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纠偏只有八个月,庐山会议一风吹

自1958年夏秋以来,由于大跃进搞乱了全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毛泽东的认识有了转变,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有所冷却。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有所察觉。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这八个月间,采取了一些纠正偏差、克服困难的措施。毛泽东首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统一领导层的认识。

一是1958年11月2日-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体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要大发展。

二是11月21-27日,武昌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强调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提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实际。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如商品、货币、按劳分配,我们还要利用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是11月28-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

四是1959年2月27-3月5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话(见本书“人民公社”一章),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重申价值规律、等价交换,揭示共产风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成果。五是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上,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决定对“一平二调”的财产清算退赔,强调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经济指标。除了上述会议,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就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纠正了偏激的看法。

但是,在上述会议和信件中,毛泽东除了讲一些纠正偏差的话以外,也讲了另一面的话。例如,他认为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是快了,但他还说“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萌芽”。他还是想尽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他说过反对“一平二调”的话,但他也说过“公粮、积累、劳动力,都是调拨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万雄师下江南,现在为什么不能调人去劳动。”他认为“现在只能部分地调,全省全国调不行。”他主张在公社内部可以无偿调拨,搞公社范围内的“小全民所有制”。他说过不能一下子否定价值法则,但也说过“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算作用,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他讲过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认为“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在纠正1958年以来的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要求宣传部门继续歌颂“三面红旗”。对于1958年秋季以来出现的大量问题,毛泽东肯定了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1月20日报批的《中央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几项通知》中的意见:对报刊工作的态度是,继续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就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进行充分地宣传,只宣传成就和积极方面,一般不报道消极方面。毛泽东还加了一段话:“鉴于1956年反冒进时期,对工作的缺点,宣传过多,给群众热情以很大打击,造成了马鞍形。而所谓缺点,事后检查,不过是十个指头的一个指头,或者还不到一个指头。那时却有些人大惊小怪,惊惶失措,是一种左倾情绪的表现。这个教训,千万不要忘记。”

在转变指导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也采取了一些向农民让步的具体措施: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6月1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社员饲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对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养猪,有所放松。

指导思想的这些转变和上述向农民让步的具体措施,在庐山会议及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全都“一风吹”。1959年9月29日,农业部党组向中央、主席送交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指出五、六、七三个月内农村出现了一股右倾歪风:改变了“基本队有制”,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包产到户,实际是恢复单干;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吹掉了部分供给制;吹掉公共食堂。其实,农业部党组指出的这些问题,正是在执行中共中央向农民让步的政策的结果,即上述中共中央的在5月7日和6月11日发出的三个文件的结果。中共中央很快批转了农业部党组的这个报告,说农业部党组揭露的这些问题“实际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要求“彻底加以揭露和批判”。其实,毛泽东对1959年五六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几个让步文件早有看法。他的爱将李井泉1960年2月向地委书记就有所透露。李井泉说:“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有的是有消极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但是我们对这些东西的领会,应当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问题上,应该积极办好,就是允许自愿,也是为了办好。”

反右倾以后的1960年又是坚持大跃进方针的一年,这一年饿死人最多。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又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大跃进中退回来。但是,在中国当时那种政治制度下,身处中央的决策者们很难得到下面的真实情况,他们发现问题总是要晚几个月,而且他们知道的危机状况比实际情况要轻得多。纠错过程又和反右倾交叉,反右倾不仅阻碍纠错,还助长错误。所以,中国共产党虽然努力纠正错误,但大饥荒还是持续了三四年。


第二十章执政者对危机的反应二、毛泽东独自“唱低调”,别人还得唱高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