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五、捻

“捻子”是清朝嘉庆以来，淮河流域老百姓的一种自卫组织。人多的叫做大捻，人少的叫做小捻。

捻子与白莲教是两回事：捻子是公开的地方性的自卫结合；白莲教是秘密的全国性的反清组织。然而白莲教由于是秘密的、全国性的、反清的，当然重视这些极有力量的捻子队伍，而渗透在里面，加以运用。

安徽毫州的捻子首领张乐行，在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起事，占据雉河集(今日的涡阳县县城)。他之所以起事，因为清廷在太平军冲进湖南以后，下令各省地方官吏严拿各种会党的分子。

十个月以后，另一位捻子首领刘老疙瘩从安徽某地出发，进攻河南省的沈邱(在项城之东，太和之西)。又过了九个月，河南永城(涡阳正北)的捻子首领李月，一度攻进县城，迎接张乐行前往视察。半年以后，咸丰四年闰七月，张乐行率领大批捻子来到永城，加以占领，守城的徐广缙不战而逃(徐广缙是河南鹿邑人，历任两广总督与湖广总督，于武汉第一次失守时被革职抄家判死，恩准在乡办团练，将功赎罪)。

次年，咸丰五年，六月间，各地的捻子首领开大会于雉河集，祭告天地，公推张乐行为盟主，一致反清，与太平军合作。张乐行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称为“沃王”。

这时候，雉河集北边的永城，西北边的毫州，东南边的蒙城，蒙城东南边的怀远，都是捻产的领域。

在他们之南，沿着颍河，西北至颍州(阜阳)，东南至正阳关、寿州，是苗沛霖的地盘。苗沛霖是秀才出身，以办团练起家。改穿了大明衣冠，不再接受清朝政府的号令，因此，清方称他为“练匪”。

更南，在合肥、六安、舒城、桐城一带，有太平军的英王陈玉成在活动着。再南，从安庆、九江、直至武汉，有太平军的翼王石达开在活动着。

太平军在当时，气势甚旺。只有在北边，他们较弱。李开芳于这一年四月间失败于冯官屯。为了这个缘故，张乐行于起事以后不久，便在八月底“五旗并出”，向北进攻河南的归德府(商邱)。

所谓五旗，见于现存史料的有黄、黑、白、青四旗，另外的一旗可能是绿旗或“花旗”。这很像白莲教的“五号”，也令人联想到天地会的仁、义、礼、智、信五门。

张乐行攻不下归德，却占了归德附近的不少地方。到了冬天(十一月初三)，另一位捻子首领李昭寿(兆爱)在河南东南部再度反清，斩杀皖南道(徽宁池太广道)何桂珍，进入湖北，占领英山。

(李昭寿第一次反清，大概是在咸丰二年。到了四年二月，他被何桂珍战败于安徽霍山，向何桂珍投降。)

负责攻捻的清方将领，是袁甲三与和春。这两人彼此不能合作。

袁甲三是河南项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当过礼部的主事、郎中，也当过军机处的章京(秘书)、都察院的御史。咸丰三年，他被派到安徽，帮助侍郎吕贤基办军务，抵抗太平军，受任“权庐凤道”(暂代庐风道的职务)。不久周天爵病死，周天爵所辖的若干“民团”改归他指挥。(周是山东人，侨居宿州，当过广西巡抚．也当过漕运总督，于咸丰五年正月至二月代理过安徽巡抚，招安了一千二百个捻子作为“民团”，辞掉巡抚，以兵部侍郎的衔头，带领民团打仗。) 那时候，皖北已有“五十八捻”合而为一。袁甲三对这些捻子作战，连打几个胜仗，但始终未能攻下张乐行的根据地雉河集，只能遥驻临淮关，取监视的态度。

