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产风”留下历史的笑柄
1958年8月16日到8月30日的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共产风”的产生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个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对人民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各地的领导人对决议的理解不同，有的认为，三四年时间是就全国范围讲的，我们这里可以更快一些。毛泽东于8月30日的总结中还讲到：“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几个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目的，为了多数人而辛苦。”这种公开提倡平均主义的“最高指示”，对“共产风”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级党报大造共产主义的舆论，理论家们纷纷出来写文章。张春桥为了迎合毛泽东，写了《论资产阶级法权》。这篇文章批评工资制，鼓吹供给制，很受毛泽东欣赏，毛泽东推荐给《人民日报》发表，并亲自写了编者按。8月份，《人民日报》又以“资产阶级法权”为题，开展专题讨论，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关锋发表文章认为，“部分供给制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分配形式”。胡绳发表文章批评工资制，赞扬供给制。在这个专题以外，《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不少鼓吹共产主义的文章，如吴传启发表《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等。发表文章的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对一般干部很有号召力。
人们对共产主义如此热心，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广泛深入人心。无论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还是各种政治培训班，都讲社会发展规律。说社会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一种社会制度比前一种先进，后一种制度必定取代前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且进入共产主义是迟早的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多少年来，中国的知识界都相信这种理论，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都向自己的学生灌输这种理论。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到老百姓那里，就成了宿命论：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谁也无法抗拒。大力推进共产主义的人们，都是符合这个“天律”的。扫除这个“天律”的实现的障碍，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是“替天行道”。
1958年，各级党报造同样的的舆论：全民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是天堂。在舆论的鼓动下，为了早日进天堂，各地都企图比中共中央预计的速度还要快。各地的农村干部很快付之行动。结果闹了很多荒唐事，给农民带来了灾难。
搞共产主义，河北省徐水县最早成了全国学习的典型。这个县提出：1959年建成社会
主义，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刘少奇先后到这里视察，并通过报纸向全国宣传。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在发动大跃进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肯定了徐水搞共产主义的经验。本书《燕赵悲歌》一章详细个绍了徐水搞共产主义的情况，这里不再重复。
《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大力宣传徐水的试点。毛泽东十分关注报纸对徐水的宣传宣传。毛泽东视察徐水后不久，他让身边的秘书叶子龙看《人民日报》上登的《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报道。文章对徐水人民公社的前景做了生动的描述。其中提到棉花亩产将达到5000斤。毛泽东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到徐水看看。”后来证明，《人民日报》宣传徐水的一些报道和文章都是假话。但这些宣传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朝圣者。到这里“取经”的各省及中央部门的单位共有3000多个。
1958年10月中旬，徐水县弄虚作假的问题被揭露，11月9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以后不要宣传徐水。但徐水的“共产风”的已颳到全国。各地新出现了一批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型。1958年10月，山东寿张县作出了二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山东莒南县制定出大干200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最先实行一县一社的河南武修县制定了“三年丰衣足食、五年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从毛泽东对山东范县（后属河南省）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当时对这些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是很欣赏的，是鼓励的。
