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物篇第二十

——此篇言明现代机械心理之所由来推论人文科学袭用自然科学之结果及指陈自由意志人生意义为唯物观所消灭

我们姑且这样说：强权政治是火药政治，火药政治结果必定出于爆炸。强权政治与势力的均衡，有如两支炭精，渐渐自两端凑合。机器前进，蓄力渐增，最后的爆炸力必大。现在这个时期，强权政治之爆炸，必遍达全球。玩弄强权政治，就像玩火，同时，我们道德发展却落在背后；我们的思想是国家化而不是世界化的。现在我们认识，世界政治乃是强权政治，这是我们唯一所知、唯一能实行的政治；毫无疑问，不管权力的集合如何变化，我们总在向更大的战争冲突迈进。我们对此形势所恃的态度，只是说命运如此，无可奈何。我们须承认，我们的政治家都是强权政治家，我们的战争行为与和平观念都是以武力原则为根据。我们相信武力仍将横行天下。史班克孟教授大概说得不错，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要继续旧工作，世界政治仍将以武力为基础。如果我们接受这话，必促成更大的战争，直到最后一个暴君出而霸持天下为止。或许未到这个田地，欧洲文明便早已瓦解。

但是如果你问，强权政治之结果既已昭然若揭，为什么还要继续玩弄强权政治，答案是我们的人生观已趋机械化——我们的生活观念已含有机械的必然性，虽想阻止它，却是无可奈何，只好听之。我们吸收之自然主义，相信国家生存竞争之说；我们跳不出物质主义的背景，我们在无意之中借取了受机械公例所统制的物理世界的定数论，移用成为人事上的定数论。这些观点都带着“科学”的气味，所以自有其尊严。于是强权政治不托庇于神权论，而托庇于科学的门下了。如此一来，政治的“现实主义”，便是明晰的科学思想；带有感情的理想主义，便被人说是“低能儿”的见识。这种机械化的人生观，结果当然是绝望：说来说去，人的社会原是一座荒林，大家为了生存战斗。这不啻是说：“我们情愿为国家争取权力，而作生死之斗，开着眼步入地狱，决不愿做梦想和平天堂的傻瓜——人自为战罢！”

今代人的思想，怎会弄到这个田地？心理分析家叫病人回想童年的事，在灵魂的阴处寻出挫抑、凝固和错综的起源，俾能了解自己。回忆过去的事，容易维持客观的立场，并了解个中真况，了解个中真况，则能自我解放。我们且回顾过去数百年的事，这对我们一定有益，而今日的世界，亦可藉此了解自己，我们怎样变成自然主义，定数论和物质主义的信徒。

科学的摧命手抓住了西方，科学或客观的研究方法，已染化了人的思想，引进了自然主义，定数论和物质主义。所以说，科学已毁灭了人道。自然主义[信仰竞争]已毁灭了行善与合作的信仰。物质主义已毁灭了玄通知远的见识及超物境的认识信仰。定数论已毁灭了一切希望。

我敢说我不会触犯自然科学家；反之，他们一定同意我的话，而大声抗议说人家偷了他们的观点方法应用在错误的地方，他们不能负责。自然科学与人的问题，其中界线应该重划，两边真理标准亦该重定。科学的对象是实况，人类问题的对象是是非，双方不必彼此抄袭技术。科学依其定义处理“精确的、分立部门的知识”，而有一大部分的人类知识无法精确，难立部门。如果科学及其玻璃管化学材料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欢喜你？”人类关系的问题又怎能解决？

