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篇第十三

——此篇言“亚洲之将来”之两种看法　一为正义和平的看法　一为强权政治的看法以揭露亚洲政策之真相

事与愿违，上帝不肯稍杀风势。可怜的羊，赶快长你的毛罢。

在亚洲，我只见饥馑、混乱、流血。我知道我们在亚洲的政策，在战争未结束之前，必更趋紊乱而终致产生悲剧。今日的同盟作战会议中，有一点大家都茫茫无睹，那便是亚洲。1943年3月6日安诺德将军在马特逊公园演说中，所显出的对亚洲事件之记忆衰弱，亦将成为盟国此后对亚洲政策的特征。正像我们现在拒绝考虑战后问题一样，我们也拒绝讨论亚洲的问题，到战争结束后再说。安诺德将军说：“六星期前，在卡萨布兰卡……我向远东出发。动身前罗斯福总统对我简括地说：‘中国的口岸，已封锁了，滇缅路又叫日军占住。我们怎样才能增加空军？怎样建造一个较大的作战力？’”我原以为罗斯福总统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前一年，便知道中国的口岸已被敌人封锁。这种有心，实在等于无心。我原以为凡花过一分钟研究中国对日作战战略的人，都明白这一点。远东是地图上最明显的一角，怎会忘记？甚至对日作战，为什么到现在尚无计划把中国当做战友的一分子，甚至尚无草拟计划的本意？

安诺德将军在同一演词中，又说得十分明晰，空运难于增加，因若增强中印线空防，势必削减其他战区的实力。为了平定民气计，将多送几架飞机到中国，但是基本策略，不能变更。他们将对我们说，一切有待于滇缅路重开，但是抱歉得很，此刻不能调动英国海军载运军队到仰光去登陆。困难的事现在干，不可能的事且慢一会儿。接济中国乃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们又敬仰中国。

但是飘风将起，罗斯福总统宣布拟用中国为对日反攻基地——唯一合理的基地；但是从宣布意思到实际擘划，中间又要相差数年。事情变幻莫测，复杂之局面，可能更趋复杂，但是我们却在说远东什么事都不成问题，打倒了希特勒再说。世人现在已经觉悟滇缅路陷敌，就等于隔绝中国，并已承认伦敦不早让中国军队入缅甸，实是大错。但是不到加尔各答或昆明失陷的这步田地，世人不会觉察继续这因循犹豫，敷衍塞责的政策的愚笨。须知罗斯福总统宣布拟用中国作侵日基地的时候，日本亦在谛听。其次，即使他人不谙远东地图，日本却知道得很周详。

同时，盟国在亚洲联合行动的机构何在？轰炸东京前，中国政府请求美方延迟轰炸一月，俾能巩固金华机场外围之阵地，但是杜立特将军不顾中国之请求而往炸日本，亚洲最大的空军基地，连带地下钢骨水泥的机库，遂此作原可避免的牺牲。魏菲尔将军不同重庆取得联络，便独自出兵阿恰布。联合行动的机构何在？中国在1943年之任务，为什么要在没有中国代表出席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中决定？我们不得不寻根问由，探一个清楚。

中国人民现在看明白了，封锁中国的接济路线，原由是政治的而非军事的。中国人民如一度有什么怀疑，都叫丘吉尔在1943年3月21日的演词说得烟消云散了。局势已趋明朗，英国是国力日强、安若泰山的了。3月17日，发表演说的前四天，英相强调声明：“处理英国属地之政治问题”——包括印度、缅甸、马来亚、星岛、香港——“仍系英国一人之责任”。现在他说得更清楚，亚洲必须当做一个殖民地系统看待。击败希特勒，乃是“战争的光荣峰顶”，过后乃开始“新任务”——对日作战，收复亚洲，到那时候，只有到那时候——或许是1945年之后，中国已被封锁了多年——方才能开始“拯救中国”，把中国拉出由于伦敦政府故意按照计划任凭滇缅路二次封锁而产生的水深火热的局面。“拯救出来的中国”不能成为“胜利的领导国”，战争结束后，亚洲不可有“领导”或“胜利”的大国，这样白色帝国主义才能栖安乐窝。一个“亚洲会议”必将成立，有“我们的荷属盟友”参加，也可能有法国盟友。我们可以放胆相信，在此“亚洲会议”中，为了维持“法律、正义、人道”，拥有最多亚洲属地的统治者，必有最大的发言权。[上所引为丘首相1943年3月17日演词，即两次连称战后有“三大列强”之名篇也。]

