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 东晋的文化名人
东晋虽偏安江左，国势不振，但在文化上却颇多成就，出现了不少值得称道的人物。
笔者最先想提到的是葛洪（２８３～３６３年）。他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杨句容（今属江苏）人。我们很难说他到底是什么家，他著的《抱朴子》，内容包罗之广，实在惊人。这部书分内外二篇。内篇讲的是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攘邪却祸等内容，其中甚至有好几道符，说是佩带了可以辟山精鬼魅、虎狼，非常荒诞不经。然而，他所处的时代，科学和迷信还没有分家，在他讲的炼丹术中，包含了古代的化学知识。他炼丹的尝试就是化学实验。他知道“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成丹砂”（《抱朴子内篇·金丹》）。那就是说，把丹砂煅烧，其中的硫变成二氧化硫，同时游离出金属汞即水银；把水银和硫黄化合，就成为硫化汞。我们知道，西方的近代化学，其祖先是炼金术。我国古人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抱朴子内篇·黄白》讲的便是炼金术。在讲求炼丹、炼金的同时，他又研究了许多草木之药的性能，如说久服茯苓等药物如何如何，尽管失之荒诞，但这些药物对人有补益也是事实。古代的方士一般都通医学，葛洪另著有《肘后备急方》，证明他还是一个医学家。
《抱朴子外篇》的内容以政论为主，思想属于儒家范畴。他对晋代的政治和社会风气，都有具体的论述和深刻的批判，如王孙公子不学无术，而倚仗门第出身，享有权势地位；“母后之亲”与“阿谈之人”，不懂律令而掌握审判的权力，屡战屡败而仍为大将，不知《五经》的名目而身任学官；出身低微的人则卑躬屈膝以求显达，一旦身处高位，便利用职权，无恶不作……其余如酒鬼的丑态，风俗的侈靡，也都有所揭露。其中《汉过》、《吴失》两篇，作用在于刺今，然而对汉、吴历史的批判，也可以供论史者的参考。如《吴失》中的“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为了解孙吴的大官僚地主拥有大量人口、土地（此外还有私有武装）的状况，提供了比较生动的资料。
葛洪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孙吴的官员，他十三岁丧父，又在吴国初亡之际，陷入很贫困的境地。他艰苦力学，掌握了多方面的知识，而且兼擅文武，善用刀楯、单刀、双戟，又学“七尺杖”（约合一米六十，相当于后世的齐眉棍）术，“可以入白刃取大戟”（《抱朴子·自叙》）。他曾组织一支小部队，参加镇压石冰，后来受赐爵关中（一作“内”，二者相差一级）侯。
在批评当代社会风气方面，范宁也是一个重要人物。范宁（３３９～４０１年）字武子。南阳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他把“中原倾覆”之祸的根源归咎于清谈，以为王弼、何晏之罪比桀、纣为重，说是“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这评论有过当的地方，何晏其实办事很认真，他做吏部尚书，所用内外官吏，都能称职。他是曹操的女婿，要巩固曹魏政权，因此才被司马氏说得很坏。但是西晋的王衍、王戎等确有清谈误国的毛病。范宁生当东晋后期，受时势刺激，话说得过分激切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他批评时政，如云“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体停，至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自残肢体以求免役），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嫁娶。岂不怨结人鬼，感伤和气”（见《晋书》卷七十五本传）。苛政连“鬼”也要怨，真是言之至极了！
东晋时期的书法和绘画都有极高的成就。“书圣”王羲之尤为杰出。羲之（３２１～３７９年，或３０３～３６１年）字逸少，出身于琅邪临沂王氏，是王导的侄子。他做过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有一个“坦腹东床”的典故出在他的身上。郗鉴使门生见王导，物色一个女婿。王导叫他到东厢去看。他看后回去报告说：“王氏子弟都好，只是见了我都有点紧张做作的模样，只有在东床坦腹吃东西的一个，若无其事。”郗鉴说：“这正是好女婿！”派人去问，就是羲之。郗鉴就把女儿嫁给了他。
他的书法起初师法卫夫人（魏晋之际，卫瓘与子恒、女铄都以书法著名，铄即卫夫人），后来博采众家的长处，兼工隶、楷、行各体。永和九年（３５３年），他与诸名士修禊（在水滨举行消除不祥之祭）兰亭，作《兰亭序》，传为千古佳话。至今中日书法家仍效法古人，到绍兴兰亭，“流觞曲水”，以纪念书圣。
他的轶事很多，我试略举一二。他喜欢鹅，听说山阴有一道士养的鹅好，特地去看，看了想买。道士说，只要替他写《道德经》，就全部奉送。羲之欣然写完，把鹅装在笼里带了回去。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卖六角竹扇的老太，一时高兴，在每把扇子上都写了几个字。老太起初很不高兴。他就嘱咐她：“你只要说是王右军的字，每把可以索价一百钱。”老太一试，生意很好，后来又拿扇子来请他写，他只对她笑笑，不再写了。
