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178期：政府、企业、农民都没错，但是教师的工资去哪了？

2020年10月9日睡前消息文字版第178期

睡前消息178：政府/企业/农民都没错，但是教师的工资去哪了？

大家好，2020年10月9日星期五，欢迎收看178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新闻。

9月份贵州大方县被证实拖欠教师4.8亿工资，另外挪用了3.4亿专项教育经费，受到全国舆论关注。这个长假之前大方县换了县委书记和县长，新县委书记之前是贵州省委督察室主任，新县长之前是遵义市红花岗区区长，都是省里重点调配的干部。督工，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扭转大方县的局面呢？

在分析大方县的问题之前，我说说我对贵州的直观认识。贵州92.5%的面积都是山地和丘陵，只有贵阳附近相对平坦一点。但就算是贵阳，修机场的时候也要铲平十几个山头，填平四五条山谷，才能修出一条长四公里，宽一公里的平地。

贵州大多数地方相邻几公里往往就有几百米的高差，或者中间有山谷和山脉，交通和建设成本都非常高。这种地方搞农业也不太合适，因为坡度太大，上下运输完全靠人力，到现在还有很多贵州居民日常生活需要背个大背篓。降水虽然还可以，但是贵州的坡度太大，存不住水，反而容易制造洪水，破坏农田。我在贵州经常听人说某个地方到雨天容易滑坡，或者某个水泵坏了十几公里范围内都要停水。

最近十几年，因为地方债和国家补贴资金，贵州的城市和交通干线进步很大，但是一旦离开主要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就很差了。出了贵阳北站往西人行通道都没有，要冒险走汽车隧道。贵阳市其他的地下通道建设水准还不错，但是往往渗水积水严重。这说明上级政府会给大项目拨很多建设资金，但是基层政府和企业没法利用这些基础设施赚钱，所以维护和扩建的积极性很差。

贵阳的很多商业区一眼看过去，几十家旅店拥挤在公寓楼里，每层都是不同企业包下来挂名的类似酒店，沿街商铺完全是餐饮，经济结构上完全面向外地游客，而不是本地的中产阶级消费力。这些迹象说明贵阳虽然接受了很多投资，但是缺乏能从省外赚钱回来的大企业，造血能力不足，一旦投资下降，本地的经济和财政就容易出问题。

下面的市县拿到的投资不如贵阳，如果没有特别知名的旅游景点，类似的矛盾肯定比贵阳更严重。

大方县的旅游资源不多，财政出问题不一定是地方干部的错误，很有可能是投资下降给财政制造的压力。

这次欠教师工资事件之前，我真的不知道贵州还有个大方县。督工你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大方县在贵阳西北方向，离四川很近，是一个西部少见的山区人口大县。2012年大方县户籍上有104万人口，其中79万在农村，散居在县城之外的山区。2016年再统计，大方县的常住人口只有65万了，1/3的人口在外地打工，但是剩下的人口还是不少。

中国有14亿人口，2000多个县级单位，扣除几个大都市圈以后，普通县区的人口规模差不多就是50万左右。户籍人口百万的大县全国只有100个左右，大部分集中在中东部地区，贵州只有四五个。

大方县所在的毕节市是整个贵州人口最多的市，很多家庭还保持着多生散养的习惯，经常一家生四五个孩子。这次欠薪事件之前，毕节上次出全国性的大新闻，就是几个流浪儿童没人管，在冬天在垃圾箱里面点火取暖，一起缺氧死掉。

我的家乡在河北平泉市，前几年还是平泉县，面积和大方县差不多，山比大方县要少得多，但是人口只有大方县的一半。可以说大方县是一个典型的人口过密的山区县。

大方县和贵州大多数地区一样，修路难，维护更难，每年都有地质灾害破坏道路，付出巨大代价以后修出来的路还是转弯急、道路窄、坡度大，司机经常在上坡之前先加速，靠惯性爬坡。这些山地晚上经常起雾，冬天又湿又冷，路面容易结冰，很容易出交通事故。乡镇无论搞什么产业，交通成本都很高。

下面的乡镇很难发展经济，那大方县城怎么样呢？

前面我们说过人口数据，104万户籍人口，79万在乡镇。虽然户籍和实际的居住地不一定一致，但这也说明大方县城也没有多少平地，集中不了多少人口，县城也必须在坡地上搞建设。当地最有名的贵阳一中金塔英才学校就建设了一条非常夸张的阶梯广场。

大方县城整体上是个L型，面积不大，用一天时间就能步行走过每一条街道，街区之间的风格差异很大。县城的中央街道是大纳路，集中了大多数政府机关和银行网点。大纳路西侧的九驿大道和杜鹃大道是新城区，有很多新修的学校、楼盘和商场。大纳路东面的顺德路是老城区，住宅普遍更旧一些，街道也比较窄，但是夜市很热闹，比新区人气更旺。

