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55期：舆论害死苏启诚，国家应脱手慈善，中心城市更中心

2019年12月20日睡前消息文字版第55期

【睡前消息55】“春蕾计划”风波背后，中国慈善究竟应该怎么做？

大家好2019年12月20欢迎收看55期睡前消息，静静介绍新闻。

苏启诚被舆论压死，舆论后是党派斗争

台湾省媒体的12月2日报道了相关部门调查结果，去年9月14日自杀的台湾驻外官员苏启诚，死因是之前在日本的工作遭到网络言论辱骂，压力太大，自杀谢罪。这年头这么看重名誉的官员似乎不多了，苏启诚先生到底遭受了什么压力呢？

这件事说说起来和我们大陆还有关系，尤其和大陆的网络舆论有关系。

2018年9月4日台风“海燕”的袭击日本，大阪关西机场出现了暴雨和大风。关西机场是在大海里面填出来的人工岛，当时一艘轮船失控撞上了机场和大陆之间的跨海大桥，两幅行车道被撞断了一边，只能单侧通行，7800名旅客滞留在机场的人工岛上，这其中包括很多大陆和台湾游客。

为了避免混乱日本政府接管了交通，除了政府车辆以外一切车辆只许进不许出。

虽然暂时加剧了恐慌，但是保证了疏散通道。

然后日本政府调了大量客车高速船，一天之内就把所有滞留旅客都接出来。

这个速度不算太快，但在超级台风和事故的背景下也不算太差。

就在关西机场搞疏散同时，国内媒体纷纷转载了一个新闻，说中国驻大阪领事馆派15辆大巴开进了机场，把大陆的旅客接走了，有空位还允许自认为是中国人的台湾省居民上车。

那几天的大陆网络特别流行一句话，危难的时候身后有个强大的祖国。把这次救援行动看作重大的撤侨行动，和战狼电影是一个水平。

但是客观来说网络言论夸大了事实。中国领事馆的确开了大巴车接人，但没有进入机场。

中国人和其他滞留的旅客一样，首先要等待日本方面的救援。

中国领事馆的车开到泉佐野车站，把离开人工岛的中国旅客分流到大阪和新大阪车站，让他们能够买票去其他机场。当天的网络舆论非常混乱，很多媒体没有核实内容就把现场人员的微博和朋友圈内容当作事实发布，让网民以为只有中国人可以优先离开人工岛。

这些大陆信息被转载到对岸，在台湾省引发了巨大争论。很多台湾人抱怨说我们在日本设了五个代表处，派了高级官员常驻，政府天天吹嘘说日本人对台湾态度好，为什么最后台湾旅客还是要靠大陆官员来救助。结论是台湾驻日官员办事不力，该死。

在9月14日的台风刚刚结束，台北驻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诚自杀。他自杀以后很久两岸媒体才一点点澄清真相，台湾人逐渐发现这苏启诚的工作做得还不错，能引咎自杀也算是有担当的干部。

随着舆论风向转了180度，各方面纷纷指责说大陆媒体散布假新闻，甚至指责大陆网民到台湾网站带节奏，匿名发帖，辱骂台湾官员，逼死了苏启诚。

台湾民进党也趁机骂大陆媒体，说缺乏公信力，必须加强对网络管理，避免类似事件。

那到底是谁在台湾的网站上放大假新闻，逼死了驻外官员呢？

台湾省检察机关刚刚作出了调查结论，当时在网络上带节奏的团队是民进党的网络宣传组织，主要负责人的名字是杨蕙茹。

在去年台风事件后，经过两岸媒体的合力炒作，旅客滞留事件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炸弹，各方面都想把炸弹扔出去，能不能炸到对方无所谓，反正自己不能被炸到。

台湾驻日本的外事机构如果办事不力，最大责任人肯定是驻日本办事处代表。当时是民进党大佬谢长廷。

谢长廷为了撇清责任，来不及搞清楚媒体是否造谣，就把媒体吹出来的责任扔出去了。

这挨砸的单位是离机场最近的大阪办事处。

甚至谢长廷公开表示，驻日代表处和大阪办事处是平行单位，游客在大阪受困他管不了，同时民进党网络团队宣称，大阪办事处被一群国民党控制了，贪污腐败而且不听谢长廷的命令，所以把事情办得一团糟。

