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民篇第十二

——此篇言民主基本信仰在于民并研究今日民主国官吏欺民之方术及真正民意与国策背道而驰之实情

书至此，便有人要发问：我是不是替今日的世界和近代文明绘一幅太阴沉黯淡的画？是否忽略某方面，过于张扬某方面，专画其穷形极相？答案当然是“是的”，但是我是在讨论政治，而政治[西文politics并指党派倾轧]总是任何事物的龌龊方面，任何民族的文化的臀后。可是一个文化有其臀后，也有其光明的正面，也许我不过在踢人家的臀后——愚莫甚焉。

须知欧洲是一条牛，我不过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牛虻”。政府是一条聪明睿智的牛，明达的人，只须做一只牛虻，刺叮大牛的屁股，功劳就不小了。因为老牛在青山绿荫上享受了一番，长得痴肥笨重，往往在危险的环境中茫然睡去。其筋肉日渐松弛，牛皮日渐顽厚。牛虻在四周嗡嗡低鸣，不予老牛安宁；老牛被它叮了数口，感觉疼痛，不禁烦恼起来，或许竖起尾巴，横扫一下，给那小东西知道些厉害。但是只要把智慧的老牛弄醒，目的达到，又何足惜？

不，我很知道任何民族都有他的希望、理想、渴念、善性。这乃是我执笔著书的缘故。如果你有一个如鲜花般美丽的理想，而亲眼看他被人家摧残，就不啻自己心中受创。千万男女都感觉到那痛苦，甚或怨恨那下毒手的人。

因为每一个战争都显示人民的本色。敦扣尔克显示了英国民众的本色，斯大林格勒显示了俄国民众的本色，巴潭一战，显示了美国民众的本色，重庆显示了中国民众的本色。一个民族老百姓往往有若干特点永远为人忘却，只有在战争的烽火中方为人重新觉察。这些老百姓与明争暗斗、心地不正的政客，和萎靡不振、卖弄花巧的文艺家，有霄壤之别。在一个乡村医生诊所中能看到人情之悲喜爱慕、克己牺牲、可歌可泣，以及生命之丰富深隽，岂是任何外交部内所能看到的？而人生就是这些悲喜爱慕、克己牺牲、可歌可泣之事所缀织而成。生命之源流得以继续不息，亦惟是为赖。

每在电影上看见俄国农妇协助军队捍卫国家，英国防空人员和女警看护执行职务，美国女人替军队赶制皮鞋，每见一般人民、志愿军、看护、工人、汽车夫、钢铁工人、机械匠，在机轮前、船坞中、俱乐部、工厂、渡轮内工作，便知道此乃人民意志的自然表现，出自人民的心坎，而使我尊敬感动。他们不仅口说为了建设较公正完美之新世界新社会而作战，并且在心中深信不疑。他们不仅需要新世界新社会，而且热望其早临，为之牺牲精力生命，亦在所不惜。

在美国如此，在英国如此，在中国、苏联也如此。民众要和平，正义的和平，并希望大家和好。人民之间，不无友善之意。任何人民，尤其是不学无知的乡民，都有若干经久的宝贵品德，能识别是非，明鉴责任。这次战争发现了中国的老百姓、苏联的乡民、英国的平民，以及美国的民众，真正的民众。他们不管你什么帝国主义，只喁喁望天下之安治、人间之太平。天下百姓都要太平。为什么不让他们享太平？

所以我们碰到今日的民主政治的闷哑谜了。如果人民的胸怀既然不错，祈望和平，而同时又生在民主国，他们的愿望为什么不能实现？有人在欺骗他们吗？欺骗者是谁？他用了什么方法、什么手腕，来欺骗今日民主社会中的人民？简括说来，近来有一种倾向，把政府由人民手中交给少数吏曹和“专家”手中，他们说他们知道“全盘事实”，老百姓不知道其中真况，所以不必过问。鉴于现代问题之复杂，这不足为怪，但是这也就是说我们对老百姓日渐失去信仰——一个不健全、不民主化的倾向。

