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四、鸦片战争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有七天毫无行动。他在暗中积极准备，调查烟贩的姓名、住址，与鸦片黑市的一般情况。

第八天，阴历二月初四日(3月18日)，他传见公行行商，责备他们掩耳盗铃，帮助洋商私贩鸦片。叫他们转告洋商，限三天以内把趸船上的鸦片全部缴出销毁，同时出具甘结，声明以后如被查出私运鸦片，“人即正法，货尽入官”。

三天期满，洋商所缴出的鸦片仅有一千零三十七箱，显然是敷衍敷衍而已。

林则徐这时候已经封锁了商馆地区，不让任何洋商离开，而且下令捉拿最著名的一个英国鸦片贩子查顿。

义律在澳门，通知外海的英国兵船向香港开行，准备作战。他写信报告帕麦斯顿，说将来难免一战。

他在阳历3月24日赶到广州。他本想把查顿弄走，逃避林则徐的捕捉，结果他本人也陷在商馆地区，成了事实上的俘虏。

连他在内，被封锁在商馆地区的洋人共有二百七十六名。在他到达以后，封锁已经加紧，华人雇员完全撤走，菜蔬、水果、牛肉等日用品断绝供应。

义律开头很硬。他向总督邓廷桢要求，于三天内给予所有英国臣民及英国船只以出口护照。总督叫人告诉他：根据钦差大臣的命令，必须把鸦片缴清，护照才能够发。总督又责问他，禀帖之中提及“两国之间的和平”，所谓两国是那两国？英国怎能与天朝并称？莫非是指的英国与美国?

林则徐叫人在义律的住所(中和洋行)墙上贴告示，就天理、国法、人情、事势四点，劝洋商速把鸦片缴出。同时，又吩咐人警告义律，说以后缴土具结的事，惟义律一人是问。

义律软了下来，一面道歉，说无意干犯天朝，请求将上次的禀帖退还；一面通告商馆地区的所有英商，将烟土全部或其清单于阳历3月27日下午六点钟以前缴山，交他转送中国政府，烟价当由英国政府斟酌偿付。

多数的烟土此时不在广州，而在伶仃岛的趸船之上。义律在次日禀告林则徐，说已查出英商的烟土共有两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准备缴送。同时，派次监姜司吞去伶仃岛，把烟土点收，运来。

林则徐很讲道理，叫人告诉义律，在缴足四分之一之时，便准许华人雇员复工，准许供应日用品；缴足二分之一之时，准许舢舨往来；缴足四分之三，准许贸易；缴足全数，一切恢复常态。

到了阳历5月21日(四月初九)，义律居然把全数缴足。其中有五百二十三箱，是他算错的，他也特地从印度买来新货，补足此数。

第二天，一切恢复常态，义律却通令所有英商撤离广州。

林则徐准备把收缴的烟土，运到京城去销毁，道光叫他在广州就地销毁。于是，林则徐就选了虎门附近的海滩，用盐卤、生石灰，把两万零二百八十三箱，计有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的“洋土”，当众销毁净尽，一共销毁了二十三天才销毁完(从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

义律率领英商及附和英商的别国商人，除了二十五名美国人以外，去了澳门，不肯恢复贸易，更不肯出具以后如再贩烟，“人即正法，货尽入官”的甘结，而且下令禁止任何英国商船开进虎门。他发出宣言，表示不信林则徐能够公正而温和。

他向林则徐与邓廷桢要求，改在澳门卸货、装货。林、邓二人加以批驳，说广州才是通商口岸，澳门只是准许洋人暂住的地方。

五月初七(7月7日)，在香港对岸九龙尖沙咀地方，发生了“林维喜事件”。有一群英国水手想买酒买不到，却发起“酒疯”来，乱打当地的中国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少。有一个姓林，名叫维喜的，被打得受了重伤，在第二天断气。