由此看来，什么都清楚了。1939年以后的封锁中国可以了解。封闭滇缅路、削弱中国实力，可以了解。不容中国建立自己的空军，也可以完全了解。站在帝国主义的战略立场看来，真是精彩绝伦，令人拍案称妙。论手腕、论气魄、论眼光、论天才，维多利亚女皇也没有更出色的首相、更忠心的老仆。

为什么这样畏惧中国、亚洲呢？亚洲把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吓坏了。论正义原则，她不会威吓人家，但是论强权政治原则，她确真把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吓坏了。据不佞看来，如果采取正义原则，那么战后和平会议席上的亚洲问题，实在简单得令人难信。反之，如果采用强权政治原则，其复杂的程度，就不亚于中欧问题了，甚至可使中国在同盟国作战会议中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伙伴。若处置不得其法，亚洲政治之复杂，非但可能类似一场梦魇，简直真的可以转为梦魇。

据说畏惧乃是人类最大原动力之一。闺妇怕老鼠，外交家怕小鸟，而我怕外交家。所以外交家为什么不能怕一个兴隆昌盛的亚洲呢？譬如说，耶鲁大学的尼哥拉·约翰·史班克孟教授十分怕中国统一强盛，及怕欧洲各国和好团结，我十分怕尼哥拉·约翰·史班克孟教授。

试一远眺亚洲将来，我们可看见的是什么？日本是捣乱乾坤的罪魁，但是战争结束后，日本的威胁便可消除。那么我们在亚洲有什么问题要顾虑？有中国——一个爱好和平的大国，饱受人道、民主、和平等主义的熏陶，与美国的民族性最近。还有印度，决心从事于自由运动，非他人所应干涉，其政党组织之严密、范围之广遍，不亚于中国国民党，领袖之热心爱国、贤明精干、高瞻远瞩、足为楷模，及民主性格，不亚于我国。中国与印度毗邻四千年，未尝开战过一次。

种族间的仇恨、猜疑、战争，在亚洲不见得有如在欧洲所见的国家间的旧恨深仇那种的背景。而大致说来，亚洲的人民，又没有欧洲一半那么好战。苏联不会打中国，中国也不会打苏联。在中美两国人民看来，亚洲之将来，甚为简单。美国不致有问题，因为美国肯让菲律宾独立。心中若无贪念，人家的珠宝便不会使你辗转不寐。诸基督教国家如肯让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泰国、安南、缅甸、印度各走其路，问题莫不可迎刃而解。她们都希望独立自治，不会扰乱他人秩序。如果你不让他们做主子而要她们做奴才，就会生出麻烦。你一旦觊觎人家的土地、锡矿、橡皮，必受良心驱使，而出兵防卫，以期避免内乱战斗流血，而你的大小麻烦，也便肇端。但是流谁的血？爪哇人、印度人、缅甸人，可会威胁英美？流血岂不是因为西洋人要争取他们的锡、橡皮？

在这等简单的立场上看来，当然可以即刻拿中国当做平等的战友，共同筹划大计、共同努力作战、共同做梦，梦想一个战后较好的世界。美国人要打日本人，中国人也要打日本人。美国没有香港来操她的心，中国也不为安南、暹逻、缅甸费心思。中国只要收复失地，并不要人家的领土，美国也不要人家的领土，连我的幼年故里鼓浪屿都不要。所以何不携手一致，尽快打败日军，不必计较怕把日军打得太快，或把东条先希特勒打败？有些人主张轰炸东京皇宫，有些人反对。这都是细枝小节，无足重轻，不会使我们临上床前先俯身向床底窥望一下。