和春是满洲正黄旗人，积功升至湖南永绥副将，跟随向荣去广西，穿湖南，来南京，相当勇敢，官拜江南提督；在咸丰三年冬天奉派到安徽救江忠源．救不了；从南京调来精兵三千与得力的两员总兵：秦定三与郑魁士，自己驻扎在庐州附近的三里冈，叫郑魁士负责攻庐州，秦定三负责攻舒城。

袁甲三也有两员得力部属：参将刘玉豹、举人臧纡青。袁甲三在咸丰四年的冬天叫这两人去攻桐城(有意帮帮秦定三的忙)，藏纡青阵亡，刘玉豹败退到六安。和春却不曾派兵去救。 事后，袁和两人之间有了仇恨。和春约好安徽巡抚福济，联名参劾袁甲三，说他“株守临淮，粉饰军情，擅裁饷银，冒销肥己”。结果，袁甲三丢官，而且几乎坐牢。袁的军队由和春接管。 和春于挤走袁甲三以后，对付太平军尚有成绩，在五年十月“克服”庐州，六年正月“克服”舒城，对于皖北的捻子却毫无办法。

不久，六年六月，江南大营崩溃；七月，向荣去世。和春被调回江苏，接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袁甲三东山再起，于六年二月被派往河南巡抚英桂的军营效力，在归德府(商邱)招集旧部，增募新兵，对捻子作战，屡战屡捷，冲进安徽，打到冬天十一月，一度攻破了张乐行的雉河集。 七年二月，那举人出身、曾经在直隶(河北)与山东对太平军名将李开芳作战过的满洲镶白旗人胜保，被派来安徽，以“副都统，帮办河南军务”的名义，作为英桂的另一助手，与袁甲三共事。他看不起袁甲三，袁甲三也看不起他。

他在闰五月进攻正阳关，被捻子打得大败，只得向袁甲三求援。袁甲三无奈何，只得援助一下，结果，他就在九月间拿下了正阳关，获赏“头品顶戴”。河南方面，却因抽减了袁甲三兵力，失掉南阳。

八年四月，胜保招降李昭寿，会同李昭寿打下天长县，也不战而得李昭寿的滁州(但是天长、滁州仍归李昭寿驻扎；这是李昭寿第二次降清，其后未再叛清)。

这一年(咸丰八年)四月下旬，袁甲三又援助胜保一次，“克服”六安。清廷很高兴，升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同时叫袁甲三“督办三省剿匪事宜”，负对捻作战的专责。

所谓三省是河南、安徽、江苏。张乐行的队伍不仅又占有了安徽的蒙城、毫州，以及宿州、怀远；而且侵入河南，占了归德，又侵人江苏，占了丰县。

袁甲三未到年底，便“收复”了丰县与归德，而且将河南境内的捻子肃清(逐进安徽)。胜保嫉妒他，告他一状，说他“不捣贼巢”，害得他被召回北京，向咸丰皇帝当而自白。自白以后倒升了官，在咸丰九年四月间被任命为“署理漕运总督”。

九月，胜保丁忧(母亲病故)；十月，钦差大臣的职务落到袁甲三身上。漕运总督也改为实授。于是，他一战而“复”临淮(十二月)，再战而“复”凤阳(咸丰十年二月，凤阳是在六月间被翁同书丢掉的)，三战而“复”清江浦(咸丰十年三月，清江浦是在二月间被长庚丢掉的)。

张乐行对袁甲三反攻，“连营数十里”，把他围存凤阳，但是围不了多久，便被他打走。

八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关于英法联军的事，等到以后补叙。)；九月，捻众乘机大举北上，清廷命令僧格林沁负责抵御，僧格林沁在十一月间到达山东济宁，看不见一个捻子。

僧格林沁上奏疏给皇帝，报告捻子的情形：“每次数股出巢打粮，辄向无屯兵处所，迨官兵往剿，业经饱掠而归。”

僧格林沁又说：“匪巢四面一二百里外，村庄焚烧无存，井亦填塞。官兵裹粮带水，何能与之久持？(官兵)一经撤退，匪踪紧蹑，往往因之失利。”