所以我一定要替老百姓说话，今日世界上的平民，见了一般专家，至少有些畏惧，尤其是那些知道人民所不知道的“全盘事实”的吏曹专家。这是近世民主政治的一个怪现象；只须大叫一声，“我知道全盘事实”，便能吓倒老百姓，叫他们自封其口，不敢随便说话。这些事实，虽与客观的科学不相干，却借顶科学之名。官场吏曹自称通悉“全盘事实”，便把科学的威严加在自己头上，并在其头上发一道灵光。除非我们把历史中的“事实”仔细分析一下，分别清楚自然科学事实和社会事实的不同，近世民主政治下的人民，要永远听政治经济专家所欺愚播弄，那末世事便不堪过问了。老百姓是建议某件事该如何办理的人，专家是告诉你事情无法办理的人。由此推论，和平专家便是告诉你天下无和平可言的人。所以若把和平问题交给他们处理，世界便非永远厮杀下去不可。

很明显的，自然事实同社会事实或政治事实，性质迥异。氧与碳合成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是无可置疑的自然事实。可是社会事实则不然。譬如说，法庭审判案子。姑谓一切有关的证据，已尽极人力收集在案，问题是犯人有罪无罪。前后经过已经审问，双方辩论完毕，法官宣读案情摘要，最后十二个陪审官围坐讨论，判决被告或则有罪，或则无罪。然此判决结果，不能与碳与氧混合结果相提并论。审判案件时，或许七个陪审官认为被告有罪，五个认为被告无罪，而一项化学物，则不能召集若干科学家于一室投票判定其为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在严格的科学立场说来，被告之罪，不过是近情之猜度或假设而已，或则合理，或则无稽，不得而知。所以不同者，一个自然科学家对某物或某现象，可以暂时存疑不论，而在人事上，一事却非于某月某日讨一个取决不可。

再者，在人类关系中，某桩单独的事实可用科学方法证实肯定，但是一桩社会事实始终不过是一个推论，如审判官之判决“有罪”或“无罪”。当然，一人如在纽约时报馆附近行凶，而当场被捕，可说是一桩事实，甚至可说是科学事实。不幸得很，外交家与专家自称在握的“事实”，并非此类事实，而实在是对复杂错综之社会局势的臆测悬断。这种局势，都有许多不同的方面可以加各种色彩，作各种不同的解释。

可是我们的头脑已弄昏了，我们不敢自信。谁敢非议专家处理印度或北非问题的方法？甘地是一个妥协主义者，抑或是一个圣哲？北非的人民拥护达尔朗呢，还是拥护戴高乐？我们老百姓怎能知道呢？缄口不言，岂不是智慧的表示？不，人民的感觉总不会错，因为人民最凭是非原则，而天下简单明晰者，只有原则。此外，历史中之事实，决无人全盘领悟。试听麦弗氏（Robert Murphy）之话，再看北非通信记者之话，便能知道拥护达尔朗之“人民”，是有钱的皇族难民，抑或是真正的法国人民，无法断定。政治家能发表日记回忆，新闻家能记录访问会谈，但是你尽管放心，所谓社会事实——譬如说，北非民情之向背，利用良好领袖发挥此情绪之方法，及两种不同政策在法国国内所产生之心理反响——乃是凭断、偏见和杂零消息的混合物。一般外交家察看历史事实，正如凡人肉眼仰视月球。一个人罚咒说月亮中有一只兔子，一个人说有一只猴子，再有一个人说有一只青蛙。外交家所知道的“全盘”事实，就是这种“事实”。事实是，那几个坐井观天的家伙，争论着月球中有兔子、有猴子、有青蛙，对于真相的糊涂，同我们不分伯仲，而因为仰首凝视太久的缘故，视线或许较我们更模糊。他们要说服你，对你说：“我告诉你，其中有一只兔子。”你固然怀疑不信，但也应该给他面子，在暗中对你自己说：“他们的眼睛已看花了。”你应该保持自己的正悟，知道月亮中有亮光、有幽影。达尔朗、毕鲁东、维希官吏都是幽影，法国的人民乃是亮光。明白是非，鉴识正反，你便不会错了。你知道你是老百姓的一分子，而老百姓总不会错，尽可放心。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无需四大自由，一个自由便够了——摆脱欺诳的自由。今日的大欺诳，就是说只要通悉事实，便可丢开主义原则。但请记住一件事，专家们知道图表事实，然而老百姓都能识别是非。这个信心不可动摇，因为一旦动摇，民主政治便会堕入专家手中，一经堕入专家手中，便寿终正寝。上帝的发言人是老百姓，独此一家，别无分出。

