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 元嘉之治
南朝一百七十年（４２０～５８９年），刘宋占了六十年。宋文帝元嘉年间（４２４～４５３年），又占了六十年的一半。南朝的皇帝，除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外，宋文帝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后人对他的治绩评价较高，有“元嘉之治”的说法。
宋文帝刘义隆是刘裕的第三个儿子。武帝时，封宜都王，任荆州刺史。武帝死后，长子义符嗣位，徐羡之、傅亮、谢晦辅政。这三个人原来都是刘裕的幕潦。徐羡之字宗文，东海郑县（今山东郯城北）人，他在刘裕初起时就进了他的幕府，一直是刘穆之的副贰，后来接了穆之的班，负起留守重任。他出身布衣，又没有学问，但办事能力极强，所以受刘裕重用，也为当时人所推重。傅亮字季友，是晋初大臣傅咸的后人，博涉经史，长于文词。刘裕想受晋禅，而难于出口，乃宴请朝臣，只说想奉还爵位，回京师养老。众人都听不出他的用意。傅亮起初也没有听懂，席散出外后，突然领悟，连夜再见刘裕，声称要回建康。两个人都没有说破，但是相互已经了解。傅亮随即就到建康去为“禅位”做筹备工作，叫晋恭帝写禅位诏的就是他。谢晦字宣明，是著名大族陈郡阳夏谢氏的成员。刘裕伐后秦，刘穆之留守，他随从出征，这两人等于刘裕的左右手。
少帝义符即位时年十七岁，他守孝不遵丧礼，召集乐工伶宫，歌唱奏乐；在华林园开店，亲自沽卖……总之是一味游戏，不像一个继位为君的人物。徐羡之等商议废立，依序应立南豫州（历阳）刺史庐陵王刘义真（就是当年从长安逃出来的那一位）。但是义真与文士谢灵运、颜延之、僧人慧琳等交好，说过“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做西豫州（寿阳）都督”的话，徐羡之等要保持权力地位，自然不愿意立他做皇帝。少帝景平二年（４２４年），他们利用少帝本来和兄弟不和睦，先废义真为庶人；然后召南兖州（京日）刺史檀道济和江州刺史王弘到建康，把废立的计划告诉他们。五月，他们让檀道济领兵在前，自己跟在后面，进入内宫，把少帝“扶”（应是“拖”）将出来，废为营阳王。六月，他们一面让傅亮到江陵迎接刘义隆，一面令人把义符、义真两人杀掉。这两个纨绔少年，一个十九岁，一个十八岁，只为了事情牵涉到帝王的位子，便送掉了性命。徐羡之等以顾命大臣的身份，面对先帝的两个爱子下此毒手，当然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徐羡之可能有点担心，他不等刘义隆动身，便任命谢晦继任荆州刺史，作为外援。
刘义隆的幕僚知道了营阳、庐陵二王的死讯，都为主子担忧，劝他不要到建康去。司马王华却认为绝对没有问题，劝他接见傅亮。他见了傅亮，便问少帝和义真废杀的情况，一面问，一面哭。傅亮紧张得开不出口，浑身大汗，他对自己的前途有点数了。
八月，刘义隆到建康即位，把景平二年改为元嘉元年。他一即位，便恢复庐陵王的封爵；用荆州旧人王华、王昙首做侍中，到彦之做中领军，主管军政。他没有立即动徐羡之、傅亮，并让谢晦到荆州上任，暂时稳住这三个人。元嘉二年（４２５年），徐、傅两人上表“归政”，文帝还故作姿态，等他们上了三次表，才答应他们的请求，亲自处理政事。同时，对徐羡之辞官的请求，仍不同意。这样一来，傅亮大概不会很紧张了，徐羡之一向认为自己“赤心为国”。更加不担心了。
一年很快过去，到了年底，建康忽而盛传要出兵打北魏，其实骨子里是在准备西征讨伐谢晦。
元嘉三年（４２６年）正月，文帝动手了。这个二十岁的青年皇帝把参与废立的五个人分为两类：对主谋的徐、傅、谢三人，坚决消灭之；对附从的王弘、檀道济，非但不加追究，而且加以重用。王弘字休元，是王昙首的兄长，拉过来可以扩大亲信的阵容；檀道济是仅存的刘裕旧将，打荆州很需要这个智勇兼备的将军。文帝左右对任用檀道济都不以为然，但事实证明文帝的决策是正确的，檀道济也的确能够忠直地执行他的命令。文帝顺利地捕杀了徐羡之、傅亮。二月，檀道济、到彦之军击溃荆州兵，擒杀了谢晦。