市政设施方面，县城很多地方正在修人行道，新区的地下通道里面有不少积水，还没有照明，行人只能横穿马路，看来是烂尾工程了。

从商业形态上看，城市中心主要是餐饮和娱乐，随着街道向南北两侧延伸，逐渐变成建材、小超市，再往外就是洗车、修车，基本上都是为本地有工资的体制内就业人口服务。县城的老街和北部有规模很大的小摊经济，专门做学生市场，尤其给外地来县城寄宿读书的学生服务，这说明当地的教育产业规模不小。

体制内就业人口的工资靠国家拨款，学生的开支一半靠国家补贴，一半靠父母打工收入，都是有保证的现金流。所以这两块市场看起来还很繁荣、很稳定。

县城还有一些围绕景区新修的商业设施，看起来就很冷清了。比如说县城有个历史景点是贵州宣慰府，宣慰府园区旁边有一条仿古的商业街，比旧城区更偏东、更高，平时几乎没人去，很多商铺都关门了。整个城市没有共享自行车，也几乎没有外卖骑手，这和山地地形不太适合自行车有关系，但也说明流动人口很少。

总的来说，大方县的市政建设肯定使用了不少外来资金，但是经济上基本只能靠本地的公务员和老师、学生来提供消费。如果积极一点评价，这是一个充满民生气息的城市。但如果严厉一点评价，这是一个很难靠自己从外地赚到现金流的城市。

这几年大方县也在努力脱贫，一直宣传本地产业扶贫的成就。而且恒大公司这几年对口毕节搞扶贫，投了110亿搞产业扶贫，其中大方县就拿到了30亿，效果怎么样呢？

恒大搞扶贫还是希望本地能够出现一些特色产业，直接提高农民收入，所以重点是农村改造和农牧业。恒大为了安置搬迁的贫困户，建了几十个“幸福村”，给贫困户建了两层80平左右的住宅，还做了全套的装修，配备了全套家具，极大改善了贫困户的生活条件。

为了给贫困户提供收入来源，恒大还在每个幸福村旁边都建了很多种植大棚。一个幸福村有二三十户人家，配备几十个到100多个大棚，这些大棚的产权也是归贫困户所有，如果别人用，每年每个大棚要给拥有产权的贫困户800块租金。这些大棚的确明显降低了当地搞特色种植业的成本，农民只需要很小的投入就可以赚到风险不大的现金收入。

但是得到扶贫投资以后，村与村的差异还是很大的，有的村子人均只有一两个援建的大棚，但是村民都很积极的找出路，承包的老板可以种一些高附加值的水果。也有的村条件好，拿到100多个大棚，但是来干活的都是外村人，本地的贫困户不想干活，只想收租。到了收货季节，日结的工资少则七八十，多的能超过二百。但是很多贫困户自己还是不干，承包大棚的人自己也干不过来，还是要到其他村子去雇人，导致这样的村子只能种劳动力要求比较低的剩女果，附加值比较低。

另外农民的现金收入实际上包含了一部分钢架大棚的折旧，因为一个钢架大棚的成本要1万块，如果不能赚钱自己修理，过几年就不能再用了。现在恒大已经把这些幸福村和大棚移交给当地政府管理，不再继续投入，有的大棚已经被风吹坏了，政府也没钱修复。那些靠低附加值种植业吃租金的贫困户，过几年未必能一直拿这个租金。

恒大在贵州扶贫宣传最多的产业是养牛。为了搞精准扶贫，恒大的牛棚要分散在各个村镇，绝大部分牛棚都是小牛棚，只能容纳100头牛左右。政府给牛棚所在地周围的每个贫困户发放特惠贷款3万元，让贫困户入股这些牛棚，分享这些牛的产权。贫困户自己不需要参与经营，只是拿干股持股息，每年就能固定分红4500元。真正负责养牛的是养殖户，但是这些承包牛棚的养殖户也有自己的优惠政策，每养活一头母牛，政府就给3000块的补贴。

这么优厚的条件，按说至少补贴期间会有繁荣的养牛经济，但实际上很多牛棚的承包户都破产了，因为政府的补贴是用来扩大产业规模的，政府希望先养足够多的母牛，保证足够的产仔量才会补贴母牛。母牛的养殖周期长，从怀孕到产出断奶的小牛起码要一年半时间，要卖牛肉至少需要两年。这期间承包户完全是垫资经营，每头牛一年的饲料、治病、人工费加起来差不多4000块钱，养殖户的资金压力非常大。