1958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宣专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上，刊登了《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主要内容是，在两年内实现全县工业化、电气化；粮食亩产2万斤；建成4至6所大学和一个科学院；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等等。规划同时提出，用三年时间把全县993个自然村改造成25个新乐园。新乐园的前景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种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1月6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这份文件，读后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返。会后出征，以为如何？”同时印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委书记。第一次郑州会议是纠偏会议。从这个批示可见,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范县这个“共产风”的典型却十分珍爱，没有“纠”的意思。不过在这次会上他说过：“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看来，毛泽东只反对县以上范围的“共产风”，对一县之内的“共产风”是支持的。
湖北省当阳县（1989年1月撤县建市）跑马公社是又一个共产主义典型。这个公社成立于1958年9月底。共有农户5875家、23025人。公社成立以后，打破了原有的乡社界线，人力、财力、物力集中由公社统一支配。按上级要求，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带领大部分劳动力上山“大办钢铁”，党委第二书记张天高留在公社主持工作。
张天高只有初小文化，上级对他的评价是：“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听党的话，工作热情很高。”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农田水利建设中，他带头大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不仅受到省、地县的表扬，毛泽东还在成都会议上说“当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命的萌芽”。张天高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徐水县的经验和大量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又看到《湖北日报》11月7日的社论《走向最终目的――共产主义》中“不要把共产主义神秘化”、“不应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等说法，就很快付之行动。
10月，跑马公社开始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兴办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各项福利事业。11月17日，张天高在公社干部扩大会上说：“我宣布，今天是社会主义的尾，明天是共产主义的头，共产主义已经到了。”“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除了老婆以外――这是我的意思，什么也不私有了。”在这个会上，有人列举了“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的种种理由。在公社管委会所在的半月街上，相继贴出了许多欢呼进入共产主义的标语，如“人类最美好的社――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不分你我，各取所需”等。这次会议以后，就刮起了“共产风”。张天高在公社教师会上讲：“现在是共产主义，你们要文具，就到文具店里去拿。”他亲自带半月中学的事务员到文具店拿走乐器、球类等115件，价值1436元。之后，其它学校闻讯而来，抢光了这个文具店的所有商品。公社党委的试验田需要化肥、农药，张天高带人将商店里的化肥、农药搬走了30万斤。之后，商店里的化肥、农药一抢而空。当有的群众说没有衣服穿时，张天高说：“没有衣服到商店里去拿，各取所需。”结果，全公社商店被抢走了布11624尺，棉衣1304件。在公社内不分集体和个人、不分你我，队与队之间牲畜随便拉，社员家庭的家禽、蔬菜随便吃。育溪公社关陵大队曙光生产队双目失明的李婆婆喂的5只鸡全部归公后，李婆婆嚎啕大哭。事后统计，共吃社员的鸡2800多只，蔬菜68600多斤。社、队占用社员的生活用具和小农具更是不计其数。公社集中了社员家庭喂养的12753头猪、36251只鸡。集中后，猪死了6164头，鸡死了3691只。为了体现共产主义，跑马公社实行居住大集中，学校大集中，幼儿园全托化，老人一律收进养老院。全公社5800多户社员由原来居住的1200多处集中到62个居民点。食堂由原来的250个合并为69个。三天内将27所学校合并为8所，而且全部学生一律寄宿。居住大集中后，房屋窄小，十分拥挤，三代同室，男女同室。学校集中以后，四个孩了盖一条被，被子被孩子带到了学校，家长只好盖蓑衣睡觉。
干部按自己设想的共产主义强迫群众实行，对不听话的社员，用罚做苦工、开“辩论会”、批斗、打、骂、不准吃饭等处罚手段。全公社共有28个干部曾用打、骂、捆、斗、罚、饿等手段，处罚社员68人。
不少地方到当跑马公社参观学习，跑马公社的“共产风”迅速蔓延到当阳全县。不少干部开会时讲“共产主义到了，不分你我。”社员怕自己的东西被“共产”，有的把自己竹园里的竹子全部砍光，有的把家里的楼板拆下来卖光。由于大力宣传供给制，有的社员说：“干不干，铁饭碗，搞不搞，少不了，反正吃饭不要钱”。劳动中出现了“三等”：等干部喊了才上工，等人到齐了才下田，等组长分了工才干活。劳动效率很低。