总之这一切都是国民党的错。

大阪办事处的负责人是苏启诚，在当时假新闻的浪潮中他没有开口解释事实的机会，而且他又不是活跃的国民党，所以国民党也并不积极保护。

很快就有消息说台湾当局准备把他调回台北，听候处分，这意味着苏启诚的职业生涯要完蛋了。

名声和现实生活都保不住，所以苏启诚决定自杀，希望能保住自己死后的名声。

当时骂苏启诚最厉害的台湾账号是idcc，所谓谢长廷管不到大阪办事处的说法，就是从这个账号发起的。

idcc骂大阪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是“党国余孽”“烂到该死”。

现在证实了idcc就是杨蕙如。

那这个杨蕙如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被认为是代表民进党的网络势力？

不考虑政治问题杨慧茹也是一个台湾知名的网红，她1978年出生，大学时期曾经欠了很多卡债，差点变成台湾版的“三和大神”。

结果杨蕙如利用信用卡系统的漏洞合法套走了银行的几百万现金成功翻身，非常励志。

当时台湾的中国信托银行推出了一个活动，使用信用卡购买“东森礼券”，预付1.9万新台币就可以买到2万礼券，如果一年内没有兑换礼券就可以兑换2万元等值支票，或者换成2万元等值提货券，再加4000元购物折扣，一共2.4万元的商品。

另外中国信托银行的客户只要每月预付800元会费就可以享受刷卡优惠，再加上千分之二的电信回馈金。

这些优惠看着诱人，但是扣除商家的利润也不一定能让客户省下多少钱，只有把信用卡政策研究到极致的人才能发现可靠的套利空间。

经过反复对比，杨蕙如认为至少有5%的套利空间。

然后她找亲戚朋友集资600万，存到中国信托银行，提高信用等级，预付了一年9600元的会费，开始网络刷卡。

她把现金换成礼券，再把礼券卖给需要购物的人，同时积累信用卡积分，这些积分换来的航空里程又可以继续拍卖。

根据杨蕙如自己的说法，她通过循环操作，不仅摆脱了债务危机还赚了100万。

赚钱以后杨慧如没有选择闷声发大财，而向外界炫耀，客观上也是给台湾人民提供了薅资本主义羊毛的套路，从而被台湾网民送了一个卡神的名字。

敏锐的观察力和网络号召力是很有用的，民进党高层很快就看上了杨蕙如的价值。

2008年台湾选举期间杨慧茹是谢长廷的网络执行长，还和谢长廷合作出书。

谢长廷有个维新基金会，算是民进党的核心智库，一度号称影子政府。杨蕙如被谢长廷拉进基金会当董事。

最近舆论场反转，苏启诚自杀的事实被揭露以后，谢长廷完全否认自己和杨蕙如有关系，可惜网络上到处都是他俩的合影，已经很难撇清了。

但无论如何谢长廷自己避开了所有的直接责任，杨蕙如也算是最后发挥了自己的价值。

现在距离苏启诚自杀已经一年多了，随着台湾大选临近，国民党终于发现了苏启诚的价值。

韩国瑜公开呼吁蔡英文政府彻查此案，说自己如果能够赢得大选一定要查到底，给苏处长一个迟来的公道。

但是从现在的台湾选举形式看，韩国瑜是已经给不了这个公道了。

国家运行靠税收，慈善活动会脏手

我们关注一下最近很热的话题，“春蕾计划”资助问题。12月17日网友检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现最近一批的春蕾受助人里面有男性。当天晚上七点，儿童少年基金会确认了事实，本批次资助1267名高中生，包括453个男生。对于网友质疑的问题，儿童少年基金会连续给出了多种解释，首先说资助男生的原因是当地教师强烈要求，然后说我们之前就给男生拨过款，这个事情有先例。最新的消息是儿童少年基金会接受新京报专访，说我们的文案让大家产生了误会，项目本来就包括男生。督工你怎么看因此产生的网络质疑？