僧格林沁准备除了所带的骑兵与步兵六千人以外，增调陕西、甘肃与山东的绿营，与青州驻防的满洲旗兵，凑足一万八千人，直捣张乐行的根据地雉河集。

这个计划，要等待两年半以后才完全实现。在这两年半期间，僧格林沁指挥部队与张乐行所部斗了不少回合，战场包括山东的钜野羊山、菏泽李家庄、滕县县城、曹县安陵集、濮州田潭、济南孙家镇、临城、沂水、兰山(临沂)、金乡、鱼台；河南省的杞县、尉氏、商邱、裕州(方城)、永城；安徽省的亳州、宿州。

张乐行在同治二年正月由宿州退回雉河集，苦守。守到二月间被击破，逃到西洋寨，被寨主李勤邦出卖，捆送给僧格林沁，凌迟处死。

僧格林沁原已于英法联军入京、圆明园被焚之时，被革掉世袭罔替的博多勒噶台亲王与科尔沁郡王爵位；在同治元年九月因“剿捻”得手，受权“节制山东、河南、直隶、山西四省”；现在，得旨“仍以亲王世袭罔替”。

袁甲三在同治元年因病辞职，同治二年病故，胜保在咸丰十年被调到河南去，因作战不力被一度降级为光禄寺卿，于同治元年复任钦差大臣，到陕西解了西安之围，功成以后，被控“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在同治二年赐死。

同治二年二月，僧格林沁击败张乐行于雉河集之时，李秀成正在皖西活动得极顺利。

张乐行的侄儿张宗禹(总愚)，继为捻众的首领，而被太平天国封为“梁王”；在二月二十七日与李秀成会师于桐城县的孔城镇。同时来会师的，是从陕西转战回来的陈得才部下马融和。 李秀成攻打六安州，打不下来。回了南京。马融和去湖北，张宗禹去河南。

僧格林沁去了山东，到淄川打刘德裕，到邹县打宋继明，又在十月间到安徽蒙城毫州一带打苗沛霖。这三人及其部属均被僧格林沁消灭。

次年，同治三年，他去河南对张宗禹作战，解决不了张宗禹；又去湖北对马融和作战，解决不了马融和。

七月间，张、马二人再度会师于麻城，陈得才也率领大军由陕西赶来。虽则此时南京已为曾国荃所破，张、马、陈三人仍想继续奋斗。

僧格林沁与他们大战两次，第一次小胜于闵家集，第二次大败于萧家河，有十二员将领战死，包括最得力的舒通额。

八月，又战于河南光山的柳河，僧格林沁中伏被围，于突围以后撤退，损失了总兵巴扬阿。

九月，战于湖北蕲州的风火山，僧格林沁小胜；张宗禹等人去了安徽，占有潜山、太湖一带，加上湖北的英山。

十月，战于黑石渡，僧格林沁大胜；马融和及其他几个首领(温其玉、甘怀德等)率领十几万人投降，陈得才服毒自杀，张宗禹西走河南。

十一月，僧格林沁追张宗禹追到光山，小胜。张宗禹去湖北，经由枣阳奔向襄阳，在黄龙冈、峪山，与太平军赖文光、邱元才，及捻军牛洛洪、任柱等部会师。

僧格林沁追来，他们北走河南，在邓州的唐坡对僧格林沁还击，杀了极多的清兵。

十二月，他们继续北进，僧格林沁紧追，追到宝丰县的张八桥，扑了一个空，便绕道抢先，驻扎宜阳之南的韩城镇，不让他们去洛阳。

次年，同治四年正月间，他们折而向南，进攻鲁山，僧格林沁又追来鲁山，大战。僧格林沁战败，大将恒龄、舒伦保、常顺毙命。张宗禹等又南至叶县、襄城，转向东北，到新郑、尉氏；再转而向南，到临颖、郾城、西平、汝宁(汝南)。