又过了两天，义律送一千五百元墨币给苦主，一百元给其他老百姓，叫他们写一个字据，说林维喜是“死于意外”。同时，他自相矛盾，悬赏二百元征求有关谁是凶手的密告，悬赏一百元征求有关谁是暴动祸首的密告。

林则徐、邓延桢会同巡抚怡良，住六月二十三日发出布告，说义律不该出钱贿买村民，企图掩饰，说犯人是英国水手，与别国洋人无关，说洋人在中国境内犯罪，应由中国官吏审判，有乾隆十九年的前例可援(一个英国水手被一个法国水手杀了，凶手被中国官吏处死)。

义律却认为他自己有权审判在中国境内以及沿岸一百英里以内的中国领海中所有的英国臣民。

义律通知林则徐，请他派员于阳历8月l2日(七月初四)到英国船上“观审”。林则徐当然置之不理。

到了8月12日这天，义律故意不审凶手，只审所谓暴动祸首五人，判三人以六个月的徒刑与二十英镑的罚金；二人以二个月的徒刑与十五英镑的罚金。罚金在兵船上缴纳，徒刑等回到英国之后执行。

林则徐叫义律交出凶手，所得到的答复却是如此公然无忌地侵犯中国主权，因而忍无可忍，就在七月初七下令在澳门的中国地方官，断绝英商及其眷属的日用品供应，撤走华人雇员、仆役。

六天以后，义律离开澳门，移到英国船上居住。十一天以后，所有的英国人都离开澳门，到船上去住。据说，在澳门的葡萄牙当局曾经给他们通知，说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又过了五天，七月二十三日，有一艘英国兵船伏来机二十八号(H.M.S.Volage 28)到达澳门海面。义律向葡萄牙澳门当局表示，有意思保护澳门。如果澳门让英国人去居住。葡萄牙澳门当局向他婉辞谢绝。

全体在华英人，因义律的狂妄举动而移居在船上度漂泊的生活，徘徊于香港、九龙之间(尖沙咀洋面)，不能做生意，而且买不到粮食,买不到可饮的淡水。其中有愿意遵守中国当局的法令，具结不再贩卖鸦片以便从事贸易的，义律一概加以阻止。 到了十月初六，却有一个英国人湾刺，对义律不再屈服，自动向中国当局具结，中国当局立刻准他带船进口。义律无可如何。

十八天以后,又有一个英国商人当郎自愿具结，被中国当局准许进口。义律这时有了准备，就调动兵船，在穿鼻岛附近挡住当郎的船。这时候，英国兵船来到中国领海的，已经有了好几艘了。

中国的水师提督关天培，为了职责所在，也率领兵船来制止义律对于当郎的干涉。

双方于是发生炮战。日期是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1839年ll月3日)。鸦片战争便是这样子开始的。

第二天、第六天、第七天、第九天、第十一天，中、英双方的兵船又互相开炮。每次，均是中国兵船打胜，英国兵船打败。义律替英国丢了脸，却厚着脸皮说“损失不大”。指挥英国兵船作战的，是伏来机二十八号的舰长士密。中国水师的指挥官，是提督关天培。

半年以后，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1840年6月28日)，英国的印度舰队司令伯麦上校率领兵舰来到，开始封锁珠江海口。

不久，英国政府所派的远征军海陆军统帅懿律上将也来了。懿律与义律同姓、同族，但不是兄弟。

在懿律的统率之下，有英国与印度的兵士共四千人，包括布利耳所带的陆军两团。兵舰有十六艘，武装汽船有四艘，运兵船有一艘，运输船有二十七艘，大小火炮共五百四十门。

英国政府赋予懿律以“第一全权使臣”的名义，叫义律当第二全权使臣。

他们的任务是：除了封锁珠江以外，到中国北方的口岸，设法与清廷直接交涉。

他们留下了四艘兵舰与一艘汽船在珠江口，率领其余的船只向北开到厦门。这时候邓廷桢已经调任福建总督(两广总督由林则徐兼任)。

英军在厦门海面派了一条小炮艇，护送一条张有白旗的小船，送信给中国官吏。中国的福建水师不懂得“白旗”是什么意思，便开炮迎头痛击，英国的小炮艇也就还击，双方互有死伤。