我先忽略事件后期网民质疑的腐败和虚构资助人问题，那是检察院和公安局负责人的事情。

目前整个事件的焦点是网民不满给女孩的钱给了男孩，而要理解网民的不满我们首先要说清楚什么是慈善组织。

个人的慈善活动很简单，比如说你每天上班都能在路口看到一个老人鞋坏了，你不忍心，买了一双鞋给他，这就是慈善。

一般来说个人慈善活动的效率是很高的，因为你通过日常生活观察，可以准确判断对方的需求，也知道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资格接受帮助。

但是大多数人每天忙着工作，没空去观察别人，不能保证自己找到比较可靠的捐助对象，所以需要别人帮忙提高制造道德优越感的效率，起码要保证一个底线。

效率来自于分工，分工就需要组织，所以会出现慈善组织替我们花钱，他们让企业交一笔钱可以买到名声，让个人交一点钱买到满足感，只要慈善组织按照约定花钱，他就可以留一部分钱做管理费，这是典型的商业性行为。

既然是商业行为那就是出钱的人最大，慈善组织没有资格讨论要给哪个群体花钱，没有资格讨论该不该花这笔钱，因为他是代捐款人花钱的。

你不按指定目标花钱，就是用别人的钱来满足工作人员的爱心，商业上定性，也许说贪污有点重，但肯定是挪用，必须自己掏钱补上。

只要春蕾计划的管理方不拿出还钱的计划，发什么声明都是错的，打一个标点符号也是错的。

那春蕾计划的管理方为什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我站在商业角度说儿童少年基金会犯了错，但我并不喜欢商业化的慈善活动，因为它浪费社会资源，最起码也可以说一句使用效率不高。

普通人对慈善活动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日常生活，捐给邻居往往是靠谱的，但捐给社会群体就很难说。

首先人捐款依赖于直觉，看起来越萌越可怜的人得到的资源就越多，比如说熊猫能够拿到最多的保护捐款。

热带雨林里面的昆虫就拿不到多少，但很有可能虫子对生态影响更大。

其次人的直觉是受宣传影响，宣传作品花钱越多效果就越好，就能募集到越多的捐款，所以很多公益机构花1/3的钱，甚至花一半的钱用来宣传，剩余的钱再留一部分管理费，拿来做事的钱比例就很低了。

我们知道那个印度的特蕾莎修女她靠个人形象拿来大笔的捐款，但是并不给病人买麻醉药，这理由是上帝让你们承受痛苦，有买药的钱她宁可拿给宗教机构修教堂，因为捐款人听不到病人的惨叫，看到大教堂，修漂亮的教堂对慈善机构是有利的。

当然这也不违法商业道德，因为捐款人的需求是花钱买满足感，慈善机构制作最好的宣传片，推销最萌的受助人，应和捐款人的需求，制造最多的仪式感和满足感，这是物有所值，只是对社会意义不大而已。

政府办事的逻辑和慈善机构完全相反，首先收钱不需要问具体每个人的意愿，赚钱就要给政府交税。在花钱方面人民通过人大代表选举政府，日常花钱的权利就托付给政府了。当然人大会议每年还要批准一次政府的预算，但预算里面有一部分可以机动的预备费，人大也允许在紧急情况下临时修改预算，政府不需要承诺税收一定要花在某个方面，而是根据专业人员的判断把钱花到最该花的地方。

这是慈善商业和政府工作模式的不同。

在宏观角度说我支持政府花钱的方式，社会资源不应该通过娱乐化的爱心来分配。

但从具体事件来说必须尊重商业道德，掏钱的人已经交过税了，剩下的钱怎么花是他自己的事情，所以该给女孩的一分钱也不能给男孩。

大家都知道红十字会、希望工程，还有管理“春蕾计划”的儿童少年基金会，名义上是社会组织，实际上在中国都是政府机构，至少也算是政府完全控制的半事业单位。

高级领导基本都是平调的公务员，普通工作人员进去首先要问有没有编制。

这样问题的根源就找到了，儿童少年基金会收钱的时候按照商业规律收钱，把爱心和满足感卖给捐款人，但工作方式是典型的公务员心态，认为不需要捐款人再次授权，自己就可以决定花钱的方向。