二月以后，僧格林沁赶到汝宁，他们去了息县、罗山、信阳。他们越走得久，跟随他们的群众越多。

僧格林沁赶到信阳，他们又转而向北，去了确山，吃了一个败仗。然后，继续北进。经由遂平、西平、郾城、许州、扶沟、睢州。进入山东。

在山东，他们先到宁阳，后到曲阜，“盘旋于兖、沂、曹、济之间”，在四月二十四日把僧格林沁的疲于奔命的追兵诱到曹州(菏泽)之北的高庄，予以歼灭。

僧格林沁逃到附近的吴家店，被杀。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僧格林沁死后五天，清廷命令曾国藩“着即前赴山东一带，督兵剿赋；两江总督(职务)着李鸿章暂行署理；(李鸿章所担任的)江苏巡抚(职务)着刘郇膏暂行护理”。

五月初四，清廷又补发一道谕旨：“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现赴山东一带督师剿贼；所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着归曾国藩节制调遣。如该地方文武有不遵调度者，即由该大臣指名严参。”

曾国藩在接到第一次谕旨之时，同时写了两张奏折：一张说湘军除了霆字营以外，多半已经裁撤遣散，剩下的只有三万人左右，“均属强弩之末，不堪驱策”。自己也“精力颓惫......说话至二十句，舌尖辄木强蹇涩，不能再说”。“惟有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

在另一张奏折里，曾国藩说：对付捻众，不能求快。僧格林沁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求快。(事实上，在最后的一个月，僧格林沁的军队平均每天行一百里。虽则有马队，但是主力仍为步兵；步兵怎能每天急行一百里，天天如此呢？)曾国藩认为：如果朝廷要他负责，他只能坐镇徐州，办理十三个府州的捻，其余的地区，应由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个省的总督巡抚负责：“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

所谓十三个府州是：山东的临(临清州)、沂(沂州府)、曹(曹州府)、济(济宁府)，河南的归(归德府)、陈(陈州府)；江苏的淮(淮安府)、徐(徐州府)、海(海州府)，安徽的庐(庐州府)、凤(风阳府)、颍(颖州府)、泗(泗州府)。换句话说，直隶他不愿管。湖北、陕西以及苏、鲁、皖、豫的其他州府，他也不愿意管。

清廷当然不准曾国藩推辞，仍叫他干。

所好，黄河以北的直隶省已有楚勇的首领刘长佑当总督，李鸿章也派遣淮军鼎字营十营，交给这十营的主将潘鼎新带去增援。

李鸿章而且加派刘铭传所统率的淮军到直隶去。曾国藩主张把这一支淮军留在山东济宁，与僧格林沁的残余部队(陈国瑞部)合力；倘若捻众渡黄河向北，才能让这一支淮军追到直隶去，否则以留在济宁为妥。不久，他又留下潘鼎新的十营淮军，不让他们去直隶。

曾国藩首先决定了战略：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然后，他根据这个战略，定下一步一步的实施方针。他选定徐州、济宁、周家口、临淮关四个据点，作为“四镇”，分别由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刘松山负责。这四位中前三位属于淮军，最后一位属于老湘营(王錱的旧部)。

有了这四镇，曾国藩准备把捻众限制在颍河、运河、黄河、贾鲁河。

但是，贾鲁河仅存了一个空名，必须大规模挖濬(挑沙)，才能名副其实，用来作为防堵捻众之用。河南省的巡抚与人民，却很不愿意作这件挑沙的工作。

由于曾国藩坚持，刘铭传与潘鼎新二人卖力，贾鲁河的沙竟挑了一大部分，运河的长堤也筑了。沙河的堤，却不曾如期筑好。

曾国藩在同治四年五月初接到“节制直、鲁、豫三省”的谕旨，到八月初四才慢慢地乘船来徐州。这一次，正如当年他丁忧假满，清廷叫他“东山再起”之时，清廷越着急，他越是有意无意地行动迂缓，求稳而不求快。