英军于是又留下一艘兵舰封锁厦门，继续向北开行，到了舟山群岛，在六月初七日占领定海县县城。定海县的县知事姚怀祥自杀。

英军留下很多兵在定海，又丢下一艘在定海搁浅的兵舰。然后，分出两艘兵舰封锁宁波，再继续向北开行。

英军到达吴淞海口，又留下两艘兵舰封锁扬子江。

最后，英军只剩下五艘兵舰、一艘汽船，于七月十八日(8月15日)到达大沽口。清廷大为震动。

大学士兼直隶总督琦善奉命派人接了懿律带来的英国首相写给“中国首相”的信，答应于九天或十天以后，和懿律义律见面商谈，把请示皇上所获得的结果告诉他们。

英国舰队藉此机会，在渤海巡逻了一番。

八月初四，义律以“第二全权使臣”的身份，被迎接上岸，与琦善见面，谈了六个小时，琦善说仍须再向皇上请示。

于是，英国舰队在渤海作第二番的巡逻。

八月十七日，琦善再度与义律会面，说“一切都可以商量，希望你们回广东去，皇上将另派钦差大臣来与你们淡判，林则徐措置失当，必当重治其罪”。

道光果然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琦善办了很丰富的筵席，欢宴懿律、义律等二十几个英国官员。懿律等人在宴会上舞枪耍刀，十分得意。

他们在八月二十日，率领舰队离开大洁口，于九月初三到达定海。在定海的英军这时已经病倒了一大部分，病死了四百四十八人，被清军俘虏了一名上尉、一个妇人(中尉舵手之妻)。此外，英国兵与印度兵在半夜被华人偷去脑袋的也不步。

懿律留在定海，与两江总督伊里布办交涉，在十月十三日达成“浙江停战”的协议。九天以后，懿律等人启程继续南下，又过五天抵达澳门。

再过九天，义律通知在澳门的英商，说懿律因病辞职，统帅的职位由伯麦接充。(有人说，懿律与义律意见不合，愤而辞职，也有人说，懿律病得很重。)于是，义律成了唯一的全权使臣。

林则徐此时已被“交部严议，饬即回京”，在回京的途中奉旨“革职，仍回广东，备查问差委”。琦善不仅当了钦差大臣，而且兼了两广总督。

琦善一到广东．就把林则徐所调集的兵船裁减三分之二，又撤去防守珠江的木排、铁链，然后才与义律会谈。义律向他要求割让香港，他不敢答应，想用空话敷衍。义律便在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使用武力击毁虎门两旁穿鼻岛与大沙角的炮台。

琦善吓软了，慌忙下令停战，继续谈判。

双方在十三天以后(阳历l月20 日，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谈妥了“初步安排”(《穿鼻草约》)四条：(一)香港让给英国，仍向中国缴纳一切正当税捐；(二)中国付赔款六百万元墨币，立即付一百万元，其余分五年偿还，每年付一百万元；(三)今后两国交涉采对等直接方式；(四)广州港口在阴历元旦以后十日内开放，贸易在黄埔进行，至香港港口设备完成之时为止。

事实上，义律与琦善两人均是白忙一顿。英国政府认为所获太少，中国政府认为所失太多，两者均不肯批准这四点“初步安排”。

道光皇帝在接到琦善有关割让香港的奏报之时，拿起朱笔，批了：“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替夷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

结果，在二月初六，琦善被革职，锁拿来京，家产查抄归公。

在英国的一方面，帕麦斯顿于接到义律的报告之时，向女王维多利亚写信，说：“义律似乎把我们寄给他的训令完全搁在一边，于舰队行动获得完全成功之时，竟然同意了极不适当的条件。所索的赔款，远在被毁的鸦片价格之下，而且关于战事的费用、公行商人的欠款，一钱未得。我们明白训令了两位全权使臣，在华居住之不列颠臣民必须获得安全保障，他竟然丢开不提。我们又特别告诉了两位全权使臣，舟山[群]岛必须占领到全部赔款付清之时，而他竟然很匆忙地放弃了该岛，引人轻视。甚至香港虽割让，却仍须向中国缴纳捐税，那就不能算作不列颠女王的属地，而是如同澳门一样，仍旧是中国皇帝领土以内被皇帝容许的租借地而已。”