这是一个简单的看法，依这看法，在亚洲树立人间正义和永久和平是可能的——其可能的程度，决不亚于西葡二帝国瓦解后南美的情形。原来和平在亚洲可能，在南美北美可能，在非洲也可能。

和平只有在欧洲才不可能。亚洲如抄袭欧洲抗衡势力的式样，那便无法和平了。世界五大洲中，只有欧洲尚未学会如何相安无事。欧洲乃是世界传染病的中心，帝国主义乃是传染疾病的毒菌。余毒所至，把整个世界都缠得通身是病，病！

现在且看一看依照若干盟国领袖看法所见的一篇糊涂帐。你如果知道其中全盘真况，一定会食不能下咽，睡难合眼。一人如果必须在每次临睡前向床底下窥望一下，生活还有什么意味？但是有些人的头脑组织特别。外交家床底下暗伏的刺客，不止一个，可能有三四个。有大妖魔作祟，大妖魔又生小妖魔。如果我们相信外交家的话，他们将在我们左右搅缠不休，直到我们的头脑也进化到外交家的田地为止。

前面说过，事实总复杂难明，唯是非原则有定。现在且放弃是非，专谈“事实”。

第一个感觉，是极度的彷徨不安，因为有一件事，我们不能确定。苏联心怀何意？中国心怀何意？在外交家的立场上看来，我们应该预防不测。中国如果走上自立强盛之道，岂不给印度提供一个坏榜样？你敢断言中国没有帝国野心？日本武力消灭，中国建立了空军以后，你便不能担保了。所以到了和平时期，连雏形的空军都不能让她建立。或许不让日本完全溃败，也是一计。白色权力应该在亚洲采取什么措置，不让白种人被逐出亚洲大陆？其次，如果我们在无意中把日本先希特勒而击败，那时候欧洲问题仍未解决，可能有什么事发生？美国的势力可不要在亚洲称雄，正像目前在北非称雄一样？我们同希特勒算帐的时候，荷属东印度和缅甸岂不能像脱笼鸟般自由行动，甚至明目张胆起来？日军撤退以后，新加坡与香港将怎样？……

殖民地的问题，煞是复杂。英国难道一定在此刻就得决定应否守住印度、缅甸、马来亚、香港？答案不论是否，皆极令人难堪。如果英国守住属地，怎能叫荷兰放弃她的属地？如果我们把属地问题迁延到战后再谈，对这次自由之战中的民气，岂不较为有益，因为仗打完了，便无需乎民气。

在事实上，中英二国的意见已渐趋不合。丘吉尔说得特别清楚肯定，他并不在“低首下心”，而“处理英国殖民地”，乃英国“单独之责任”。这就是叫美国莫管闲事。反之，蒋也说得同样的清楚肯定，中国并不要人家的领土，而要收回全部失地。这两个政策，必在香港问题上发生冲突。中国愿意为九龙租界——像上海天津租界同一性质的租借地——同英方开谈判。英国拒绝谈判。人家以为拖延下去，乃是处理难题最好的方法，直到它自己爆发时再说。我深信英国如不肯归还香港，和平会议必因之不欢而散。……中国人民就说得爽直，五百万士兵之死，并不是为了替英国保守香港——鸦片之战的战利品，英皇冕上第二颗最亮的珍珠。

但是[依外交家看法]事实的真相，较你所想象的更复杂。想想看苏联，那西方民主国家所最猜疑惧怕的对象。今日什么问题都含有世界性，我们凡事也得有世界眼光。苏联拒绝向日本宣战，她知道她在干的是什么。日本是她的制胜牌，她不要打出去，而要留在手中。苏联如果同希特勒、日本联手，那怎么办？是不是苏联的意思让日本在一面作战，她可以在欧洲随心所欲？我们觉得苏联如同日本联手，别的盟友为什么不能依样画葫芦呢？到底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希特勒……其次，如果苏联要留日本打倒我们，我们为什么不留日本打倒苏联呢？日本的军力消灭后，苏联在远东的势力，岂不会因此膨胀？……中国会不会来一场恶作剧，同日本媾和？不，感谢苍天，这一点绝对不会，可以放心！中国是诚实可靠的。所以不必理她……我们高兴给她什么，她就消受什么……但愿苏联开一声口——她弄得人家太疑神疑鬼，心神不定！其次，苏联可能同中国印度联合起来，操纵地略政治家所说的欧亚“心地”以及全球一半的人口。那真是地略政治家的梦魇实现了！哦，苏联为什么不开一声口呢？