解决了徐、傅、谢的问题后，文帝着手整顿吏治，派散骑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到各地视察地方行政，了解民间疾苦。三年五月，他亲自到建康华林园的延贤堂审理案件，并且规定每年举行三次，以表示重视刑狱，力求主持公道。
宋文帝初年，宰相不是特定官职，凡是经常与他议论政事，委以机密任务的，都是宰相。侍中本来是宰相的官名，但当时也有官居侍中而不是宰相的。大体说来，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监、中书令、侍中、侍郎、给事中，在当时都是要职。王弘、王昙首、王华都出于琅邪临沂王氏。他们和殷景仁（殷氏是陈郡长平大族，殷浩也是族中成员，景仁又名铁）、谢弘微（陈郡阳夏谢氏的成员，本名密）、刘湛（字弘仁，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州东北]人）都是元嘉初年极受信任的大员。这几个都是出身名门的人物，与当年刘裕初起时的一群冒险家大不相同。文帝常与王华、王昙首、刘湛、殷景仁四个侍中宴饮，宴罢，四人退出，文帝目送良久，叹道：“这四位贤士是一时之秀，同时做我的喉舌，后世恐怕难得再有了。”笔者在前面说过，那些文绉绉的士大夫和能够亲自执刀冲杀的刘裕合不大来。元嘉时情况不同了，文帝本人博涉经史，善于隶书，他自然与文臣有说不完的话了。
这几个大臣，论起建树来，应该首推王弘。宋初沿东晋旧制，民间男子十三岁服半役，十六岁服全役。王弘认为，人的身体，强弱不同，弱的到了这年龄，还不能胜任劳役。而且在家里劳动，力气不够时便可以歇息，为国家服劳役，不达到规定的标准不行，碰到好官还能够体谅，碰到苛刻的官吏就惨了。他还指出，有些官吏为了增加服役人数，把年龄不到服役岁数的人虚加岁数，使百姓的处境更加艰难，以致造成逃亡、不肯生育等情况。他主张把服半役的年龄提高到十五岁，服全役的年龄提高到十七岁。这也许是元嘉年间对百姓最有实际好处的措施。
三王都在元嘉初年去世。王华在元嘉四年（４２７年），王昙首在七年，王弘最迟，也只在九年。王弘死时，政局已有变化，即朝政已经落到了彭城王刘义康的手中。刘义康是刘裕的第四个儿子，比文帝小两岁。他做过荆州刺史，颇能称职。元嘉五年，一个七十多岁阅历极深的老人范泰（东晋著名学者范宁的儿子）劝王弘说：“卿兄弟掌权日久，应当考虑退步。彭城王是天子的兄弟，宜征召入朝，共参朝政。”王弘猛然醒悟，便乘大旱疾疫的时机，引咎辞官，文帝不准。五年正月，再次要求让贤，文帝乃以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与他共同辅政。其时王弘身体不太好，又牢记范泰远离事权的劝告，凡事都请义康作主，从此朝廷大权都在义康的手中了。
刘义康入朝后，文帝以江夏王刘义恭继任荆州刺史。刘义恭是刘裕的第五个儿子，比文帝小六岁，从小最受刘裕宠爱。刘裕很节俭，义恭的几个哥哥小时候都不敢向父亲讨好吃的东西，讨也讨不到，只有义恭讨什么就给什么。他任荆州刺史时年才十七岁，文帝对他不太放心，特地写了一封《诫弟书》，提出十一条注意事项，要求他随时注意。这封信首先提出“守成不易”的总纲，然后列举礼贤下士、切勿兴修园池堂观、审慎刑狱、生活节俭、经常引见属员等，有一条具体到一个月自用不可超过三十万钱，少些更好。这封信，《宋书·武三王传》和《通鉴》都收载了（《通鉴》稍略）。元胡三省注《通鉴》至此写道：“详观宋文帝此书，则江左之治称元嘉，良有以也。”这是评论得很中肯的话。
元嘉中期，朝政其实有很多问题。但可以称道的是创建四学一事。十五年（４３８年），征豫章处士雷次宗到建康，在鸡笼山开馆，聚徒教授。文帝几次亲到学馆，听次宗讲学。同时，使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与雷次宗的儒学合称四学。这自然是值得称道的。但是统治者之间矛盾重重，却是与“元嘉之治”的美称很不协调的。
