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搞退赔，仅是纸上文章

为了纠正“共产风”，除了所有制上退回去以外，还要求各地清退“共产风”中刮走农民的和生产小队的财物。有些地方也赔了一些。如江苏省东台县唐洋公社卢南大队，归还社员小农具180件，苗猪、小猪、肉猪27头，羊33只，其它没有偿还的也计价，答应偿还。农民的房子已经拆了，重建是很困难的，拿走的东西大部分都挥霍了，退赔很不容易。由于中共中央多次督促，各地报上来不少公社退还给生产队、生产队退还给农民的数字。这些数字大部分是虚夸的。清退工作1959年春天开始，但进展十分艰难，在以后的三年中，中共中央曾多次发文，强调退赔问题：1959年2月郑州会议以后的各省召开的六级干部会上，清退是一个重点内容。1960年11月3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中的第二条就指出：“凡是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县和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平调的房屋、家具、土地、农具、车辆、家畜、家禽、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等等种种财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中，说，中央1960年11月3日的紧急指示信和1961年1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纪要发出后，各地都进行了退赔工作，取得了成效，但总的来说退赔工作做得不彻底，再次强调，“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决心，贯彻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复多次的指示，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全部、彻底进行退赔”。

中共中央这些指示在基层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呢？请看江苏省的两个资料。1960年11月，江苏省常熟县莫城公社已经进行了“三反”，10日工作组进村与公社干部开了会，11日、12日召开了小队长以上干部会。在这两个会上都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十二条”，并联系实际进行了讨论。在食堂设立登记处，登记社员被“平调”的物资和去路，制定兑现方案。第二步是全面兑现阶段。传达后群众普遍欢迎，认为毛主席英明。但是，群众怕十二条不能兑现。干部中有人有情绪。他们说：“搞一平二调时是上面刮起来的风，通不通，三分钟，不通也得通。现在群众批评，退物赔款难上加难，越想越冤。”“我们这些小兵小卒总是先挨当头炮，刮共产风带头上阵，批共产风带头检查。”

共产风共刮了五次的江苏省曲唐公社胡庄大队。十二条下达后，强调退赔兑现。当然，要完全兑现是很难的。只要兑现一点农民就感激不尽。七队社员刘文彬退赔得到了13元钱，高兴得不得了，说：“再不好好生产，就对不起毛主席。”七队社员马金荣退回了两件农具，高兴地说：“做梦也想不到拿去的东西还能拿回来。”兑现的第二天早上，队长的喇叭还没有喊，社员已经到齐，个个争做重活，一会儿功夫就把公路两边全都种上了蚕豆。

1961年2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洛阳地委关于退赔的报告。这个文件介绍了灵宝县大王公社“政策兑现”的情况。时任洛阳地委书记的纪登奎亲自到这个公社抓中共中央“十二条”的落实。层层召开“兑现会”。但是，“各大队兑现退赔的财物合计，只占平调总数的23％”，退赔中最困难的是，大办钢铁的亏损，兴修水利的亏损，公社无法向大队退赔。于是，“地县社工作组决定，在元月1日，又召开第二次兑现会，除了大办钢铁和修水利平调的财产以外，其它基本上退赔彻底了。”中共中央将大王公社的退赔经验向全国介绍。要求各地“充分发动群众，真正依靠贫雇农和下中农，经过几次严肃的斗争”来搞退赔工作。实际上，斗争再严肃，公社也无法退赔已经消耗了的财物。例如，直到1961年6月，四川省眉县大办钢铁中平调走的财物，基本没有退赔；大办水利、大办交通的调走的财物，只退赔了一小部分。中共四川省委退赔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在退赔中，县、公社一级没有钱退赔，要求财政拿钱出来；而财政又拿不出钱。各地工商部门组织生产出一部分退赔物资，但由于平调单位没有现金支付，以致这批物资积存起来，退不到社、队和社员手中。有些地方在退赔时定了很多限制。江苏省东台县卢南大队规定：“在退赔时，苗猪和小肉猪退还给社员，母猪还是全部归集体饲养，以免发展资本主义。”“纠正共产风是人民内部的事，地主富农没有参加运动的权利，对地主富农被刮走的物资，暂不清算”。据1961年8月统计，全国平调总数为250亿元（较原来估算的111亿元增加了1.4倍），已退赔了的占平调总数的20％－30％。经过退赔，大部分人相信今后“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像个过日子的样子了。”但是，退赔普遍不彻底，据各地统计，实际退赔到社员手中的，只占平调数字的20％－30％，其中实物退赔很少。有的地方又发生了新的平调现象。在1961年夏收中，有的地方还没收群众自留地产的小麦，顶上交任务；有的把自留地产的粮食顶分配口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