可是我们却把自然问题和人的问题混在一起了，结果产生了一个危险的局面。自然科学家仅仅说道：“上帝、自由、善性，并不是精确的问题，不在我研究范围之内。”但是非自然科学家的人文教授说：“上帝、自由、善性，都在我的范围之内，但是不能以科学方法研究，而我是一个科学家，又必要做科学家，所以我只能置之不理，另外寻取机械律。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得上前进的标准而保持我的饭碗。其次，科学既然不能发现上帝、灵魂和人类的善性，或许它们并不存在。”由此愈来愈乱了。自然科学家说：“我的兴趣，只在事实上。”只有被迫研究人的价值问题，而企图模仿科学技术的不自然科学家才说：“我的兴趣也在事实上，上帝、自由、灵魂，都不是可以证明的事实。我们没有方法应付它们，所以只能置之不理，除非它们有一个物体。”自然科学家说：“我测量电流、音波，并画图线。”非自然科学家说；“我也要测量，也要画图线。我要测量希望、理想、意念、上帝、自由，可是不能。但是我能测量人口、生产率、粮食的供给、刺激的机械反应、诗句中的子音母音、进出口货物的数字，以及物质环境的影响。我成为科学家，希望全在这条路上。”

人事的研究既非成为“科学”不可，我们只能专谈科学技术所能解释的物质因素，而科学也只能在物质世界内周旋。十九、二十世纪学界最显著的贡献，都是关于物质因素的影响。譬如说，亨定顿（Huntington）论气候与历史关系、马克思（Marx）论职业与观点关系、伦波洛索（Lombroso）论遗传与性格关系、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论民族与历史关系、威斯特玛（Westermarck）论环境与伦理关系，还有德国某医生论目力与天才关系，而将来如有历史家证明非洲萝卜根与拿破伦战争的关系，或有先知证明营养与道德之关系，或Riboflavin（维他命B2）与乐观思想的关系，我们不会觉得奇怪。这是多么摩登、多么渊博的发明！上面诸人对人类思想贡献不可谓小，有的很具卓见，有的也可嘉纳，但是他们的灵眼都似乎患斜睨偏视的毛病。

所以在过去一世纪内，知识界的动向一直照着袭用自然科学的技术，不难明白。但技术一变，宇宙观也必变，结果是产生了对人、对历史、对控制人生力量的唯物观念。每个学术上的贡献造成这偏视斜睨的局面，个别的影响虽小，但是汇合在一起，却有移山倒海之力，我们现在便看得出。

因此便产生尼布尔（Niebuhr）及兰克（Ranke）的搜寻及考核史实的方法、比尔德（Charles A.Beard）的经济史观、翁脱（Wundt）的生理心理、华生（J.B.Watson）的行为心理学、左拉（Zola）的“实验小说”、特拉塞（Dreiser）及法雷耳（Farrell）的验尸态度的“现实主义”、藤恩（Taine）的文学批评、里南（Renan）的“原始”研究、孔德（Comte）的“社会物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某学派的诗学“本体批评”、研究院中的比较文学的“比较”和“研究”、弗洛依德的乱伦错综、心理分析学的在小腹部下搜寻灵魂。我们的种子如果没有屁股座位，整个心理分析的组织便要破灭。而且代表这全部瓦解的象征，有爱略特（T.S.Eliot）的私人僻典、乔易士（James Joyce）的自剖和展览主义、史突文斯基（Stravinsky）的逃避和谐，毕加索（Picasso）的逃避美观、达理（Dali）的逃避逻辑理性、史泰恩（Gertrude Stein）的逃避文法。在世界政治内，有史本格勒（Spengler）的“文化形体”、霍斯何弗的地略政治、赫尔的经济万灵说。其在这次战事，我们可看见应付北非和亚洲的问题，缺乏道义原则。这每一种趋势，都含有“科学”的气味。但是斯文扫地，而人生意义，除了保吃一顿饭，已等于零了。我们所能得唯一的呻吟声乃是：“不安全，毋宁死！送我到监狱去，不成问题，只要给我一张饭票！一张养老保证券！”这在革命家看来是多大的退步，同十八世纪人的勇往直前精神比起来，差别多大！

原来人研究物质太成功，自己也变成了物质的一部分。人性的观念，已经变了。“思想”的力量已为历史所否认。瓦片的研究，已替代了历史上爱憎仇恨人情幻变的研究。我们量了特洛国时代的破砖石的尺寸，便觉得增进了解或考核荷马的程度。历史家研究埃及女皇的宫房夜壶，兴趣大于研究她们的宫闱秘史。收集事实、考核事实，这两项工作一直继续下去。一个历史学教授可以一手拿了一只破古罐，得意忘形叫道：“我们懂得历史了。”