他认为，要打捻必须有马队。捻军一人数马，决非以步兵为主的湘军淮军所可对付的。僧格林沁是来自今日辽北省的蒙古人(科尔沁的郡王)，所部以马队为主，因此才能够追奔逐北于豫、鄂、皖、苏、鲁五省；其后失败一半也是由于丢掉成千的马骡，一半由于行军太猛。

曾国藩并不希望把湘、淮的步兵大规模地骑兵化，但很想：(一)接收僧格林沁所遗留下的马队；(二)调来鲍超的骑兵十二营(鲍超共有步兵二十营、骑兵十二营)；(三)叫李昭庆编练新骑兵若于营。

僧格林沁所留下的马队，不足一千人；不久又被清廷调走，去剿办奉天(辽宁)的“马贼”。鲍超的“霆军”(起初称为“霆字营”)在湖北金口哗变，其中的很多人南走广东，找残余的太平军合伙，鲍超本人也带了整理后的霆军南去，帮左宗棠对付汪海洋。于是，曾国藩所能指挥的骑兵，仅有李昭庆的若干人马而已。(刘铭传等人的军队也各有其马队，但是不多。) 当曾国藩到达徐州之时，捻众一部分已经去了河南南阳一带(由张宗禹率领)，另一部分已经去了皖北、豫东，又回到了鲁南(由任柱率领)，任柱是毫州人，被太平天国封为“鲁王”。

跟任柱在一起的，有遵王赖文光。(赖文光是太平军的“老兄弟”。)从此，任、赖二人并称。

任、赖于击溃僧格林沁以后，曾经随同张宗禹，围攻清军于雉河集，志在恢复原有的根据地。清方守雉河集的，先后为安徽布政使英翰与道员史念祖(英翰守了二十五天，史念祖续守二十天)。淮军的名将周盛波来援，才解了围。

曾国藩到徐州不久，因为鲍超及其部对无法调来，决定改用刘铭传一军担任“游击”。原定的“只迎击而不追剿”的战略，也不得不略加改变。实际上，张宗禹的一支捻军，已经越过曾国藩的“四镇防堵圈”。

在同治四年的冬天，张亲禹由豫西南进入鄂北；任柱、赖文光也由鲁南经皖北、皖西、豫东南，进人鄂北。湘军的成大吉部，又在麻城叛清。

负有追捻责任的刘铭传，于次年正月二十八日在黄陂打了一个胜仗，抢回该县县城。

捻众行动迅速，随即转向北进．在二三两月经由河南的汝宁(汝南)、安徽的颍州(阜阳)、河南的陈州(淮阳)，又来到山东的曹州(菏泽)。

捻众企图冲过运河河堤，没料到曾国藩已有准备(曾国藩本人来了济宁)。在冲不过去以后，捻众转而向南，由淮、徐入豫，进攻开封，开封攻不下，再回到鲁南。此后，在七八两月之间，捻众又回豫东与鲁南一次。

当时清廷京内、京外的大官，颇有批评曾国藩的，责备他未能将捻众一鼓聚歼。事实上，曾国藩能守，已算能干。他所能指挥的兵，共计不足八万，而捻众在十万以上，并且多数是骑兵。

捻众之所以再三企图冲过运河，用意很难明了。就整个局势来说，捻众缺少有眼光的谋略家是显然的。张宗禹、任柱、赖文光均够不上自创局面。因此也就找不到、认不出能够帮他们创局面的助手。