《兰亭序》真迹相传在唐太宗陵中，后世所传都是摹刻本。郭沫若不信《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他提出后即有人反对，笔者也认为郭说很难成立。
王羲之不仅仅是个文人和书法家，他对政事也有不少切实的见解，如劝阻殷浩北伐，前已提及，这里不再重复。
晋代书法艺术甚为发达。羲之的叔父王廙，有过江后书画第一的美誉。羲之也说自己书法本来不及庚翼、郗愔，到晚年才胜过他们。可惜年代久远，这几个人的真迹不传，后人无从一饱眼福。
顾恺之是东晋的绘画大师。恺之（３４１～４０２年，或约３４５～４０６年）字长康，小字虎头，无锡人，做过桓温的参军。后来宫至散骑常侍。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相传瓦棺寺（在今江苏南京西南）初建时，慧方和尚请朝士捐钱，士大夫落笔没有超过十万钱的，顾恺之却写上百万钱。大家知道他并不富有，以为不会真的拿出来，不料他要寺里给一间屋子，并空出一面墙壁，每天到屋里关上门画画。一个多月后，画的维摩洁像只需要点眼睛了。这时他告诉和尚：第一天来看的要布施十万钱，第二大五万，第三天起照常例。开门后，光彩夺目，看客云集，没有多少时候，就收到了百万钱。这故事见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的《京师寺记》。他的名气之大，画像之工，由此可见。他画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有摹件传世。
东晋名士中以绘画著名的还有戴逵（约３２６～３９６年），字安道，谯郡侄（今安徽宿州西南）人。他是个隐士，也善于雕塑。
东晋史学家以干宝、习凿齿最为著名。
干宝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曾受王导荐，领国史。他著有《晋纪》，是一部从司马懿在曹魏时事写起的西晋编年史。这部书早已佚失，现存只有后人的辑本。《资治通鉴》引用了他的史论，读《通鉴》的人都可以看到。
习凿齿（？～约３８４年）字彦威，襄阳人。他著的《汉晋春秋》，起于汉光武，止于晋愍帝，也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他以蜀汉为正统，魏为篡逆，将司马昭灭蜀，断为汉亡而晋兴。他长期在桓温手下任职，《晋书》说他因“温觊觎非望”，所以著此书是要“以裁正之”。他在当时名气很大。前秦军陷襄阳，符坚说得了一个半人，一个人是释道生，半个人就是习凿齿。他后来仍回故乡。晋收复襄阳后，要用他典国史，可惜他就在这时病故了。
在东晋文化名人中，陶潜（３６５或３７２或３７６～４２７年）是个头等重要的人物。他不仅是晋代的大诗人，而且在中国诗史中，也是公认的第一流作者。潜字渊明，又字元亮。世号靖节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是陶侃的曾孙（陶侃是庐江寻阳人，其时的寻阳在长江北岸的今湖北黄梅西南。咸和中，即在陶侃的晚年，寻阳移治长江南岸的今九江西南，他的后人也的确生活在这个寻阳），但是从来没有发达过。许多古代作家常常为“士不遇”而磋叹，他却从来没有这种表示。许多作家的作品也很好，但看得出是经过加工，雕凿修饰而成的，可他的作品却一点看不出这种痕迹，仿佛是自然而然地从肺腑中流露出来的。他的人品和作品可以用一个“真”字来概括。没有他的人品，就不会有他的作品。
他做过彭泽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郡守派督邮到县，照规矩县令应束带去见），自行解印去官，为之赋《归去来辞》。江州刺史王弘慕名往见，他托病不见。后来，王弘打听到他要上庐山，就请他的老朋友庞通之等带了酒菜，在半路迎上。陶潜见了酒，便在野亭上开怀畅饮。在他兴致正高的时候，王弘出来相见，就一同盘桓了一整天。王弘邀他同回州衙，他也不推辞。王弘便叫一个门生、两个儿子（不是用差役）抬起他乘坐的篮舆便走。我们看他待人接物的态度，总是一切顺其自然。这就是陶渊明，别的人很难或者不可能学得来的。
渊明的诗，后人评论极多，现录近人钱基博先生数语如下：“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只是就本色炼得人细……本色不雕一毫，水磨又极精细。”（中华书局版《中国文学史》上册第１７０页），这是直抉本质的总评。陶诗“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写景极妙。郑振铎先生以“中国的清远绝伦的山水画”评其诗作（见作家出版社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第一八一页），说：“萧萧疏疏的几笔，其意境却常是深远无涯。”（出处同上）陶诗之不可及，后世拟陶学陶的人，尽管包括王维、韦应物、苏轼等大诗人在内，总是或多或少有点差距，关键也正在这里。
渊明的文章，如《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也都是历代传诵的作品。两文看似闲适，实在富有愤世嫉俗的意味。鲁迅更早已指出，陶诗如《咏荆轲》充满了愤激之情。
陶渊明绝不是一个只爱饮酒闲居的人。有人说，他的愤激是由于“际（晋宋）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沈德潜语，见《古诗源》卷八），笔者是不相信的。难道陶潜是仅仅忠于一姓的人物！