事情是这样的。元嘉中期，文帝多病，有时甚至有死亡的危险。义康侍候兄长很周到，但是内外大事都独断独行，权势显赫，每天一早，府门口停的车子常有数百辆之多。四方贡献，都把上等货送进王府，把次等货送进皇宫。有一次，文帝吃柑子，嫌形态滋味都差，义康却说：“今年的柑子有很好的”。他派人到自己府里拿来柑子，比皇宫里的大得多。他在这种地方自以为兄弟至亲，不避嫌疑，想不到兄长会有看法。
殷景仁与刘湛的关系问题使政局更加复杂起来。殷、刘在元嘉初年本来很友善。刘湛曾任外官，因殷景仁的推荐回朝。他见景仁的地位比自己高，又深受文帝倚重，便生出妒意，想靠义康的力量排挤景仁。义康听刘湛的谗言，在文帝面前攻击景仁。文帝不听，对景仁更加信任。元嘉十二年（４３５年），景仁称病辞职，文帝不准，让他居家养病。刘湛想派人假扮强盗，杀害景仁。文帝风闻有此阴谋，命把护军府（殷景仁任中书令、中护军）移到宫禁附近，刘湛才不敢动手。景仁从此不再上朝，文帝便使后将军司马座炳之与他联系，传达旨意，密件往来，有时一天多达十余次，像做地下工作一般，竟瞒过了刘湛。
宋文帝杀宿将檀道济，连带杀死他的儿子和时人比为关羽、张飞的部将薛彤、高进之，是犯了个大错误。道济被捕时说的“乃坏汝万里长城”，千古流传。这件事也和刘湛有关。宋文帝猜疑檀道济是事实，但不见得会起杀机。是刘湛见文帝有病，对刘义康说：“如果宫车一日晏驾（皇帝若死），道济不复可制。”恰巧文帝病危，义康便要求召道济入朝。道济到建康后，文帝病势渐轻，就让道济回江州，船都准备好了，不料病势转剧，义康便假传诏书，说道济谋反，把他杀了。檀道济既死，刘裕时的宿将一个都不剩了。
刘湛见文帝多病，与亲信商量，打算一旦文帝病故，便以“天下艰难，宜立长君”为理由，拥立义康。义康不知道有这回事，文帝倒打探到一点消息，义康的地位便动摇了。
元嘉十七年（４４０年）十月初三，文帝依照和殷景仁预订的计划，命义康在中书省住宿；当夜，文帝出华林园延贤堂，召殷景仁进宫。这天白天，久不出门的殷景仁忽然使左右拂拭衣冠，从人都不懂他的用意。接到命令后，他立即进宫，发布命令，逮捕刘湛，下诏宣布他的罪恶，立即处死，同时杀死他的儿子和党羽。
刘义康再也不能执政了。他被任为江州刺史，在中书省住了十多天才获准动身。辞别文帝时，文帝只对他怮哭，什么话都不说。他在江州，政事都由咨议参军萧斌处理，实际上等于软禁。二十二年（４４５年），范晔等谋划拥立义康，事露被杀，义康亦被废为庶人。二十八年，魏兵南侵，文帝恐有人拥义康起事，竟把他杀掉。
从上文所说的史事来看，元嘉十五年以后便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事情了。至于元嘉末期，非但没有较好的治绩，而且局势搞得很糟。二十七年（４５０年）。文帝想经略中原，大举攻魏。由于兵力不足，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从符（命令）到之日起，限十天之内准备完毕，不得逾期；又因军费不足，令扬、南徐、南充、江四州富民家资满五十万钱、僧尼满二十万钱者，“借”四分之一。民间负担已极沉重。而北伐失败，魏军进抵长江北岸，长江以北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军民死伤惨重，旧史说“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司马光把称赞元嘉之治的一段话，放在元嘉十五年，想必也是由于元嘉下半期无可称道的缘故。然而其中所说“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然无事，户口蕃息”，仍然是溢美之词。最低限度，太平岁月是不满三十年的，“四境之内，晏然无事”，更不见得。事实是：自从刘裕死后，魏军逐步南侵，宋朝版图日益缩减。它的颓势，绝非起自北伐失利，笔者将于下一篇中，详细介绍南北势力消长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