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浮夸风”使人疯狂
“浮夸风”集中表现在粮食产量上大放“卫星”上,这方面的情况在第“粮食问题”一章已经作了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其实,“浮夸风”还有多方面的表现。
当时河南流行一个口号:“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一次会上讲了一个《李广射虎》的故事。一天,李广出游,隐约看到一虎拦路,遂开弓射之,近看,乃一大石也,但箭头竟入石寸余。彼复射,箭头触石落地。由此“可知意念之重要,解放思想之威力!”这种借助于无根据的传说,鼓励唯意志论,又出自当权人物之口,当然会鼓起群众浮躁浮夸的情绪。此时又反回来依据“气可鼓而不可泄”的论述,压制一切不同意见,并上纲到两条道路斗争,从而使“浮夸风”在各条战线上愈演愈烈。
在工业建设上,“浮夸风”不仅表现在大办钢铁方面,在其它行业也很严重。不仅大城市浮夸,在一些边远地区的“浮夸风”简直到了天方夜谭的地步。例如,云南有的地区号称平均每1.05分钟就办一个工厂,花2元钱也可以办一个工厂。1958年甘肃静宁县谎报在15天内建了1万多个工厂,而这个县当年只有25.7万人。贵州省镇宁县,是一个苗族聚居的县,1958年全县建了494座工厂和1205座高炉,当时全县仅30万人,平均每250人就有一座高炉。
在科学研究领域,应当是最讲科学性的,但这里也刮起了“浮夸风”。1960年秋,我刚上清华大学时,就听上两届的老同学说,1958年,全校搞科学大跃进,搞了很多不切实际的课题。例如,我们系(当时是动力系)就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说克劳休斯的“热寂说”是唯心主义,是悲观论。其它系也根据自己的专业,选择大批判的课题,向科学权威挑战。
大跃进狂风颳到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院士薛攀皋在《院史资料与研究》1993年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大跃进”时生物学部的回忆文章。文中有一段说:“会议一开始,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讲话。他提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后来有人问薛这位领导同志是谁,他说是于光远。当时于光远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长。
可见于光远当时也头脑发热。有一次,聂荣臻元帅(负责军事科学)曾带张劲夫(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和于光远两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见毛泽东,要张劲夫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要于光远汇报全国科技的情况。于光远根据山东省委的报告,汇报了山东的农民把苹果苗插在正在长的南瓜上,结果苹果同南瓜一起长。那时的于光远认为,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省委的报告还能有错?后来,于光远越想越不是滋味,认为这是他一件丢脸的事。他坚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伪科学,就是从这里吸取了教训。
全国都大跃进,中国科学院也得大跃进。因此,上级一号召,各研究所就分头动起来了,主要是搞了超声波管道化等一些东西,不少所搞大战多少天,向党献礼。这些献礼项目,都是浮夸的。
当时,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口号下,不迷信教授,向权威挑战,中国科学院广泛开展学术批判。除了又重新批判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外,还批判了牛顿力学、微尔和的细胞病理学。在“科学大批判中”,说果树栽培方面农大园艺系教授沈隽“疏花疏果”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保花保果是无产阶级思想。批判在林木采伐中主张“间伐”的(中科院沈阳林土所刘镇谔)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主张“皆伐”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连最抽象的数学领域也搞起了批判,武汉大学数学系的齐民友就是当作白旗给“拔掉”的,等等。心理学的批判是从批北师大心理学教授朱智贤开始的,心理学被当作唯心主义的被否定。
教育战线的”浮夸风”也不弱。全国各地都办起了大学。专区办大学,很多县也办起了大学。在河南省逐平县10个公社8月底就创办红专综合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570多所,河南省登封县两天之内办起了44所红专大学。大学遍地都是,村支书就可以任命大学教授。就在我们中学――浠水一中,也腾出了几间房子办起了“浠水大学”。我们中学一些老师一夜之间就成了大学教授。不知哪里来的一些二三十岁的“大学生”,在我们这些中学生面前昂首阔步、大摇大摆起来。“浠水大学”不到几个月就散了伙。报纸宣传,截止7月底,全国已有639个县基本扫除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28.1%。
