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所有制上退让，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

瞒产私分的问题使毛泽东看到所有制一下子转为全民所有是不行的。为了抑制所谓瞒产私分，毛泽东等人纠正不顾条件过急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偏向，从所有制上退回来。把公社所有退回到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六次讲话，重点讲调整所有制。他说：

要基本消灭三级所有制（即公社、大队、生产队）之间的差别，把三级所有制变成一级所有制，即把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生产队的经济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一下子要求完成这个过程。

就在郑州会议期间，1959年2月28日，毛泽东对《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

公社的决议》的批语中说：

这里应当加一句：又应当批判只顾国家和公社大集体、而不顾生产队小集体和社员个人（全国共有几亿人口之多），公社积累过多，社员分配过少，社办、县办工业过多因而抽去人力过多，使生产队人力过少，妨碍农业任务完成等“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必须承认，目前实际上还是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为了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毛泽东建议各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1959年3月9日，他在写给各省委书记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立刻放出去，三几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说。当然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

在毛泽东建议下，各省都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各县召开了五级干部会议）。按毛泽东的意见，也请了一部分持不同意见的人，即所谓“观潮派”参加会议。安徽的六级干部会从3月9日开始，18日结束，参加人数达1万人，内有“观潮派”1000多人。广东的会议参加者有16000人。这些会议都是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方针，算1958年一平二调的帐，清退物资财产。例如，湖北省麻城县召开万人大会，搞“三级检讨，三个兑现”：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让基层干部把话说出来，做到人人心情舒畅、上下团结。“三个兑现”：一是公社调生产队的物资，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粮的，立即供应；三是穷队，该支援的，立即贷款。毛泽东对湖北省委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的三个报告都作了指示，充分肯定了麻城“三级检讨，三个兑现”的作法。但是，这只是口头文章，实际上没有兑现，如果真的兑现了“缺口粮的，立即供应”，那就不会饿死人。

不过，从公社所有制上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能否定“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不能否定1958年的成绩，不能否定人民公社。毛泽东在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第一次讲话中有言在先：

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定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正如北戴河会议和六中全会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由农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帐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暴露自己。到了这个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

在纠正大跃进的偏差中，干部们头上一直有一把悬剑，罪名有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观潮派、算账派、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这一把把悬剑使人们宁左勿右，阻碍着有限的纠错政策的落实。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人们对错误的估计只能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内，错误只是“一个指头”，即只占十分之一。超过了这个范围，悬剑就可能落在自己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