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乐篇第八

——此篇言中国哲学不龈龈于政治组织货殖给养冶政治与伦理于一炉以礼乐刑政并举为政治之源国家齐治必基于道德习尚藉此益见经济学见解之浅陋

但是什么叫做和平哲学[政治之术]呢？平治乃现此人生所必不可缺之条件，并非几百千年后的乌托邦理想。安者人之常，犹健康为人之常。和平者：非消极的理想——战祸平静之谓；我们必须有积极的和平哲学。国泰民安，于是乎天地化育，万物滋长，而芸芸众生得托生于其间，各善其事，安居乐业，优游以卒岁，岂非万民之所厚望，天地之常经？故得治平乃得人情之常，人心之厌战，亦犹耳之厌乱声。且家齐国治天下平，其理本一，惟在人伦中和之道而已。欲得人伦之中和，必有其道。哲学的任务，应排斥一切，专一研求这人间伦常之道。

自然我常想，中国思想有何可以贡献于世界和平问题。中国的社会，普通说起来，也有贫苦无告、口角纷争、贪污利己、贫富不均。只是高官厚禄之间，较少妥洽派而已。想起来，真令人毛发竦然。究竟和达尔兰接洽的人，看到赖伐尔[法国妥洽派]能直接和希特勒接洽，难免眼红。两者都是放弃道义，专言权变，但是究竟同小喽罗接洽的人，看见他人能与贼王寨主接洽，总要眼红。中国也讲经讲权，这是儒教所许的。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人还相信礼义廉耻的大端，认为行事上不可须臾离之。

中国与西方绝对不同者有三：一曰排律师、二曰排巡警、三曰排兵卒。中国治国四千年就用不着律师与巡警，而当兵向来为人所鄙贱。中国生活乃不重数学的生活，由于不重数学的思想习惯所造成。

于此可见，中国对于治术观法，显有不同。中国人认为法繁则无公理，警多则无自由[“扰民”]，兵众则无太平。欲求至治，惟有政简刑轻。无为而治的简单要术。社会既有良莠不齐，总得有个官厅，把几个流氓坏蛋押入牢狱，政府官厅之用处止此而已。若要伸冤，勿入公堂，在法庭外和平了结，若要和平，先不见兵，大家卖刀买牛，还里归田，和平政治之术，最后胥赖礼乐化民成功。

我说这是儒教的中心思想，并非戏言。这确实是儒家的中心思想，基本信条。盖儒家冶政治与伦理于一炉。儒家素以着重实际明理见称，然而偏有这以礼乐治国的迂僻结论。美国人向也着重实际，也许还可同意，对于以巡警治国，尤其是以特务队治国，视为可厌。他们也许并可同意，法律治国虽然可行，犹有遗憾，未臻美善。他们知道，普鲁士式的严行禁令（Verbotens），不足为民主国民所心服，而仅一套“毋得擅犯，如违重罚”的禁令公文，未必便足产生好道乐道之人[所谓“民免而无耻”]。他们明白在成熟健全的德漠克拉西，社会治安全靠社会各分子廉洁自好不屑为非为本。

我最喜欢美国人，莫如看见他们违犯禁章之时，看见在电影院，观众不同情于维护法律的船主，而同情于不买票偷上船的船客，看见在华盛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在每辆贴告“不许吸烟”的车中，都有人公然吸烟。我对自己说，这些真是民主国的主人翁。如果犯禁太多，情形不堪之时，还不是查票委员及大人先生要给他禁止，是要由某君投稿《纽约时报》，告诉烟灰烧伤婴孩手臂的危险，可望大家良心发现。如果公众民意不反对，查票员也就不反对。但是别梦想普鲁士人在“禁止吸烟”的车上会吸烟！这是万不可能，所以惠马的民主政府（Weimaur Republic，德国战后民主政府）非垮台不可。你教一个希特勒去看管一些美国群众，禁他们“毋得”如此，“毋得”如彼，结果可以推知。不到三月，他的头颅就得敲碎。美国也曾通令全国戒酒，而德谟克拉西对这禁令的答复，便是秘密酒店。秘密酒店的历史，便可指明美国人肯否服从普鲁士式的禁章，甚至肯否服从自己通过的法律。我惟有对这种美国人民免冠致敬，因为他们爱好自由，如中国人。你不能以法令空文禁戒美人，或是华人。法章愈禁，阳奉阴违者愈多。恭祝我们两国主义相同！