结果，英国内阁在阳历4月30日(闰三月初十)议决。不批准《穿鼻草约》，同时把义律革职，改任濮鼎查为全权使臣。

濮鼎查于六月二十四日到达香港。离开《穿鼻草约》签字之时，已经差不多有了七个月。在这七个月的期间，中、英两国之间又已发生了若干事件。

道光皇帝派奕山当“靖逆将军”，隆文与杨芳当参赞大臣，调集了川、湘、滇、黔的兵士一万多人，到广东“剿灭英夷”。他又派了裕谦当钦差大臣，祁塨当两广总督，接替琦善的两项要职。

义律看到广东战云密市，向琦善质问，不得要领，便在琦善被道光革职的前一天，也就是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叫伯麦向虎门炮台进攻，打了两天，完全胜利。中国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阵亡，湖南提督祥福落水而死，兵士死伤的有一千人左右，被俘与失踪的有两千人左右，大炮损失了一千多尊。英军只伤亡十四个人。

这时候，奕山与隆文尚未到达广州，杨芳已经来了。杨芳是对付过白莲教与张格尔的老将，对英国人却不敢打。

他在二月十一日向义律请求停战，义律准他停战三天。在停战期间，双方举行谈判，谈判得毫无结果(杨芳说，一切必须向朝廷请示)。于是，三天期满，英军又占领了广州近郊的一处炮台。这一次，杨芳一枪都不敢打，坐视英军为所欲为，又再度向义律请求停战。从二月二十八日起，双方不仅停战，而且恢复了通商。

奕山、隆文、祁塨在三月二十三日赶到。这三人恪遵道光的圣旨，积极准备进攻。在四月初一日的晚上，他们派兵袭击英军，英军就用枪炮向城内乱射，射了不到五天，奕山等人向义律求和。

义律叫他们：(一)拿出六百万元，(二)把军队撤离广州六十英里。奕山照办。

奕山在当天，四月初七日(5月27日)交出一百万元；到了第五天(5月31日)，便已把全数六百万元交清，义律把英军、英舰撤出虎门，中、英贸易完全恢复。

奕山向道光皇帝报告，说还了英商六百万元，英军就撤出虎门，“奴才等”“暂准其与各国一体贸易”。其后，奕山等又奏英国“并非有心干犯天朝”，“恳恩厚赦”。至于把一万多兵撤出广州，奕山不敢说是义律的条件，却说是城外土匪甚多，不得不开去镇压。

那时候，威胁广州的英军仅有两千三百九十五人。城外的老百姓组织“平英团”自动抗敌，在四月初十日一接触，就把英军杀得魂惊魄散，死伤很多(英方文件说二十余人；中国文件说一百余人)。

