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瞎指挥搞乱经济

瞎指挥也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强风。当时搞各种“大办”：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大办工业……每种“大办”都是“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人，呼之即来，招之即去，“白天红旗如潮，晚上是火把如海”。有的县领导人晚上站在山头上看各公社的干劲，看到哪里火把最多，就认为哪里干劲越大，不问劳动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县广播上表扬。其实，这种大兵团作战不仅造成了窝工和浪费，也使得干部的瞎指挥到了极致。农业上的瞎指挥表现在很多方面，如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少，什么时候种，用什么方式种，都由上级规定。上级的规定不是来自实际，而是来自更上一级的意图。上面有什么意图，下面就层层放大，最后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密植，二是深翻。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说过话，下面就当圣旨，强令农民执行。

关于密植，其实毛泽东只说一个字，这就是他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意思是要搞好农业必须抓好这八个方面。前面四个字好理解，不必解释。密，是合理密植；保，是水土保持；工，是工具改革；管，是田间管理。“密”字仅是“八字宪法”中的一个字。这一个字经各级领导人层层放大，就变成了一股狂风，刮遍全国各地。在很多地方，县里规定禾苗行距和株距，由公社贯彻到每一个生产队，没有按这个指示插的秧，不管多大面积，都得全部拨掉重插。不仅重新返工，还要“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不同意搞密植的被说成是“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就要当作“白旗”被拔掉；而把学习密植经验积极、一亩地下几百斤种的干部看作“红旗”，加以表彰和重用。四川省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实行“聚土、定向、双行、错窝、密植”，距离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窝纠正。蒲江县寿安公社上一年搞密植试验田吃了大亏，五个党委书记研究来研究去，再搞大面积密植后果不堪设想，认为最多栽八寸见方，但又不敢给县上讲，就请求来公社检查工作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地委领导人答复不行，说：“因为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织，这是党中央规定的，应该执行。”

由于过度密植，有的一亩地就播下种子几百斤，长出后苗株间密不透风，阳光也进不去，连种子也收不回。尽管如此，但“密植”是来自最高指示，谁也不敢反对。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后还得毛泽东自己出来说话。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才解决“不可太密”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说话没有政治风险。

对深翻，毛泽东也讲过几句深翻对作物生长有利的话。于是，全国各地都深翻土地1米以上。把生土翻上来，把熟土埋在下面。不仅劳民伤财，还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大幅度减产。

吉林省公主岭凤响乡泡子沿村，1958年10月，将凤响、响水、范家屯三个区并入一个大公社――范家屯人民公社，下设团、营、连的军事体制。然后“大跃进、大兵团大会战”。第一个战役就是深翻地。在会战中“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各家烟囱站岗，锁头看门”，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的，全部到田里参加大会战。全管区共抽1000人，其中500人被调到王学坊管理区“放卫星”，其余500人在本村搞会战，全面掀起深翻高潮。要求所有土地全部翻身，深翻三尺。公社天天搞检查，随时报进度。10队因进度慢，队长万老九，被公社干部当场拔了“白旗”，撤了职。为了加快深翻进度，劳动力都抽走了，只剩下老人、妇女搞秋收，有10％的庄稼扔在地里。

辽宁省铁岭县汎河公社，上级说搞密植，就不管好坏地，一律规定一个株距，下种时用尺量。有一个社员比规定的株距种宽了一点，就拉到会上“辩论”，直到本人承认“破坏生产”才算完事。各种活计安排，都是公社干部发令，大队干部传令，小队干部听令，社员任凭干部摆弄。不管干什么，都要求一个规格，一个期限，一个进度，完不成就大搞夜战，大搞辩论。杨威楼生产队社员编了一个顺口溜：“种地不由民，生产乱调兵，草比苗还高，还喊产万斤”。瞎指挥从1958年一直搞到1960年。1960年社员说：“58年你们瞎指挥，我们提意见；59年你们搞瞎指挥，我们还偷着干；今年豁出来了，叫我们种石头我们也种。反正我们挨饿你们也饱不了。”

湖北省沔阳县在贯彻《紧急指示》（十二条）的过程中，由于中共中央开始批评瞎指挥，

群众才敢说话，贴了不少批评瞎指挥的大字报。选录如下几张：天下雪，地下秧，谷芽落地一扫光，群众反映有困难，右倾帽子实难当。

（沙湖公社中帮管理区群众贴）

稀奇稀奇真稀奇，那有小麦种这密，每亩下种一千斤，害得群众饿肚皮。

（双江公社黄荆生产队群众贴）

干部强迫命令大，整好熟田不插秧，一切停止把湖下，误了一年好庄稼。

（沙湖公社杜窑管理区群众贴）

干部主观主义大，扭转乾坤种庄稼，为了好看连片化，坏田也要种棉花。（杨林尾公社中心生产队群众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