话虽如此，着重实际的美国人士听见孔子以音乐化民治国的道理，便对孔夫子头脑清楚只求实际的令名要引起怀疑。惟莎严先生才会发这种迂论。[Saroyan，现代作家，有儿童的天真。]但我确认夫子并非咄咄书空，下文将详论之。孔子正会天真，苦中作乐。[在陈绝粮，弦歌不衰。]孔子不但真说过以乐化民的话，并且重复申述之而不厌。他对为政崇尚礼乐，阐说不厌其详，以致有一位门人当真奉行起来。有一天孔子走到武城，言偃为宰，他听到街头巷尾弦歌的声音：

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我选儒家说礼说乐这方面来讲，所以证明儒家之重精神文化，以显示西洋经济学政治之术之陋。单凭财货之安排布置以求治安那种思想之幼稚浅陋，就可不辩而知。我们急须改正观念，不可以为说礼乐中和的精神只是书呆，而畅谈罐头者始为实际。若所谓只求实际者，系指专言饮食衣冠宫室器皿的物质条件，那绝非所以言儒道者。

孔子言为国的条件如下：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和平之心理，既然于国家天下应用相同，我们此地可以研究这和平的要素。我们凡言政治，例必认为纯系政治机关的个别问题，与伦理问题截然为二。儒家以为政治之道有四，“礼乐刑政”，而政事只居其一。实则儒家早就鄙夷纯赖行政的解决方法为不足凭。明乎此，始足以言以乐治国之异论。所谓政治，不仅是囚禁几个流氓入狱，释放几个良民出狱的机械问题，而是要移风易俗，使国家社会趋于礼义，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音乐便代表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之自然气象。据那说法，言诗言乐，几乎成为人生之意义，文化之终点所在。

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

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和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礼记·礼运篇》]

由天下太平称为“大顺”这种看法，可见和平非仅战事平静之谓，乃多种教化之力养育出来健全人类社会之结果。由此看来，欲求世治，单藉行政的解决办法自然不足，治国不仅限于“治理”之治，于是乎必尚礼乐，礼乐刑政同为社会政治之方，目的相同。《乐记》曰，“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乐记》篇之说乐，乃用心理学说法。礼乐所以“教民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然后“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社会之不安，政治之纷乱，皆起于“血气”心术无所制防，未得其正。欲求世治，最后还是正人心，非外物所可强使之“治”。这种天下大乱追源于人的心术的道理，犹适用于今日。故曰：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乐记》）

[按物至而“人化物”，正是人为物欲所克，而成物质主义。“人化物”即已失人道，故可译为“dehumanized”；又是为物所化，故并不可译为“materialistic”。所以“物质主义”之形容词见于古籍者，当以“人化物”一语为最早。]

是故先之王制礼乐，人为之节……礼节民心，乐和民心，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行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按王道即治道，即和平要术。]

至此而礼乐与治道之密切关系，可以明矣。政者正也，必先教民以正。故曰：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者，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和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快，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

[按：《乐记》为世界名作，常与西方学者言之，啧啧称欢，谓“乐同礼异”，“乐内礼外”，哲学条理甚明。惜乎今日，若不翻为白话文字，不知其中味矣。]

这节文字以礼乐相对而言，称为治道之工具，含有深奥哲理，可以大开眼界，并可纠正普通误谬，以为孔教务求实际，只讲杯盘锅灶，或是眼光与经济学相等，文明进化以饮食便泄二事了之。故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又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又曰：“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按此哲理，已入形而上学，而有玄学意味。]

最后，我们可以明治道之本及反情和志为强国之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和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反情和志，乃反人情之正，使意志相和，故译为“to create harmony by a rediscovery of human nature”。]

我可断言，孔子听见西洋学者欲求拨乱反治于饮食便泄之间，就要不耐烦，与我相同。我们如果以为亚洲人对于白种的罐头食物会觉满意，便是大错。亚洲人所宝贵者，乃空罐头而已，因其光彩悦目，玎珰悦耳，使得心灵快活，至于果腹问题，尽管有香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