如果是恒大自己来拿这笔国家的补贴，应该还能赚钱，但是贫困山去的养殖户就很难应付资金和技术的风险。

现在的养殖户基本上都已经是第二批、第三批接手的承包户，第一批的承包户早就破产不做了。看到大量的承包户扛不住资金压力，也付不出这些贫困户的股息，政府就放宽了标准，允许承包户直接养肉牛。一头肉牛的牛犊成本12,000，养180天出栏可以卖18,000到2万，再扣除4000块的各种成本，利润率并不高，还是不一定能够抵偿风险和资金成本。

所以现在政府又进一步放宽政策，变卖清算了破产牛棚里的牛，把贫困户的股权改成牛棚的土地使用权，第三批进来的承包户不用再给每个贫困户分4500块的每年固定分红，每年只需要上交几万块的固定租金，由政府发给贫困户当补贴，剩下的经营就完全自主了。但还是有一部分养殖户要退出，另一部分要考虑要改成经营周期更短一点的养猪业。

这些养殖户自己抱怨，如果是村民散养几头牛，用一点零散时间就能照顾，这些时间本来就没有办法拿到市场上定价，所以算是零成本。如果大规模搞机械化的养牛场，也能用自动化降低成本。唯独这些夹在中间的中小型养牛场，既要付钱雇人投入，又不能用科技降成本，高不成低不就，经营上有天然的劣势。再加上山地交通困难、供水麻烦，牛不容易长肉。

所以恒大做的最好的特色产业，一旦没有持续的投资，也很难长期发挥作用。

西部很多地区拿国家投资和债务资金搞特色文化旅游，造了一大批奇奇怪怪的建筑，浪费投资也赚不到钱，最后拖垮了财政。大方县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发不出教师的工资呢？

全国有普遍的乱投资问题，我不敢说大方县绝对没有，但是相对于人口和总投资规模，大方县在奇奇怪怪的建筑上花钱肯定不是财政的主要矛盾。

大方县的确有几个视觉效果还算震撼的景点，其中贵州的宣慰府是60年代就有的省级文化保护单位。2008年在4万亿刺激下，各地都在快马加鞭的搞建设，宣慰府景区当时拿了一批投资。2011年县政府又追加了2600万做室内装修，想搞一个影视基地。虽然效果一般，但是并不消耗现在的财政资金。

县城中心有个奢香公园，也是2011年建设，2012年完工，总投资3000多万。在这修公园是因为这块地过去是烂沼泽，容易滑坡，不适合修高层建筑物，改善公园也算比较符合规划原则。县城北面5公里奢香古镇的景观比较震撼，但细看一下是梯田改商业街，投资比体育场还小。而且这个项目是恒大援建的，不花县政府的钱，希望搞点商业扶贫。可惜外地的游客很少，除了搞展示之外，最能吸引的消费群体还是学生。恒大自己掏钱在附近建了恒大职业学院和恒大民族中学，学生到古镇吃点廉价的饮食，所以活下来的几十家店铺基本上都是做小吃店。

奢香古镇的绿植和水系一开始并没有这么好，2018年许家印自己过来调研，觉得水平不足以构成一个景区，所以一声令下全面翻新。翻新的基础设施政府是出不起维护费的，至少这几十家小吃店的税收和租金肯定不够。所以恒大做好了景区交不出去，只能拿在手里。但是恒大毕竟是个地产企业，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资金回笼方案。

古镇南面有个奢香华府，这是恒大开发的高档楼盘，一平米卖5000多，是整个大方县最贵的房子。如果能通过奢香古镇把公务员的买房钱赚回来一部分，恒大的负担也就不算大了。

最后大方县还有个慕俄格古城，这是最近几年的新项目，但除了入口修的有点吓人，实际规模也不大，这不算是很大的财政包袱。把这些项目综合起来看，大方县最大的问题是造血能力差，可能还需要本地出一点维护费用。但是大方县怎么也有100万户籍人口，每年财政规模几十亿，不太可能因为这几个项目就发不出工资。

但现实问题是，大方县的确发不出教师的工资，钱都到哪里去了呢？

大方县发不出教师的工资，但是从大方县去年的支出结构来看，最大的一笔开支就是教育拨款，一共17亿。然后是农林水利和社保就业，花了12亿多。三项加起来超过年度预算的一半。

这些钱主要是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但是考虑到贵州省和大方县的客观条件，花钱的效果并不好。比如说农村水利，其他地方平地修水渠就可以，这里要把很多的水管修在山崖上，盘旋好几圈才能供水，建造、维护和使用成本都很高。