搜寻考证事实的工作继续不断。历史家测量瓦片，教育家测量人的智力，犯罪学家测量人类的脑壳，心理学家测量我们的感情反应，地理学家测量雨水的寸数，地略政治学家测量高加索的油量。如果瓦片能够解释，历史亦可立足；如果知识的单位仔细地测量，教育便成功；如果脑壳、下颚、耳朵，测量过，犯人便可像一架洗衣机般为我们了解；如果感情反应研究得法，人类的灵魂、智力、想象力、意念、欲望、癖好，都可明白；如果雨量算出，文明之盛衰便有解释；如果油源在握，胜利必属吾人！

人呢？他已变成旋转不息的机器中之一原子，为某爆发过宇宙的陨石余灰所造成。腺、血管、流质，组成了我们的身体，机械化的阻抑、交替反应、错综，组成了我们的心机。肉体的饥饿，我们知道得很详细，精神的饥饿，我们一无所知。欲望乃是体中冲动，我们对它无法节制，正如我们没有力量改造我们自己脑壳的形式。人是一个化学混合物，由身内的分泌物和身外的环境势力所变化而成。那飘渺莫测的灵魂，无形无色，无法研究，受人冷落，已鼓翼而飞，不知去向。彩虹已经解剖得干干净净，孩童时期的好奇心与幻想已经逝去，世界已同我们一起转变灰色。

霍金教授有一段文，可算为现代文章内最玄通知远的一段，说得甚好：

不足为怪，科学在全胜利之后，已射过了它的目标。科学家现在不说：“在我们的实验室中，无闲谈论世事的目的与价值。”而实际上等于说：“我们已把目的和价值推出宇宙之外。”这样大刀阅斧的手段，倒也觉得爽快：虔诚信教说道的人不敢再妄谈上帝的旨意。只要科学专事研究星球与原子的话，这人道价值的幻灭，并不会使人衷心不安。

但是有一个时候，科学必须把自己训练有素的目光移转到有生命的东西和人的身上。心理学家和社会学的学科，应运而起，如热带的太阳一般高升，继承科学衣钵真传的方术，富有新生初期的猛势。心理学变成感情思想的物理学；人变成了事实与公例的现象。这样一来，自由有些立不住受不住了，因为它们把人体不多不少整个的配合在数学上完美而可计算的物质定数的范型中。但是到底我们必须承认事实与方法的联合势力；人虽未能真正摆脱自然的公例，却仍可保持自由的感觉。大家总是如此假定。

起初没有人注意到：人已变得毫无意义。人变成了宇宙大机器的一部分，这部机器已经整顿修理重配过，而把原有潜伏的旧价值已丢在废堆内。宇宙并不向什么地方走去，只是在走罢了！如果整场戏没有意义，那么人这一部分——在它自己看来如何？姑且不论——也不过是一桩事实，虽是一件复杂有趣的事实；却也不过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事实——连人类的各种文明建树，都不过如此。人生这幕戏在扮演时，也许能自觉得活灵活现。但是真谛还得打个算盘总算一下，而总算结果，人生意义等于零。12

始终没有人充分指出，希特勒的伦理和政治与这一世纪半以来的欧洲发展有关。也没有人指出希特勒颂扬离常（压制理智，颂扬原始观念），同史突文斯基（Stravinsky）、史泰因（Gertrude Stein）、达理（Dali）、爱白史坦（Epstein）的颂扬离常[即反对理性]巧合。老实说，这趋势可以推溯到浪漫运动的反理智呼声，尼采的蛮意复位运动，诺兜（Max Nordau）用剖尸方法所描写的十九世纪状况。任何分析，如把纳粹思想的来源看做只限于德国，而不把西欧文化普遍衰落的因素算在里头，便是自欺。人生意义的零点已经抵达：一辈科学家已把知识空气中的古道古风肃清；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伦理夕阳返照的红光已经消逝；在欧洲的心中，人已变成一个机械式的动物，在盲目的物质势力所指使的盲目的原子混旋中作个困斗。希特勒不过是信步走入这人道荡灭的空野罢了。不然，“希特勒从何而来？”这问题永远不能解答。