但是归根结底，更大的问题，还是中国。察看强权政治思想的基本趋势，或根据强权政治家的远见，不可解决的难题，已经产生。史班克孟教授警告我们：“一个前进昌盛、军备充实，人口达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不仅将威胁日本，并将威胁西方列强在亚洲地中海[指南洋一带]的地位。”“所以不仅因为我们在战略原料[橡皮与锡]方面的利益关系，且有鉴于势力不平衡对世界大局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必须保持平衡势力。”因此，照史班克孟教授说来，为在远东维持适合时宜的均衡势力计，“美国须对日本采取保护政策”，像她现在对英国所采取的政策一样。可是现在我们都在颠倒乾坤，协助我们的远东大敌中国向我们远东畏友日本作战。这真是荒谬透顶、令人费解的鬼话。我们必须救济中国，不让她为人击倒，但是也不可让她强得在战后可以自立门户，同人争分高低。同时，我们必须击败日本，取得胜利，但是不可击得太凶，不给她一个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机会。

要说得更天花乱坠一些也不难。史班克孟教授所建议的半弱半强的中国和半弱半强的日本，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所以必须以精明手腕操纵局面，实行挑拨离间，叫这两国永远互相残杀，以致两败俱伤，好让西方安心。可是十年之后，日本同中国或许会忽然醒悟，察破这位耶鲁大学教授的狡计，而大叫上当。两个仇敌共同觉察他们都做了一个不怀好意的第三者的牺牲品，那不是促成她们重归和好的最大因素？等到史班克孟教授的政治高论通行于战后天下之时，大小诸国都要失望呻吟，忘尽真正世界合作的道理，而拿经济政治利欲主义做国家基本政策了。

可是两个半强的国家，可能并成一个十足有力的国家。在事实上，主张英美操纵太平洋区的作家，已领会此点。他们必须张开眼睛，不可让中日和好，要达到此目的，只能采取军事监视中国的方法。反之，中国亦可要求对英国采取军事监视方法，因为英德重归和好的可能性，远较中日重归和好的可能性为大。不让英德携手，乃是中国的责任，因为每次英德携手，德国的黩武政策便复活崛兴，立下世界大战的杀机。中国有权要求欧洲安全，正像英国有权要求远东安全一样……中国人好礼，可是并不是傻瓜。他们不玩强权政治的枪花，可是人家在玩的时候，他们也懂得。

这些乃是细察我们强权政治家的话而推得的必然形势。他们卖弄他们的“现实主义”，洋洋得意，而把我们这班对亚洲之将来简单看法的人民，称为不识时务的傻子、说梦呓的人。依强权政治思想推论亚洲的将来，就成上文所说这一派形势。

以上所说也许是外交家所指他们“知道”的事实，也许不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上面所说这此“事实”，都是人所不知，并不得而知的。在黑暗中，什么蠕动的东西，都可能是老鼠尾巴。不论如何，这此“事实”，都是我们自己行动招致的结果，可有可无，与自然科学中的客观事实不同，所以不该有科学之威严。但是外交家思想所依据者在此，所防患恐惧者在此，所焦心烦恼者亦在此。中国不能参加任何同盟国作战会议，中国不可自建空军，日本不可击败得太早，珍珠港事变迄今已二年有余，而尚可不必拟定联合对日作战的战略——这类政策就是根据那些人所不知亦不可得知的事实。我们未能并肩协力作战、共商战后建设大计，就是因为那些畏惧。

二千年前在小亚细亚，乡野牧童听人说“人间友谊”与“地上和平”有关，但是二十世纪的人在科学上前进得太远，反而看不出其中真谛，而日趋于混乱。孔子岂不曾说过：“民无信不立”？世界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