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五风”屡禁不止
对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毛泽东在1958年底就有所察觉,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就指出“共产风”“引起了农民的极大恐慌”。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清理“共产风”,“五风”有所收敛,但不久又刮了起来,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刮得更厉害。
1960年11月3日,湖北省沔阳县委报告,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对“共产风”年年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刮,而且越刮越严重。开始,只有县、公社、生产队刮,到后来,省、专两级也刮,社员和社员之间也刮。开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资金、粮食等,到后来,就像群众说的,“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上至树梢,下至浮土”什么东西都刮到了。生产队变成了“一口破锅”、“一个烂摊子”。9月18日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给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的信中说,在沔阳县通海口公社,“共产风”、乱指挥生产、粮食、自留地等问题最为严重。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至省级,下至小队;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至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许多生产队粗算了一下,“共产风”的各项损失,人均达50元左右,多的达一百多元,相当于社员一年到两年的分配收入。生产瞎指挥的问题,严重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个公社的干部,采取了靠电话统一指挥生产的办法,公社统一安排农活,全社一齐行动,群众称为“一刀切”的领导方法。粮食方面较普遍的问题是征过头粮。有的生产队还几次压缩社员的自留地。社员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粮食连年减产。
毛泽东大概不仅看到来自湖北省沔阳县的报告,中共中央再一次下定了刹住“五风”的
决心。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招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对“五风”一刮再刮的问题,毛泽东有过反思,他认为是中央自己思想混乱,而造成下
面思想混乱。他说: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厉害,1958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1957年是2400万,1958年是4400万,1959年和1960年又增加了600万,合计比1957年增加2600万。毛泽东从中央领导思想上找“五风”一刮再刮的原因,而且他明确提出“人祸”问题,这是对的。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说到,1960年“五风”比1958年持续时间更长的主要原因,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五风”难以纠正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有了政治上的限制:只能反“一个指头”,不能伤及“九个指头”。
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纠正“五风”,各级干部也听命行事。在1960年底到1961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精神,开展了整风整社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整风整社中,纠正“五风”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各地大搞清算、退赔,让社员揭发批斗干部的“五风”行为。退赔、清算是不彻底的,只是表面文章,但是,在这些运动中,农村基层干部真正受到了打击。有人估计,在整风整社中,受批判斗争的干部5%左右,受到党纪处分的大约占15%左右。这种政治运动的办法虽然对共“五风”进行了有限的纠正,但同时,由于非程序化和非法制化的运动形式,使行政权力进一步神化,强化了极权制度的的危害。
“五风”屡禁不止,最后不得不靠强权用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手段来解决,这是因为“五风”有深刻的制度基础。30多年以后,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共产风”其所以连绵不断,清理了又刮,边清理边刮,固然同清算、退赔不彻底,特别是同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有密切关系,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在于人民公社本身存在的弊病和超阶段空想论的影响。”薄一波列出了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病:一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二是供给制和工资制度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三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四是政社合一的体制。薄一波这一点说得对,“五风”其所以产生,正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和不切实际的理想。而且这种理想已经或正在制度化。但是不仅如此,产生“五风”的制度,不仅仅在人民公社这一层级上。整个国家制度,即极权制度,才是产生“五风”的真正根源。不解决制度问题,只在原有制度的框架里反“五风”,是不可能彻底的。以后的历史证明,在大饥荒以后的岁月里,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21世纪初,除了“共产风”不再刮以外,其它四风依存在。到20世纪九十年代,甚至形成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新的“浮夸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