个人觉得上帝行事，总由老百姓代表。归根结底，老百姓有一种神圣的权利。我的灵感并不一定源于《书经》这句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源于直觉的鉴察以及研究历史兴亡之迹的结果。老百姓怨望，便是上帝怨望。老百姓动怒，便是上帝动怒。老百姓要暴动，发明断头台[法国革命]，便是上帝认为暴动发明断头台的时机已到。老百姓犹豫未决，便是上帝犹豫未决。老百姓回家卖刀买牛，安居乐业，上帝便得意微笑。

所以如果人民排斥某项政策，其实是上帝在排斥。大众反抗希特勒的霸道，其实是上帝在反抗。只要记得，上帝借人民说话行事，魔鬼借专家说话行事，报告他们“全盘事实”，谁敢说美国官吏所知道关于北非的“事实”，不是魔鬼使用妖术，偷放在衣柜内吓人？我们都听惯训教礼貌的寓言。在商店内，顾客的话不可非议；在帝制国家，国王的话不可非议；在民主国家，外交部的话不可非议。原来老百姓相信光明行事，重视主义原则，而外交家在黑夜中偷偷摸摸，诡异莫测，有如猫头鹰一般，在黑暗中最能显弄本事。不论何地，人民与外交家的争斗，必是上帝与魔鬼，光明与黑暗之争斗。

冤杀西班牙政府军，把他们捉到集中营去的，并不是英法人民，而是他们的政府。组织不干涉委员会，纵任希墨两魔公开动手干涉[西班牙]的，并不是英美人民，而是他们的政府。真正的“事实”，乃是英国的克莱夫登派和法国赖伐尔辈畏恶共产主义之心，远深于畏恶希特勒之心。停止供给西班牙共和军汽油的，并不是美国的人民，而是他们的政府。放任日本自由侵略满洲，听任墨索里尼自由侵略阿比西尼亚的，并不是英国人民，而是国联的吏曹。迟迟不肯发表战后人民自由之意义，而说“打了胜仗再说”的，并不是老百姓，而是他们的政府。

我决难相信，天下顽夫庸人都生在过去时代，而当代所见，都是圣明。历史事迹屡证政府措置之荒谬愚笨，人民意见之正确可靠，而如果以往的政府能犯错致乱，今日的政府也能犯错致乱。所以就做一个牛虻罢，把政府刺醒！

但是论世故人情，我们只能刺叮瞑目作古的政治家如张伯伦辈，却不能用同样方式对付今日活着的大人物。岁月消逝，孽祸已成陈迹，人民之痛苦悲哀已变成回忆后，指责抨击，乃是态度镇静，感慨系之的历史家的特权。然而今日目睹政治家走上歧路，重蹈覆辙，而昭告世人当前危机，热血沸腾的爱国者必动怒而大兴问罪之师。

虽然如此，在民主国内，总还有一线之望，因为在民主国内，做领袖者，只须踏步走，随人民之意志转动。一个伟大的领袖，总是踏步走，向右一望，向左一瞧，四面机敏张顾。如果右边把他推得够重，他便偏到左面，左面的人把他推得够重，他便斜倚右面。只有这样，才能领导人民。如果他老是顺着我们的意思转动，我们便称他为“大人物”。我喜爱民主政治，就因为我喜欢推拉我们的领袖，我厌恶暴君，因为我不欢喜被人推拉。民主政治还有希望，因为此次如果我们老百姓用力推他一下，或能有一个伟大的民主领袖应时而出，亦未可知。将来或许有一本白皮书发表，像老年健忘的演员埋怨提示者多嘴一样，它会在好戏收场后对人民说：“你们这些多管闲事的傻瓜！我在干些什么，我知道得清清楚楚。”人民会像后台的提示者那样对他说：“不错。好莱兄，你总是顶出色的。”

这就是我著本书的原因——做一些提示工作，学牛虻刺人家一下，把我们的领袖向他们的命运和青史上的牌位推去。等到胜利到手，他们会站在戏台上向我们得意微笑，我们会在台下拍手喝彩，他们会挥帽致意。但是在喝他们彩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喝自己的彩；我们觉得他们顺着我们的意思进退，心中自然高兴。民主政治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便是真正为战争出力而取得胜利者，乃是我们人民——风头可以让才华盖世的大人物出。

除了将一国政治交出给一个不出面的、无名无姓、享受特别权利的政治团体一弊病外，尚有一个完全政治性质的巧术，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内，亦可以用来做违背民意躲避民意的事。在最前进的民主国家——美国——我注意到民意和国策的接触，发觉少数一群，有的闻名全国，有的默默无名，竟能对人民随便敷衍哄骗，丢开外交政策不谈，甚或采用与民情完全背道而驰的外交政策，真是有趣。即使言论绝对自由，要大众找出政府在干什么事，仍费时日，结果便是政府每落在民意后头，或则六月，或则一年；如果手段高明、方法灵敏，这前后相差可延长至数年。