然而，他们不愧为反清的志士、太平天国的孤臣。他们奋斗到底，有始有终。

他们在同治五年七月底，向西冲过曾国藩的贾鲁河防线，纵横于河南的中部与西南部(襄城、鲁山、南召、邓州)。

八月中旬，他们又转而向东，冲过朱仙镇与开封之间的长濠(贾鲁河新挑的北段)，直扑山东，被曾国藩挡住，又回河南。 九月中旬，他们决定了一个新的战略：张宗禹率领一部分人马向西；任柱、赖文光率领其余人马向东。从此，在清朝的官方文件上，有所谓“西捻”、“东捻”。其实，他们都是“太平军”；他们的首领是太平天国堂堂正正的“梁王”、“鲁王”、“遵王”。

十月初，张宗禹在河南陕州顺利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平陆；由平陆进攻陕西，连克华阴、渭南；其后，与陕西清军战于西安东郊的灞上，获得全胜。这时候鲍超已经办完广东之事以后移驻襄阳，曾国藩叫他去追张宗禹，追到陕州，张宗禹渡了黄河。 清廷对曾国藩下诏切责；曾国藩从开头便不愿意干，藉此便上奏恳辞本兼各职。

十一日，清廷改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接替曾国藩的统帅职务，叫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

在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中，这是最大的一次失败。清廷有意给他全权，曾经叫他兼顾陕西，也已经让他的弟弟担任湖北巡抚，把湖北在事实上划入他的节制范围。他不该始终怕招忌，硬说自己的能力有限，连直隶省都要推给直隶总督刘长佑去管，而且叫刘长佑负责山东省的黄河以北部分。因此之故，反对他的人便有辞可藉，说他根本不想灭捻。

清廷的实际主持者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对曾国藩原极信任，但是在张宗禹渡了黄河、深入陕西以后，也不得不切责曾国藩一番，不得不取消他的统帅职权。

曾国藩生性倔强，向清廷一再表示连两江总督的官也不要做，同时却说“断不求回籍以图安逸，仍留军营帮同照料一切，维系湘、淮各军之心，联络苏、鄂两路之气”。

毕竟，曾国藩拗不过清廷，于继续接了几道“着即懔遵”的谕旨以后，只好在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复：“即于(明年)正月初旬(由周家口)回驻徐州，暂接两江总督关防，俾(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迅速交卸，驰赴前敌”。

但是，他仍认为捻众“流窜六省，纵横三千余里，剽疾如风，李鸿章一人接办，尚恐照料难周。......李鸿章…...统筹全局，驻扎则以西路为主；臣驻徐州防剿，惟以东路为主。一以为李鸿章后劲之助，一以为微臣补过之资。”

清廷立即批驳他：“曾国藩既经接受两江督篆，所有察吏、筹饷及地方应办事宜均关重要，且金陵亦不可无勋望素著大员坐镇。着即回驻省城，以资镇摄。”

曾国藩挨到正月十九日，在徐州接受李鸿章交来的两江总督关防，二月十六日由徐州启程，三月初六日到达南京(在当时称为江宁)。

在这期间，“剽疾如风”的任柱、赖文光早已由山东、河南进入湖北。担任巡抚的曾国荃不是他们的对手。同治元年正月，淮军刘铭传部与湘军鲍超部，在安陆府京山县的尹隆河镇与任、赖大战一场，先败后胜。败的是，不遵守约定而提前进攻的刘铭传部。胜的是，如期赶来的鲍超部。

事后，李鸿章反而袒护刘铭传，把责任推到鲍超身上，说鲍超“后期”，不按照约定时间赶来夹击。

鲍超于战胜以后，正在扩充战果，追击任、赖于枣阳唐县一带，却接到清廷申饬他的谕旨，一气之下百病俱发，头上伤痕之旁的筋肉整天跳跃不已，左手及两腿先后麻木不仁，舌头僵硬得不能说话，“常常昏迷，动辄一二日不省人事”。曾国藩替他代上奏章，请求开缺。“霆军”步兵二十营，骑兵十二营，只留下步兵十四营交给曾国荃接管，其余的一律遣散，听任回籍归农，或转赴他营应募。