讲东晋的文化名人，决不可以忽略了几个和尚，而且有几个还是外国人，他们活动的地域不限于江南，好在都是这个时期的人，不妨放在这一篇里。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东汉、三国，传播渐广，到了晋代，译经事业更有显著的发展。西晋时，居住在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译出经论一百五十多部之多。他到长安弘扬佛法，听他讲经的僧俗有一千多人。
西晋末的永嘉四年（３１０年），西域龟兹僧人佛图澄来到洛阳，当时他己有七十九岁。后赵石勒、石虎父子对他非常信任，他也常常劝告石氏父子不要动辄杀人。他建立过八百九十三所佛寺，门徒近一万人，名僧释道安就是他的弟子。他享年一百十七岁，于晋永和四年（３４８年）在邺城去世。
释道安（３１２或３１４～３８５年）是僧人“释”为姓的创始人。他是常山扶柳（在今河北冀州）人，十八岁出家前读过儒家经书，二十四岁在邺城师事佛图澄，受到他的赏识。后赵亡后，中原混乱不堪，他和弟子们迁徙往来，于晋兴宁二年（３６４年）率弟子慧远等四百多人到了晋的襄阳。他在这里注经、讲经、订正译文，徒众经常有好几百人。据文献所载，佛图澄神通广大（大概是有些可以惑人耳目的魔术），道安却完全不靠这一套，而是个严肃的佛学家。太元四年（３７９年），前秦军攻陷襄阳，符坚把他请到长安去，并说得到襄阳时只得到一个半人。这一个人是道安，半个是习凿齿。
道安在长安领导组织了翻译佛经的事业，进行佛学研究，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他的弟子慧远于前秦军攻占襄阳后，率徒众到寻阳，后来定居庐山。慧远（３３４～４１６或４１７年），俗姓贾，雁门楼烦（在今山西宁武境）人。他少时游学许昌、洛阳，学习儒家经籍与老庄之学。二十一岁到太行恒山，听道安讲经后，出家做了和尚。他在庐山住了三十多年，送客只到虎溪为止。同时，他派弟子远出求经，接待来到江南的西域僧人，并与远在长安的鸠摩罗什通信问学。东晋名士达官也喜欢同他来往。桓玄权势最重，曾要求僧人对王者尽敬。慧远特地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终于说服了桓玄。他倡导的念佛法门，后来发展为净土宗。
与慧远同时的鸠摩罗什（３４３～４１３年），原籍天竺，父亲移居龟兹，因而是龟兹人。他七岁时从母亲出家，从佛陀耶舍学习，兼通小乘、大乘。又从须利耶苏摩问学，对大乘佛学，又有精进。符坚命吕光进兵西域时，他已届中年，声誉很高。吕光班师时，他从至凉州。晋隆安五年（４０１年），后秦姚兴灭后凉，迎他到长安，也敬之若神，命僧人八百余人从他学习。他精通梵、汉文字，在长安主持译经事业，又得慧恭、僧肇等数百人协助，共译出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今存三十九部、三百十一卷。他的译文文字优美，在不失原意的前提下，或增文以表达言外之意，或删繁就简以便读者，并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体，对翻译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
从三国曹魏时的朱士行起，汉僧西行求经的，历代不乏其人。东晋时期的法显是与唐玄奘名望不相上下的人物。法显（约３３７～约４２２年）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他三岁时就进佛寺做了沙弥，二十岁受比丘戒。晋隆安三年（３９９年），他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从后秦的都城长安出发，西行求经。他的旅伴时有增减，旅途生活极为困难。如隆安四年秋，从敦煌到鄯善的一段，曾在以枯骨为标识的沙碛中走了十七天，至晋元兴元年（４０２年），才越过葱岭，进入北天竺。以后跋涉西、中、东天竺各地，瞻礼佛陀遗迹，学习梵文，搜求经律论。晋义熙五年（４０９年），他乘商船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继续搜求经律论。七年秋，他搭乘大商船回国，途遇大风，漂流九十天。到了耶提婆（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八年（４１２年）夏，从这里再搭乘商船回广州，途中又逢暴风雨，漂流了两个多月，结果到达青州长广郡牢山（在今山东即墨）。这里原属南燕，两年前为东晋所得。法显乃于义熙九年南下到建康，与佛驮跋陀罗等共同翻译求得的佛经。他还把旅行经历写成《佛国记》一书。后来，他到荆州辛寺，在那里圆寂（逝世）。
佛驮跋陀罗（３５９～４２９年）是天竺迎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人。他于义熙四年（４０８年）来到长安，因与鸠摩罗什有不同见解，与徒众南下，先到庐山，得到慧远的礼待，后经江陵到建康。他除与法显合作译经外，又与法业、慧严等翻译了《华严经》。
佛教文化久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晋时期名僧辈出，译事大盛，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