国策与民意相差每赶不上，不仅是自然的，且已成为今日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不妨举一个实例研究一下。有人觉得奇怪，美国人民援华之热情，竟能被人如此巧妙地搁起六年不理。只要看其中方法，我们便会彻悟。美国人民要知道罗斯福在干些什么、不在干些什么，总得费上一年功夫，罗斯福总统要知道人民不能容忍什么局势，也得花上一年功夫。此处须说明，不佞客居美国，遵守客礼，无权批评他国政府的内政国策，但我相信，凡战时同盟国的国民，都有责任与义务去批评同盟政府处理共同的战争的办法，尤其是影响及其本国的事的办法。我更觉得，这种的互相批评，不仅可行，而且断然有益，比虚伪的客套好。我欢迎同盟国人士批评我国政府有关盟国作战之措置，本此意义，我才敢批评盟国政府对于直接影响及我国抗战事项之措置。老实说，如有盟国人士指出我国政府某项措置有损对日作战力量，因而在胜利来临之前得以减少万千同胞生命的牺牲，我真要感激不尽了。我相信国际间真正的谅解的唯一基础，乃是坦白诚挚地交换意见。

接济日本铁片汽油，用以轰炸中国妇孺，经过四年后，人民醒悟，舆论哗然，不得不用些脑筋了。于是发明一个“执照”办法。大众以为禁止接济侵略国之方法已经实施，便不出声了。足足一年后，人民才恍然大悟，原来日本人请求执照，国务院有求必应，结果运往日本的汽油，非但未见减少，反而增加了三倍。人民不敢说话，因为国务院“知道全盘事实”，秘而不宣而已。后来事实揭穿，就停止接济日本了。

后来滇缅路又听他封闭。人民要继续供应中国作战物资，罗斯福总统乃说美国决计寻找替代滇缅路的工具。人民以为政府已在采用，空运接济方法至少已在计划中，乃不出声了，政府的宣传说空运一旦准备完毕，可以及得上滇缅路的运输量。1943年1月，罗总统为了要安慰人民起见，声言今日空运接济之吨量，已与滇缅路不分上下。这句话有些像旁氏美容霜的广告语：“她已订婚，她搽用旁氏美容霜。”没有一个人敢揭露空运输入中国的吨量；可是我知道，昆明许多国人、印度许多通讯记者也知道。人民直到一二个月后，方明白罗总统的话是什么一回事。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现在政府已承认局势太不像话，非想办法不可了。如果一架飞机能载一双拖鞋，十架飞机便能载十双，可是政府宣传恰巧反过来了。罗总统以及其他一般人完全推翻了一年前他们自己的话。现在我们听说喜马拉雅山太高，每架飞机都得携带来回路程的汽油，风雨时至，困难甚多，只有陆路方能担任此项任务。运输机当然会多添几架，薪以平息民意，并且可以说一声，我们空运的货物，“较已有详细报告之最后一月增加”。但是我们必须等滇缅路重开。

大众以为反攻之计划早已拟定，所以又沉默下去，何况魏非尔将军又单独出兵阿恰布，把民众要求动兵的呼声压住。现在政府与民意相差又尾追不及了，一年之后[本书著于1943年春]大众才能发觉，在滇缅路断绝足足一年后，盟方原来并无采取联合策略，反攻缅甸的计划。大家都知道非联合攻势不足以成大事，反攻缅甸，非借重英国海军出兵孟加拉湾不可。罗斯福总统说如果上帝开恩，我们可以马上接济中国。人民哪知道，而罗斯福并未解释，上帝姓丘名吉尔。总要等上一年，民众才会觉察。

不论怎样，美国人民对我国虽然热情涌溢、爱护备至，美政府的政策行动，给与人一种印象，对于珍珠港事变前后的中国六年抗战，不够热忱，有时甚至漠不关心。卡萨布兰卡会议，仍以同样之冷漠态度，判决中国再受四年苦刑。中国首先出战法西斯国，单独抵抗六年，对日须作战十年，在此后四年中将受到更不可忍之磨难，通货膨胀、养营不足、遭受敌人自东面封锁、友邦在西南封锁——这些事实，钻不进西方民主政府的头脑。但是，我在1940年已向国内同胞说过，我们必须把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分开评判，正如我们必须把德国政府与德国人民分开评判。

