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产风”留下历史的笑柄
1958年8月16日到8月30日的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共产风”的产生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个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对人民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各地的领导人对决议的理解不同,有的认为,三四年时间是就全国范围讲的,我们这里可以更快一些。毛泽东于8月30日的总结中还讲到:“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几个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目的,为了多数人而辛苦。”这种公开提倡平均主义的“最高指示”,对“共产风”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级党报大造共产主义的舆论,理论家们纷纷出来写文章。张春桥为了迎合毛泽东,写了《论资产阶级法权》。这篇文章批评工资制,鼓吹供给制,很受毛泽东欣赏,毛泽东推荐给《人民日报》发表,并亲自写了编者按。8月份,《人民日报》又以“资产阶级法权”为题,开展专题讨论,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关锋发表文章认为,“部分供给制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分配形式”。胡绳发表文章批评工资制,赞扬供给制。在这个专题以外,《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不少鼓吹共产主义的文章,如吴传启发表《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等。发表文章的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对一般干部很有号召力。
人们对共产主义如此热心,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广泛深入人心。无论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还是各种政治培训班,都讲社会发展规律。说社会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一种社会制度比前一种先进,后一种制度必定取代前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且进入共产主义是迟早的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多少年来,中国的知识界都相信这种理论,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都向自己的学生灌输这种理论。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到老百姓那里,就成了宿命论: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谁也无法抗拒。大力推进共产主义的人们,都是符合这个“天律”的。扫除这个“天律”的实现的障碍,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是“替天行道”。
1958年,各级党报造同样的的舆论:全民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是天堂。在舆论的鼓动下,为了早日进天堂,各地都企图比中共中央预计的速度还要快。各地的农村干部很快付之行动。结果闹了很多荒唐事,给农民带来了灾难。
搞共产主义,河北省徐水县最早成了全国学习的典型。这个县提出:1959年建成社会
主义,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刘少奇先后到这里视察,并通过报纸向全国宣传。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在发动大跃进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肯定了徐水搞共产主义的经验。本书《燕赵悲歌》一章详细个绍了徐水搞共产主义的情况,这里不再重复。
《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大力宣传徐水的试点。毛泽东十分关注报纸对徐水的宣传宣传。毛泽东视察徐水后不久,他让身边的秘书叶子龙看《人民日报》上登的《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报道。文章对徐水人民公社的前景做了生动的描述。其中提到棉花亩产将达到5000斤。毛泽东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到徐水看看。”后来证明,《人民日报》宣传徐水的一些报道和文章都是假话。但这些宣传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朝圣者。到这里“取经”的各省及中央部门的单位共有3000多个。
1958年10月中旬,徐水县弄虚作假的问题被揭露,11月9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以后不要宣传徐水。但徐水的“共产风”的已颳到全国。各地新出现了一批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型。1958年10月,山东寿张县作出了二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山东莒南县制定出大干200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最先实行一县一社的河南武修县制定了“三年丰衣足食、五年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从毛泽东对山东范县(后属河南省)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当时对这些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是很欣赏的,是鼓励的。
