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独自“唱低调”,别人还得唱高调
毛泽东不是一个迟钝的人,1958年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部分领导人和若干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广泛地讨论了公社化中出现的问题。3日下午,毛泽东在听取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等9位省委书记的汇报时,就开始对这些高级干部做“降温”工作。说是“现在开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4日,在听取吴芝圃、王任重等议论十年规划时,毛泽东说:“还是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5日,周小舟、舒同、曾希圣反映,群众中有人怕废除票子,怕归公,因而银行提款的多,发生了抢购。毛泽东说:“废除货币,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北京现在乱得很,我们没有章程,天下大乱。人民公社城市恐怕搞不了。”毛泽东还说,钢铁不去赶美,只赶英国。他还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就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讲快了。”9日,针对一些人回避商品经济的倾向,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他说;“现在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共产主义越多越好,最好一两年内就搞成共产主义。山东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说得神乎其神,我是怀疑的。”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多次发表讲话。他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着重讲了“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首先指出: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将来达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于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其次,他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经济,批评了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而剥夺农民的错误做法。第三,针对各地“大跃进”、“大炼钢铁”中所谓“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灯”、“挑灯夜战,日夜苦干”之类不顾群众生活的错误做法,要求各地实行“劳逸结合”,贯彻“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会议期间,毛主席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要求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并建议广大干部读一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但是,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能说,别人说了就有右倾之嫌。所以,这些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话都是毛泽东先说出来。毛泽东说出了这些话,又被他的下级奉为“先知”、英明。由于批评反冒进、反右派等残酷斗争,在各级干部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毛泽东说了这些话,也没人敢付之实践,还得继续唱高调。例如,在1958年11月底到12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讲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不能太快、要有条件的时候,刘少奇说,达到150元-200元的消费水平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消费水平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则认为,每人到150元-200元才可能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收入比工人收入高了就不好转了。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高层有人如此继续唱高调,到下面继续唱高调的人就更多了。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对“三面红旗”情有独钟,对“群众运动”倍加爱护,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基调。现在毛泽东低调讲话,大家看作暂时的,不是根本的。何况毛泽东在讲这些低调的话时,还讲了另一面的话。报纸上还成天在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泽东虽然说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话,下面也不敢真正落实。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对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的低调讲话没有认真传达落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怕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还认为反“三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是一时的事,而反右倾是长远大事。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说:“有纠正高指标错误的过程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时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似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
毛泽东感到他的意见难以落实,就把纠正偏差的想法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把他的想法告诉到生产小队一级干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说“我想和你们商量几个问题”。这封信一共讲了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为了反对高指标,他对生产队的干部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的可能性。”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之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由于相信1958年粮食高产,认为粮食吃不完,几位中央领导人提倡“少种、高产、多收”,主张减少种植面积。毛泽东告诉六级干部,这种说法三年不可行,还是要多种。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要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毛泽东在这封信的最后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目标,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这句话表明,毛泽东还是希望达到较高的目标。唱低调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的聪明的下级早就看透了他的真实想法,按照他的真实意图行事。如吴芝圃、李井泉等。
毛泽东深知,底层干部和农民与上层统治者的矛盾是很深的。他的常用手法是,越过中上层干部,直接向底层发布他的意见,有时直接发动底层。这封信如此,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这样造成的印象是:毛主席是英明的,事情就是各级干部搞坏的。
问题发展到大批饿死人的程度,毛泽东深感到受了下面干部的欺骗。1961年初,他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一方面,他直接组织和指导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率队分别赴浙江、湖南、四川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也分别到湖南、四川、北京等地调查研究。刘少奇回老家湖南宁乡调查研究了40多天。这些调查,了解了不少农村真实情况。但为时已晚,大错早已铸成。
1960年,中共中央下决心在全国范围内整顿“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1960年11月3日,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批示信》(即十二条)向全国下达。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十二条下达后20多天,即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表示:“自己也曾经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他的这个意思是以中共中央的对一个报告的批示的形式说出来的,这个报告是中共甘肃省委1960年11月25日报告,批示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从中可以看作毛泽东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的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改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7年时间公社现行的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20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20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据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
毛泽东这个自我批评的意思还是制止“共产风”。但是,有些地方“共产风”一直刮到1961年。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这个美好的理想,在各级干部中印象太深了。这是中国舆论工具的功劳;也是因为,实现共产主义,已经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上面,考核干部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是看他共产主义信仰是不是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