教育也一样。过去人口分散，很多学校的规模很小，需要投入超额的师资力量。现在把学校集中到一起，一方面要修新的校区，另一方面也需要更适合现代教育的老师。但是在外面读了师范大学的学生知道大方县的经济没什么前途，不愿意回来，当地必须加工资才能招到基本符合要求的老师。

这次教师讨薪事件以后很多外省的同行都大吃一惊，说贵州这个穷县居然能保证教师平均5000以上的工资。但如果政府不给这个水平的工资，大方县就留不住教师。

所以说大方县核心的问题就是本地培养不出有竞争力的产业，一切基础设施都必须政府掏钱来做，做出来继续成为财政负担。无论是上级拨下来的资金，还是外地培养的人才，都希望去更有希望的地方，只能靠新来的投资维持循环。

大方县政府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在县城的西南角拿出宝贵的土地，搞了一个循环经济产业园，主要生产纺织类产品和建筑材料，甚至还配套了职业学校。但这些生产加工企业原料往往要从外省运进来，市场就在本地，根本不可能卖到其他地方。所以最多减缓资金外流的速度，解决不了长期的“逆差”问题。

县城周围的农牧业也一样，大部分蔬菜水果的保质期都很短，在山区小农场收集产品再运出去，缺乏竞争力，就连大方县自己的农贸市场出售的粮食蔬菜都基本是外地的，只有少量的本地水果还能占领本地市场。

活牛的保质期比较长，但山路狭窄，货车一次只能运一两头，还要通过山路把饲料运回来，也不赚钱。

在这种地理条件下，硬是要搞就地脱贫，无论是政府出钱还是企业出钱，都只能靠补贴维持暂时的运营，一旦企业和政府放弃持续补贴，产业立刻就会死。这个经济背景条件决定了当地使用资金和人才的效率都很低，就算上级政府不断提供转移支付，当地要想脱贫，要让民生水平和其他地区靠拢，就必然比其他地方花钱更多，矛盾日积月累，政府财政最终会被最大的一项开支压垮，表现形式就是教育方面发不出工资了。

当然这不是大方县一家的问题，云贵川三个省绝大多数地方财政都已经是寅吃卯粮的透支状态了，只能搞一些看起来浮夸的文旅项目借钱来维持平衡。

这次大方县教师讨薪，揭开了本地乌霥信用合作社非法融资问题，这其实是西南大多数地方政府的老套路了。大方县这几年才开始搞非法融资，说明这里的工作做得相对踏实，也说明最踏实的路还是走不通，以后不能指望西部山区的县靠转移支付来培养繁荣健康的本地经济了。

督工，从你的描述来看，当地政府很努力的在改变经济背景，外地来帮扶的企业也真的砸了不少钱，本地还有不少努力经营的农户，他们做的都没有错，但最终地方财政还是被压垮了。那么谁做对了呢？

前面介绍人口数据的时候我提到，大方县2012年就有104万户籍人口，现在反而只有65万常驻人口，40万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人口过密的山区县。大方县一多半的壮年劳动力都在外面，他们的选择可能才是最正确的。

上级政府和恒大在大方县投入了上百亿资金，效果并不好，反而有污染环境、加剧水土流失的隐患，如果这笔钱拿来培训外出打工的大方县劳动力，补贴他们在中东部买房落户，他们有可能已经把自己的家属接出去定居了。

按照这个发展思路，大方县现在的常住人口不应该是65万，而是20万左右，基本都集中在县城附近，环境和民生压力都小得多，财政是不会出问题的。

历史趋势表明，在贵州本地强行维持高密度人口，尤其是强行维持大方县这种百万人口的农业县本身就是一件逆天而行的事情。贵州现在有3600万人，1949年建国的时候就有1400万。本来中国传统农业没有办法在山坡上养活这么多人，但是几百年前美洲的农作物传入中国，贵州的山坡地可以拿来种玉米和薯类，这才导致贵州尤其是黔西北成为人口密集地区。

但是坡地上搞小农经济种玉米的代价很大，会制造快速的水土流失。如果没有工业化，明清时期的农业经济再维持几代人，贵州大多数山坡就会丢掉大多数土壤，变成赤裸裸的石头山，通过大饥荒来消灭大多数贵州人。这就是中国地理书上介绍的“石漠化”。

如果我们坚持在山坡水源地上建工厂、搞农牧业，结果必然是下游的水质被污染，下游的水库被泥沙填满。但如果不搞实体经济，所有地方一起搞旅游，也必然是地方政府一起破产，居民继续贫困，还要留下很多债务。

所以对于贵州人民和全国人民来说，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就是搬家。国家和恒大公司的扶贫行动已经证明了，我们的社会还是愿意掏钱改善贵州人民生活的，但是我们应该寻找更科学、更符合历史规律的扶贫模式。

好，178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周日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