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独自“唱低调”，别人还得唱高调

毛泽东不是一个迟钝的人，1958年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部分领导人和若干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广泛地讨论了公社化中出现的问题。3日下午，毛泽东在听取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等9位省委书记的汇报时，就开始对这些高级干部做“降温”工作。说是“现在开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4日，在听取吴芝圃、王任重等议论十年规划时，毛泽东说：“还是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5日，周小舟、舒同、曾希圣反映，群众中有人怕废除票子，怕归公，因而银行提款的多，发生了抢购。毛泽东说：“废除货币，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北京现在乱得很，我们没有章程，天下大乱。人民公社城市恐怕搞不了。”毛泽东还说，钢铁不去赶美，只赶英国。他还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就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讲快了。”9日，针对一些人回避商品经济的倾向，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他说；“现在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共产主义越多越好，最好一两年内就搞成共产主义。山东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说得神乎其神，我是怀疑的。”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多次发表讲话。他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着重讲了“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首先指出：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将来达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于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其次，他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经济，批评了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而剥夺农民的错误做法。第三，针对各地“大跃进”、“大炼钢铁”中所谓“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灯”、“挑灯夜战，日夜苦干”之类不顾群众生活的错误做法，要求各地实行“劳逸结合”，贯彻“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会议期间，毛主席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要求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并建议广大干部读一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但是，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能说，别人说了就有右倾之嫌。所以，这些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话都是毛泽东先说出来。毛泽东说出了这些话，又被他的下级奉为“先知”、英明。由于批评反冒进、反右派等残酷斗争，在各级干部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毛泽东说了这些话，也没人敢付之实践，还得继续唱高调。例如，在1958年11月底到12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讲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不能太快、要有条件的时候，刘少奇说，达到150元－200元的消费水平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消费水平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则认为，每人到150元－200元才可能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收入比工人收入高了就不好转了。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高层有人如此继续唱高调，到下面继续唱高调的人就更多了。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对“三面红旗”情有独钟，对“群众运动”倍加爱护，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基调。现在毛泽东低调讲话，大家看作暂时的，不是根本的。何况毛泽东在讲这些低调的话时，还讲了另一面的话。报纸上还成天在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泽东虽然说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话，下面也不敢真正落实。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对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的低调讲话没有认真传达落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怕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还认为反“三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是一时的事，而反右倾是长远大事。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说：“有纠正高指标错误的过程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时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似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

毛泽东感到他的意见难以落实，就把纠正偏差的想法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把他的想法告诉到生产小队一级干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说“我想和你们商量几个问题”。这封信一共讲了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为了反对高指标，他对生产队的干部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的可能性。”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之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由于相信1958年粮食高产，认为粮食吃不完，几位中央领导人提倡“少种、高产、多收”，主张减少种植面积。毛泽东告诉六级干部，这种说法三年不可行，还是要多种。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要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毛泽东在这封信的最后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目标，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这句话表明，毛泽东还是希望达到较高的目标。唱低调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的聪明的下级早就看透了他的真实想法，按照他的真实意图行事。如吴芝圃、李井泉等。

毛泽东深知，底层干部和农民与上层统治者的矛盾是很深的。他的常用手法是，越过中上层干部，直接向底层发布他的意见，有时直接发动底层。这封信如此，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这样造成的印象是：毛主席是英明的，事情就是各级干部搞坏的。

问题发展到大批饿死人的程度，毛泽东深感到受了下面干部的欺骗。1961年初，他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一方面，他直接组织和指导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率队分别赴浙江、湖南、四川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也分别到湖南、四川、北京等地调查研究。刘少奇回老家湖南宁乡调查研究了40多天。这些调查，了解了不少农村真实情况。但为时已晚，大错早已铸成。

1960年，中共中央下决心在全国范围内整顿“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1960年11月3日，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批示信》（即十二条）向全国下达。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十二条下达后20多天，即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表示：“自己也曾经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他的这个意思是以中共中央的对一个报告的批示的形式说出来的，这个报告是中共甘肃省委1960年11月25日报告，批示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从中可以看作毛泽东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的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改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7年时间公社现行的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20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20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据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

毛泽东这个自我批评的意思还是制止“共产风”。但是，有些地方“共产风”一直刮到1961年。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这个美好的理想，在各级干部中印象太深了。这是中国舆论工具的功劳；也是因为，实现共产主义，已经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上面，考核干部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是看他共产主义信仰是不是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