任柱、赖文光于刘铭传惨败、鲍超被谴辞职以后，再加上刘松山已经带了老湘营开去陕西，就更加所向无敌，剽疾如风了。 他们由湖北回师河南，由河南再往山东，于同治六年五月在东平县境冲过清军的运河防线，弄得山东巡抚丁宝桢、河南巡抚李鹤年、湖北巡抚曾国荃，都受清廷的处分。李鸿章也被严旨申饬，“戴罪图功”。

李鸿章在同治五年十一月下旬接任钦差大臣，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八日被任命为湖广总督(由乃兄李翰章署理)，这时候赶紧由徐州北上，移驻济宁。

此人虽则私心颇重，但“劲气内敛”。他不慌不忙，于任、赖冲过运河以后，施展出一套“亡羊补牢”的手法来。当时很多人笑曾国藩，说曾国藩的“四镇堵剿”的妙计等于白费。李鸿章却重行布置运河防线，并且命令刘铭传、潘鼎新等人加筑二百八十里长的长墙，扼守胶州。曾国藩惟恐捻众渡过运河向东，李鸿章现在竭力不让捻众再渡过运河向西。

李鸿章想把任柱、赖文光限制在运河与胶莱防线之间，渐渐缩紧包围圈，将他们挤逼在山东半岛的尖端。于是任、赖只能局促于莱阳、即墨之间，十分狼狈。

任、赖决定，主力沿着海岸向南，以江苏为目标；分兵交给首王范汝增，沿着海岸向西，以直隶为目标。

主力于十月间顺利进入江苏境内，却被刘铭传在赣榆挡住大战一场，任柱被部下潘贵升杀害，赖文光继续向南进军。

范汝增所分领的捻众，于十一月间走到寿光，也遇到刘铭传将他们挡住。结果，全军覆没。

次月，赖文光率部进抵高邮以南的瓦窑铺，向扬州知府吴毓兰投降，被吴毓兰当作战败的俘虏看待，一律杀光。所谓“东捻”，全部消灭。

张宗禹的“西捻”于攻打西安未成后，渡过渭河打下陕北的米脂、绥德等县；转而向南，在宜川县的龙王庙，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由吉州、绛州、曲沃、垣曲，进入河南；再由济源、新乡、滑县，进入直隶，于同治七年正月冲到了保定府境内。

张宗禹显然是企图直扑京城。垂死的清廷慌做一团，偏偏命不该绝，有老湘营刘松山于尾追张宗禹若干时日以后，抢先一步绕道抵达保定，挡住张宗禹的去路。

左宗棠这时位居陕甘总督，虽则被清廷“交部议处”、“革职留任”，由于指挥刘松山作如此神奇的迂回，便受任“总统前敌各路官军”。

恭亲王奕訢亲自出马，巡视天津、保定之间的各路防务。清廷的王牌“神机营”出驻天津、涿州、易州，由都兴阿以钦差大臣的名义统率。热心的丁宝桢，带了山东兵来，扼守河间(献县)。李鸿章义不容辞，也率领所有部队进驻德州。河南提督张曜奉命在汤阴设防，不让张宗禹回军。

张宗禹在进入直隶以后，因粮食问题与当地的老百姓发生冲突。老百姓这时候(于李鸿章的策动之下)纷纷筑堡立圩，实行坚壁清野，而且对捻众迎战。

于无可奈何之中，张宗禹只得实施一次“盘旋”的战略，由直隶退回豫北(张曜挡他不住)，由豫北进入鲁北(李鸿章挡他不住)，又由鲁北进入直隶东南，在(同治七年)四月间攻下南皮，穿过沧州、静海，直捣天津。

左宗棠取得李鸿章的合作，由李鸿章率部固守运河，把张宗禹限制在运河以东，自己率部对张宗禹追击。张宗禹到沧州以南，左、李开坝放水，把张宗禹逼到徒骇河与黄河之间，在六月底将他击溃于荏平县境内，张宗禹自杀。于是，所谓“西捻”也全部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