只要这些机构按照商业规律到社会上募集捐款，和普通的公益组织竞争资金，只要政府不放弃直接管理，类似的矛盾就会反复出现。

督工你认为政府花钱的效率更高，又支持慈善组织按照规则运行，那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前面我提到慈善组织不需要对全民负责，只要给捐款人提供特定形式的爱心就可以。

但政府把这些机构都管起来，他们就必然要分享政府的信誉，借政府的名誉向全国超额募集捐款。

政府管理的慈善机构因此陷入了两难的局面，如果按照商业规律收钱花钱，就必须和商业机构一样卖萌吹牛，浪费社会资源，长期看来也会损害名誉。

如果按照政府的规则花钱，无论客观上对错，只要被抓住就是拖着国家一起破坏商业道德，费力不讨好。

所以正确思路是政府撤出慈善领域，政府做政府的事，慈善组织做商业的事，各自分工。

过去政府派了很多人去管理慈善组织，现在可以遣散一部分，剩下能用的人一半分流到税务局，一半用来监管社会慈善机构，不允许他们过度做广告吸引太多社会资源。

这样政府永远不会遇到现在这种麻烦，能说服人道代表就可以了。

可是中国还有很多穷人，西部还有很多孩子读不起书，他们应该向谁寻求帮助呢？

当然还是政府。但如果正常人乐意工作，但还是不能吃饱穿暖，如果一个学生能考上公立学校但读不起书，这说明我们政府的工作不到位，应该拿出税款去改变他们的生活，这是政府的本职工作，这钱不够花就应该找人大代表开会，商量一下加税，而不是惦记让社会捐款。

正常的政府不应该指望捐款。

亲兄弟明算账，何况14亿人口之间并不是亲兄弟，那就更应该明算帐，向企业和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人收钱，给穷人保证底线生活。

说我们的政府前面有“人民”做定语，国家前面有“社会主义”做定语，如果做这种事还要指望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那这两个定语也就没什么意义。

当然政府只需要保证普通劳动者能够吃饱穿暖，保证普通学生读公立学校，能上得起学，吃得上饭。

如果有人乐意捐款提供额外的福利，政府不用阻止，但必须记住这不是政府的责任。

好这个春蕾计划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最后我们回顾一下最近几条容易被忽视的重大新闻。

人身损害赔偿应平等

第一条新闻算是一个迟来的好消息，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12月16日起正式启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

过去中国人遇到伤害，损害赔偿和身份相关，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计算方法不一样，现在终于要有统一标准了，公民权利越来越平等，这是好事。

中心城市群承载更多的gdp和人口

第二条新闻是12月16日的一篇文章，求是杂志登载了国家主席的讲话《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这里面有一段话必须让静静给大家读一遍。

“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的思路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这段话并不是上周才出现的，但也不是随便什么领导讲话都会被《求事》转载。

几个月前的讲话重新发一遍，就是给全国人民画重点。

所以接下来20年中国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定位就是中心城市群承载更多的gdp和人口，其他地区负责粮食生产、生态安全和边境安全，希望大家不要忽视领导的提醒。

到2017年的时候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已经上升到37.8岁

第三个新闻是中央财经大学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9》，里面提到了两个有意思的数据。

首先，到2017年的时候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已经上升到37.8岁，现在应该是38岁多。我现在38岁多一点，恰好站在中国劳动力年龄的中点。

其次，中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辽宁、吉林、黑龙江、重庆和湖南。

东北是年轻人流失最严重的地方，结合前一条新闻看，东北农村应该会最先变成机械化大农场。

沈阳以北有活力的城市，无论大中小，估计不会超过十个，其他都会慢慢变成功能单一的居民点。

好，55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周日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