此处更须说明，那种对中国接济敷衍拖延的方法，如果应用于日本，必可同样成功，那么日本今日用以对美国作战的汽油，会减少几千万加仑，头等废铁会减少七百万吨。反之，供应中国之踊跃及速度，如只及美国国务院供应日本汽油废铁之踊跃及速度之一半，而供应中国之机构，其工作如自1939年来即与供应日本之机构同样爽快，中国今日的军力，或许早已能把日军逐至海内，不用牺牲美国男儿的性命了。

我要声明，我并不是一个天生欢喜怪张怨李的人。人家援助我们，我未尝不感激万分。中国抗战初年，苏联接济中国最为踊跃、迅速、慷慨；德国接济中国，亦称踊跃、迅速、慷慨。该做的，都做得头头是道，特别是德国的接济方式，完全是德国典型，什么零件琐碎，都准备得完妥无遗，所附零件军火油类，足够一年之用，图样说明、装配专家，应有尽有。反之，美国P40给与中国，却不配置无线电，只好由一家中国公司另办承装。而如果你知道中国当局如何寻找一个装配专家到印度去装合一架飞机之困难，你真要流泪了。1939年9月之后，中国没有美国的许可，连一根头发针都不能向华盛顿借取，什么东西的优先权都归英国。

在作战期间，另外有一个人造的国策与民意的相差。照我们的领袖们来说，除了东方日出，什么都是“军事秘密”。深长的走廊旁有森严的房间，里面进行着鬼鬼祟祟、告不得人的事。大人们端庄沉默地居于其内，喃语谈话。外交政策是像一个娇弱多病的婴孩一般，只能用轻微的声音谈论它，若为大众稍闻风声，必定夭折。可怜的孩子，紧裹于不适之襁褓内，四周空气闷热窒息。他的父亲乃是一个手戴白套、足登革履、额流汗珠的外交家。哦，外交家父亲，把孩子交人民——他的母亲吧。拉起百叶窗，让她看得清楚些。或许在黑黝黝的襁褓内，外交政策和军事秘密所孕育出来的东西，乃是一头吱吱不休的小老鼠或金花鼠！

威尔逊说得不错：天下不应该有秘密外交。然而威尔逊错了：天下不会有公开的外交。让我们察看一下“事实”，好知道外交家如何在黑暗中不借“愚民”之帮助孕育外交政策。

且看外交家一日的日程。他安居在大楼顶层，不受人民之打扰，坐在一度属于路易拿破仑侄子之大硬木高背椅上。室内一边是一张西班牙阿拉赣大家遗下的光长大桌。四周垂挂的不仅是厚帘，且还是重重厚帘。空气肃穆，只闻秘书室传来滴答之声。与外界完全隔绝，但是未必尽然，室内紧张威武之空气仍浓。一所特别建造的小木门内有一具无线电话，备他随时同海外通话。

是这样的：早晨九时半他大驾莅临。二十年前必具风姿的女秘书，一望便知信实可靠、封口如瓶；她蹑足入内，抑低的声音道：“巴西C君同大人有约，已在等候。”“请他到C室稍候。”外交家说。“主任秘书在那儿同教会会督商论梵蒂冈的来信。”“那么请他到B室。”外交家说。“B室也有人。陆军武官同索姆挪弗里的约翰上尉在密谈。”“引他到A室。”那上了年纪的女秘书竖起眉毛，铅笔放在口唇前，说：“大人真的要同他在A室谈话？那间房坐东背西，晨光直射而入，只有低级速记员在那里见客，很不方便。”当天的第一大问题产生了，但是时间尚早，他不要找麻烦，便发下一道命令：“请他这里来！”

女秘书蹑足而出，巴西C君蹑足而入。你能听见钢针落地的声音，外交家听见他自己的硬衬衫随着呼吸与内衣磨擦而发出索索细声。他们的谈话以“天气很好，是不是？”开始，结尾是：“啊，有趣，多有趣！”

第二第三次会客，结尾都是声音更低的：“有趣！”这个世界真是有趣。瑞典京城来一个长途电话，把它弄得更有趣。现在是绝对惊人了，他摇长途电话到安哥拉。可不得了。他生平从没有在一天之内得到这么许多秘讯密息。他记起在那儿看到的一句中国古语：“秀才不出户，能知天下事”，深深领会其中意义。他确信他已知道全盘事实——诚然，他知道得太多了。如何处理这些事实，乃是问题。