七天以后，广州三元里也发生了平英团击杀英国人的事。历史上称为“三元里事件”。

濮鼎查在六月二十四日到达澳门。七月初五，他率领二千五百一十九名英军官兵，乘坐十艘兵船、四艘汽船，向北开行，攻打厦门、定海。

三天以后，七月初八，义律与伯麦离开澳门，到印度去，由陆路回英国。

濮鼎查的行动，就清方来看，是不可解的。奕山已经出了六百万元偿清“商欠”，一切的贸易(包括鸦片)已经恢复。天朝与英人之间已无战争。

但是，就英方来说，《穿鼻草约》并未批准生效，“两国之间”的种种问题(包括对等外交)并未解决，战争状态依然存在。

濮鼎查所率领的英军，于七月初十与福建总督颜伯焘所率领的清军，在厦门交战，当天把厦门占领。四天以后，英军退出厦门，留下五百五十人守鼓浪屿，其余转向浙江。

浙江的定海，已于三月间被义律交还清方。濮鼎查在八月十二日进攻，于中秋日将它占领。

十一天以后，八月二十六日，英军攻陷镇海。坐守镇海的钦差大臣裕谦，于城陷之时自杀。

再过三天，宁渡入于英军之手。英军以宁渡为根据地四出骚扰。余姚、慈溪、奉化，先后于十一月及十二月间，二度被英军占领。

濮鼎查本人在十二月中旬回到澳门，于次年正月间把商务总监的办公处搬去香港(他是“特命全权公使兼对华商务总监”)，宣布香港与定海两处为“自由港”，准许英国及各国商船来往，不收关税。

本来，义律已在道光二十一年春天宣布过香港为自由港，而且设官授职，标卖公地，把香港视作英国的土地而经营起来。

义律这样做，是因为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英国政府会反对《穿鼻草约》，虽则道光皇帝的反对，他是知道的。

濮鼎查知道《穿鼻草约》已被拒绝批准，却仍然视香港为已经割给英国的地方，又把暂时占领的定海也看成与香港一样。

濮鼎查在香港住了四个多月，等候英国政府从印度增调兵力，前来远东。到了这一年(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五日，他已经有了一万名以上英印官兵、二十五艘兵舰、十四艘汽船、九艘医疗船、若干艘运输船。他本人在这一天由香港出发。恰巧英军于同一天在吴淞口集合。

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镇江。他认为，必须切断中国南北的交通，才能逼迫清廷接受英国的一切条件。镇江是运河与长江的交叉点；占了镇江，便好向清廷开谈判了。

集合在吴淞口的英军，有一部分已经在四月初九日于杭州将军的满兵猛烈抵抗之下，一度攻占了乍浦的。满兵于一百年来久已丧失朝气，居然在乍浦表现得很好。

英军到达吴淞口以后，在宝山打了一仗，然后占领上海城。其后，溯江而上，于六月十三日到达镇江。镇江有汉人兵士几千人，驻扎在离城五英里以外，并不迎战。倒是驻在城内的满军一千六百人。正如乍浦的满军一样，肯出死力抗敌。打了三个小时以后，镇江入于英军之手。

镇江对岸的扬州，住有不少盐商。他们凑齐了三十五万五千两纹银，送给在镇江的英军。英军还以为是瓜洲镇上的居民送来的，便丢下瓜洲不攻。

十六天以后(六月二十九日)，英军的海军司令巴尔克乘坐军舰皋华丽号(H.M.S.Cornwallis)，到达南京下关。两江总督牛鉴慌忙派人上船，表示欢迎。

又过了六天，有三千四百名英兵在南京城外的钟山集合，做出要攻城的姿态。

这时候，道光皇帝于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影响之下，已经派了耆英作钦差大臣，会同伊里布与牛鉴，对英国求和。作为和谈传话人的，是伊里布的一个老仆人张喜。张喜在英军第一次占领定海之时，曾经代表过伊里布，将三个俘虏交还英方，颇得英人好感。

张喜与濮鼎查、译员马礼逊会面了好几次，把英方的条件探询清楚，报告耆英等人。耆英又加派江宁布政使兼江苏按察使黄恩彤、吉林副都统咸龄和濮鼎查及其随员商量条约的条文。

实际上，条文完全是英方拟定的，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地方。黄恩彤与咸龄争来争去，只是一些细微末节而已。

为了怕得罪英方，耆英与伊里布、牛鉴顾不得道光皇帝给他们所下“总以不见面为是”的谕旨，而接受濮鼎查的邀请，一齐到皋华丽号军舰上拜会濮鼎查。比起当年律劳卑勋爵之求见卢坤而不可得，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双方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在皋华丽号军舰上签字于一张所谓“万年和约”之上。这和约共有十三条，在历史上称为《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在这一天结束。