我曾说过：

我们可以证明，天下骚动是科学的物质主义侵入了我们的文学和思想的直接结果。人文学科的大教授们已降低到寻求机械律以解释人类行动的田地。愈证明“自然律”之精严，及自由意志论之荒谬，教授先生也愈自鸣得意……科学的物质主义必产生定数论，定数论必产生失望。所以悲观者成为今日最受人崇拜的人——并非最伟大，而是最负盛名的人——实不足为怪。今日国际间的紊乱，是发源于哲理上的悲观。13

也许强权政治的世界，借用佛家语说，不过是“梦幻泡影”。也许人事的定数论不过是海市蜃楼，我们造来自欺的。也许权力冲突和败灭的必然性，也不过是这种梦幻泡影。我们在机械律创立了不到一百年后，暂时迷失在其中。也许我们能改造这世界。这是不是布道？不，这是祈祷。

不然呢，也许在这世界上，权力将进而为集团的权力，冲突将进而为规模更大的冲突。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君主立宪的政治、政治学已为人所知；世界政府的政治学尚未出而问世[参见穷理篇第二十二]。世界民主的基本学理，尚未建立，此学理原则应该与一国的民主政治原则相同，以民意为基础。现此的世界联邦势必成为富户政治或富国的寡头政治（plutocracy or oligarchy of the rich），其不稳固亦不亚于一国中的寡头政治，受治的人民必被分成两级，一级是公民，一级是奴隶。这种政府必以武力强迫，不以受治者的同意为基础；天下将有大规模的反叛流血；寡头政治的强国，自相拼命并与受治者争斗后，精疲力尽，那时候必有一个暴君起而代之，独霸全局。历史上每逢革命混乱的时期，总有一个暴君出现。寡头政治的国家在战争中弄得精疲力尽后，必有一个世界暴君出而讨好大众，统霸世界。这是不是预言？不，这是警告。

但是我们的若干领袖，误解了世界冲突与这次世界革命的性质。最大的问题——帝国主义对抗世界的自由——仍为人所忽略，未得解决。有人以为他们能同时替帝国和替自由作战。丘吉尔在步着波里克里斯的后尘。站在帝国立场上看来，英国再也寻不出更出色的首相。他一人兼有克莱夫勋爵（Lord Clive）和海斯丁（Warren Hastings）的坚决果毅、威廉庇得氏（William Pitt）的意志集中、狄斯雷里（Disraeli）的圆滑灵敏；在举国手足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一人出来以铁一般的意志团结人民；在危险的时际，他卓立不移；在叛变爆发的当儿，他显出坚决的力量；在人民信心低沉的时候，他又恢复人民对大好的大英老帝国的信仰。但是庇得、狄斯雷里等人在十八、十九世纪固能守先待后，胜任愉快，在二十世纪未必能成功。丘吉尔看错了时代的潮流。这是不是恶意的批评？不，这是友朋的诤言。

如果我对丘吉尔并无误解的话，我说他从事于二十世纪的战争，不过是要想在战后脱去大皮靴，爬上十九世纪的大床睡觉，床垫舒适地铺在印度、新加坡、香港上面。他有英国狮子狗可羡的坚忍不拔性，也有它的聪明，照帝国的标准看来，他是一个伟人；照未来的较好的世界看来，他不过又是一个克陀（Cato，古罗马参议员）大声喊着：“Delenda est carthago！”[“必须打倒迦太基”，北非强国，罗马劲敌]。他甚或会变成小斯及比阿（Scipio the Younger）。但是当隆美尔和蒙高茂来在突尼西亚争夺迦太基的时期，我似乎觉得布尼战争[Punic War，罗马与迦太基大战]又发生于今日了。我觉得这有点像第四次的布尼战争。今日或许有一个汉尼拔会出来拿坦克替代大象，自西班牙进攻意大利，但是地中海主权的争夺战原来不分时代，今古相同。战争的原因及实质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