在文化战线,其狂热程度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1958年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有的单位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会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郑州会议还提出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各级都要成立“艺术卫星指挥部”。一瞬间,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例如江西省组织了5000多个山歌社,四川省组织了22000多个农村文艺创作小组,安徽省队队有创作小组。由于提出了放文艺卫星的任务,层层布置,层层加码,使得许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实际甚至是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一些“新民歌”大多是吹牛皮的,例如“稻粒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赶冬瓜,一幅丰收图,跃进农民画。”“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打转转。”
全国都搞诗歌运动。著名诗人田间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他在那里搞起了“诗传单”,不但他写,还把所有的村干部、社员都拉进去写诗。写出来的都是顺口溜,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六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这些诗编成集拿到石家庄出版了,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后来,这场诗歌运动越搞越大,闹到火车上每个乘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公社开展有比赛。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最后张家口地区竟出了一位“万首诗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内就写了一万首诗!
当时,一些著名作家、诗人、文艺工作者,有的不了解真相,有的随波逐流,有的卖身投靠,用自己手中的笔,胡说八道,助纣为虐。在这些人当中,知名度越高的,危害越大。当时被认为是大文豪、大诗人的郭沫若,写了不少歌颂大跃进的诗,现引他写的《太阳问答》中的几句:农民:太阳太阳我问你,敢不敢来比一比?我们出工老半天,你睡懒觉迟迟起。我们摸黑才回来,你早收工进山里。太阳太阳我问你,敢不敢来比一比?
太阳:同志同志你问得好,我举起双手投降了。我因为要朝西方跑,故有半天你见不到。西方的情况真糟糕,不劳动的人光胡闹。超英,十五年不要,同志同志我敢担保。接下去是几段农民和月亮、农民和星星的对诗,极其夸张之能事,不再援引。最后一段是农民、太阳、月亮、星星的合唱。合唱:感谢党呵感谢党,党是不落的红太阳。东风永把西风压,社会主义放光芒。鼓足干劲争上游,多快好省建天堂。红旗插遍全世界,红旗插在天顶上。
郭沫若还与周扬一起编《红旗歌谣》,这本书极尽浮夸献媚之能事。但是,1963年11月14日,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中写道:“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据说,郭沫若的秘书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如果这封信不是真的,那就是郭沫若在1958年不了解真实情况,跟风起哄;如果这封信是真的,那郭沫若就是明知故犯了。不管郭沫若在1958年是对实际的无知,跟风起哄,还是内心很明白,却要违背良心,作“新文艺的大敌”、“新社会的大敌”,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做出那样浮夸献媚的事,是最可悲的,也是危害最大的。
毛泽东曾说过,“经济事业和作诗是两回事。‘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但是,当时报刊没有宣传毛泽东这些话。因为“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这样的诗歌在当时浮夸风中推波助澜。
统计部门的“浮夸风”影响最大。本来,统计工作的生命和灵魂在于真实,然而在“大跃进”运动期间,统计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用编织的数字来证实谎言。国民经济信息的严重失真直接导致了决策的失误。北戴河会议之所以做出大炼钢铁的决议,就在很大程度上与1958年夏粮的虚假数字造成了“农业问题已经解决”的假象有关。1958年的工农业大跃进带来了“统计工作的大跃进”,从而产生了“跃进型”统计体制。“跃进型”统计体制,是指在大跃进期间形成的以党政领导的意图和指示为圭臬,以证明大跃进路线的正确性为宗旨的统计体制。大跃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在数字上必须体现。在组织压力下,统计部门不得不服从各级党政机关的意志,炮制一个个高产卫星,形成一套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统计”数据。困难时期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正与这一体制密不可分。
在极权制度下,国家机器上的所有零件都紧紧围绕政治轴心运转,统计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统计工作者从上级那里得到的指令是:“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要根据党的指示和实际工作需要办事,党叫怎样做,就怎么做。”薛暮桥和贾启允是当时中家统计局的领导人。