“共产风”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也刮了起来。韶山在大办钢铁、大修公路、大办水利、大建居民点的同时，实行“六大集中”：居住、吃饭、劳动、幼儿、学生、家禽家畜，都统统集中。韶山大队52个屋场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个屋场里。在这个期间，社员迁徙无时，有的搬家十次以上。生活资料和私有小工具谁都可以随便拿。据大队统计，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间，共拆房屋144间，损坏农具360件，平调木料5万根、砖瓦两万块、牲猪190只、鸡鸭570只、粮食6000、家具和炊具1950件、劳动日7700个。但是，这个大队的情况比湘潭县其它公社相比，不算是严重的。
东北的辽宁省，“共产风”从1958年一直刮到1960年底。1960年12月《铁岭县汎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中说“这个社的‘共产风’，从公社化一开始就刮。经过去年春天作了一次纠正，但不久又刮了起来。每一个运动，每一个‘高潮’，每一个‘大发展’，都要刮一次‘共产风’。大运动大刮，小运动小刮，没有运动零星刮。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省级，下至小队，各级领导机关都有。挂钩单位、试验单位和搞‘南泥湾’的单位也在刮。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自土地、劳力、车马，小至砖瓦石块、破铜烂铁、锅碗瓢盆、皮麻绳套，连幔杆子和供老祖宗的香炉也都刮走了。气得群众说：除了老婆孩子不要，其它什么都要。”这个报告还说，“总的看，共产风队队都刮，只是程度不同。大体规律是：在工作重点、富裕队、城市近郊、公社所在地、重点工程所在地，凡是离官近的地方，刮的就严重。”
“共产风”，实际是“共”老百姓的产，群众大量的财产被充公。四川省新繁县一个调查证明，是上一级“共”下级的“产”，即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以这个县的三个典型公社为例：国家“平调”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23．9％；公社“平调”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43．1％；管理区“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18．4％；生产队“平调”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14．6％。
由于“共产风”与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相联系，因而传播最广，最难纠正。“共产风”刮到全国各地，刮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倾家荡产。本来生产力水平低下，硬要说到了共产主义；本来形势不好，硬要说形势大好；本来没有条件搞供给制，硬是宣布搞供给制。
共产主义的天堂是靠假话支撑的，“浮夸风”也就成为必然了。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到经济，什么都管，干部水平本来就很低，加上公社过大的规模超过了公社干部的管理幅度，“瞎指挥风”也就成为必然。“共产风”否定了“三级所有”，否定了一切管理制度，干部就有了支配一的权力，权力高度集中又没有制衡，就成了干部特殊化的沃土。“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本来就损害农民利益，违背农民意愿，要强制推行，就出现了“强迫命令风”。所以说“共产风”是“五风”之首。
毛泽东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有一个认识过程。1958年8月说是三四年或五六年，11月6日的讲话中认为“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是快了，但他还说“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11月21日，他又说“总的讲，是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的的讲话》，其中有十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意思。在苏联以后，还是十五年左右。1959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关于安徽桐城的报告上批示说：“至少在二十年内，不谈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
供给制是“共产风”的一个重要表现。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会议简报提供了24个省区供给部分占的比重：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占50％的有河北、浙江、福建、黑龙江四个省；供给部分占60％、工资部分占40％的有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江苏、江西、内蒙九省区；供给部分占65－70％、工资部分占30－35％的有安徽、湖南、辽宁、吉林、贵州、甘肃和宁夏七个省区。
另据23个省、区的21176个公社统计：实行伙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16610个，占78．43％；实行粮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2872个，占13．58％；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989个，占4．67％；实行半粮食供给制的有261个占，1．25％；实行完全工资制的人民公社有123个，占0．58％；实行劳动日制的人民公社有322个，占1．51％。在分配给社员的总额中的工资部分，平均每个劳动力每月工资，据20个省区反映，一般是3－5元。据河南、山西、山东、安徽福建、湖南、广西、黑龙江等8个省的统计，在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8431个公社当中，已发工资的有6393个，占总数的77．13％，大部分公社发工资二到三个月，准备发但未发的有2039个公社，占22．87％。在两三个月以后都无力发工资了。不发工资以后，就全部实行“供给制”了，即政府给多少就吃多少。政府不给就没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