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瞎指挥搞乱经济
瞎指挥也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强风。当时搞各种“大办”: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大办工业……每种“大办”都是“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人,呼之即来,招之即去,“白天红旗如潮,晚上是火把如海”。有的县领导人晚上站在山头上看各公社的干劲,看到哪里火把最多,就认为哪里干劲越大,不问劳动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县广播上表扬。其实,这种大兵团作战不仅造成了窝工和浪费,也使得干部的瞎指挥到了极致。农业上的瞎指挥表现在很多方面,如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少,什么时候种,用什么方式种,都由上级规定。上级的规定不是来自实际,而是来自更上一级的意图。上面有什么意图,下面就层层放大,最后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密植,二是深翻。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说过话,下面就当圣旨,强令农民执行。
关于密植,其实毛泽东只说一个字,这就是他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意思是要搞好农业必须抓好这八个方面。前面四个字好理解,不必解释。密,是合理密植;保,是水土保持;工,是工具改革;管,是田间管理。“密”字仅是“八字宪法”中的一个字。这一个字经各级领导人层层放大,就变成了一股狂风,刮遍全国各地。在很多地方,县里规定禾苗行距和株距,由公社贯彻到每一个生产队,没有按这个指示插的秧,不管多大面积,都得全部拨掉重插。不仅重新返工,还要“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不同意搞密植的被说成是“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就要当作“白旗”被拔掉;而把学习密植经验积极、一亩地下几百斤种的干部看作“红旗”,加以表彰和重用。四川省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实行“聚土、定向、双行、错窝、密植”,距离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窝纠正。蒲江县寿安公社上一年搞密植试验田吃了大亏,五个党委书记研究来研究去,再搞大面积密植后果不堪设想,认为最多栽八寸见方,但又不敢给县上讲,就请求来公社检查工作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地委领导人答复不行,说:“因为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织,这是党中央规定的,应该执行。”
由于过度密植,有的一亩地就播下种子几百斤,长出后苗株间密不透风,阳光也进不去,连种子也收不回。尽管如此,但“密植”是来自最高指示,谁也不敢反对。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后还得毛泽东自己出来说话。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才解决“不可太密”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说话没有政治风险。
对深翻,毛泽东也讲过几句深翻对作物生长有利的话。于是,全国各地都深翻土地1米以上。把生土翻上来,把熟土埋在下面。不仅劳民伤财,还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大幅度减产。
吉林省公主岭凤响乡泡子沿村,1958年10月,将凤响、响水、范家屯三个区并入一个大公社――范家屯人民公社,下设团、营、连的军事体制。然后“大跃进、大兵团大会战”。第一个战役就是深翻地。在会战中“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各家烟囱站岗,锁头看门”,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的,全部到田里参加大会战。全管区共抽1000人,其中500人被调到王学坊管理区“放卫星”,其余500人在本村搞会战,全面掀起深翻高潮。要求所有土地全部翻身,深翻三尺。公社天天搞检查,随时报进度。10队因进度慢,队长万老九,被公社干部当场拔了“白旗”,撤了职。为了加快深翻进度,劳动力都抽走了,只剩下老人、妇女搞秋收,有10%的庄稼扔在地里。
辽宁省铁岭县汎河公社,上级说搞密植,就不管好坏地,一律规定一个株距,下种时用尺量。有一个社员比规定的株距种宽了一点,就拉到会上“辩论”,直到本人承认“破坏生产”才算完事。各种活计安排,都是公社干部发令,大队干部传令,小队干部听令,社员任凭干部摆弄。不管干什么,都要求一个规格,一个期限,一个进度,完不成就大搞夜战,大搞辩论。杨威楼生产队社员编了一个顺口溜:“种地不由民,生产乱调兵,草比苗还高,还喊产万斤”。瞎指挥从1958年一直搞到1960年。1960年社员说:“58年你们瞎指挥,我们提意见;59年你们搞瞎指挥,我们还偷着干;今年豁出来了,叫我们种石头我们也种。反正我们挨饿你们也饱不了。”
湖北省沔阳县在贯彻《紧急指示》(十二条)的过程中,由于中共中央开始批评瞎指挥,
群众才敢说话,贴了不少批评瞎指挥的大字报。选录如下几张:天下雪,地下秧,谷芽落地一扫光,群众反映有困难,右倾帽子实难当。
(沙湖公社中帮管理区群众贴)
稀奇稀奇真稀奇,那有小麦种这密,每亩下种一千斤,害得群众饿肚皮。
(双江公社黄荆生产队群众贴)
干部强迫命令大,整好熟田不插秧,一切停止把湖下,误了一年好庄稼。
(沙湖公社杜窑管理区群众贴)
干部主观主义大,扭转乾坤种庄稼,为了好看连片化,坏田也要种棉花。(杨林尾公社中心生产队群众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