1958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宣专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上,刊登了《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主要内容是,在两年内实现全县工业化、电气化;粮食亩产2万斤;建成4至6所大学和一个科学院;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等等。规划同时提出,用三年时间把全县993个自然村改造成25个新乐园。新乐园的前景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种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1月6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这份文件,读后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返。会后出征,以为如何?”同时印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委书记。第一次郑州会议是纠偏会议。从这个批示可见,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范县这个“共产风”的典型却十分珍爱,没有“纠”的意思。不过在这次会上他说过:“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看来,毛泽东只反对县以上范围的“共产风”,对一县之内的“共产风”是支持的。
湖北省当阳县(1989年1月撤县建市)跑马公社是又一个共产主义典型。这个公社成立于1958年9月底。共有农户5875家、23025人。公社成立以后,打破了原有的乡社界线,人力、财力、物力集中由公社统一支配。按上级要求,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带领大部分劳动力上山“大办钢铁”,党委第二书记张天高留在公社主持工作。
张天高只有初小文化,上级对他的评价是:“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听党的话,工作热情很高。”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农田水利建设中,他带头大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不仅受到省、地县的表扬,毛泽东还在成都会议上说“当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命的萌芽”。张天高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徐水县的经验和大量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又看到《湖北日报》11月7日的社论《走向最终目的――共产主义》中“不要把共产主义神秘化”、“不应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等说法,就很快付之行动。
10月,跑马公社开始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兴办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各项福利事业。11月17日,张天高在公社干部扩大会上说:“我宣布,今天是社会主义的尾,明天是共产主义的头,共产主义已经到了。”“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除了老婆以外――这是我的意思,什么也不私有了。”在这个会上,有人列举了“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的种种理由。在公社管委会所在的半月街上,相继贴出了许多欢呼进入共产主义的标语,如“人类最美好的社――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不分你我,各取所需”等。这次会议以后,就刮起了“共产风”。张天高在公社教师会上讲:“现在是共产主义,你们要文具,就到文具店里去拿。”他亲自带半月中学的事务员到文具店拿走乐器、球类等115件,价值1436元。之后,其它学校闻讯而来,抢光了这个文具店的所有商品。公社党委的试验田需要化肥、农药,张天高带人将商店里的化肥、农药搬走了30万斤。之后,商店里的化肥、农药一抢而空。当有的群众说没有衣服穿时,张天高说:“没有衣服到商店里去拿,各取所需。”结果,全公社商店被抢走了布11624尺,棉衣1304件。在公社内不分集体和个人、不分你我,队与队之间牲畜随便拉,社员家庭的家禽、蔬菜随便吃。育溪公社关陵大队曙光生产队双目失明的李婆婆喂的5只鸡全部归公后,李婆婆嚎啕大哭。事后统计,共吃社员的鸡2800多只,蔬菜68600多斤。社、队占用社员的生活用具和小农具更是不计其数。公社集中了社员家庭喂养的12753头猪、36251只鸡。集中后,猪死了6164头,鸡死了3691只。为了体现共产主义,跑马公社实行居住大集中,学校大集中,幼儿园全托化,老人一律收进养老院。全公社5800多户社员由原来居住的1200多处集中到62个居民点。食堂由原来的250个合并为69个。三天内将27所学校合并为8所,而且全部学生一律寄宿。居住大集中后,房屋窄小,十分拥挤,三代同室,男女同室。学校集中以后,四个孩了盖一条被,被子被孩子带到了学校,家长只好盖蓑衣睡觉。
干部按自己设想的共产主义强迫群众实行,对不听话的社员,用罚做苦工、开“辩论会”、批斗、打、骂、不准吃饭等处罚手段。全公社共有28个干部曾用打、骂、捆、斗、罚、饿等手段,处罚社员68人。
不少地方到当跑马公社参观学习,跑马公社的“共产风”迅速蔓延到当阳全县。不少干部开会时讲“共产主义到了,不分你我。”社员怕自己的东西被“共产”,有的把自己竹园里的竹子全部砍光,有的把家里的楼板拆下来卖光。由于大力宣传供给制,有的社员说:“干不干,铁饭碗,搞不搞,少不了,反正吃饭不要钱”。劳动中出现了“三等”:等干部喊了才上工,等人到齐了才下田,等组长分了工才干活。劳动效率很低。