为了把统计工作完全纳入大跃进的轨道,使它成为服务于大跃进的“驯服”工具,各级政权一方面通过“思想教育”实现软控制,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动用国家机器实行超强控制,对不听话的统计工作者进行批判、斗争。与此相反,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反而得到表扬和提拔。统计管理也下放权力,国家统计局要求地方统计部门以90%的时间完成地方任务,上报的统计数字要经党委批准,甚至统计方法也突出“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性”,从而便利了地方党政领导对统计工作的干预。根据薛暮桥回忆,1958年8月有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向他诉苦:“省委要统计局报假帐,不报就要受处分。”问薛暮桥怎么办。薛回答说,“大跃进势不可挡,只能听省委的话,将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你们真实数字,你们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把真实数字拿出来。”薛暮桥在这里暗示统计工作者搞两套统计数字,把真的留下来,等中央需要时再上报。
随着大跃进的升温,统计部门对“统计大跃进”的认识也呈水涨船高之势。薛暮桥6月份的讲话中提出“方向道路是主要的,业务是次要的。”“我们搞统计工作是为人家服务的,不是为自己服务。要不要,要什么,要问人家。计算方法,计算口径,也是如此,为谁服务,就去问谁。”薛暮桥还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当时经济学界讨论速度和比例的关系(针对只顾高速度)、讨论经济核算(针对不讲经济效益)、讨论商品经济(针对消灭商品经济),薛暮桥还是站在比较科学的一方,但是,在“势不可挡”的形势面前,在他主管的统计工作中,也顶不住了。
1958年6月份在河北保定召开的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议上,打破了原来的跃进标准,认为“统计工作是否跃进,既不在报表数量的多少,也不在时间的迟早”,重新确立了跃进的两条标准:第一,政治领导业务,同群众的生产高潮结合起来,及时掌握生产进度,发动群众评比,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第二,在各级党委的经常领导下,由统计部门统一组织,结合群众生产运动,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统计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贯彻执行统计工作的群众路线。”《人民日报》在8月13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全民办统计”,意欲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动“统计跃进”。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下达了几项向农民让步的政策,如允许家庭养猪,扩大自留地等。统计工作者利用这个稍微宽松的政治环境,准备纠正统计工作中的错误。1959年4月召开的国家统计局长座谈会上提出了提高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建立准确的人民公社统计工作,做好农作物产量调查工作以及整顿工矿企业统计工作等问题。国家统计局还提交了几篇反映大跃进中实际存在问题的报告,如《关于钢铁工业的几个问题》和《女职工人数的增长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地方统计部门也行动起来,用统计手段分析本地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如江苏省统计局编印了不定期的内部刊物《统计报告》,专门向指挥生产的党政领导反映情况。这些统计报告比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大跃进”的得失利弊,对抵制“五风”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不久就被批评为“向大跃进吹冷风。”
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和以后的反右倾运动,国家统计局不得不送上了检讨报告,承认前些时由于“政治觉悟不高”而向大跃进“吹了几口冷风”。而且,国家统计局不仅带头写了十几篇报告,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基本建设等方面全面论证总路线的正确性和伟大成就,还通知各地统计局:“希望各省市的同志们动员组织全体统计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拿起统计武器,为坚决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在极权制度下,统计数字“随风倒”,随最高掌权者的主观意愿而忽高忽低,“热涨冷缩”。即使个人品质较好的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只要他为这个制度服务,也只能随之“热胀冷缩”。这一点,毛泽东是明白的,但在制度面前他也无能为力。1961年3月5日,在广东省委3号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了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胡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