下午五时，他从荷京接到一个密电，秘书刚替他译出。正在喃语：“多有趣！”他突被女秘书提醒，五点一刻须出席记者招待会，不禁蹙额。他该说些什么呢？这真使他焦急。他不可泄漏秘密。“你不能对他们说有喉咙痛吗？”他正在问教于女秘书了。“那不行。哦，你这个大人，你知道该说些什么？”桃乐赛爱慕地说道。“我知道的事实太多了，头脑有些糊涂了——不是，有些昏胀。”他仍不知所从。桃乐赛望着他光亮的头发说：“你头脑的内部，似乎不及外部的整齐……大人，放些勇气出来，应付那些家伙。你也是老手了，说几句不着边际的漂亮话，总不碍事。有什么难答的话，可以推说战事秘密……”说到最后一字她的声音也高些了。

怀了这军事秘密当武器，他出去作战了。舌战群雄，他决不会败北。到了紧张关头，他便竭声急叫：“我知道全盘事实。”对方便哑口无言了。外交家知道全盘事实，报界却不知道，所以人民觉得在这场实力不均的角力中败北了。外交家不能把事实宣告世人，只能在四年后发表白皮书，那时候报纸记者可以随意抨击……这样日复一日的下去，心中总是在想：“啊！多么有趣！”

多年来便有如此多么有趣的事实。1931年东北事件发生，外交家知道全盘事实。西班牙内战，他也知道全盘事实。阿比西尼亚被侵，他也知道全盘事实。希特勒进兵鲁尔区，他也知道全盘事实。慕尼黑会议，他也知道全盘事实。潘奈号被炸、海南岛被侵、日军进犯安南、计划袭击珍珠港，他也知道全盘事实。天啊，没有人怀疑你的事实。问题是，外交家知道了这些事实以后作何措置呢？

但是人民蒙在鼓里，事情却一一接踵而至，外交家缺少老百姓所有的大义原则，所以每遇一件新事实、一桩新事情，就愈无法处理。我们且只管事实，莫谈主义——打胜了仗再说。但是北非之战，产生了有趣的问题，应付却缺乏根本原则。苏军自斯大林格勒逐退德军，这是一个新问题。苏军收复库尔斯克及卡尔科夫，苏联强大的黑影，愈来愈大了。苏军收复罗斯托夫问题更紧迫了。苏军会在边陲停止作战吗？那还了得？苏军会直扑柏林吗？更不得了！波兰流亡政府同薜考雪基关系破裂。多么有趣的事！捷克当局意见纷纷。又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斯大林发表每日公告——这是一件事实，可是不太有趣，因为大家都已知道。巴本到土京，多么有趣。斯大林催促波兰游击队开始出动，伦敦的流亡政府却命令游击队不必出动，以守实力，又是一件有趣的事！小声些、小声些……于是事实留落在千变万化的前进时势的背后，外交家留落在事实的背后，民众又留落在外交家背后，比时总要迟个一年六月，而我们的领袖仍旧说：“打了胜仗再说！且只管事实！”

事实总是复杂的，是非原则总是简单的，若无是非原则，我们必为事实所困住，直到盟国代表坐下和平会议的长桌时为止。事实实不可明，我们所能明知确定者，乃是原则主义。这道理足以解释没有原则而行事的人，因何必坠入五里雾中。地心吸力之原则，解释了天空星日之行动，相爱的原则，解释了宇宙万物之生长；而只有诚心正义的原则，才能解决人间的政治问题。这时代需要道德上的领袖，以原则主义为柱梁。这时代需要一个头脑如林肯那般清纯严正的人。可是我们都忙于砌砖起墙，建造二三层楼，情愿把屋基置之不顾，回头再说。但是看见昨日耗费多少精力堆起的墙，今日已倾斜欲倒，我们又诧异起来。

所以苏联的问题，把我们吓倒了。波兰的问题，把我们吓倒了。印度和香港的问题，把我们吓倒了。最后，应用大西洋宪章的方法，把我们吓倒了。我们的意思是先打胜仗，再谈和平。但是时间不肯等候，和平不肯等候。时间前进不等候人，民主国的领袖也不能例外。我们的外交家是一头毛薄的小羊，我们只能祈求上帝稍杀风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