“共产风”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也刮了起来。韶山在大办钢铁、大修公路、大办水利、大建居民点的同时,实行“六大集中”:居住、吃饭、劳动、幼儿、学生、家禽家畜,都统统集中。韶山大队52个屋场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个屋场里。在这个期间,社员迁徙无时,有的搬家十次以上。生活资料和私有小工具谁都可以随便拿。据大队统计,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间,共拆房屋144间,损坏农具360件,平调木料5万根、砖瓦两万块、牲猪190只、鸡鸭570只、粮食6000、家具和炊具1950件、劳动日7700个。但是,这个大队的情况比湘潭县其它公社相比,不算是严重的。
东北的辽宁省,“共产风”从1958年一直刮到1960年底。1960年12月《铁岭县汎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中说“这个社的‘共产风’,从公社化一开始就刮。经过去年春天作了一次纠正,但不久又刮了起来。每一个运动,每一个‘高潮’,每一个‘大发展’,都要刮一次‘共产风’。大运动大刮,小运动小刮,没有运动零星刮。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省级,下至小队,各级领导机关都有。挂钩单位、试验单位和搞‘南泥湾’的单位也在刮。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自土地、劳力、车马,小至砖瓦石块、破铜烂铁、锅碗瓢盆、皮麻绳套,连幔杆子和供老祖宗的香炉也都刮走了。气得群众说:除了老婆孩子不要,其它什么都要。”这个报告还说,“总的看,共产风队队都刮,只是程度不同。大体规律是:在工作重点、富裕队、城市近郊、公社所在地、重点工程所在地,凡是离官近的地方,刮的就严重。”
“共产风”,实际是“共”老百姓的产,群众大量的财产被充公。四川省新繁县一个调查证明,是上一级“共”下级的“产”,即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以这个县的三个典型公社为例:国家“平调”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23.9%;公社“平调”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43.1%;管理区“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18.4%;生产队“平调”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14.6%。
由于“共产风”与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相联系,因而传播最广,最难纠正。“共产风”刮到全国各地,刮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倾家荡产。本来生产力水平低下,硬要说到了共产主义;本来形势不好,硬要说形势大好;本来没有条件搞供给制,硬是宣布搞供给制。
共产主义的天堂是靠假话支撑的,“浮夸风”也就成为必然了。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到经济,什么都管,干部水平本来就很低,加上公社过大的规模超过了公社干部的管理幅度,“瞎指挥风”也就成为必然。“共产风”否定了“三级所有”,否定了一切管理制度,干部就有了支配一的权力,权力高度集中又没有制衡,就成了干部特殊化的沃土。“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本来就损害农民利益,违背农民意愿,要强制推行,就出现了“强迫命令风”。所以说“共产风”是“五风”之首。
毛泽东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有一个认识过程。1958年8月说是三四年或五六年,11月6日的讲话中认为“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是快了,但他还说“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11月21日,他又说“总的讲,是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的的讲话》,其中有十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意思。在苏联以后,还是十五年左右。1959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关于安徽桐城的报告上批示说:“至少在二十年内,不谈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
供给制是“共产风”的一个重要表现。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会议简报提供了24个省区供给部分占的比重: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占50%的有河北、浙江、福建、黑龙江四个省;供给部分占60%、工资部分占40%的有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江苏、江西、内蒙九省区;供给部分占65-70%、工资部分占30-35%的有安徽、湖南、辽宁、吉林、贵州、甘肃和宁夏七个省区。
另据23个省、区的21176个公社统计:实行伙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16610个,占78.43%;实行粮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2872个,占13.58%;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989个,占4.67%;实行半粮食供给制的有261个占,1.25%;实行完全工资制的人民公社有123个,占0.58%;实行劳动日制的人民公社有322个,占1.51%。在分配给社员的总额中的工资部分,平均每个劳动力每月工资,据20个省区反映,一般是3-5元。据河南、山西、山东、安徽福建、湖南、广西、黑龙江等8个省的统计,在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8431个公社当中,已发工资的有6393个,占总数的77.13%,大部分公社发工资二到三个月,准备发但未发的有2039个公社,占22.87%。在两三个月以后都无力发工资了。不发工资以后,就全部实行“供给制”了,即政府给多少就吃多少。政府不给就没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