，甚或主张人类“出世便该有职业”，而有时候“出世便该有职业”较“天生平等”、“出世自由”还要重要。如果不留神，有一天我们将发明“出世便有一张购物券之权利”、“天赋有取得购物券不可剥夺之权”，并谓在玄学上，无人能夺我此权。根本上，这是我们放弃人权而觅取经济权的原因。

于是精神的“价值”都销声匿迹，剩下了一个真空。自由、平等、博爱，已失去了它们的救世意义。平等的原则已为人怀疑。民主价值、经济价值，都搅作一团落在女巫的大锅中，蒸出来一股带着浓厚的独裁味儿的臭蒸气。钻入这真空的，便是各色各门的政治观念，而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都在黑暗中挥拳交锋，打作一团，到底也不知道谁在打谁。斯大林称苏维埃联邦政府为“民主国”，同时纽约“美国人”日报（N.Y.Joumal-American）可能称大英康得伯雷的大主教为“赤化”党徒。至于贝当，他的政府无需政治观念，既非法西斯主义，又非社会主义，更非共和；他不是元首，也不是首相，也不是独裁者，更不是总统。他就喘着气说：“工作，家，国！”不，欧洲看情形不像有和平的可能。大好的旧道德、旧观念，已经消失了。

正在讨论自由之性质以及观察人类自由的观念已否改变的时候，我们惊觉一个更严重更基本的局势，这局势来得神不知鬼不觉。这就是，原来意志的自由已失踪了。除非我们能恢复意志的自由，就没有力量恢复人类的自由。除非我们能恢复人类的自由，即使取得四大自由，也是徒然。然而意志的自由为什么失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